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初，东北局和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其中五分之一是喝过延河水的老干部，共计一万二千人，组织工作队，下乡搞土改。
东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是一个空白地带。日本占领东北不久，就破坏了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后来东北抗日联军也被日军压到苏联境内，几年之内东北都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基本不了解，相反，国民党政府倒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国民党地下军人员活动频繁，鼓动老百姓迎接“国军”接收东北。苏军占领东北后，将“满洲国”伪军武装全部解除，总共十七万人溃散在各地。苏军在东北到处拆卸工厂、拆卸武器，将日本人财产没收后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千万工人失业，日本侨民和家属流浪街头……面对如此复杂混乱的东北局面，要白手起家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凯丰带着体弱多病的身子，凭着多年在战斗中积累增长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日理万机地工作。
东北局宣传部当时人手特别少，没有副部长，宣传科就科长王兰西（后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一人，文艺科就舒群一人（后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创始人之一），协助凯丰工作的就秘书任荪一人。凯丰知道，要开辟东北根据地，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站稳脚跟，首先得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东北人民。凯丰将长春接收到的伪满洲国的广播电台和敌伪时期的工作人员带到哈尔滨，立即开设了我党在东北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并亲自为广播电台写社论、评论文章。
为了扩大《东北日报》的影响力，提高它的声望，凯丰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寄送他亲自购买的新书，并请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凯丰的请求，给凯丰回信说：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尽管哈尔滨与延安远隔千山万水，然而凯丰把毛泽东一九四三年给自己复信时说过的“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的话，始终牢记在心。一九四六年，刚在哈尔滨安顿下来，凯丰就将毛泽东的嘱托付之行动。他亲自动手，编辑了六卷本《毛泽东选集》，并在东北各书店出版发行。这是毛泽东最早出版发行的选集之一。一九四九年，苏联准备将这套《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但当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告诉他经毛泽东校订的《毛泽东选集》将于当年六月底正式出版，希望苏联不要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的《毛泽东选集》，这样苏联才停止了翻译出版凯丰编选的《毛选》。李士彬回忆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促使《毛泽东选集》的尽快出版、对当时和后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凯丰的领导下，通过报纸、电台大造声势，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很快在黑土地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作为负责哈尔滨市委工作的领导，凯丰一方面安排干部深入工厂，抓生产恢复，抓战时武器、弹药和装备等急需物资的筹集；一方面部署人员抓城市水、电、煤的供应，抓交通运输的畅通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面对广袤的东北农村，怎样进行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凯丰派秘书李士彬走屯串户，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写成材料供他阅读。碰到棘手问题，他亲自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一头扎进田间、地头，作深入的调查，与农民交朋友。中央从延安传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凯丰即根据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的讲话精神，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亲自起草了《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在《东北日报》上发表。
一九四七年，凯丰前往王鹤寿、范式人任省委负责人的北安省（当时东北划分为九个省）视察。视察后，与工作人员一道，写出了大量农村调查材料，编印出了《东北农村调查》，他指示将该书发至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并在新华书店发行，供广大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借鉴和参考。
李士彬回忆说，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如“马斌工作方式”和“呼兰县经验”等材料，凯丰亲自修改润色，在《东北日报》上刊登推广。
“马斌工作方式”，是我党东北土地改革打开局面的第一个成功范例。
东北广大农村解放前，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差异。东北大量土地被日本人收购、兼并和掠夺，如凯丰所调查过的北满的宁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都被日本人占夺。这些土地由数十万日本移民组成的“开拓团”经营。“开拓团”种不过来的，又反租给中国人耕种。耕作者大多数是闯关东来的关内农民，他们实际成了日本人的农奴，过惯了逆来顺受的生活。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我军大量撤到松花江以北。部队吃、穿等生存条件成了大问题。北满分局根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三月发布的《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反奸清算。一九四六年五月，马斌带领的工作队进驻了松花江北岸铁路小站的一个屯子。他拒绝跟原日伪政权有关联的乡长的安排，毅然住进破庙里。尽管如此，可召开两次会，来的全是老人小孩。马斌认为，光住破庙还不行，于是决定队员分头住进百姓家里，提出“不怕虱子咬，不怕家里脏，吃饭给钱，说话算话”的要求。第三次开会时，青壮年来了一些，但很不理想。马斌一打听才知道，过去区里的工作队也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要让穷人吃饱饭，可开完会没有行动。马斌一听，立即起身，带领农民就到大地主家里取粮。地主们没想到共产党带着穷人动真家伙，气得四处放风威胁说：“中央军快到了！”“等中央军来了再说！”为了稳住那些胆小的农民，马斌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枪，还带他们到地主家缴枪。穷人碗里有了粮，手里有了枪，热情空前高潮，参军的青年变得十分踊跃。共产党、八路军很快赢得了人心。马斌工作队的经验，通过凯丰的调研报告，得到了陈云的重视和赞赏。陈云要求广大下乡干部在开辟工作地区时，要推广“马斌工作法”，实行“蝗虫政策”，即一片一片地开辟。陈云和凯丰把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所谓“呼兰县经验”，就是“扫膛子”。“扫膛子”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当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成立雇贫农会后，呼兰县委书记和县长召开动员大会，要求雇贫农会打着红旗，声势浩大地抄地主的家，分地主的财产。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扫膛子”。雇贫农先是扫本屯的地主，之后还可以扫外屯和城里的地主、富豪，谁扫的财产就归谁。记者张蓓在记述这场“扫膛子”运动的文章《消灭封建，彻底翻身》中说：“雇贫农整个阶级起来进入运动，就显示了他们浩大的气魄，津河第十九、十三乡是着名的‘一扫光’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遍天下封建，走到哪打到哪，天下地主是仇人！’第四乡的雇贫农队伍，举行了来回六十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地主们战栗在这个强大的攻势下，以前那种威风、那种抗拒，现在是基本消灭了。双河山阎家屯到地主阎占魁家扫荡，阎家老娘们要求给她家留下几个枕头。雇贫农瞪她一眼说：‘你想想咱们以往好多年没有枕头怎么过的？而今让你也把麦秸草当枕头吧！’地主要求雇贫农给他们多留些粮食，雇贫农答复得很干脆：‘你们从前不是说过，锄头在房檐挂二十年也不愁吃穿吗？扛走！’”
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的两个多月里，东北解放区“扫膛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给着名作家周立波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素材。
凯丰当时对“扫膛子”运动是赞赏的，批示将“呼兰县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刊载，进行广泛宣传。
后来，由于运动出现了“左”的倾向，“扫膛子”运动扩大了打击面，有的在划分成分时任意提高、打击中农；有的将对“扫膛子”有看法的干部当“石头”搬掉，使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有的进城没收商店，导致工商业混乱；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地区任意处决和打死人，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地主恶霸，而是无辜家属或有些问题但罪不当死的。
毛泽东了解到来自解放区的情况反映后很着急，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召开了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越来越严重的“左”倾进行了坚决纠正。
凯丰将呼兰县的做法当做经验推广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极少数人使用霹雳手段，给绝大多数人施以菩萨心肠，是那个时期的迫切需要。但下面矫枉过正，采取过火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东北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批示，及时进行纠正，使土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三十七、严己宽人
延安干部去东北不久，他们的家属也开始向东北跟进。
凯丰的爱人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和何亮及警卫员李顺清、勤务员吴德明、保姆韩玉霞，由喻屏的妻子李风带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
吴德明本来不能去东北。凯丰走后，他被安排给刘少奇当勤务员。可东北解放隆隆的炮声，强烈地感召着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很想去前线参战立功，加上王茜想带他去东北，他就向组织提出要去前线。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认为他组织纪律差，不服从分配，专门召开支委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找到支部负责人，说吴德明要求上前线是好事，应当批准他去东北。这样，吴德明才得以离开延安。
吴德明在《离开延安去东北》一文中记述：“为了首长夫人和小孩路上走得安全舒适些，组织上给安排了两匹骡子和两头毛驴。两头毛驴驮行李，并供三个女同志累了骑。两匹骡子架一个架窝子，供首长夫人和两个小孩坐。架窝子是陕北和晋西北农民想出的巧妙办法，即将两根三米多长的木杆的两端，分别固定在前后两匹牲口的左右驮架上。一张软床固定在两根木杆中间。上边和左右用席子围成圆形的棚，前面挂上布帘，样子像轿子，只是前后抬轿的轿夫换成了骡马。王茜和何明、何亮都坐在架窝里。这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中算是最高级的了。”
离开延安的第一夜，他们住在青化砭兵站。以后经清涧、绥德渡黄河，到达山西，再经五寨、平鲁、右玉、左云到绥远省的丰镇县城。到达丰镇兵站时，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恰好在兵站。同是江西人，余秋里对凯丰很尊重，专门前来看望王茜和其他人员，并指示兵站尽快安排汽车送他们走。
王茜一行到达河北省张家口，与在那里调往东北的干部、家属会合。之后，五百多人乘坐二十多辆卡车，由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带领，一路风尘仆仆、浩浩荡荡，经内蒙古开往东北。
吴德明回忆说：“我们由陕甘宁警备旅旅长贺晋年具体指挥，另有一队武装人员负责保卫着出发了。为了照顾王茜同志和她的小孩，负责同志特意安排他们和古大存同志乘一辆卡车。记得司机是日本人，驾驶技术不错。与他们同车的还有女作家草明同志和邓发同志的弟媳，加上古大存同志的随行人员，人很多。因为卡车上没有坐的地方，只好把个人行李当坐椅。女同志抱着小孩，天又热，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没有车棚，晴天太阳晒，下雨了也只能用自己带的雨布挡一挡。赶上刮风，就没有办法了。”
后来，草明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成《沙漠之夜》等散文，陆续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王茜一行于七月底到达东北解放区齐齐哈尔。由于从延安来的人多，哈尔滨的住处还没有安排好，大家只好在齐齐哈尔等待进城的通知。
等着与久别的亲人相见的心情是急迫的。
吴德明见王茜老问去哈尔滨的通知来了没有，就知道她迫切希望看到凯丰，于是说：“王茜同志，其实你不用等，现在就可以去哈尔滨。”
王茜问：“为什么？”
吴德明说：“这里去哈尔滨有铁路直通客车，乘三四个小时车，你就可以见到凯丰同志。”
王茜说：“这样做行吗？”
吴德明说：“怎么不行？你是首长夫人，这点特殊是可以享有的。”
王茜摇了摇头说：“不行啊小吴同志，如果从延安等地来的人员都想走，这支队伍怎么带？首长家的人应该做表率。从延安来这里，这么多苦都吃了，不在乎再等几天，你说是吧？”
吴德明还能说什么？只能打内心敬重王茜。
几天过后，王茜一行离开齐齐哈尔，到达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