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要谈到打油诗，无不马上想起脍炙人口的这一首：
春雨贵如油，下地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
据民间演义，明朝的解缙在他科举高中，接获喜报，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慌不择路去通知诸亲好友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摔倒，吉水县城里满街的乡亲，看到这位小个子，大文人，满身泥水，衣衫滚湿，踉踉跄跄，狼狈不堪的样子，竟轰的一声，像春雷那样惊天动地地大笑起来。
尴尬的解缙，定了定神，他说要即席赋诗，记叙这次跌跤的事，于是，大家静下来洗耳恭听。随后，他当场信口吟出来这首打油诗。谁也没料到，他反过来将看笑话的左邻右舍，调侃了一顿。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宋代，此地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应该说，解缙的势头，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一上来，颇不示弱，很有气象的。
欧阳修做到翰林学士，解缙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缙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因此，少年解缙，在吉水家乡，发奋进取，埋头钻研之际，无论读经典，求学问，无论练文章，作诗词，他的标杆就是欧阳修，以这位乡先贤在北宋时期，政坛的辉煌，文坛的璀璨，双双精彩的局面定位自己，厘定他人生一世的努力方向。
他个子虽矮，但志向奇大。他聪明睿智，灵活圆通，有脚踏实地的干劲，更有出人头地的理想。别看他跌倒在众人的奚落嘲笑声中，却敢在打油诗中，大言不惭地自奉为“解学士”。看来他深信，他解缙一定会走出吉水，一定会走出江西，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翰林院大学士。果然，一切都如他所愿地达到理想境界。也许个子矮的人，头脑离心脏的距离较近，供血充足，所以，三十多岁，他就以超常的智力，出类拔萃的学识，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编辑，真是何其了得！
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绝大多数人，由于其心灵深处，对于权力，有一种亲和性；对于长官，有一种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有一种依附性；对于名利场，有一种竞逐性，因之特别崇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之说。矢志不懈，奔走终生，一息尚存，斗争不止，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以书为砖，敲开仕门。这种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
于是，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地，惶惶不安；做到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
然而，“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明初的解学士缙，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他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这位解学士，遭遇过朱元璋、朱允、朱棣、朱高炽，凡祖孙三代，共四位皇帝的文人，固然，一方面可以说，他把这些皇帝给玩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你怎么精明，最后的结果还是皇帝把你给玩了，这也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文人遭遇皇帝的必然下场。
《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走完这个过程。
对于这位接获喜报，滑倒街头的新科进士而言，最关键的不是马上授予官衔，也不是马上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而是，这位个子小，年龄也小的解缙，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这个特例，大概只有朱元璋自己明白奥秘，为什么破格优待解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因为他几乎不会对文人网开一面予以优容。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地剥下来，然后塞上草。想像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
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杀人如毛的暴君、酷吏、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法。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见。
现在弄不清这位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暴君，出于什么动机，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小小的解缙，天威顿霁，和颜悦色，恩渥备至，无限慈爱。试想，一条饿狼，伸出猩红的舌头，不是去攫食眼前的羊羔，而是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理解的反常行径。
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他却是惟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像，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该是如何的风头了。
君臣父子，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那时，他刚二十岁，真叫人眼红得滴血啊！
一个成功得太快速，成功得太意外，成功得令自己无法适应，令别人措手不及的幸运儿，就像在现代游乐场里，乘坐过山车那样，在上升、下降、反侧、旋转的高速运动中，必然会产生的失重感，晕眩感，脑缺血的空白感，美尼尔症候的方向迷乱感，必然会把握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而瞬间失常的。
这位成功人士，可以想像得知，在大成功面前，该是如何的纵容自己，放肆自己了。他写过一首《庐山歌》，可以读出他的自恃和自信，同时，也读得出他的自大和自恋。
昔年拄玉杖，去看庐山峰。远山如游龙，半入青天中。四顾无人独青秀，五老与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边鸿。二仪自高下，吴楚分西东。洪涛巨浪拍崖下，波光上与银河通。吸涧玄猿弄晴影，长松舞鹤号天风。天风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万里可飞越，因之献纳蓬莱宫。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梦里寻仙踪。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树下一老与我襟裾同。披图题诗要相赠，气腾香露秋蒙蒙。子归烦语谢五老，几时白酒再熟来相从。
他把自己摆在和庐山并驾齐驱、双峰对立的同等位置上，作为文学家，是一种夸张，作为政治家，则是一种狂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政治轮盘赌中，确实具有赌运赌命的勇敢。
公元136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在诸子中找不到一个继承人，传位于其孙朱允，是为惠帝。公元1398年（明建文三年），朱元璋驾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建文四年），分封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号称靖难，兴兵南下，来夺他侄子的江山。
1402年的六月十三日，时值盛暑，朱棣大军势如破竹，逼近南京，正从金川门夺城而入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鼎故革新之际，面临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择之时，深受朱元璋恩渥的解缙，站在原则立场上，应该是与其实是叛乱的朱棣，势不两立的。但我们这位极其聪明，极其灵活的才子，一无当烈士的欲望，二无杀身成仁的兴趣，早就选择了与即将来临的新政权合作的方针。
可在大局尚未明朗，胜负犹未决出之前，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正统，要坚持原则，要与反叛分子斗争到最后一刻，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号召大家做出殉国牺牲的英勇壮举。
攻城的头一天，六月十二日的晚间，解缙与他的同僚相约，宁死不屈，不做二臣，不能降敌为寇，不能辜负主恩。
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明史·王艮传》）
这是一个赴义就死，义无返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在作秀演戏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尤其那个解缙，站在桌子上，估计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样好突出自己的形象。只听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宣布：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共同赴死，义无二心。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那时年纪尚小，不谙人心善变，世事叵测，竟从心底里发出赞叹，为这些叔辈文人的高风亮节，钦慕不已：“解叔、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解、胡二位先生殉死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不好。依我看，倒是你那位王叔，恐怕只有他，没准会走死难这一步。”
吴溥父子说到这里，忽闻比邻而居的胡靖，正对他家人急不可耐地大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兵荒马乱，盗贼横行，赶紧去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的窃儿，牵了咱家好不容易养起的肥猪！”
至此，吴溥掠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这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嚎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
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惟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出得门来，是朝文庙方向走去的，是要别人看到他实行自缢的诺言，但没走多远，改变路线，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进谒的才子，他当然知道这位小个子文人是谁，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了。
“好好好，欢迎解学士弃暗投明，共襄义举。”
“愚臣来晚一步，早就应该过江迎接圣驾的！”
在他的牵线引荐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也纷纷表态，竭诚拥戴新主。据《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文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连忙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未必。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缙，脑筋多了一份清醒，与其辩白，无如闭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还要麻烦，还要危险。他已经侍候了两个朱姓皇帝，懂得在这种天威下，如何夹紧尾巴，如何讨好迎合，如何化险为夷，如何磕头求生的苟且之计。解学士的小聪明，大智慧，就表现在这种既敢于下赌投注，也善于应急之道，既能喊最响亮的口号，决不怕肉麻，也会不停调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正是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诗中所写“天风吹我不能立”状况，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总算没有发生，真是难能可贵。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一个对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代大学士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解缙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的人生哲学，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解缙之不害人，小人之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应该说，明代的解缙，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当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成名时的知青作家那种年纪，你能不向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解学士脱帽致敬吗？
然而，实事求事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池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精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息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第四位即将登基的朱高炽身上。
可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三国时期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争夺战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吗？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储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明史》）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明代的牢，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刑法。当狱门打开，透过来一丝光亮，见锦衣卫帅纪纲为他端过酒来，起初，他还真吓得有点魂不守舍，以为是一盏鸩酒。腿一软，马上就反弹琵琶。“这，这，这……”嗫嚅得都说不出一句整话。幸好，纪纲先啜了两口，以示无碍，然后告诉他，贺你啦，解学士，永乐爷说，想不到你仍旧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明史》）
他是喝足了烧酒，烂醉如泥，狱卒将其埋在雪堆里生生冻死的。这对皇帝来说，是有趣的死，这对文人而言，则是可怕的死，在这个缓慢的生命终结的过程中，解学士恐怕连一句打油诗也诌不出口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我在东北森林中修过铁路，当过苦力，尝过零下数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么滋味。据说，人在冻死的过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皑皑的雪，所有的积雪，都化为熊熊的火焰，于是，在无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