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大家风采(2)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到今年（2006年）满88岁，也就是米寿了。从1947年他正式走上红学之路，算来已近60年。60年来，他除了研究诗文词曲、辞赋骈俪、书法理论，编写了《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永字八法》等著作外，用力最勤的还是红学。如今，老人已是著述等身，《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石头记会真》……每一本大作都在红学界乃至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去年，即2005年，更是“周汝昌年”，仅这一年，这位双耳失聪、右眼视力只有0.01的老人，就出版了《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红楼真梦》、《和贾宝玉对话》、《我与胡适先生》等近10本红学专著。今年4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红学门内人梁归智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再一次拉近了读者与这位红学泰斗的距离。
夏日的一个午后，我们如约来到老人简朴的脂雪轩，听他谈60年的红学情缘。
一、胡适是他的红学领路人
周先生开门见山，说自己不太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但他和红楼却是有夙缘的。那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手中有一部日本版的《石头记》。但那时他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但他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故事，在他脑海里，总能隐隐地出现红楼人物的影子。他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后来成为散文名家的同学黄裳在一起谈红，一度甚至想英译《红楼梦》。但他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则始于1947年，领路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接到信后，直入燕大图书馆，去查卡片柜，居然一索即得。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集中自然有宝贵的史料，周汝昌据此撰写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即回信切磋，信也在报上发表了。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中，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是大学生的周汝昌。
《甲戌本石头记》这部书价值连城，到底有多珍贵？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解放前夕，胡适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部书，其中之一就是此书；二是1980年它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红学大会上公开露面时，众人惊为奇珍异宝，光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8年，这部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由大学生周汝昌一句话，胡适先生就借给了他。正是由于这段因缘，周汝昌在当年主体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3个月内连印3次，印数达17000册，当年的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册。这个印数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学术性著作能达此印数，已经十分惊人了！
关于《甲戌本石头记》和《红楼梦新证》，各有一段轶事。1948年6月27日，周汝昌从胡适那里借到此书后，暑假开始，他携带此书回天津老家，将书送到四哥周祜昌的面前，两人爱不释手，就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暑期结束，周汝昌返校，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胡适，胡先生回信说：“我读你信上说的你们弟兄费了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这封信，充分展示了胡适的仁者之风，令周汝昌感激涕零。
在台湾，1960年初，当地的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以惹起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完此书，大加称赞，要此人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在给作家高阳的信中说，《红楼梦新证》“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不仅如此，胡适还从善如流，接受了《红楼梦新证》中的三项学术成果：一、他改变了曹頫是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他的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雪斋是曹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他承认曹家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周汝昌感念胡适先生人格上的“大”，写了两首诗称颂胡先生，其一是：“肯将秘笈付他人，不问行踪意至真。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其二是：“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二、《红楼梦新证》的红与黑
周汝昌自燕京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1951年之秋，他忽然接到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他去当外文系的讲师。赴蜀前，他把已完成的《证石头记》书稿交给文怀沙。1952年五一节，周汝昌到达华西大学，秋冬之际，院系调整，他调归四川大学外文系，住进一间高级棚屋“梅园”，在这里，他完成了此书的校对工作。在阅读校样的时候，他注意到，原稿中对胡适的敬称“先生”全部删掉了，涉及到胡适的语气词语也多有变通。由于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议改成《红楼梦新证》，显然是针对胡适《红楼梦考证》而言的。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立即引起极大轰动。大学者张元济(菊生)、顾廷龙等都在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聂绀弩爱才心切，烦林辰函邀周汝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周汝昌当然愿意进京，可是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才把周汝昌从四川大学外文系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回到北京，宿舍是东城门楼胡同一处小院。略事休息，他就去出版社上班，在二楼，他见到了聂绀弩。几句话后，聂绀弩就提起了《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对他的书有好评。当时不知具体情况，多少年之后，周汝昌才知道，原来主席在此书的“胭脂米”一条上加了密圈。那是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其中谈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将此米赏与曹寅、李煦一事。毛主席那时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对胭脂米产生了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此米，送给了主席。因为脂胭米珍稀味美，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尝到此米，大加称赞，主席就送了一些给田中先生。
从1953年秋到1954年秋，《红楼梦新证》只红了一年，接着，“批俞”、“批胡”运动开始了。1954年冬，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在报社接见了周汝昌，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写批俞批胡的文章。邓拓说：“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周汝昌写了一篇批俞批胡的文章，但很多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失望，认为他批判的水平不高。
这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逐步展开而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他“比胡适还反动”！
1968年周汝昌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后来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得以重返北京。
可是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周汝昌注定命途多舛。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老人自述，一天中午，他在午睡时，有一个滚地雷从他住的门楼胡同小院穿屋而过，他就变聋了），1974年为出版《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他因过度劳累，导致双目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住院进行手术，仅保住“半目”，左眼“报销”，右眼视力只有0.01。就靠这0.01，他和四哥周祜昌一起，开始了一项持久的“大汇校工程”，其成果就是于2004年5月出版的《石头记会真》。
三、兄弟情凝“大汇校”
周汝昌兄弟五人，除长兄早逝外，四兄弟中他最幼，四哥周祜昌比他大六岁，两人关系最密。是四哥把胡适未觅得敦敏《懋斋诗钞》的情况写信告知周汝昌；是四哥把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用一笔一画的工楷抄清；是四哥鼓励他不断充实《红楼梦新证》中《史事稽年》一章，并于1976年4月出版了《红楼梦新证》的增订本，这个新版本80万言，是旧版的两倍；是四哥陪着他同访西山雪芹足迹，同寻敦敏槐园，联床夜语，剪灯清话；也是他倾尽自己的后半生，为《石头记会真》抄写了愈千万字的资料。
大家都知道《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但是《红楼梦》的版本众多，按回数可分为80回版本和120回版本。
其中，80回的版本为曹雪芹原著，曹雪芹没有来得及将《红楼梦》写完就去逝了。根据考证，曹雪芹的原意是写108回。虽然曹雪芹曾留下后面没写完的部分手稿，但这部分手稿在别人借阅的过程中遗失了。
120回的版本中的后40回为高鹗续写。高鹗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高鹗出生在曹雪芹之后，两人也并不相识，高鹗续写红楼梦既没有曹雪芹的手稿，也不清楚曹雪芹的原意。他不仅续写了后40回，而且对前80回也做了很多修改，著名作家张爱玲女士评价后40回将红楼梦庸俗化了，她对高鹗的评价是四个字：死有余辜！
现存80回的红楼梦版本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小的不同，其中当然只有一种是曹雪芹的原著。由于过去小说的地位很低，读者看到不喜欢的地方经常会擅自修改。
对于红学研究来说，自然需要从这众多的版本中找出哪些是曹雪芹的原话，将这些重新会真成一本最接近原著的红楼梦。
这就是周汝昌和他的四哥周汝昌花费56年时间所做的一项大汇校大工程。
起缘还要追到1948年。周汝昌从胡适先生处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后，利用暑假和四哥周祜昌抄得一部副本，就向胡先生提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真本”概念的历史纪程，这三部抄本是当时仅为世知的佳本。胡先生回信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石头记会真》是80回本，所谓“会”，就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而“会”又含有体会、领会、赏会的复合意义。
这部书是连正文带脂批一起校订的全本。周汝昌认为，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妻子。曹雪芹的时代给小说写评的风气很盛，脂砚斋的评是经曹雪芹同意，作为红楼梦的一部分一起出版的。周汝昌认为脂批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小说的附加物，而是书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创此书，兄弟俩数易其稿，而四哥周祜昌则经历了“三抄”其家的厄运。前两次是“破四旧”、“阶级斗争”，第三次是1964年，周祜昌正在家里埋头抄录，有一邻居“告密”，说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在家闭门写“反书”。于是有一伙人就借题兴事，当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动起来，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惊人，三抄之后，书籍手稿、一切资料片纸无存，最后是“扫地出门”，八口之家，因此没了立锥之地……
但周祜昌矢志不移，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工作桌椅，是趴在一个小凳子上从事这种繁重至极的大汇校的！1993年，当汇校到第27回时，周祜昌不幸辞世。在女儿周伦苓的协助下，周汝昌于1999年编定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几经周折，于2004年5月出版。
四、研红之外
老人年轻时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他吹拉弹唱样样喜好，尤其喜欢吹萧，兴致所至时吹一曲洞箫，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会给他带来一天的好心情。他也喜爱民间工艺，泥捏的，纸糊的，都喜欢。老人还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他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如今，年轻时的一切恍如一梦，但老人并不自怨自艾。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他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但这并不是心死，他说自己虽然耳目有损，还有一颗心在，“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老人还有两大爱好，为他的晚年排遣着寂寞和孤独。一是作诗，二是书法。1970年，周汝昌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连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不禁无限惋惜。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就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周汝昌所作的诗，数量极大，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受称道的还是咏红诗。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
周汝昌的书法也自成一体。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他的字是“瘦金体”，他不以为然，说：“‘瘦金体’是宋徽宗所创字体，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
五、晚年井喷
1974年，周汝昌目损后，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给他开出证明书，说不可再做编辑工作了，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并未做出“处置”。后来，红学家胡文彬来访，邀他加盟，周汝昌才决定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研红学。
曹雪芹痴迷，著红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迷，研红用了60年，有两句诗为证：“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痴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几十年下来，老人著述等身，何悔之有？尤其是最近几年，老人的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继1998年由华艺出版社推出6卷本的《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之后，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夺目红》5个月内连续7次印刷，创下学术书畅销15万册的纪录。2004年，他出版了十卷本、500万字的《石头记会真》，那是他和四哥周祜昌字字校订、56年才得以酬愿的心血结晶。
因痴迷红楼，老人的书斋就叫脂雪轩，那自然是脂砚和雪芹的合称。在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略显局促的脂雪轩内，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圆桌、两个书橱、一套旧沙发和一地的书，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门口的一台电脑，那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周伦苓介绍说，由于目损，老人不爱看电视，但每天仍坚持用两层放大镜叠起来看报读书，实在看不清，就请家人讲给他听。又由于左耳失聪，右耳戴助听器，家人须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我们的采访也是在这样的大喊大叫中进行的。但老人思维之敏捷、思路之开阔、思想之深刻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我们惊奇的是，老人目损后，并没有抛弃纸笔，没有对着录音机口述实录，而是坚持在纸上笔走龙蛇。以前用毛笔，现在是用一支很粗的钢笔，写出来的字如核桃一般大，两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几个字叠加在一起，只有他的女儿周伦苓认得，帮他打印成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文艺是特别讲究个性的，他说出来的东西，经别人录音整理以后，就变成别人的风格而不是自己的风格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真心喜欢笔墨纸砚，感觉它们就像自己的读者，如果对着录音机讲，就觉得不对滋味。老人说：“现在每天都是我的工作日，我要利用现有时间把几十年来积累的看法、摸索的一些心得铺到纸上。我跟孩子开玩笑说自己现在是文思泉涌，写作时由此及彼，不用苦思冥索，我这个精神状态和写作效率要胜过很多老者，现在唯一的自信就是这个。”老人虽然面容清癯，但精神矍烁，他有这种自信的资格。
谈到今天的红学界，老人说，他因目疾，了解不多，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比较沉闷，没有新见解新突破。但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者。这个沉闷是一个过渡时期，哪一个契机、因缘到了，红学会有一个新气象。“三年吧，三年之后，红学界会有一个突破。”老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周汝昌梦解红楼》一书的封底诗：“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老人最近的一段心得吧。
草婴：用翻译唤醒人性的光辉
草婴的名字是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多岁开始，他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今年87岁高龄的草婴因老年性疾病，在华东医院已住了一年多了。但说起翻译，他依然思维清晰，谈吐自如。
一、从《老人》开始，他迈入俄罗斯文学的海洋
草婴，原名盛峻峰，生于浙江镇海一户殷实之家，祖上经营盛滋记酿造厂及行医。小时候随父亲到乡下出诊的经历，在草婴心田播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
中学时期，他购买了国内首次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其中，创作10卷翻译10卷。鲁迅“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理念深深影响了草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举家迁入上海的法租界。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婴把目光转向当时被认为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苏联。他先是师从一位俄国女侨民学了一年多俄语，后来遇到“领路人”姜椿芳，开始了文学翻译的生涯。
草婴翻译的第一个俄罗斯短篇小说是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刊登于1942年《苏联文艺》第2期，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婴”这一笔名。这篇约七千多字的作品，描写基舒卡老爹只身抗击德国鬼子的英雄壮举。可以说，小说格调与当时的国情十分吻合。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草婴翻译了巴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而为他赢得空前声誉的是1955年翻译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品先是在《译文》上刊登，由于小说内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改革，得到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推荐，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接着又印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124万册。小说主人公娜斯嘉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这篇翻译作品影响乃至催生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并在新时期被誉为“重放的鲜花”。
二、从肖洛霍夫到托尔斯泰
徜徉于俄罗斯的文学世界，草婴发现俄罗斯文学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它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还有，俄罗斯有九百年的沙皇统治，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两者有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在反封建专制方面有共同的语言。而在众多的俄罗斯作家中，草婴最后选定了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自己的主攻目标，他的理由是：“我为什么特别要选中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一名战俘从战场逃回家，发现亲人全部遇难，于是和一名孤儿相依为命、流动打工的故事，作者对主人公索科洛夫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和占主流地位的“不是阵亡就是判徒”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当年苏联极左思潮下，肖洛霍夫敢于通过作品和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并且毫无顾虑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矛盾，这在苏联作家中是唯一的。小说在《真理报》连载后，报纸被抢购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风中聆听了电台的广播，热泪盈眶。有着思想家敏感的草婴立刻动手翻译了这部作品。随后，他又翻译了肖氏的《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80年代，草婴重译为《新垦地》），在读者中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文革”期间，草婴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很早就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草婴认识到，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巴金称誉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作为巴金的朋友，草婴是服膺这一评价的。但在这座举世景仰的大山面前，草婴一直不敢贸然动笔，而是在做了相当充分的生活、文学、知识、思想等方面的积累之后，1977年他才着手翻译托尔斯泰，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译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卷，400万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蓝英年收到全集后，“心里充满钦佩、感激和羞愧”。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托尔斯泰全集》，那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译者是从全国各地请的，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则是草婴独自一人担当。蓝英年说：“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毅力、严肃的态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诣，还需要才华。”
有人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育了中国文学。这其中，当然有草婴的功劳。
三、一位“三无人士”的精神追求
采访中得知，草婴竟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所得的稿酬为生。他先后担任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但没有一个是拿工资的，直到1996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资料馆馆员，才有了每月两千多元的“车马费”。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的机会，“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对此选择，草婴一直无怨无悔。他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我翻译的选题不是可以更自由吗？可是，“文革”期间，为了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那个时候，肖洛霍夫被称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草婴作为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运交华盖。在劳动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肠大出血，送到医院，胃被切除3/4；后来是从卡车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后虽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婴一生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余部，七八百万字，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啊！
草婴的夫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盛天民介绍说，从事翻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上午翻译，下午整理资料、看书。为了确保译文的质量，草婴给自己订一个硬指标：平均每天只译一千字。草婴撰文描述过自己的工作状态，他说：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他翻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时，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有一次，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忧郁，思想不集中，过了一会儿，草婴难过地告诉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草婴的耕耘为他赢得了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的作家，得过“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荣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并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但草婴的价值不止于此。作家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这样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对比时下某些人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草婴不仅足以让翻译界警醒，更让我们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