主席接着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水浒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00页。
在梁山好汉中，哥俩同时上梁山的，为数不少，如宋江和宋清，解珍和解宝，邹渊和邹润，童威和童猛，穆弘和穆春，张横和张顺，孔明和孔亮等，而兄弟三人一起造反起义的，只有“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对这哥仨，毛泽东评论较少，但颇有好感，称许他们是梁山领导集团中的坚定革命派。
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当天上午，在介绍人员时，询问姓名，当他听到阮迪民（要闻版编辑）的姓名时，风趣地说：“嗯，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听了一个名叫水江（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侧首大笑着说：“那你可不缺水呵！”（武象迁 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7页）
“阮氏兄弟”也称“阮氏三雄”，指梁山水军头领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和活阎罗阮小七，他们原都是梁山水泊岸畔石碣村的渔民。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状况越来越趋于窘困，他们痛恨官府“—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他们还为捕盗官军被王伦的梁山义军“吓得尿屎齐流”，感到无比痛快。他们本能地向往梁山义军的平均主义的生活理想：“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军；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棉；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人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所以，当吴用来说动他们参加劫取生辰纲时，三阮都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三阮内心世界的反抗意识如烈火干柴，他们企盼有人带领他们闯世界，说：“若有识得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受用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阮氏三雄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在反击前来追捕官军的战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官军临近，阮小二镇定地说：“不妨！我自对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里去死，小半都搠杀他。”他们仇恨“虐害百姓的贼官”，上阵杀敌，有勇有谋，在水上游击战中，智擒了何观察，说：“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由于武艺高强，水性超绝，斗争坚决，上山后为梁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七十一回，排座次时，分别坐了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一把交椅，都成为水军头领。
1948年，正是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年代，革命队伍里的人们，精神是振奋的。这时候人们提起梁山好汉，一般在心里都会把他们视为古代的革命者，引为同调。毛泽东与《晋绥日报》要闻版编辑阮迪民打招呼，称对方为“梁山的阮氏兄弟”，有调侃以缓和接见紧张气氛，创造和谐氛围的作用，也有肯定阮迪民等编辑人员为革命队伍里英雄好汉的意思，至少人们听了这话是高兴的，有鼓舞作用。
毛泽东接见下级时，在询问了解姓名、籍贯之后，常常抬出人们熟知的小说人物来印证或打趣，这是他不摆领袖架子，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
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
1975年5月2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来到患有目疾的毛泽东身边，为他代读古代文史典籍。有时也漫谈古代文史中的一些问题。8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与芦荻谈完《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又谈起《水浒传》的政治倾向，谈到阮小五。据芦荻回忆：
我问主席：《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主席哈哈大笑，说是他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我问主席，《水浒传》第19回写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是说“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吗？像阮小五这样出身的人，不是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听了，笑我呆，说，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水浒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00页）
《水浒传》第十九回，济州府缉捕何涛带领人马赶赴石碣村捉拿劫取生辰纲的“阮氏三雄”，书中写到：
且说何涛并捕盗巡检带领官军，渐近石碣村，但见河埠有船，尽数夺了，便使会水的官兵且下船里进发。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丛中有人嘲歌。众人且住了船听时，那歌道：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尽吃一惊。只见远远地一个人，独棹一只小船儿，唱将来。有认得的，指道：“这个便是阮小五！”何涛把手一招，众人拼力向前，各执器械，挺着迎将去。只见阮小五笑骂道：“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赃官！直如此大胆，敢来引老爷做甚么，却不是来捋虎须！”何涛背后有会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满弓，一齐放箭。阮小五见放箭来，拿着划楸，翻筋斗钻下水里去。众人赶到跟前，拿个空。
芦荻认为，出身贫苦渔民的阮小五，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歌词，也反映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倾向。而毛泽东对此却另有看法。
“这绝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判断似有太绝对之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阮小五生活于赵宋王朝，封建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千方百计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政治伦理观，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贫苦渔民，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虽然阮氏兄弟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迫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争取民主的要求，但他们往往奋斗目标不十分明确，斗争不彻底，思想中存在统治阶级的意识的影响，从这一点上说，阮氏兄弟（甚至封建时代的整个农民阶级）身上既具有反对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要求，又在内心深处有盼望清官好皇帝的观念，则是不足为怪的。
这个判断当然也有它的真理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被压迫阶级，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就被压迫被统治者个体来说，每个人受到的思想侵蚀、熏染毒害程度是不同的。拿《水浒传》中的人物来说，如其忠君观念，三阮要比吴用淡薄，吴用要比宋江淡薄。造反起义杀赃官，目的是不是为了报答“赵官家”，看三阮的行动，则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我们在三阮擒拿何涛时，看不出有这方面的必然逻辑发展。把“报答赵官家”这样的话，强加在阮小五头上的“后人”是谁，毛泽东没有指明，是《水浒传》成书前的说书艺人，是作者施耐庵，是批点者金圣叹，抑或是坊间的刻书者，总之是“后人”强加给阮小五的。这里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文学人物形象，说到底是作者世界观的反映，当然有直接反映和间接反映、正确反映和错误反映、显性反映和隐性反映之别。生活中的人物，一旦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人物，他就不再是生活人物本身，他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图。生活于社会底层、富于反抗精神的阮小五说不出“报答赵官家”一类忠于封建君王的话，那么这种话只能是“后人”借阮小五的嘴说出自己的心声。这样就有了两个阮小五：“反皇帝的”阮小五和“报答赵官家”的阮小五。其实，在《水浒传》中，这种精神分裂、性格分裂的人物形象何止阮小五一个，比如革命派宋江与投降派宋江、英勇杀敌的李逵与滥杀无辜的李逵，等等，在他们身上，是否也有“后人”强加的某些内容呢？
所以，毛泽东提倡“读《水浒》要分析”，他说过：“分析好，大有益。”看他与芦荻谈话的意思，他所说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指阶级分析方法。比如芦荻看阮小五，首先想到了他的阶级“出身”。阶级分析的方法当然也是正确的有指导作用的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人们对《水浒传》的阅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当然毛泽东不止对阮小五要作分析，对整部《水浒传》都要作分析。也就是说，他反对读书不动脑筋，盲目相信作者，提倡有自己的眼光，善于独立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读像《水浒传》这样内涵丰富的优秀古典小说，如果善于动脑分析，就会“见人所未见”，有许许多多新的收获。
三阮不愿意投降
梁山义军最终接受了招安，投降了朝廷。在梁山义军将领中，有主张招安的，有反对招安的。阮氏兄弟都是反对投降的。毛泽东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评论那个著名的谈话中，这样提到“阮氏三雄”：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57页）
三阮是《水浒传》著名反抗事件“智取生辰纲”的参加者，也是较早加入梁山队伍的头领，对梁山事业的壮大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在反抗赵宋王朝的斗争中，他们是中坚力量，是硬骨头战士，较多地体现了起义农民革命性的一面。小说描写“阮氏三雄”反对投降主要有两个情节：
一个情节是阮小七偷换御酒，使朝廷的第一次招安严重受挫。小说第七十五回写道，道君皇帝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丹诏御酒，前往梁山招降。陈宗善带领李虞侯、张干办等一伙人马，来到梁山水泊岸边，活阎罗阮小七驾船“迎候”：
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而已，旁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侯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采他，只顾唱歌。李虞侯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侯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的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梢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一尺多水。那两只船帮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
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着船来。
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村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抬，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宋江道：“……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锺，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杀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
把“馨香御酒”偷换成“淡薄村醪”，用漏船迎候朝中“贵人”，阮小七这个玩笑开得很够档次，且满含思想价值：“御酒”为皇帝所赐，宋江可怜兮兮说的“沾恩”，即皇恩浩荡之意，偷换御酒以水酒代之，藐视王法，全不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这就是毛泽东说“三阮是反皇帝的”证据吧，此为其一；太尉为宋徽宗时全国最高武官官阶，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招安，官不算小，格不算低，也还“专业对口”，怎奈活阎罗把他当猴耍，弄个漏船逼他出洋相，这是在谈判桌上与酷吏赃官斗法之意，此为其二；宋江等人，低声下气，一味乞降，冷了众弟兄们的心，偷换御酒事件，使梁山主降派陷入窘境，犹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阮小七等把平时“倒地便拜”的宋江哥哥弄得也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此为其三。这三条和盘托出了阮氏兄弟不愿投降，反对招安的内心世界。
第二个情节在小说第九十回，写的恰恰是“骂下关去”的六个水军头领。梁山义军接受招安后，出兵征讨辽国，为“保境安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可蔡京、童贯等朝中奸党并不把这些看在眼里，蒙骗道君皇帝，只授予宋江“皇城使”的小角色。正旦节入朝受到冷落，骑马入城又被“出榜禁约”，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此情此景，迫使阮氏三雄等六位水军头领谋议再次反上梁山———
且说水军头领特地请来军师吴用商议事务。吴用去到船中，见了李俊、张横、张顺、阮氏三昆仲，俱对军师说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众人。如今倒出榜文来，禁约我等不许入城。我想那伙奸臣，渐渐的待要拆散我们弟兄，各调开去。今请军师做个主张；和哥哥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六个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做声不得。
三阮等六位水军头领对接受招安后所面临政治形势、梁山义军今后出路的判断，是正确的：腐败的赵宋王朝政治黑暗，君昏臣奸；梁山义军即使再忠心报国，立有战功，也不会得到信任，更不会得到重用；义军将领最终将被分离拆散，“各调开去”，而后逐个收拾。关于再次反上梁山的行动方针，他们确定了两条：一是估计到宋江“断然不肯”，是顽固的投降派，所以不与他合作（商量），也就是甩开宋江，拥戴实际上的二把手军师吴用主持“再回梁山泊”大计；二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在赵宋王朝的腹心地带闹将起来，其举动和影响肯定非同小可，远比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攻伐大名府要大得多。当然，他们的计划也有明显的缺点：吴用是谋略人才，不是统帅人才，大事面前拍不了板，没找准统帅；再次造反的目标低下，目光短浅，只是“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根本没考虑因势利导，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就梁山义军将领之间比较来说，三阮的反抗意识，造反精神，不投降的骨气还是“好的”，是出类拔萃的。一生颇具阳刚之气，在任何大人物和强敌面前都不低头，永远挺着胸膛的毛泽东，所欣赏他们的正是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