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7页。
说到毛泽东的解读和运用《水浒传》，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到，就是因他晚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关于《水浒》评论的一番谈话，客观上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影响巨大的评论《水浒》运动，史称“评《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与芦荻关于《水浒传》评论的谈话，曾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第196号文件印发。《人民日报》9月4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引用了其中的第一、第二自然段的文字。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篇谈话全文。1998年1月，以《关于〈水浒〉的评论》为题，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晚年这次评论《水浒》，在他生前，已经由文艺评论活动，延展为一场政治运动；在他逝后，人们仍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在《水浒》评论史、接受史、传播史上，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但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评论《水浒》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看待其中的是是非非？从中能引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历史已经沉淀二十余年，笔者曾经不遗余力就此搜集文献资料，反复思考其间诸多问题，想把事情说明白，把道理论清楚，贡献意见于读者。
毛泽东：《水浒》专门反对贪官
“风起于青苹之末”，毛泽东1975年夏季对《水浒》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它也渊源有自，有其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笔者在《宋江招安不足为怪》一文的《重视宋江形象讨论》一节，叙述过建国后到“文革”前毛泽东对《水浒》评论，尤其是对宋江评论的关注。虽然“文革”初期，中断了对《水浒》的评论，可是到了1972年，由于有的高等学校又开始复课招生，当时的出版部门又重印了七十一回本《水浒》，于是在大学里和社会上就又出现了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和书籍。刚开始出现的论点，基本上沿用1963年和1964年出版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对《水浒传》一书的总的评价则可以说是沿用1954年冯雪峰的权威性论点：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宋江是一个思想性格充满矛盾的人物，具有两重性。
1973年以后，各地陆续出版、发表了一些评论和讨论《水浒传》的著作和文章，数量不多。对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多数文章给予否定；而对于整个《水浒传》明确地持否定态度的，只有个别文章。《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人认为《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丑化李逵，否定以李逵为代表的路线，全面肯定宋江，宣扬招安投降的道路。因此，它不是一部好书，应当批判。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因为它揭示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正面描写并歌颂了农民起义；使被压迫人民的高大形象第一次大规模地在文艺领域得到表现；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中广为流传，起过积极作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歌颂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行动，却又通过宋江形象宣扬了孔孟之道；即冲击了封建意识形态，又以招安为目的，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
对宋江形象的评论，观点分歧很大。多数文章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与历史上的宋江不同，是儒家的信徒，农民起义的叛卖者，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宋江和大地主、大官僚之间虽有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从未超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范围。他上梁山，为的是捞取向封建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资本。上山后，篡夺了领导权，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宣扬“天命”和“忠君”，在政治上改“聚义厅”为“忠义堂”，鼓吹“造反有罪”；在组织上重用地主阶级上层人物，排斥革命农民。最后，在起义胜利的情况下主动投降，并镇压方腊起义军，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当然也有人认为宋江是个正面人物。主要理由是他上梁山后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起义军内部的团结，因有组织和军事才能而受拥戴。虽然他有妥协动摇的一面，把忠君招安思想带进革命阵营，但仍不失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还有的文章认为宋江的思想性格充满了深刻的矛盾，既同情人民，憎恨贪官，又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既是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起义军变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的文章分析了梁山义军受“招安”结局的成因。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小说作者自己的阶级局限造成的，使得李逵等人的反抗路线没有能在梁山上占统治地位。而否定李逵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宣扬投降道路，是由作者世界观中的孔孟之道和“忠义”观念所决定的。或者认为作者生活的时代民族矛盾尖锐，他想把宋江塑造成一个既敢反贪官、又能抗外侮的英雄，因而对宋江的投降路线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写成了“招安”的结局。还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农民起义本身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造成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提出一种比封建制度更先进的制度，在孔孟之道毒害下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忠君思想。
毛泽东终生喜欢看报、阅刊、读书，1972年至1973年文学界对《水浒传》的评论，是否影响了他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是，此时他的两次谈到《水浒传》，与学术界的评论则是呼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谈话中说：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毛泽东长住武汉，身边机要秘书张玉凤于工作间隙读《水浒传》，毛泽东对她也说过：
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997年9月第1版，第162页；福贝：《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
1974年还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北京日报》的一位负责人名解玉珍，她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定下的调子是《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教研组的老师们平时讲《水浒传》大都认定其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因而按照“调子”写的文章很勉强，报社不满意没有发表。文章虽然搁浅，但说明此时毛泽东的意见已经传达到社会上，有人已闻风而动。
果然，评论《水浒》的调子有了变化。1974年初，有人对1973年以前《水浒传》评论提出异议；或者由同一作者马上又另外撰文改变了几个月以前的观点。有的指出：“《水浒》歪曲了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情况，按照地主阶级的如意算盘，塑造了一个作为全书主脑的、艺术形象的宋江，鼓吹了一条占压倒优势的投降主义路线，安排了招安、平方腊等一系列故事情节。所以，就小说作者所歌颂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说，《水浒传》是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从〈水浒〉的路线斗争吸取历史经验》，《南开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有的说：“《水浒传》是株大毒草，作者施耐庵是不造反的。他恨元朝不搞招安政策，……他想让元朝学习宋徽宗。……《水浒》必须批判。……过去统治阶级……出版过各种版本，戏剧、词曲、说唱，流传很广，这说明了统治阶级是提倡的。……我们对《水浒》的思想性必须予以否定。……我们不能学习冒牌的起义者宋江。”“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不是农民革命的英雄”。（《评〈水浒〉》刊于《书刊资料》，天津师范学院图书馆编，1974年6月第18期）
毛泽东1973年和1974年这两次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尽管话不多，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水浒传》的主导思想倾向，毛泽东的看法正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二是评《水浒》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内容———反对修正主义挂起钩来，或者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而评论《水浒》，尽管都是即兴之语，可确实是他那个时期政治心态的真实流露；三是毛泽东对《水浒传》的思想观点，影响了文学界学术界对《水浒传》的评论。这可说是1975年评论《水浒》的雏形。
芦荻：毛主席评《水浒》没有别的意思
“评《水浒》”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即使政治经验丰富的人，一时也不知道这个运动何以兴起，要达到什么目的，那种全国新闻媒体一齐上阵的阵势，更叫人悚然心惊，以为又要有骇人的政治风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对“评《水浒》运动”有了种种说法，其焦点之一就是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相关的各种文章、著作说法不一，有人甚至说谈话是芦荻“炮制”的，是芦荻直接“送给姚文元”的，等等。而当事人芦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能暂时保持沉默。
毛泽东当年“评《水浒》”的谈话具体是怎么回事？他的初衷是什么？“评《水浒》运动”是怎样兴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事有必要听听当事人芦荻的说法。1974年，毛泽东因目疾，派人请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陪他读书。据笔者所见，芦荻对毛泽东“评《水浒》”谈话有三次回忆。1978年底，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芦荻。是年12月29日，杨建业的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其中一段是：
8月13日，芦荻向主席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芦荻请教主席：“《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主席便讲了那些后来发表的评《水浒》的话。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全文，是芦荻奉命整理的，所据完全是毛主席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的记录。
芦荻告诉记者：毛主席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1975年9月底，她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就曾给主席医疗组的同志讲了怎样理解毛主席评《水浒》的课，讲课中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这段回忆当然是为了以正视听，核心是强调《关于〈水浒〉的评论》“所据完全是毛主席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的记录”，这就打破了谈话是芦荻“炮制”的说法；再者强调谈话“没有别的意思”，即没有“抓现代投降派”的用意，这就揭露了“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另作文章搞阴谋政治的老底。但是，专访也许受体裁和发表时机的限制，失之太短，许多内容语焉不详，不能满足人们想详细了解“评《水浒》”谈话来龙去脉的心情。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作家叶永烈专访了芦荻，采访记《读讲诗文的芦荻》收入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关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细节，叶先生作了大段描写：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时（应是8月13日晚，谈完话的时间是次日凌晨———引者注），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要她过来读书。芦荻迅即前往毛泽东住处。
那天，毛泽东刚忙完公务。他跟芦荻又聊起了古典文学问题。像往常一样，毛泽东谈着，她拿出笔记本记录。有时，遇上听不清楚的话，毛泽东在纸条上写几个字。芦荻的记录清楚表明，那天毛泽东先是谈李白，然后谈柳宗元，接着谈起了《红楼梦》，又从《红楼梦》把话题转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毛泽东完全是在那里即兴漫谈，想到什么说什么，发表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见解。
当毛泽东提及《水浒传》，芦荻猛然记起一桩往事：
那是去年———1974年，《北京日报》一位姓谢（解———引者注）的负责人，忽地来到了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当时也在座。她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称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甚至称为“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她觉得无法按照这样的调子写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可是又隐隐约约感到那话很有“来头”。她追问是谁说的话，《北京日报》的负责人不肯说出来是谁。……既然是上边布置下来的“任务”，教研组里还是进行了讨论。教师们都觉得根据那八个字很难下笔。后来勉强写成了，《北京日报》大抵不满意，没有发表。芦荻风闻，那八个字是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及的。《北京日报》“闻风而动”，所以到北大中文系约稿……
既然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荻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作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
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