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军事对抗逐渐让位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实现了重新组合，国际合作呈现区域化势头。目前，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地区是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相互依存的加深使各国认识到合作与协商的重要性。虽然美国仍为这些力量中心的核心，但世界格局的多极趋势仍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之间继续进行积极的首脑互访和高层会谈，寻求建立伙伴关系。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并实现了货币统一。欧洲防务也越来越出现独立倾向，1999年12月6日在欧盟15国外长会议上又通过了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在亚洲，东盟地区论坛对本地区的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协调作用，它作为该地区潜在的安全机制将有可能把亚太各国融入其对话机制中。相互制衡的国际关系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中国利用这种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在这种国际竞争中获益，将为引进技术提供更多机会。美、日、欧盟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得较大份额，除了增强对华投资之外，还逐渐放松技术出口限制标准，希望以此扩大对华出口。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国对中国的政治需求越来越大。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中国对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起着重要作用。中美关系虽然波澜起伏，但总能雨过天晴。中俄关系已处于当代最好水平。中日关系虽时有政治上和情感上的障碍，但经济上的大规模合作正使两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另外，中国同东盟、中亚、欧洲互相倚重。在亚太地区，由于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已愈来愈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些政治需求的增长必将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的扩大。
4.3.3 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将拓展中国经济活动舞台
20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国际贸易和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际分工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使整个世界经济渐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生产、流通、融资都逐渐实现了全球化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各国的经济活动舞台，中国也不例外。同时，它还有可能使一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迅速波及全球。在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的世界市场中，任何经济动荡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都必须强化其经济安全。
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正在得到合理的修订和补充。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包括金融、投资和贸易三个方面，它以三个国际组织的成立为标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货币储备多样化的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相对增强了信用与国际清偿力。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强化和完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职能作用和规范贸易竞争规则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进一步明确、规范和量化了关贸总协定文本中的一系列模糊不清的贸易与法律概念，较充分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逐渐增加贷款和增强其国际市场的调节能力。这些都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安全的外部环境。
区域性经济组织中的合作日益加深。欧洲国家率先加快、加深了区域化进程，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发行将有助于改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增加清偿力和信用。亚太经合组织在增强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也日益上升。1996年在曼谷召开的首届亚欧会议对推动全球一体化、加速世界多极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持续上升，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为其提供融资的金融信贷得到空前繁荣。20国集团在7国集团基础上的延伸充分证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创建20国集团旨在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非正式对话提供新机制，从而扩大该体系内重要国家就关键的经济和财政政策进行讨论的范围，同时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使所有国家受益。
以上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发展趋势，不仅为中国经济安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活动舞台和空间。
4.4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不利因素
4.4.1 高科技领域的军备竞赛持续升温，地区冲突不断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直接的战争威胁消除了，两大军事集团间的军备竞赛得以终止。各国纷纷重视经济建设，认为国家的权力关键还是靠经济实力。但是，军备竞赛虽被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争夺所取代，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仍在持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战争的根源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未消除。对未来冲突的不确定性促使各国将相当资源投入防务建设。
在世界范围内，美、俄仍保持着庞大的核武器库。冷战的结束虽然降低了多数国家军费的绝对开支，但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质量建军已成为各主要大国的国策。各国都投入大量国防费用于军事革命领域，致力于发展机动投送、精确制导的新型武器。
东亚地区是冷战时期冲突和战争的多发地区。冷战后，该地区态势出现稳定和动荡并存的局面。动荡突出者为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局势，南沙诸岛归属仍存在潜在冲突。美国在东亚驻军10万，加强美日安保，与日本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都对我国安全造成牵制。美对台出售武器不断升级，对我国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中国将被迫加大国防投入和实现国防现代化，以维护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安全环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一直充斥着整个人类历史，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舞台同样如此。这些问题与东亚地区的潜在冲突相比，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影响相对要小，但从长远看仍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引起的局部性战争与冲突主要分布在“三条冲突带”。
第一条是沿着原苏联集团的主要势力范围———波罗的海、中欧和巴尔干———分布的碎形地带。第二条是沿着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到土耳其和新成立的中亚国家，直至近东和阿拉伯半岛，最后直达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带被布热津斯基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极为重要。它是西方国家遏制俄罗斯、伊朗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遏制中国的重要地带。该地带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存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因此，控制该地区同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利益。第三条冲突带则是在南亚地区。
第一条冲突带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影响比较小。在第二条冲突带的中东和北非地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障未来的能源需求，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而处在第二条冲突带的中亚和第三条冲突带的南亚地区的动荡，则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安全发生影响，其地区冲突将使得中国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并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受到威胁。因此，隔断这一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边境地区，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影响，将有助于中国的稳定，也为外资的进入和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此外，中亚是中国潜在的能源投资的理想地区，中国可在该地区增加海外矿产开发力度，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来源。
4.4.2 权力政治依然唱主角，独霸还将维持一个长时期
各国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受到它们安全考虑的制约，这个简单的事实在冷战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决定了各自针对对方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各自盟国的贸易政策。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列出严格限制美国企业销售给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商品。接着，西方国家在巴黎建立一个主要针对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这个组织由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组成，目的在于拟订并执行禁止出口的商品清单。在华约集团，经互会成员国不准与西方进行贸易。
人们曾认为，冷战的结束将促进国际政治转变，如美国霸权的消失，大国均势回归，有竞争力的地区集团的崛起等。可现状是，两极体制虽然崩溃，全球力量的分配虽然也在发生转变，但美国与日本和欧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却维持不变，而且更加稳定、更趋制度化。美国在继续为欧洲和日本提供安全保护时获得了持续的权力，使美国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限制他国的选择。在运用这种权力时，美国也为自己在财富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特权。正是这种特权，使美国垄断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美国的一超地位还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由于其对金融资本的垄断和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其领导地位甚至还将得以巩固。建立在一国或少数几个大国货币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体系和建立在政治偏好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制仍将继续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缺乏公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所以它仍将一如既往地作为七国集团的战略执行者，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南北矛盾和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将进一步深化。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安全中的不稳定因素。
4.4.3 国际经济体系仍不健全，大国掌握经济规则制定
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输出和美国贸易逆差的基础上的。随着其他地区经济力量的崛起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市场对美元的信用发生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现行的管理浮动汇率体系未能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刚性的规则，而只是靠浮动汇率制和多种储备体系进行运转，所以至1973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善。在这个多元体系下，各储备货币发行国享受着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特权（铸币税是指持有该货币的国家的实际资源无偿流入该货币发行国），存在着不公平的一面。国际清偿能力的增加仍不能充分满足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的需要。现行的货币体系存在很多缺陷：因为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它无法提供主要货币间的汇率稳定，这不仅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同时也阻碍了边缘地区寻求发展的可能。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获得各行业的融资，必须实现资本市场一体化。但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扩大，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使得金融市场上投机活动猖獗。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市场，危机频频：1995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东南亚，1998年在俄罗斯，1999年在巴西，这一系列的货币危机对现行的货币制度提出了接二连三的警告。现行的管理浮动汇率体系是以美元、日元、马克和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的作用在上升）。多元化的国际储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难题”，即信心和清偿力问题，但现行的国际清偿力的提供是建立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出之上的。由于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仍然很大，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依然左右着世界外汇储备的增长。在大量美元输出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形成巨大的国际游资，它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渗入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形成金融危机的诱因。
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尚不合理。一国对外开放市场的程度，确定了其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发言权。贸易规则与一国的市场规模密切相关，向世界提供的市场规模大小决定着一国或地区在确定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地位。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因而它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这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强权仍然存在，赫伯法、达马托法和超级301条款等美国国内法对国际组织的权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次新加坡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虽在包括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针对发展中国家某些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力图将环保、腐败、人权等问题纳入贸易谈判之列，南北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化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在被迫接受现有的国际规则时，其对外经济关系必然受到相应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