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对于理论“保护带”，邓小平从政治家的角度也有深刻的理解。他讲：“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涉及了改革开放发展理论“保护带”的修改、调整和替换的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可以采取许多如证券、股市等措施或方法；这些措施、方法不好或不利于经济发展，那就修改、调整，甚至放弃，但不能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硬核”。科学发展观是在理论“保护带”这个层面上修正、调整原来的发展理论，并保护原来理论的“硬核”不受攻击。
从２１世纪反观２０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实现了中国发展上小康台阶的历史目标。２１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快速发展上了小康台阶后所出现问题的科学治理和解决，二是为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能认为原来的发展理论不科学，需要由科学发展观来取代。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理论的“硬核”不能被否定，因为改革开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开放还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理论“保护带”要修改和调整，因为改革开放上了小康台阶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更加显现出来，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修改、调整和替换“保护带”以保护“硬核”——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而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发展理论，同时推进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多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总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以及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问题从内容上大致可归纳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从关系上可归纳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和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协调。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本质和核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全面和协调发展，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硬核”，为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系统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手段，改造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资源、人口和经济增长模式三者的矛盾造成的。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战略性难题和根本性矛盾，一个是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和人口、就业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基本生存要素可居地、可耕地和淡水，还是工业性资源森林、矿产，中国人均资源占有率都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由此造成的教育和就业压力是世界之最。
二是人均资源占有率低和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造成人均资源占有率低既有客观的、先天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在既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历史地理变迁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又有主观的、后天的原因，如果我们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的人口压力可能就要小得多。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主观形成的，是“两高两低”增长-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中国每单位ＧＤＰ产出的耗能率，常常要超过发达国家的若干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在低效率下依赖大量资源耗费得以维持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两高两低”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得到改变，或者说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经济发展是靠“两高两低”这种增长模式取得的。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两高两低”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进一步加剧资源危机，而资源危机的加剧将难以支撑“两高两低”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不能快速增长又将恶化人口就业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这两个战略性矛盾和难题在２１世纪的表现，问题的实质是实现资源-人口-增长模式的良性运行。
怎样才能实现资源-人口-增长模式的良性运行呢？首先要确立解决问题的大思路。在认识和解决资源-人口-增长模式这一矛盾的历程中，存在着两种传统的思路。一种思路是科技型，以日本、新加坡为代表。日本、新加坡与中国一样都存在着资源-人口-增长模式的矛盾，就资源与人口之比，其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程度更甚于中国，但这两个国家靠科技创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日本、新加坡型的基本点是力主科技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和生产方式的科技含量，通过新经济的积极引入和对传统产业的深入改造，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率，达到缓解资源-人口-增长方式的矛盾。科技型的基本特点是靠科技创新和通过科技创新使增长方式实现低投入高产出。这种科技型的解决办法，必须具备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两个条件。因为没有优秀的人才资源，就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创造出科技创新的持续性和普遍应用性。中国不能说不重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首选内容，但是人才的缺乏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科技创新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有根本性突破，在短时期内靠科技创新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依靠大量耗费资源维持经济增长的状况仍存在运行空间。
第二种思路是外向型。以外向扩张来解决资源-人口-增长方式的矛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西方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资源以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南方殖民地提供资源基础之上的。英国的富裕和发展是以印度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的，当今美国的发达是以控制全世界的资源为基础的。这种外向扩张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靠战争来实现对世界资源的瓜分和掠夺，战后主要靠不平等的经贸来实现对世界资源的占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处于强势的西方国家占有世界大多数资源，而且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靠外向型方式获取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和形势。对于中国来说，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能力，中国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持甚至进一步加强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能力。在这种态势下，人均占有资源要素率低和人口就业之间的矛盾将更加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中国经济结构必须实现外向型战略大转变、大调整：（１）除关系国防安全的最重要资源型产业外，把大量资源型、耗能型产业逐步向境外转移，特别是有选择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２）把以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逐步改造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逐步推向销售国。（３）国家积极支持组织跨国企业，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强化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那些最有希望在国际市场占据战略地位的产业的发展。这种外向型经济是一种战略选择，但除了考虑内外部条件的可行性外，还必须注意到这种战略选择可能会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问题，却也会加大中国人口的就业压力。
传统的科技型和外向型都有它们各自的缺陷，解决资源-人口-增长方式矛盾要有战略大思路。这个战略大思路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手段，以改造中国生存和发展环境为重点，为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人口-增长方式的矛盾提供基础。改造中国生存和发展地理环境，是重整祖国山河的壮举，是真正的改天换地，主要解决中国发展水资源、土地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南水北调是已经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但还没有把改造中国生存和发展环境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改造中国生存和发展环境，要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筹划，要采取更大规模的战略动作来实施，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力量来解决。进一步考虑则是：
东南地区精致化，按照欧美、特别参照日本的经验和标准进行环境的精致化建设，使之成为中国人口的大吸纳区；北方地区在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基础上，加快加大中心城市的建设，使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保护和扩大可耕地面积，使之成为中国的粮仓；西南地区以交通建设为龙头，加快人口向交通沿线集结，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从源头上防止对江河的污染，使西南地区成为祖国的后花园、大花园；西北地区以改变气候条件为中心（如使太平洋、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洒西北大地），在进行能源等工业建设的同时，人口向可居住地转移，防止生态环境恶化，使西北地区成为祖国的能源基地，而不是污染的源头；开发和保护海洋，使海洋成为提供新资源的基地。这种战略大思路和各地区的战略定位，一方面可以解决人口的生存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可居住的，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人居住，但是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能够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只要每一个居住地都能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发展，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甚至收入差距。在中国把人安排好了，事情也就解决了大半。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产业定位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基础问题。也就是说每个地区地理环境经过改造和战略定位后，可以根据各自的地理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采取新的科技型的增长方式，然后以优势产业和产品参与中国及世界市场的竞争。如西南地区能在交通及相关环境方面有大的改善和发展，以旅游产业和产品参与竞争，肯定不亚于东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