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生存和发展环境，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环节都要体现科学精神，要有科学态度，采取科学方法，以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推进祖国山河的再造。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就具体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展开论述。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科学对改造环境和改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西部开发多是原材料生产部门，又是耗能大的部门；扩大原材料部门的生产，不可避免地要扩大能源供应；西部原材料生产部门能源利用率低下，能源消耗量的问题就突出；要解决西部日益突出的能源问题，就可能造成西部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通过科技进步，使西部地区能源消耗从每万元０.９４７吨下降到上海每万元０.５８３吨，就可以使西部的能源投入量减少３３％，全国减少５％。能源减少投入，就意味着环境因素投入减少和改造环境资源的增加。
第二，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建构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曾讲：“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提出的任务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所以当下中国出现的问题往往与制度方面的缺陷相联系。如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数据表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每年以０.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１９９９年为０.４５７，２０００年为０.４５８，２００１年为０.４５９，２００２年为０.４６０。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超过０.４４就进入警戒状态，达到０.６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
为什么十几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
从社会角度分析，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客观形成的差距未能在社会制度和政策层面予以适时调控。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经历了由平均到公平的演变。１９７８年前，中国社会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集体作为个体的存在单位，以平均主义为物质利益分配原则。这种社会特征使社会问题表现为贫穷和缺乏生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平均主义被以机会平等的公正所取代，由于个体的天然差异和机会事实上的不平等，使物质利益占有上必然出现差距。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性，我们的社会政策强调了适应的一面——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主张的先富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互作用，对于激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先富政策和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共同富裕。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尽管由于经济的发展具备了客观物质基础（邓小平所言手头东西多了），尽管在主观政策取向上也力求解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但是缺乏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共同富裕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现在一方面是先富起来的人呼吁保护私人财产和权利，并且已经在国家的制度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是对困难群体的同情和支持，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他们的财产和权利。
这就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社会制度、政策价值取向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个假问题，因为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在理论上讲，是真正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先富起来的人也属于人民。问题的提法应该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使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备的结果。
市场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上的差距，但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如此持续扩大却不能完全归罪于市场经济，究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备。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备，使许多经济活动既脱离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控制，又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搞的是权钱交易，结果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腐败的滋长；一些人暴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业内专家估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１００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金融业的不良贷款，就不难想象有多少亿资金非法地、“合法”地流入一些人的腰包，而造成贫富差距。因此，一定要加快市场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创新，建立起真正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促进资源约束型增长方式向需求约束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可以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和堵塞造成腐败的一个源头；不仅为经济公平竞争创造了社会制度环境，而且还为整个社会建立公平环境提供基础。
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也不能提供社会民主和公平的全部内容。建立公平的社会政治环境，还有待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邓小平所讲的更加成熟的、更加定型的制度，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邓小平还明确强调，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这证明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策是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同时，当前出现和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说明我们还要继续按照这三条标准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按照邓小平强调的三条标准，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邓小平曾指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什么是民主的问题。民主可区分为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所谓实质民主，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关键要看国家政权是否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取实际利益，是否保障人民群体的受教育、劳动和工作、休息与健康、住房等实际权利，是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享受生活、发展和权利。在实质民主体系中，民主既是社会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的本性要求，同时民主又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实质民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为人民谋实际利益。国家政权不能提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等实质的东西，那就是不民主或者只有形式上的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当前，贫富差距扩大，失业人口增加，“三农”问题严重，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政治民主建设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民主建设的进步。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要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包括在内。
制度民主是指法律化制度化的民主运行模式，由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构成。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是西方的制度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中国的制度民主。在制度民主上有两种倾向需要引起注意，一种是完全否认制度民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与西方的区别，认为要引进西方国家实行的制度民主，把实质民主与制度民主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另一种倾向是把制度民主完全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中所体现的科学性和具有的普适性。这两种认识都有它的片面性。
在制度民主层面上，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它们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具有超越民族、地域、国家界限的普适性。如多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就有根本区别，这种区别不在于谁好谁坏，也不在于谁科学谁不科学，而在于谁更适合于国家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实质民主。中国实行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１）中国是个具有１３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艰巨性、复杂性，必然要求有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２）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领导责任，才能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度，照搬西方国家的多党制，那中国肯定是动乱的局面。也就是说，你要了形式民主，却丧失了实质民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另外，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那一套制度民主能够在西方经久不衰，总是有它的道理。
从现代化建设这个角度看，照搬西方制度民主那一套的国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是，发展最好的国家都是西方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民主除了适合于西方的国情外，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不能一概否认。如西方制度民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如更能反映大众意愿的普选制。当然，对这些的学习和运用仍然要结合本国的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形式。
结合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形式，也就是要把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形式民主、程序民主）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使制度民主保证实质民主的实现，促进实质民主的发展。因为制度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是实质民主的保证，没有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实质民主也难得到保证。
如当前严重存在的腐败，就是缺乏制度民主的一种结果，或者是制度民主不健全使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结果是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严重危及实质民主。把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结合起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形成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是２１世纪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最根本任务。
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民主政治，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那将意味着真正形成了成熟的定型的“中国模式”。成熟的定型的“中国模式”形成和可持续性，其意义将是非凡的。一方面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新模式。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２０世纪初，苏联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到了９０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苏联模式失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向各国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做了诸多的尝试，但大多也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而且导致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中国模式”的成功将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使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参照“中国模式”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文明和人民富裕完成中华民族的大整合，实现祖国的大统一，发展成为全方位的世界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