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水浒》，可以有多个角度：艺术技巧的角度，版本源流的角度，人物形象的角度，思想倾向的方向，社会影响的角度，人文背景的角度，等等。毛泽东则是从《水浒传》主导政治倾向的角度切入展开评论的。正如芦荻指出的那样：“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由于《水浒传》版本复杂，《水浒》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作用，历来就有两种对立的评论：旧时代有“诲盗”说和“弥盗”说的对立；新中国建国后又有“农民起义教科书”和“投降主义教唆书”的对立。一般认为，七十一回本《水浒》较多地含有革命反抗的政治倾向，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后半部较多地含有招安投降的政治倾向。有人分析毛泽东读《水浒》的状况，认为他在“进城前”（即新中国建国前）读的是金批七十回本《水浒》，故接受的主要是造反起义、革命反抗的思想熏陶。“进城后”他才有条件读到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浒》，知道了宋江投降打方腊的故事，思考的重心放在了梁山义军悲剧性结局的历史教训方面。这就是所谓的“两种《水浒》、两种宋江”说。这个结论显然有证据不足而想当然的成分。在延安时，平剧《三打祝家庄》剧本创作组就是从毛泽东手中借到的百二十回《水浒》，说明那时毛泽东读的《水浒》并不只是七十回本。“文革”期间毛泽东热衷于阅读的恰恰是金批七十回本，这是笔者在前面提到过的。其实，早在重庆国共谈判时，毛泽东就关注到“宋江投降”问题。只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多的是需要从《水浒》中吸取革命精神和斗争策略，那时他还没有必要过多去关注《水浒》后几十回关于招安投降的描写。从评《水浒》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到鲁迅，提到金圣叹，说明他对《水浒》评论史是熟悉的。关于《水浒》政治倾向的评论历来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晚年的毛泽东越来越倾向《水浒》鼓吹了投降主义的评论观点，这说明他从政治倾向上评论《水浒》的观点，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邓小平和胡乔木开始就是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邓小平说毛泽东的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邓小平还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胡乔木的理解是不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江青的“架空”说是马克思批评过的“肤浅的历史对比”。胡乔木等人力求写出一篇能够正确阐述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学术论文来。
即使从文艺评论的层面来看待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也还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上的消极影响。李锐指出：毛泽东批评《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批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1页）毛泽东评《水浒》谈话在这部名著传播的实践上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反面教材”一语，掩盖了这颗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明珠的所有光辉。所以，重新出版的三种《水浒》的“前言”，泛滥于媒体的“大批判”文章，公开出版和内部交流的专著，皆是一概骂杀，比之封建时代的“例禁”几不逊色，这样阅读《水浒》哪还谈得上文学鉴赏、性情陶冶、美的享受呢！
思想路线教育的层面。如果仅仅说毛泽东评《水浒》谈话是文艺评论，那么将无法解释8月14日、8月18日和9月2日他在姚文元送审的“请示报告”、“宣传计划”和社论稿件的“批示”。因为正是这批示，使“谈话”的意义得以延伸，使姚文元制造的舆论狂潮得以兴起。在那个“最高指示”决定一切的年代，当“谈话”走出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姚文元立即将其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像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一样，以阅批件为载体，为手段，大力向“左”的方面“修正”。姚文元靠三个批示完成了把个人谈话演变成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卷入其间的批判运动的“合法手续”。当时，全党正在进行“思想路线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姚文元把评《水浒》纳入其中，说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毛泽东是“同意”这个纳入的。这样，评《水浒》谈话就不是单纯的文艺评论，而延伸到思想路线教育的层面。
何以解释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就有了晚年“忧患意识”说。有的论者以为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对革命事业的忧患”（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70页）。暮年的毛泽东遇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心头难于抹去孤独、苍凉、忧患的阴影。他希望早点结束的“文革”并未结束，而且反对的人不少；希望安定团结，可对立和斗争不断发生。资深政治家的丰富政治经验使他预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潮正在兴起，所以他念念不忘的话题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抹之不去的梦魇是“资产阶级上台很容易”。这时，他最愿意做的事情，他认为最好的政略，是教育人民提高路线觉悟，为防修反修打下政治思想基础。因此，他视《水浒》为“教材”，当然是“反面教材”，也就是用反面教训（宋江投降）来教育人民警惕党变色国变修。
他与芦荻的一段没有整理进《关于〈水浒〉的评论》中的谈话，颇能说明他这种动机和心境：“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时他的关注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是梁山好汉“怎样兴”，而是梁山好汉“怎样败”，是宋江这个投降派从内部攻破了堡垒。毛泽东所思考的梁山好汉失败的必然性，陈晋先生把它归纳为三点：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第三，道德信条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6—167页）这样归纳比较条理化，易于使人看清问题实质。对于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是自觉借鉴的，比如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不要学李自成的骄傲和腐败，要保持革命的坚定性和纯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借鉴宋江投降的教训，对全党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路线教育似乎并不错。
但实际情形与此有差别，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正如李锐指出的那样：“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毛泽东晚年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主观主义的，“修正主义”、“党内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并不像他所判断的那样。因为思想路线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本身就属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阶段性产物，被纳入其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评《水浒》当然也是错误的。
政治运动的层面。从内容、规模到气氛、方式，评《水浒》都堪称一场政治运动。史称“评《水浒》运动”概源于此。尽管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提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可正如外电外报所分析的那样，最初评《水浒》的领头文章即表明这场评论超出了“文艺范围”，是“政治问题”。姚文元开始就宣称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很快又发展到政治战线的夺权斗争。江青在全国性会议上公开抛出“架空”说，可视为“四人帮”评《水浒》的基调，是他们搞这场政治斗争的纲领。都知道，“文革”的序幕评《海瑞罢官》，当时就讲“要害是罢官”，现在又讲《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实意义是“政治局有人架空毛主席”，那么按照“文革”期间的政治思维定势，评《水浒》显然是为了揪出“架空”毛泽东的投降派首领造舆论。
所以，开始断定毛泽东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的邓小平，很快就断定“四人帮”在利用毛泽东的谈话“做文章，搞阴谋”。胡乔木、吴冷西、穆欣等人也激愤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拍案而起。遍翻当时报刊上的评《水浒》文章，“文艺”二字荡然无存，篇篇都是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子。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四人帮”取攻势，几个人的表现各有特色：江青可说是赤膊上阵，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姚文元抓住旗帜，以为虎皮，笔刀杀人，有恃无恐，极尽舆论总管之能事；张春桥密室策划，暗中捏点，从《水浒》中寻求置敌手于死地的高着妙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周恩来、邓小平取守势，看准火候，适时反击，坚守阵地，绝不退让。
“四人帮”借评《水浒》搞阴谋政治，并未全部得逞，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把评《水浒》搞成政治运动的打算。尽管毛泽东评《水浒》谈话中，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样号召性、发动性语句，可以为“四人帮”搞政治运动所利用，但毛泽东确实没有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和影射具体人物。他怒斥江青讲话“文不对题”，用“三不要”的倾盆大雨浇灭了江青抓“党内投降派”的邪火。这确实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从此时直到“四人帮”被捕，再也没见有关江青“揪活宋江，抓投降派”的言论举动，她不得不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从毛泽东的政治心态上说，他此时已厌倦了政治运动，早在1974年10月，在中央就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所发的《通知》中，就传达出他这样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江青一伙借评《水浒》挑起激烈政治斗争，掀起大规模政治运动，显然违反他追求的“安定团结”的政治目标，理所当然地遭到他的当头棒喝。我们有理由说，把评《水浒》搞成抓“党内投降派”政治运动罪在“四人帮”，正是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在他与芦荻漫谈《水浒》的前一个月，即1975年7月14日，特意同江青谈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的问题，其中指出：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33页）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在“文革”中，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文艺问题历来被视为政治问题，文艺评论演化成政治批判。江青一伙把评《水浒》搞成政治运动也是违背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破坏了党的文艺政策调整。把文艺问题真正作为思想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才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二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被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产生它的社会环境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一种不失睿智、不失精辟的思想成果，它还存留在世上。它仅仅有文献价值，以供研究者之用？或具有学术价值，以供《水浒》学者参考？或具有指导价值，供爱好者作为钥匙去打开《水浒》的门径？抑或三者兼而有之？一时难以说清、难下断语。有一句非常通俗而富于哲理的话：“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要连婴儿也泼出去！”对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