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心理失调，由于功利心态的强化和道德感淡漠泛化的趋向，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日益丧失，呈现出一种冷漠心态。社会分化的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使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各阶层群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态不平衡现象，某些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失落感和委屈、自卑、求助的心态，这种心态得不到及时的消解，就会积累成为对社会不公的怨尤。
总起来讲，中国社会的失范在宏观社会层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某些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发生紊乱，社会日常生活出现局部障碍；第二，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失平衡，社会结构正处于调整阶段；第三，社会控制机制的效力减弱；第四，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为带有反社会性。在微观个体层面的主要特征是：第一，由于规范的缺乏、含混以及多重，社会成员感到某些行为缺乏指导，因而产生困惑和选择的困难；第二，个体由于感到没有一种确定统一的标准原则可循，心理失去平衡，产生失落和消沉情绪，容易出现精神病态；第三，社会心理层次上逐渐滋生、弥漫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近来，民间流行着所谓“三支歌”的歌词或歌名，即国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际歌》中的“不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自己”以及电视片《西游记》中的主题歌名“敢问路在何方”，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不少人目前处于一种困惑、迷惘和无奈状态。这些问题若发展演化，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规范的瓦解，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整体失落。这时就会出现社会心理颓废，大众情绪低落，人们普遍丧失自律力，社会基本秩序动摇，社会基础结构被危及，国家统一行为发生困难等现象，很容易产生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
5.7.2 民族、宗教纷争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以意识形态划分而对峙的世界格局，但世界并不太平。当今世界社会发展呈现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息息相通；二是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势头迅猛，肢解统一的主权国家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尤其是以民族与宗教纷争为诱因和表现形式的社会动乱、地区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
当前世界上民族与宗教纷争多以武力冲突、种族屠杀、局部战争、社会动乱形式出现，发生频率快，影响范围广，社会危害重。具体的表现概括地讲：（1）民族分离主义引发社会动乱，导致政治危机或国家解体。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是突出的例子。（2）宗教恐怖主义制造血腥恐怖案件，激化地区争端和紧张局势。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地区是主要滋生地。（3）泛民族主义成为霸占势力范围和进行国际渗透的思想工具，引发国际争端。中亚、西亚地区宣扬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代表。（4）某些发达国家极右势力强烈排外，采取法西斯手段进行种族歧视，破坏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人类和平交往。（5）部族残酷仇杀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人类文明发展。部族仇杀是最野蛮凶残的原始暴力形式，多发生在非洲原西方殖民地时代产生部族仇恨的国家。（6）国家内部不同宗教和教派间暴力冲突频繁，极大地损害国家发展，加大民族隔阂。（7）某些发达国家的政治集团出于一己私利或某种政治需要鼓励、加剧一些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纷争，使这些国家的民族分裂、宗教纷争日益复杂化。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正向全球化迅速迈进，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在稳定、发展的总态势下的中国社会，也时时被民族与宗教问题困扰，存在着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与反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的重大政治问题。
近些年，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不时发生，成为干扰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成为制约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问题的产生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及现实矛盾，而其中的国际因素作用巨大，必须高度重视。影响明显的国际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美国企图设计出由它主宰的单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北约东扩就是明显的战略步骤。依仗其军事强力和凭借其经济实力，借“维和”之名武力弹压，打“人权”招牌肆意干涉，用“制裁”手段经济封锁，举“援助”旗帜多方渗透。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是进一步推行以安全、经济、民主为支柱的外交政策，通过“建设性接触”影响别国的政体和民主改革进程，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其中，宗教人权在其外交政策中已成为核心因素之一，已被纳入政府管理机制，成立了如“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美国国务院签署的《美国支持宗教自由政策：以基督教为重点》中表示：“我们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力量的主要源泉，没有它我们简直无法领导”，“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努力实现世界各地社会和它们的当局政变。”民族自决、宗教、人权已成为西方国家刺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转型国家的利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近些年已是他们围攻的中心。反华的人权议案一年一度，将中国人权问题作为政治竞选纲领和经常性的外交辞令。他们还公开支持流亡海外的新疆、西藏等民族分裂集团，甚至直接策划、挑唆中国境内的分裂活动。此外，为了实施其西化和分化战略，（1）通过旅游、探亲等秘密方式向中国公民散发针对中国的反动政治宣传品和“向10亿中国人传福音”的宗教物品；（2）利用某些世界性宗教领导组织收买、培植代言人，瓦解、操纵中国宗教组织；（3）借用人权，针对中国管理和处理宗教问题，大造国际舆论，向中国政府施压等等。这些年，中国存在的非法宗教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猖獗，与这种国际大气候有直接关系。尤其是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借助国际势力支持，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西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曾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世界性民族分离主义盛行的最有力的国际支持者，也将是阻碍中国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势力。
2.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宗教恐怖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习惯称“双泛”），先后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泛伊斯兰主义主张所有穆斯林联合起来，拥立一个哈里发，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泛突厥主义鼓吹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创立一个突厥民族的大帝国。其创立之初，具有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和沙俄统治的意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意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者的实质一样，都具有十分强烈的排他倾向。冷战结束前后，它已成为民族分裂主义的精神武器，以及中亚、西亚一些国家恢复实现旧帝国梦想和进行“伊斯兰革命输出”的思想旗帜。
双泛产生之初便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早就成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中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利用的法宝。他们据此煽动民族仇恨，发动“圣战”，企图分裂出去建立独立王国即所谓“东突厥斯坦”。苏联解体后，一些新的独立国家中，兴起了新的大民族主义思潮，企图再借助双泛进行民族整合，建立跨越国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有的甚至将我国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在内。这些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公开支持和联合流亡海外的和活跃国内的新疆民族分裂集团，直接策动、参与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分子运用的暴力恐怖手段，为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作了示范。
5.7.3 民族与宗教纷争及其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热点主要是西藏达赖集团、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及台湾存在的台独势力所进行的民族分裂活动。同时，也存在着西方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分化、渗透和邪教、迷信活动所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
（1）西藏达赖集团在国内外进行的分裂活动持续不断，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人权等借口支持、挑唆，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自19世纪英国侵略者染指西藏起，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西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后，一直寻衅滋事。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利用“文革”时期极“左”宗教政策及错误的阶级斗争方法所造成的伤害，转变成反汉排汉的民族仇恨并以宗教信仰为旗号大搞民族分裂活动，与达赖集团里应外合，制造了一系列暴乱。1989年，达赖获挪威政府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分裂活动从此披上“和平”面纱，不断加快步伐。声称“中国与苏联一样，不用10年就会解体”。他直接插手十世班禅灵童转世，干扰破坏西藏人权的议案，混乱国际视听。1997年，达赖应台湾宗教界邀请访台，想寻求台独势力支持。在西藏的分裂分子，利用寺院作为基地与掩护，不断制造事端，严重破坏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使西方国家将西藏问题当作政治外交筹码，直接危害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安定团结。
（2）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频繁，并演变成日益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危害深重。而且，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也日益活跃，使“新疆问题”逐步明显国际化。
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现总人口1700多万，少数民族占60%以上，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占近98%。伊斯兰教自公元9世纪传入新疆后，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亚、西亚（包括中东）穆斯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突出的民族性、国际性特点。上世纪至今近百年中，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持续不断，已构成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受中亚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影响和苏联解体的鼓舞，国外新疆分裂集团又强力支持，新疆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日趋活跃，甚至频繁发动暴力恐怖事件。
（3）其他民族宗教问题。主要有被国外宗教势力支持的非法宗教活动与披着宗教外衣而危害社会的邪教活动，近年来影响有所扩大。尤其是邪教活动往往利用迷信，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等现实功利思想，且多采取极端的甚至恐怖手段，危害极大。但是，西方社会往往别有用心，歪曲我国政府机构打击邪教等非法宗教活动和有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活动，动辄与人权挂钩，干涉中国内政。
民族宗教问题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内在的联系。因其敏感，故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但根据相关可预料的因素推测，中国民族与宗教问题在本世纪初期，可能出现以下的发展态势：
（1）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反华势力干涉力度加大。任何民族分裂分子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支持，挟洋人而自重。流亡海外的分裂集团会竭力推动其分裂活动的进程，而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民族分化比利用军事手段扼制中国既省力又冠冕堂皇。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保护人权等社会政治规范已与国际性标准接轨，有关政府行为受国际公约牵制加强，这又为西方国家中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供方便。国际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所以，图谋中国民族分裂，并通过使其国际化，将成为他们整治中国的最有效方法。
（2）民族与宗教问题复杂化，社会冲击力扩大。本世纪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度必将相辅相成，会带来连锁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物质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生活水平悬殊，将是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的社会现象。党和政府已经制定了开发中西部发展战略，并实行了多项倾斜政策（如转移支付），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邪教恶势力，会利用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作为他们煽动民心、对抗社会和捞取个人功利的工具。所以，他们会使一般的民族宗教纷争演变成一场超越民族宗教的社会危机。
（3）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加剧，危害加重。如果说国外反动势力竭力使其活动国际化主要是利用舆论宣传等“和平手段”，那么，国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将主要运用暴力恐怖方式，破坏政局稳定。一旦出现民族动乱，不仅直接破坏经济建设成果，而且恶化社会环境，诱发社会动荡，对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不仅如此，还将引起全球化经济的连锁反应，威胁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安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