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月一日以《中国批判〈水浒〉的波浪高涨》为题，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自八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批判《水浒》以来，已在该报文学栏进行过两次。但是，由于《红旗》和《人民日报》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浒》的批判作为席卷党和群众的教育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中国国内发表这些文章的动机，无疑是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就《人民日报》等发表的部分文章来看，尚看不出意味着攻击特定个人现象，看来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一样，重点是清除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最近展开的一系列的对历史重新评价的活动一脉相通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大力开展对〈水浒〉的批判———可能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摘要如下：
在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了理论杂志《红旗》第九期的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还在第二版利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竺方明的题为《评〈水浒〉》的文章。表现出中国今后将长期地、正式地对《水浒》进行批判的姿态。这两篇文章认为《水浒》的主要人物宋江的“投降主义”是与“刘少奇、林彪等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相关联的，指出其思想根源是儒教。也可以认为，对《水浒》的批判将同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配合进行。《红旗》的短评中引人注目的是它透露了鲁迅的话，说明对《水浒》的批判不是“突然”进行的。
毫无疑问，学习从来都是同批林批孔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在考虑批判《水浒》的方向问题时，短评强调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给《人民日报》写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义。这一点也引人注目。当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斗争，后来发展到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的争论（批判胡适派的唯心论）。许多人认为，以这次批判为契机，将进一步展开广泛的文艺批评活动（包括对其他古典文学的批判）。这种文艺批评，包括文革在内，过去在几个阶段曾进行过，都是同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进行的。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批评”的范围，从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对〈水浒〉的批判是第二次批林批孔运动》，摘要如下：
对《水浒》的严厉批判运动已经正式展开。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了第九期《红旗》杂志的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暗示这是继批林批孔之后展开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运动。重新估价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后的中国历史，已发展到文学领域，同时，与现在中国最重视的路线、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因杀人过多而遭到宋江责备的“黑旋风”李逵成了同宋江的投降路线对立的代表，也使人深感兴趣。同时，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这次重新评价是从中国最为重视的路线和政治问题的角度进行的。《红旗》的文章再次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政治问题。因此，从《红旗》文章的调子来看，这次运动无疑将发展成为继批林批孔之后新的学习运动。这次对《水浒》的批判尚没有根据认为反映了现在的某种路线的对立。但是，以“反修防修”为口号、警惕产生修正主义的中国，想通过这一争论，再次加强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确凿无疑的。
应该承认，这些新闻记者的政治眼光是犀利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须知，9月1日中国的评《水浒》运动才刚刚开张，姚文元的首批“重磅炸弹”还没有完全抛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到9月4日才发表），“四人帮”的政治隐语还云遮雾罩、面目不清，底牌还没有全部亮出，可是外国记者们却似乎看清了运动的本质。他们根据以往经验———“这种文艺批评，包括文革在内……都是同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做出判断：“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批评’的范围，从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外国记者还指出：“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这次重新评价是从中国最为重视的路线和政治问题的角度进行的”，“对《水浒》的批判是政治问题”。很显然，几位记者异口同声判断，评《水浒》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尽管由于情况刚刚崭露，对评《水浒》的现实针对性方面，他们的判断是“这次对《水浒》的批判尚没有根据认为反映了现在的某种路线的对立”，“尚看不出意味着攻击特定个人的现象”。但是，这恰恰证明“某种路线对立”、“攻击特定个人”是外国记者们观察评《水浒》运动政治内容的一个出发点。可以把“老外”的这句话看成是一种预测。“四人帮”后来鼓噪的“宋江篡改晁盖路线”，“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验证了“老外”的预言。
笔者：简短的结语
因毛泽东评《水浒》的一番谈话而引发的历时一年多（1975年8月—1976年10月）的“评《水浒》运动”，永远成为历史，永远定格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当后人来清理毛泽东所留下这笔遗产时，无不感到其间的纷纭复杂。对其怎样评价，难免见仁见智的分歧。毛泽东为啥这样评价《水浒》？便有“实出无心”说，“有感而发”说，“两种《水浒》”说，“晚年忧患”说，等等。
如果从前面介绍的较为详尽的情况看，要判断其间的功过是非，则首先要恢复事件的历史面貌，对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与“四人帮”的“评《水浒》”运动要加以区分；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消极作用，与“四人帮”的政治阴谋要加以区分；对毛泽东暮年评《水浒》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评《水浒》加以区分；进而对毛泽东评《水浒》谈话在文艺评论层面、思想路线教育层面、政治运动层面的作用加以区分。
这样把问题摆放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分析的方法，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有助于主观判断的客观性，才能在纷纭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头绪，才能做出科学的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理性结论和价值选择。
文艺评论的层面。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只能称之为“谈话”，即不是在文件上的“批示”，也不是在会议上的“讲话”，而是他在治疗目疾期间与陪读教师芦荻的私下谈话，甚至是一种长夜无眠时的漫侃闲聊，因此它不具备“最高最新指示”的特质。因为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芦荻就历史和文学为题目的谈话很多，如果都是“最高指示”，那么人们对最高指示将应接不暇，中国还不知道要搞多少评李白、评柳宗元、评《三国演义》、评《红楼梦》、评《二十四史》、评……的运动，那样显然也是强加给毛泽东的。
但是，这个“谈话”从内容上说，则是文艺评论，是毛泽东对一部久负盛名、非常喜欢阅读的古典小说名著的评论。最先指出这点的是当事人芦荻，她在1978年就申明“毛主席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谈话是评论《水浒》本身，性质是文学评论。时贤也多有从文艺评论角度肯定毛泽东这个谈话的。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李锐说：“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对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颇有深度的陈晋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是得当的，不失为精炼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6、170页）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别具只眼、精炼明快的一家之言。即使在整个《水浒》评论史上，毛泽东的评论也有他的睿智之处。说毛泽东的评论“别具只眼”，是指谈话见解独到，思想内涵的独创性。“精炼明快”是指评论的精辟、凝练、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