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9页。
笔者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有过一场“《三国》罪案”，当然那是“左”倾错误制造的。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读《水浒传》也罪及他的革命事业。而且，这个打击比“《三国》罪案”来得还早，那是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当他组织秋收起义，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他的“农军”，被远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视为水浒式的草莽英雄，受到错误的批判和错误的对待。
1927年12月2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错误。（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56页）
因此，中央命令朱德、陈毅等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向井冈山靠拢，以便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虽然对1928年4月下旬朱毛会师后，朱德怎样“纠正”毛泽东的“梁山侠义行为”史无记载，但是，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中央的这个指示以及与此内容相联系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这两委都是井冈山的顶头上司。他们派出纠正毛泽东“错误”的人是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山大王”带领的农民武装。当时，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情况复杂，他们既有“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又缺乏革命军队的政策观念和纪律性。毛泽东派人做工作将他们收编。但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却坚决反对收编袁、王队伍。10月初，余擅自离队，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给了大批枪支。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上海的党中央汇报工作，把这些反映到中央，说毛泽东“在赣南时曾有一大错误”。
湘南特委的一些头脑发热的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对敌斗争不够“激进”，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实行红色恐怖，没有把小资产变成无产，尤其对毛泽东在草林坪提出的“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极为不满，他们诬蔑毛泽东是“改良主义者”，要求对地主和土豪一律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以此来使敌人丧胆。
1928年3月上旬，周鲁到井冈山，推行那些脱离实际而头脑发热者的“左”倾错误，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另行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只好改任师长，还错误地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对毛泽东的党内处分，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宣布为“开除党籍”。
对毛泽东作了组织处分，还要清算他的思想。周鲁对毛泽东说：“润之同志，我在湖南的时候还不太相信，可到这里后，我不能不信了，你们果然是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完全脱离了中央的政策！偏隅山头，苟且求安！”
“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脱离中央政策？中央是什么政策啊？……”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面面相觑，充满迷惑不解的眼光一齐投向了毛泽东。
毛泽东却神态自若，顺手点燃了一支烟。他心想：自从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以来，内稳军心，外联袁、王，军民团结对敌，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三县的工农民主政府；恢复和重建了宁冈、遂川、茶陵、永新四个县委和县特别区委；各县的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业已建立；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经过卓有成效的团结和改造工作，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边界一些红色区域都已开展了打倒豪绅阶级的游击暴动，为土地革命的进行打下了基础；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粗具规模，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这一切，怎么是行动太右？怎么脱离了中央政策？怎么是偏隅山头，苟且求安呢？……烧杀固然是少一点，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把房子都烧光，对革命对百姓有什么益处呢？
毛泽东对周鲁不问青红皂白，板着面孔哇啦哇啦地教训人，自然非常窝火，但还是沉住了气，碍于上下级的关系，还是委婉地试探说：“周特派员，想必你巡视了一番，一定看到我们工作的不足之处了？请多指点。”
周鲁立即指着河西街道说：“烧杀太少了！这么多房子怎么不烧？这么多的小资产者还没有变成无产者？”
“按你的意思……”宛希先实在忍不住，插话想问个究竟。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反对右倾！要反对右倾嘛！”周鲁高傲地说，“我们湘南特委为贯彻中央、省委指示精神，早已提出一个口号：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你们呢？太右了！”
“房子烧光了，老百姓住哪里？我们住哪里？”向来言语不多的张子清也觉得有些蹊跷，担心地问。
“住房嘛，这是小事，重要的是政策，路线！一定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周鲁继续眉飞色舞地重复他的“革命”词句。
周鲁又换了一种口吻说：“今天我来通知湖南省委的另一项决定……”
“又是么事决定？”毛泽东有所警惕地问。
“离开井冈山！第一师立即开到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
“屁话！”毛泽东一听就急了，“这是么子决定？错误的么！部队一走，附近几个县刚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就会丧失，农民分田分地的事更谈不上了。一旦脱离了老百姓，革命军将寸步难行！”
见到毛泽东翻了脸，周鲁强硬指出：“省委认为，你们这支军队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流氓无产者占了很大成分，也没有进行过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正规战斗，只是土匪式的行为罢了，还属于旧军队的性质，缺乏必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再改造……”
毛泽东被气得脸色发青，大吼道：“那就开到湘南去，让国民党彻底消灭掉，这样就改造好了！”
但是，此时毛泽东成了“党外民主人士”，他被强制执行省委和特委的指示，于1928年3月16日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湘南挺进。3月末，毛泽东得到湘南起义失败的消息，立即向湘南疾进，以接应掩护朱德、陈毅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这次“下山”，虽然没能在湘南站住脚，但受到群众的欢迎，也打了两次胜仗。同时从朱德、陈毅那里了解到自己不是被“开除党籍”，而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下山”，使随同前往的、收编的“绿林好汉”王佐眼界大开，回到井冈山后，王佐的心仍然是不平静的。一天吃饭时，他突然对何长工说：“党代表，我也要走共产党的路，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有资格入党吗？”
听了这话，何长工高兴地点点头说：“只要是诚心诚意跟着党走，把心交给党，为百姓打天下，当然是可以入党的。”何长工进一步向他解释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应具备的条件。王佐满有信心地说：“我一定能够做到！”
毛泽东对王佐的工作十分细致，有条不紊，一方面他通过袁文才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又派何长工等直接帮助，事态的发展正按照他的预想进行，王佐的进步使他由衷地高兴。在一次交谈中，提到王佐在山上有一千多亩水田，毛泽东对他说：“凡事都要看的远一些，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是不会拥护我们的，我们也站不住脚。”王佐听了钦佩地说道：“呀！毛委员的眼力真是高人五尺，过人三丈！”他欣然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王佐的进步，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改造工作，部队的进步又促进了王佐的进步，上下相促，内外相通，诸多因素，终于促使这支绿林队伍走向了新生。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王佐的愿望实现了。他庄严地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宣誓。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也成为一个红军将领。
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成功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站稳了脚跟，而且壮大了力量，人心归向，军民空前团结，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由这两支农民武装队伍升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2团和以后改编的第32团，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后来这支升编队伍的军事领袖袁文才和王佐，却在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地区后，惨遭杀害。这其中虽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与“左”倾错误始终蔑视毛泽东所带领的“农军”，把他们视为“土匪式”的旧军队大有关系。
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这个决议案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一律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对其首领“完全歼除”，显然不符合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这给井冈山上毛泽东的队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29年年初，在红四军（朱毛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前委讨论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永新县委的王怀和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人，杀气腾腾地站了起来，他们说道：“现在看来，杀掉袁文才、王佐完全符合中央的政策。”这些人明明知道毛泽东对袁、王的一贯政策和态度，此时显然是在借用中央的精神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面指示关于六大决议案的这一规定暂不让袁、王知道；同时，再一次耐心地做当地领导人的工作。毛泽东用力地摆动夹着纸烟的大手，坚毅而镇静地说道：“我请几位坐下来，静下来，要杀人吗，很简单，你手里有刀，有枪，砍掉脑壳或者用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毛泽东问道：“你们以为杀掉人就能了事吗？没那么简单！后果和责任，我们必须想到。六大决议案是中央的，你说的没错，你们的问题在于机械地理解和执行六大决议案对土匪首领一概加以歼除的政策。”王怀等人睁大眼睛，一时讲不出什么话来。
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召开的由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做具体分析，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跟豪绅对立，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拥护和支持了我们，帮助我们安了家，红军医院、修械处等不都设在茨坪王佐这里吗？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总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红军领导人，都不能杀！”经过毛泽东多次做工作，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同时将他们二人调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三十二团与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以缓和袁、王与永新、宁冈等地方党的负责人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