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王佐领导三十二团，顾全大局，勇挑重担，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顽强地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在王佐率部出生入死与敌人英勇作战的时候，永新、宁冈县委与边界特委负责人杨克敏（即杨开明）等，已经埋下杀机，并且在积极策划中。1930年1月于遂川田圩召开的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的联席会议上，正式作出以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1930年2月24日深夜，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等率领残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支当年与反动政府对抗、不曾反对过红军的部队，公开打起白旗，与红军拼死相战，井冈山根据地从此丧失。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一直梦想而不能做到的事，一夜之间，便由自己队伍中一些人帮助他们实现了。
导致这场重大损失的悲剧，其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袁、王被杀，毛泽东愤慨地说：“这两个人被错杀了！”
问题很清楚，从1927年12月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信指责毛泽东的队伍有“梁山泊英雄侠义行为”，到1930年2月毛泽东收编改造的农民武装首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这令人痛心的错误，都是党的一些有“左”倾错误思想的领导者不能正确看待农民武装，尤其是游民武装所造成的。
“左”倾领导者不了解，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国的革命战争，依据其参战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农民战争。因为在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是农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2页）
革命军队，农民是主要兵源。士兵是穿起军服的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党（包括军中的党和地方的党）组织，绝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根据这一切，毛泽东得出结论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09页）
当然这里说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并非忽视其他参战成分。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工人成分的领导作用，反对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而应该宣传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1269页）只有这种参战成分的广泛性，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自秦朝到清代数百次农民起义，特别是十几次著名的农民大起义，然后他说：“吾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230页）毛泽东的论断否定和批判了封建阶级污蔑农民战争为“草寇”、为“匪贼”、为“叛逆”的旧的历史观。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持的赞许态度是大家所熟知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和观察得出结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里说“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即武装斗争的形式，亦即农民战争。
毛泽东又在理论上把古代农民战争和现代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严格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论证了农民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无产阶级的领导。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而无产阶级对现代农民战争的领导，一方面是加强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另一方面是加强思想领导。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讲到红军初期的建设时说：“为了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做到班有党员，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都设立党代表，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25—226页）思想建军，是毛泽东一个重要的建军原则。他说：“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所谓无产阶级对革命军队的思想领导，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帮助官兵克服农民小生产者思想（包括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即游民无产者思想）。比如，用建立根据地思想克服流寇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黄巢、李闯式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再如，用民主集中制思想克服极端民主化思想。因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等等。《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人民服务》等著作，都是思想建军的名篇。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领导的具体实践。
毛泽东关于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两个历史范畴的理论，使中国革命战争避免了重蹈古代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从而引导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中央临时政治局、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有“左”倾错误思想的领导者，不仅在总体上不懂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即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而把毛泽东带领的“农军”视为“梁山泊英雄”；而且在具体政策上更不懂得农民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领导游民无产者，包括改造绿林好汉（土匪武装），因而极力谴责“农军”的“侠义行为”，像周鲁那样视毛泽东的队伍有“土匪式的行为”。改造“土匪武装”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即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就联合、改造和升编了王佐、袁文才两支绿林队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他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彭湃被瞿秋白称为中共“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曾于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两次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过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多次到湖南等地考察指导农民运动，写下了《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大批农运著作，对农民运动、对游民无产者、对土匪问题都有深切的了解。
毛泽东在1926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说：“（游民）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实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的一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1927年3月至6月在武昌中央农讲所期间，毛泽东在其编印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是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蔡和森提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毛泽东推辞的理由竟是“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原来所谓“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正是毛泽东此时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
游民无产阶级中是包括土匪的。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以前，对土匪产生的原因，土匪对革命的两重态度和作用，党所应取的政策等等，都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所以，当他带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遇到袁文才和王佐两支绿林队伍，有的同志主张武力吞并，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实行了联合、收编、改造的具体政策。毛泽东在实践中使他的理论得到验证，袁文才和王佐两支绿林队伍，经过改造已经成为工农革命军（后来是红军）的性质，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显然，毛泽东自己带领的“农军”不是“梁山泊英雄”式的队伍，他对收编的绿林队伍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造。毛泽东认为自己的队伍与“山大王”的队伍是有区别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转兵井冈山，在文家市有人说他想当“山大王”，毛泽东说：
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刊于《红旗》1979年第12期）
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本质区别于历史上的农民义军，也区别于各种绿林好汉，这是十分清楚的。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队伍加盟以后，工农革命军中游民无产者成分增加，对此，毛泽东是采取了改造措施的，他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64页）
毛泽东的思想、政策与实践，1927年12月中央致朱德的信和1928年中共六大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一律“严厉镇压”的决议，把两者比较一下，孰是孰非，立马可见。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对土匪如果不“讲究策略”，只“利用”，不“领导”，其结果是“逼其跑入敌人一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指责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联合和改造绿林队伍，是“梁山侠义行为”，是“土匪式行为”，实在是错误的批判，这是十分明白的。可是这笔朗朗分明的历史旧账，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竟有人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身上的水浒倾向的第一次察觉”（《毛泽东和这个世界》第379页）并作为毛泽东身上“民粹主义倾向”的证据，岂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试想，中央临时政治局给朱德信中脱离实际的错误指示，湖南省委那位只知道强调“行动太右，烧杀太少”的特派员周鲁，当了逃兵又去恶人先告状的师长余洒度，与袁文才、王佐有私怨的永新县委、宁冈县委的负责人王环和龙超青……由这样一些“共产党人”所“察觉”到的“毛泽东身上的水浒倾向”，经过革命胜利的检验，难道还能证明毛泽东的什么“错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