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资源博大丰富，然而生态环境相对脆弱。说其脆弱，首先是这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域国土，300万平方公里海域国土的大国，超负荷地养育了13亿庞大的人口，可说是“人满为患”。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地说，中国以世界耕地总量的7%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虽是一个奇迹，也只能说明中国在人口重压下生态环境的超负荷。其次，中国的自然条件并非天生优越。中国是个多山之国，亚洲的山结所在。亚洲的“高昂之头”———喜马拉雅山就在中国。中国还拥有众多的高原、山地、丘陵，高原占国土总面积65%，平均海拔1525米，高落差孕育着丰富的水能，但山高地寒，重力梯度大，不仅带来众多的自然灾害，还极易水土流失。中国又是个缺水之国。尽管水资源总量可观，但被13亿人口均分，人均2400立方米，世界排名第121位，中国与其他12个缺水国家一起戴上了缺水国的帽子。淡水资源短缺，不仅长期制约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更是危及人民生活的安全。1997年黄河断流，华北叫渴，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2缺水，1／3严重缺水。
中国拥有贯通东西的大河，有棋布在江河之间的大湖，有彪炳千秋的古老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和8万多座大小水库，这是我国宝贵的国土资源。然而，大河河床淤积、抬高，湖泊正在被蚕食，面积不断缩小，病库越来越多，险情层出不穷，酿成年复一年的水灾；黄河每年席卷16亿吨泥沙入黄海，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血管在破裂；海河、淮河、辽河水质严重污染，需采取断然措施；长江、黄河、珠江……七大河流下游河床水位已大大抬高，地上河不仅只是黄河，这七大河流的下游精粹之地和城市群，靠着20多万公里江堤保其安全，高举险堤酷似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其上，一旦跌落，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我国国土的生态环境现状是：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态赤字逐渐扩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5.6.2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
水污染极其严重，水污染加剧了水荒，大水系近一半河段污染，一些湖泊富营养化程度加剧，50%以上城市水遭到污染，污染“缺水城市”增多。近年来水荒不仅出现在西北大漠、陕晋黄土高原，连在沿海开放城市江南水乡也因为得不到洁净的饮用水而叫渴，真是到了“水乡泽国无净水可觅，鱼米之乡无鲜鱼可食”的地步。
中国还是个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日趋减少的农业大国。我国主要耕地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目前的7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41%，流域土壤侵蚀量达30多亿吨。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由建国初的1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的土壤50多亿吨，带去氮、磷、钾养分相当全国化肥年产量的1／2，由此肥力下降而造成的低产田的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3，而因此撂荒而荒漠化的土地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每年还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
中国的大气污染态势严峻。1999年4月9日朱镕基总理和美国戈尔副总统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中美环境发展研讨会，戈尔总统说：“美中两国是世界上第一、第二大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环境污染问题都很严重，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下个世纪中美两国的竞争将是谁是第一大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和煤炭消费国，1986年中国煤炭总产量为89400万吨，占世界煤炭总量（442500万吨）的20.2%。煤的燃烧必将在我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每年花费在大气污染、温室效应、酸雨、毒雾的治理费用已达1100亿元，治理的任务还将是相当艰巨的。据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污染情况进行监测结果，全球5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有31个，重新确定的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国占了8个，其排序为：贵阳、重庆、太原、兰州、米兰（意大利）、淄博、北京、广州、墨西哥城（墨西哥）、济南。据我国和世界银行专家估算，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
5.6.3 中国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仍在继续
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态势，若不调整现有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抑制过热的经济增长势头，不改变过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不严格控制过快增长的总人口速度，不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在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限制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未来的中国将比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更加拥挤，可利用的资源更加紧缺，环境的污染更加严重，生态的失衡更加剧烈，经济的损失更加巨大。
按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以上，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4.4亿，2020年有可能突破15.8亿。
农业资源总量有限，人均占有量不断下降，且达到中国历史上最低点。目前耕地总面积较之1985年减少近2亿亩，约占1985年耕地的13.6%，人均耕地为0.96亩，约减少31.55%；人均占有河川径流量将进一步下降，水资源危机在迫近，届时缺水480亿—1060亿立方米，局部地区和多数城市迈入水资源危机的中期阶段，开发新水源（诸如引黄入晋、南水北调等）的代价将变得更加昂贵。
粮食产量登上第一个台阶的目标（1990年达到4500亿公斤）基本落空。在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1978—1987年平均每年减少1398万亩），灌溉面积有减无增，供水严重不足等情况下，2000年实现1万亿斤粮食产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粮食需求将不可遏止地增长，供求缺口愈来愈大。
森林减少，草原退化。按目前趋势，过不了多久绝大多数国有森工企业将无成熟林、过熟林可采，届时缺少木材达5000万立方米（不包括民用材和薪炭材）；草场总面积减少20%（5亿亩以上），单位面积上的产草量下降30%，全国严重沙化、碱化、退化的草原有86.67万平方公里，占草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草原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若超过人口最大限度容量和牧畜最大限度容量，则将破坏畜草平衡，形成草原的长期超载，严重影响草原牧区各族人民的畜牧业发展。
水土流失量不断增加，沙漠化迅速发展。水土流失量比目前（50亿—60亿吨）增加20%—25%。沙化面积达到25.1万平方公里，比1983年增加7.5万平方公里，其中正在发展中的沙漠化土地增加1.6万平方公里，强烈发展中的和严重沙化土地分别增加3.2万平方公里和2.7万平方公里。
全国三废排放量巨大，形势日趋严峻。乡镇工业“三废”增长迅速，与1982年相比，到2000年废水增长5倍，废气、废渣都增长4.4倍，成为中国农村及县镇的最大污染源。
2000年，全国有70%的淡水资源受到污染。主要农牧业产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综合食品卫生评价指标已达到了中污染型，其中有的产品的被污染程度已严重到近乎不能食用的地步。
2000年，尽管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已经实现，但生态环境损失巨大。目前每年的生态破坏损失约为499亿元，环境污染损失约359亿元，共计858亿元，约占GNP的近10%（1987年这一比例为7.8%）。
值得指出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特点具有隐蔽性、渐进性和积累性，其后果则具有间接性、全局性和突发性，这就不易引起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警觉和重视。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却大大增强；当人类生产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时，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存空间却日益缩小；当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及危害逐渐认识时，它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并接近前所未有的危机水平。
更多的迹象愈来愈清楚地表明，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中国将面临缺水、少耕地、森林赤字增加、草原沙化加剧、荒漠化扩大、沿海生态污染严重这一十分紧迫而又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它已严重地危及未来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极大地威胁着全体人民根本的长远利益，不断地损害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将可能演化成21世纪中国的最大危机之一。
过多的人口，易于失衡的自然背景，长期滞后的社会、经济措施，急于求成的过度开发，给全国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破坏，给国土整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国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场无声无息的灾难。只是到造成了严重危害之后，人们才会警觉。
国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加速度、呈线型发展的。英国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直到20世纪，伦敦才连连发生烟雾事件，泰晤士河才变黑，历时200年；日本经济启动于20世纪初的明治维新，仅60—70年水俣病等就露头了；我国工业大规模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仅20年，全国生态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态环境就积重难返了。
国土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明显的滞后性。即使全国生态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对大江、大湖的污染物排放已达到了零排放，但由于前期的污染，生态环境还在以惯性继续恶化。
5.7社会文化危机与民族宗教纷争
5.7.1 社会文化危机及其表现
社会文化危机主要指在社会转型和急剧变革时期，原先较为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陷于多元化和“乱”与“治”的交替状态。社会目标、价值判断目标需要重新确定，社会制度、规范体系要求重新构建，其完整性、统一性被破坏，社会规范约束人们行为、整合社会的功能实施出现一定的障碍，人们的精神失去依托，行为活动失去准则，社会运行秩序失调等现象及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失范现象。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人们进取开拓精神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得到弘扬，市场经济在对于旧体制下所形成的一整套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陈腐观念和价值规范，如“阶级斗争为纲”、“官本位”、“等级观念”、“精神万能”等是一种“颠覆”性的冲击，并在带来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精神，开放的精神，学术上的多样化精神，个体主动精神以及科学精神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偏离社会主流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以及经济政治领域中的失范的发生：最显见的是市场、商品、利润的巨大诱惑力，使一些人的“利、欲”之心迅速膨胀起来，恶性大发作。这股“恶水”，利用国家在转型期“双轨制”和法制尚不健全，到处冲击，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挥霍享乐，不仅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也扰乱和伤害着世道人心。而社会舆论又不能成为控制力量，道德观念的约束力减弱。与之相联系的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模糊、社会责任感的淡漠和利己主义的泛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价值信仰诸多方面，有时放任自流，有时风行批判，唯独缺乏系统的正面建设。致使新的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和冲突，已向思想的深层发展。首先是，人的精神素质危机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陈希同的失足、王宝森的堕落、泰安市委一班人的腐烂，给了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些人早就失去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危机已侵入到我们肌体的深处。
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不正当竞争行为盛行，商业贿赂、回扣等成为交易的润滑剂。市场经济的公正、诚信原则频遭践踏。
在政治生活中失范行为表现为官员腐化，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裙带风盛行，跑官买官卖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当前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呈现出数量增多、涉及领域广泛、人员构成复杂的特点。腐败不但由政治权力部门向经济、文教、卫生部门泛化，而且还蔓延到一些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且贪污受贿案中卷入的党政干部越来越多，犯罪数额越来越大。腐败会使政府公信力丧失，导致社会公众不满，黑道横行无忌，社会动荡不安。
生活中封建迷信重新抬头，走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制作、传播黄色物品，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犯罪活动相当严重，黑色社会势力和灰色社会势力抬头、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