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进入国内因素分析，包括人口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国企改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战略性资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与国土资源恶化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危机与民族纷争问题。
5.1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人口问题
5.1.1 庞大的人口规模
人口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把剑，历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历代王朝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问题与历代的大动乱周期有着惊人的一致，人口包袱一直是朝代衰亡的加速器，而流民带来的动乱又成为人口的调节器。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初期，每当新的当政者上台时，采取的政策也是惊人的相似：重分土地，薄赋轻敛，其结果自然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口激增。在封建王朝中期，人口增长达到顶点，人均耕地面积降到最低点，土地经过若干代分家之后，渐趋零散化；到了封建王朝末期，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加之土地兼并剧烈，赋税苛重，导致农民大量破产，由此带来饥饿、瘟疫、战争等，这又使人口锐减，人口增长进入低谷。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大都沿着这条线路进行着惊人的重复。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为温饱而斗争是中国人民世代相袭的奋斗目标，可悲的是温饱只在太平盛世的年代里偶现，转瞬即逝。
历史进入了现代，中国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后不久，又面临一次更大规模的人口失控。在1962—1975年的14年时间里，中国出生3.5亿人。这3.5亿人如果仍按两胎生育，在此后的20—30年间又会生出3.5亿人。如果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可以用几年或十几年时间调整过来，那么，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恐怕几十年时间内都无法完全消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中国人口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状态，开始了人口转变完成阶段的历程，人口增长大大减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已经消弭或者减轻，恰恰相反，中国人口问题依然严峻，而且还出现了和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的新的人口问题。这些新的人口问题和原先存在的人口问题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人口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进入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幅最高、增长最快的人口倍增的时代，人口数量、质量、就业等矛盾相当突出。随着人口惯性运动发展，中国将在21世纪20—40年代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数量高峰、人口生育高峰、人口老龄化高峰。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严格控制人口，我国总人口最高峰也在15亿人左右，三大人口高峰依然存在。如果按现状发展，我国将在本世纪形成超大规模的、并行膨胀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老年人口群。如此众多的人口使我国的资源承载达到了临界点，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构成了未来发展的最大隐患。
5.1.2 持续增加的劳动人口
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人口使劳动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到2010年的高峰期，劳动适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从劳动力人口的变化上看，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不断提高到不断降低的过程变化幅度大。据预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人口增长率已降到10‰的低水平，但是劳动力人口有增无减，将一直持续增长，在2010年前后达到高峰，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仍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就业压力将继续增大。这种就业压力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将始终存在，构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经常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发展态势上看，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庞大，新增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在8亿人以上，并仍以每年2000万人的总量增加。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10年以后才开始减缓。值得注意的还有，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也不断趋于老化，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不断提高，由目前的25岁左右提高到2010年的33.5岁，而到2040年，年龄中位数将提高到42岁，届时中国劳动力资源将严重老化。
5.1.3 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
随着年龄结构的迅速转变，中国人口将很快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的总数和比例都将急剧上升，到201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6亿人，到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近30%。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银发浪潮已滚滚袭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本世纪初期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目前，我们已陷入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老龄化的两难困境，总和生育率下降越快，人口老龄化构成越高，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
中国已经历了长达15年的低生育率时代，而由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变化也逐渐显现。
中国人口进程迥异于已进入老龄化时代的西方国家。在欧美国家，老龄化是伴随着缓慢的人口转变过程而逐渐发生的，其过程较为缓慢，且没有大的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国家也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如此，目前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欧美国家仍感到不堪重负，一直在寻求相应的对策。而即将到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则不同，由于人口转变异常迅速，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十分剧烈，其结果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变化幅度很大。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上升到11%，法国用了约85年（1865—1950），瑞典用了约65年（1890—1955），美国用了约35年（1945—1980），日本则用了约20年（1970—1990），而中国只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据预测，在中国，从2000—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由9.84%提高到27.43%，增加近18个百分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由6.71%提高到20.43%，增加近14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幅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曾有过的。这意味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将不仅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严峻的挑战，而且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型社会的。中国一方面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型社会的，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基础设施很薄弱，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又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大转型。社会经济运行的某些无序，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家庭养老的传统道德基础的流失，加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和一胎化取得成效，一对夫妇势必无力负担4位老人的赡养和1—2个孩子的抚养教育。尤为让人担忧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一冲击，一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基金现收现付、寅吃卯粮，潜伏着严重的支付危机；二是老年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三是老年人口的就医困难、居住困难益显突出；四是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重。
毫无疑问，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不及早准备，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就可能积重难返，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镇劳动力择业观念的变化、城乡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绩效的提高等一系列具体而重大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5.1.4 超常规模的流动人口
由于大多数流动人口系从乡村流向城市，导致了一系列城市流动人口问题，这一趋势将得到持续，到2010年前后，预计流动人口仍将保持在1亿人以上的规模。
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人口流动有日趋频繁的态势，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中国流动人口1990年为3100万人，1995年为8400万人，而近几年则往往超过1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近10%。流动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基础设施、就业市场和人口管理、社会治安等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流动人口问题也日趋严峻。
5.1.5 贫困人口依然存在
消除贫困始终是中国政府所致力的一项重要工作。1978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扶贫政策和措施，实行广泛的消除贫困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世纪初仍将存在贫困人口问题：一则，目前尚未脱贫的地区也是不容易脱贫的地区，而且即使脱贫，也只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通常是不稳定的，其返贫率相当高；二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也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因素，存在产生新的贫困人口的可能性；三则，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下岗待业人员的增多，贫困人口不仅农村存在，而且城市也存在。因此，消除贫困仍将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5.2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5.2.1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提出
把视线投向农村，我们首先需要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回顾中国农村的过去。2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历史变革，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变革，从全面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以此为基础，梳理和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谱系和未来指向。
改革前的农村，像一首低调恬静的田园诗，不失千百年来农耕的温馨，但也无法改变贫穷的基调。尽管它早已站在新中国的历史地平线上，但传承着的依旧是几千年自然经济的余音遗绪，依旧在磨道的行程里回旋。改革前的近30年里，我国农村实行的先是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购销体制，稍后又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这种体制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而且实际运行也绝非一无是处。它可能达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但却没有达到繁荣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这一根本目的。究其因：一是农业通过剪刀差价格政策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受到过分剥夺而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条件，而工业化又朝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使农业劳动力过分积淀于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二是集体化的制度安排使农民丧失了独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导致农民生产缺乏积极性，农业生产的效率低下；同时，统购统销体制阻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政府的低价收购、低价销售的政策使农业生产缺乏价格的刺激力，导致农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广大农民被强制性地束缚在土地上，毫无经济自由，经济活动空间非常狭窄。那时，自留地被没收了，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甚至连老太太卖几只鸡蛋，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贫困，正是长期贫困，使农民因生存的需要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于是，古老的家庭承包经营被重新发现。家庭承包责任制重新赋予了农民土地经营权和自由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力，并把生产成果和农民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此农民获得了又一次解放，有了广泛的经济选择自由。中国农民终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经营和收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他们的内心体验无论如何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从而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也足以令世人惊叹。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人和地的关系简单地一调整，懒惰的就变勤快了，饿着的就吃饱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始契机和中国经济变革的出发点。由此说明了政策变化对人的经济行为选择和经济绩效的巨大影响。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重塑了农村微观经营主体，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改革了农产品的购销体制，放开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了，与城市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农村经济出现了停滞局面。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再加上农民负担加重，中国许多农民重又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长此下去，将对中国的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多年来，由于我们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仍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忽视了农村许多方面的基本建设，致使农村目前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农村社会形势出现了不稳的趋势。
5.2.2 根本的问题还是土地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的构想仅在集体所有和所谓“双层经营”的框架内打转转，除了土地承包期限延长外，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不变，在很多地方也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土地承包期延长的目的是稳定农民的承包权，鼓励农民进行投入，强化农民的土地保护意识，增强农民对将来的稳定的预期，减少短期行为，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土地之所以会不断分割，其原因在于人地关系矛盾，分割的理由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当然有自己一份权力。土地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不变”的政策，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调整和再分割土地的希望短期内难以实现，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既缺乏私有制的好处（即个人能在正规的法律和非正规的社会规范下作为资产拥有者理应拥有的基本权利），又缺乏在现存的土地公有制下由于家庭人口变动、非农就业不稳等因素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弹性，因此，农民并不欢迎这项政策，所以很多地方并没有认真贯彻实施这项政策。从目前已实施新一轮承包合约的地区看，大部分被访问的农村都没有落实“30年不变”的政策。在河北的一些村子，最长的“不变”期限只有10年。即便如此，还有不少村民要求在期限内采取“动账不动地”的办法来平衡人口变动和粮食任务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承包期延长至30年不变能解决什么问题？能达到预期目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