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2)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

这时，张玉凤对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于是，芦荻来到毛泽东书房，坐在她的书桌前。平日，她给毛泽东读完后，也总是在那里再看一会儿书……

芦荻在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张玉凤进来了，说道：“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这时，毛泽东睡了。芦荻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整理着毛泽东刚才的谈话记录———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会在全国“掀起”一番“运动”！

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择其主要观点，按照记录原文，整理出来。全文如下：（略，已见前引———引者注）

整理完毕，由于毛泽东正在安憩，芦荻只得仍在书房里待命。大约8月14日下午二时光景，张玉凤来到书房，取走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谈《水浒传》记录，然后去毛泽东卧室。俄顷，张玉凤来，说毛泽东看过了，认为可以。张玉凤请她誊清一份。很快，芦荻誊毕，张玉凤带着她步入毛泽东卧室。毛泽东躺在床上。

芦荻把誊清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老花眼镜，一行一行地看，看得很认真。芦荻和张玉凤侍立于床前。

毛泽东看毕，说了声“可以”。于是，芦荻退出，又回到书房。过了两个来小时，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张玉凤请芦荻校看一下文件。芦荻一看，上面印的就是她整理的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记录。

“这么快就印出来！”芦荻惊讶不已。

张玉凤微微一笑。印刷毛泽东指示的速度，当然要比学校里印讲义的速度不知高出多少倍。

作家叶永烈比记者杨建业提供了较多的内容和细节，他重点描写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和芦荻“整理”记录的细节，大体上恢复了这件事的历史本来面目，使读者了解到“谈话”后面的“内幕新闻”。

又过了4年，四十三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面世，1998年元旦春节期间正在热播。也许是由于这个文化背景，《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的记者专程采访芦荻，其文章的题目就是《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可见作者的用意也在于搞清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记者：芦荻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年初43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映以来，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水浒传》、梁山英雄、起义、宋江招安和反招安等等成为大家普遍议论的话题。自然，许多人也因此回想起当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水浒传》的重要评论。您当年在毛主席身边，陪主席读书，是主席评《水浒传》那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想请您详细地回顾一下当年的情况，包括一些细节，以使今天的读者能对毛主席当年有关评论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全面的真切的了解。

芦：好。还是在1974年的时候，当年引导我参加革命的解玉珍在《北京日报》工作。当时我们正在写中国古代小说史，解玉珍到北大来，要我们写评《水浒传》的文章，她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我们就按这八字精神写。我们知道这是上面的精神，猜想很可能是毛主席说的话，但问解玉珍详细的情况，她不说。建国以来，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来看，现在又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不得要领，三易其稿，还是没有通过。

我1975年4月进中南海，替毛主席读书。主席7月22日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8月13日晚，张玉凤同志也在旁边。我向主席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又谈起《红楼梦》，我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5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

然后又谈到《水浒传》。我问主席：《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主席哈哈一笑，说是他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我问主席，《水浒传》第十九回写阮小五在船上唱歌，不是也说“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吗？像阮小五这样出身的人，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听了，笑我呆，说，这决不是阮小五说的话，这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我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主席接着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我们接着又谈到《水浒传》的版本，有七十一回本、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七十一回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等等。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所以要反抗。他还特别肯定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那段评价，即“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

因为主席指示要出全传，所以才有了批示。当时主席发音很困难，湖南口音又重。平时谈诗词，因为我背诵的作品很多，所以一般都能听懂。但主席有时怕我听不懂，就用铅笔写。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根据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当时主席也怕我听不懂，用铅笔写了好几个字和句子。我把整理稿给主席看，主席靠在床上，拿着铅笔逐字看了，抬起头，冲我摆手，说：好，就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水浒传》的批示。这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2点。我到外间房里帮助写信封，因为主席的批示要发给姚文元，他当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很快姚文元办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并附有姚的一封信，说明要贯彻主席的批示。我发现，姚已经开始歪曲主席的原意。另外我在校对时，发现主席原来写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了简体的“屏”字，就坚持要改回来，认为应当完全忠实于主席的原文，还把主席写给我的那张字条附在了退给姚办的信封里。芦荻第三次回忆，补充了毛泽东谈《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具体内容，补充了谈《水浒传》涉及阮氏兄弟是否“反皇帝”等内容（这是正式发表的“谈话”记录中没有的），还说到毛泽东手书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简体的屏字，她坚持改回来。综合这三次回忆，应该说我们对毛泽东“谈话”的情形和初衷有了较为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以排除一些无稽之谈和不经之论。曾经有人怀疑芦荻关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记录整理稿有舛误。为此，芦荻曾于1981年致函首届全国《水浒》讨论会，“她写道：对毛主席的话，我是如实地记录下来的，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未敢改动”（《湖北大学报》1993年12月25日），证之各方面材料，芦荻此言不虚。

姚文元：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是那时的“舆论总管”。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记录，关于出版《水浒全传》的最新指示，首先送到他那里。

8月14日当天，姚文元很快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三个小时之后，姚文元的“请示报告”即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在报告中说：

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是很需要的。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为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情：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报告。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上鲁迅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一个计划。（摘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等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9—460页；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70—171页）

毛泽东在这个“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

8月18日，姚文元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再次批示：“同意。”

9月2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送审稿上写道：“《人民日报》拟发一短社论，引用主席的一段评语，现送上，请审批。”毛泽东当天在送审稿上批示：

“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9页）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这篇社论两天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社论引用了《关于〈水浒〉的评论》的前两段话，用黑体排出，这是当时发表毛泽东“最高指示”的习惯做法。毛泽东的第三次批示，耐人寻味。他要求将社论稿送给邓小平、张春桥阅，显然是想争取党内高层领导对评论《水浒》的拥护和支持。有了社论传达“最新指示”，就可以不发内部指示，似乎又有不发表“谈话”全文，不进行党内动员，适当控制运动规模和深入程度的意思。

“舆论总管”可不去细考虑这些，他抓到了尚方宝剑，完成了“合法手续”，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一次纯粹的个人之间的学术漫谈，转瞬之间演变成一场全党全国人民都卷入进来的、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8月31日予以转载。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高潮”。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究竟干什么呢？且看他亲自组织的评《水浒》“范文”的内容：

《红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中说：“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了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从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竺方明”的长文《评〈水浒〉》。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更明确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的主题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对比一下就会知道，如果说毛泽东的评论《水浒》还只是着眼于小说的主导政治倾向，着眼于主要人物的社会认识价值，而“舆论总管”《水浒》评论的“头排炮弹”的“弹着点”，则是揭露“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他把评论《水浒》定性为“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其目的只在于知道、识别和反对投降派。

小说中的宋江已经微不足道，他们只是要抓出现实生活中的“宋江”。

1975年11月，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出现，“评《水浒》”又与揪“党内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其斗争矛头更集中地指向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姚文元在发表于《红旗》杂志1976年第1期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中加过一段话：“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水浒》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只是作者出于结构上的考虑，与小说人物宋江毫不相干。姚文元的话给人的感觉是宋江为夺权而排斥晁盖，这是偷换命题。他这样说，其字面后的文章显然是为了影射攻击邓小平。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所一直没有舍弃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加温。1976年3月10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亲笔加上这样的话：“正同《水浒》中的宋江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纷纷炮制文章，叫喊要“揪宋江式的走资派”，许多地方刮起了一股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风。

评《水浒》的延续与当时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走向穷途末路的回光返照。姚文元之流对毛泽东评《水浒》谈话意图的歪曲和利用，不仅加重了“十年内乱”中的灾难，也加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其实，姚文元在“文革”以前，也曾评过《水浒》。看看当年姚文元对《水浒》的意见，对于认识他的政客作风很有裨益。

姚文元当年的见解，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观点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