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67页。
《水浒传》一书，是以北宋末年宋徽宗一朝为政治文化背景的。宋徽宗出场在小说第二回，不过那时他还不是皇帝，而是端王，端王名赵佶。他出场之时，书中这样介绍：
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毯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尽管这端王多才多艺，但他继承皇位后（号徽宗），对治国安邦，却百无一能，是无道昏君。在他的黑暗统治下，北宋政权日趋衰微，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1127年，金国进犯，攻取宋京，宋徽宗及其儿子宋钦宗一起被俘，八年以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教育要改革的谈话中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67页）
按照毛泽东的价值评判标准，宋徽宗“没有出息”。
前面已经引证了《水浒传》的一段描写，毛泽东则以为他能画善书。赵佶早在少年时代就十分喜好书画，与一些文人学士交往，如画家赵令穰、王诜等。登基之后，他对书画愈感兴趣，并利用手中权势，推进“美术事业”。他完善画院制度；把征召画家入院的考试，列入科举考试，开科取士。他注意改善画家待遇，具体指导和支持绘画的教育和创作活动，使当时的画院出了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名画。他收藏和整理了历代许多名画。他本人也喜好创作，用力甚勤，是个很有影响的画家。他的工笔花鸟画最为出名，神形兼备，构思巧妙，极富魅力，确实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意境。如他创作的《瑞鹤图》，画出宫殿屋顶之上群鹤翱翔的生动情景，被后人称为“神妙”杰作。他创作的画，如《柳鸦图》、《鸲鹆图轴》、《听琴图》、《摹张宣春游图》等，流传至今，成为国宝。
宋徽宗书法造诣也很高，自成一家。他创造的“瘦金体”字，至今还有真迹在。他的字刚健秀丽，独树一帜。他书写“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和“宣和通宝”等钱币，乃是书法家津津乐道的艺术珍品。
据《水浒传》描写，赵佶还是一位古玩鉴赏家。小说第二回描写赵佶来到王都尉府中赴宴时的情形：“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房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第二天收到宝物，“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由此可见，赵佶对古玩很有鉴赏力。一见便能说出是啥物，又指明用何质料做成的。而那爱不释手的专注神情，也足以显示他深得此中三昧。
宋徽宗还妙于音律。小说第八十一回描写宋徽宗欣赏燕青唱曲吹箫情景：“李师师叫燕青吹箫，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唱罢，真乃是新莺乍口转，清韵悠扬。天子甚喜，命教再唱。”这段描写反映出宋徽宗是谙于音律之道的。
宋徽宗是多才多艺的，完全称得上是位有造诣的艺术家。可是，他的艺术天才没有用于治国安邦，而是用于玩乐享受，不是雄才大略大有作为的明君，而是耽于荒淫佚乐，终于导致国破身虏的无道昏君。
《水浒传》描写宋徽宗，表面上把这个亡国之君写得“至圣至明”，如宋江有个口头禅：“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其实细读小说，便可了解宋徽宗的“没有出息”可谓比比皆是，举其大端有四：
其一，重用高俅和“六贼”。徽宗为端王时，高俅只是驸马王晋卿的一名亲随，因来王府送玉玩，见端王的气球滚来，一时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了端王。端王赏识高俅的球艺，不肯放他回府，当上皇帝手中有了大权以后，就胡乱在政治上抬举高俅。他明明知道“但有边功，方可升迁”的道理，却仍教枢密院与他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没半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之职。太尉，为宋徽宗时武官官阶。让高俅这个帮闲破落户执掌军权，岂不荒唐可笑。高俅所以能长期胡作非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都是因为得到了徽宗的支持和纵容。赵佶用人就是这样，不管其才能如何，只要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择手段地予以提拔重用，从而导致了“六贼”乱政的局面。这“六贼”，是徽宗非常宠信的6个大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老百姓为什么骂他们为“六贼”呢？就是因为这些家伙怂恿着徽宗误国误政，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宋江山推向了亡国之路。《水浒传》着重描写了蔡京和童贯排陷梁山好汉的劣迹。历史上的蔡京是一个投机政客。王安石变法时，他赞成；保守派一上台，他又立即反对变法。蔡京为了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主张皇帝所需费用不受限制，劝徽宗广修宫室，重修礼乐。宋徽宗喜欢写字作画，他便派宦官童贯到杭州搜罗书画，童贯又把自己的书画拿给徽宗。徽宗一高兴，第二年便提升他做了宰相。童贯为了满足徽宗玩乐，到杭州、苏州设局专门为皇帝制造珍奇玩物。“六贼”中的其他几个，也和蔡京、童贯一样，千方百计逗徽宗玩乐，干尽坏事。可见“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的后果，恰是“至圣至明”的徽宗自己造成的。
其二，搜罗“花石纲”，榨取民脂民膏。《水浒传》第十二回杨志对王伦说：“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司。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这里提到的“道君”就是宋徽宗，“万岁山”即艮岳，因它在东京城的东北面，按八卦属艮位，故名艮岳。造“万岁山”是宋徽宗朝最浩大的一项工程，波及全国各地。从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下诏破土动工，至宣和四年（1122）建成，前后达5年之久。以后还不断修筑。“万岁山”方圆十余里，完全是人工造成，堆土石为山，下凿池沼。“万岁山”种植着天下的奇花异木，有着四季轮流开放的花，放养珍禽走兽，以供皇帝和后妃们观赏。为造“万岁山”，宋徽宗派宠臣到安徽的灵璧、江浙的太湖和河南的林县等地去开凿石料，搜寻珍贵树木和鸟兽，运往东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花石纲之役”。“花石纲”是北宋末年强加在百姓们身上的一项沉重的徭役。有的石头重数万斤，整块运送，破坏了沿途的施工桥梁、庐舍和田园，使大批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特别是东南各省，受害尤深。方腊起义就是在花石纲的长期酷取下激发起来的。杨志的坎坷经历，也完全是由“花石纲”之害引发出来的。已经做到殿司制使司的杨志，因建“万岁山”，被派去太湖边运“花石纲”，结果遭风翻船，失陷了“花石纲”，官丢了。流落东京，连盘缠也尽了，只好卖祖传的宝刀。泼皮又要夺刀。杨志杀了牛二，被刺配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得到梁中书赏识做了副牌军。这个留守梁中书是当朝蔡太师的女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却也是一个残忍压榨百姓的贪官污吏。他拿这些民膏民脂“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派人送上京师为岳父蔡太师庆寿，半路上被人劫了。今年又“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作庆贺生辰礼物。梁中书选中杨志承担监押生辰纲的重任，这就衍生出“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的生动故事。生辰纲又丢失了，杨志再次丢了官，失了前程，不得已，终于逼上梁山（第十二回、第十六回）。杨志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宋徽宗君臣置办花石纲、生辰纲祸国殃民的罪恶。
其三，昏庸无能，胡乱决策。小说表面虚说宋徽宗“至圣圣明”，或只是“暂时昏昧”，或被奸佞“蒙蔽圣聪”。其实，宋徽宗一到具体事上，就显得至愚至蠢，一贯昏庸。宋徽宗对高俅等奸佞之辈言听计从，比如，第一次决定派兵征剿梁山，就是听了高俅的奏议，并立即“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高俅保举一人，宋徽宗又立即夸奖：“卿若举用，必无差错”，信任有加。小说还常这样写道：“那四个贼臣的条议，道君皇帝一一准奏”，“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花言巧语，无不纳受”。这说明宋徽宗自己毫无主见，完全是被奸人牵着鼻子走。徽宗的昏庸还表现在既不能明察，又不能善断上。比如当他得知围剿梁山屡屡败绩的真情后，对童贯等喝道：“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汝掌管枢密，岂不自惭！”看架势，好像要拿下问罪了，不料接着又说：“本当拿问，姑免这次，再犯不饶！”太尉宿元景告发童贯等四贼破辽无策，损兵折将，陷害宋江，瞒上欺下的滔天大罪。这是铁证如山的罪行。那宋徽宗照例又是一顿怒骂：“都是汝等谗佞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闭塞贤路，饰词矫情，尽坏朝廷大事！”到此也就罢了，进而他又说道：“姑恕其罪，免其追问。”不仅宽恕了犯下大罪的童贯等，而且还不许别人议论追问。这简直昏庸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昏庸无能者必然反复无常，文过饰非。小说第七十四回，朝廷讨论梁山军情，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议：“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伏乞陛下圣鉴。”宋徽宗当即表态：“卿言甚当，正合朕意。”并立即派人前去招安，由于高俅等人的破坏，头一次招安失败了。那宋徽宗获悉，便大怒，明知故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接着就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去，立刻拿下崔靖问罪。举凡《水浒传》一书，宋徽宗没有一次明察确断过，只是处处昏庸得可以。
其四，生活上荒淫无耻，佚乐无度。《水浒传》描写宋徽宗是放荡天子，他贪恋女色，一味寻欢作乐。三宫六院尚满足不了其淫欲，又修地道至妓女李师师家，不时临幸。一进门，即表白自己“心迹”，并呼唤“爱卿近前与朕攀话”。还“叫前后关闭了门户”，又命李师师“整妆衣服，相待寡人”，呼唤“爱卿近前，一处坐地”。饮乐之后，“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当夜五更，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小说还以艺术笔法深刻披露和揭示了宋徽宗腐朽透顶的灵魂，如有一次他向李师师表白：“寡人近感微疾，先令神医安道全看治，有数十日不曾来与爱卿相会，思慕之甚！今一见卿，朕怀不胜悦乐！”小说这般描写，活化出一个“酒色之徒”般皇帝的丑陋形象。
毛泽东在谈话中举能诗会画的宋徽宗亡国的例子，证明读书多了不消化就会走向反面。他的本意，不在于说读书无用，也不在于说知识分子不行，他只想以此证明“灌输式”教育方式的穷途末路。他热切的主张活读书，消化书本知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而反对死读书的“书呆子”。毛泽东在自己大半生的革命实践中，深恶痛绝于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他甚至到历史的深处，到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之中，找出宋徽宗的例子，以证明“死读书”的谬误和“没有出息”。二十世纪60年代的毛泽东，谈教育改革虽然还有“左”的色彩，有些话容易被误解为“读书无用”，但如果从积极方面理解他的谈话精神，我们看到，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素质教育问题，但他的谈话中已经揭示和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是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仍还有启迪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