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城文化意义的思考
戴云鹏
长城既是实物，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中国的先民们，用一个最具体实用的建筑物介入历史，在我们民族的古老心灵和集体记忆中完成了一次超越物理意义的精神建构。
长城在哪里？它当然是在中国北方起伏的山峦间静卧着，但也似乎已经蜿蜒进我们的头脑。生活在北京，你时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在北三环、北四环一带的多处交通标志牌上，都可以不断看到路向提示：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对游客们而言，这不过是旅游线路标识，但对于以文化符号或国家民族象征物而将其沉淀于意识深处的思索者来说，它更多的是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
说实话，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光顾过长城了，无论在环绕北京的燕山山脉，在东接渤海湾的秦皇岛，还是在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我一次次攀爬长城、阅读长城。作为历史文化的特殊载体，长城会不时地告诉我一些悠久而隐秘的信息，并且，它的“过去”，仍包含有指向未来的因素。
中国的万里长城始于秦王朝。虽然之前缘于小国间割据的需要，已有局部的各种战国“内长城”存在，但只有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总体战略出发，将燕、赵、秦等北部诸国的“外长城”连接延续，形成横亘辽阔国土的军事防线雏形，长城和中国这一特殊的关联才告确立，并且千年再未有大变。长城的文化意义有多种解读，一种说法是：长城是消极防御的产物，代表了一种自我闭锁心态。这种多少带有简单比喻性质的理解曾一度甚嚣尘上。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长城出现的历史时段就可以知道，雄心勃勃建筑一道护国之“墙”的秦王朝，和在其基业上励精图治的汉王朝，其实是在历史上完成了中华民族首次领土大整合、战略大拓展任务的巅峰时代之一。那样的辉煌，那样的铸造文明的机遇，在数千年历史中并不多见；而那样的开拓精神，那样的制度、文化上的开创精神，绝不是一个“围墙心态”可以解释得了的。其后，在盛唐时期，伴随一系列的边疆战争，特别是对藩国割据势力的征讨，对形成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辽阔版图，其作用至关重要。秦汉及唐以降，尽管随着中原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国的地理边疆仍时有消长变化，但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时期，通过对西北和东南的战略性拓展，进一步巩固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力量所及的大部分地方，实现有效管辖的领土面积达到历史最大，中华疆域版图的基本格局得以确立至今。
举凡上述千秋功业，是为了回到长城。长城，这个今天已完全丧失了实用价值的庞大建筑，告诉我们的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艰辛和崎岖，是超越个体、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土地和家园，民生和社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生存图景、命运图式，构成了我们不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冲动，引领着我们进化的步伐！长城，它体现出的也许是一种善——试图在侵略与被侵略、战争与和平之间实现物理隔离。当我想到，历史上有那么一些决策者，想要修建一道墙，以阻断劫掠，呵护苍生，庇佑子民，让一个超级的大家庭免受侵扰窜犯，心中确会泛起一丝暖流。尽管在军事上长城挡不住什么真正的敌人，起不到多大的防御作用，但我们不必诋毁它，不必因所谓“历史观”的反复修正而对它说三道四。譬如，不必因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霸权色彩的西方“普遍化”史观，就否定它本来的“中国”意义，也不必因为要对抗霸权或凸显民族性，又将其孤立谈论，或将其神化，它永为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之一。
长城在今天仍对我们有所启示，我认为很重要的在于它是某种整体性、全局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废分封、置郡县，在中国历史上建立首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是秦王朝。正是这个王朝，在修筑若干驰道、统一了路制车轨的同时，也建造了长城这样庞大的国防工程。与此相应的，当然还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今天看，这其中就包含着整体思维、全局思维，亦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秦王朝虽然短命，而它的格局、它的气象，却不可小视，它在社会组织制度上的一些创新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秦汉、盛唐和清代康雍乾时期，是积极追求中华民族战略利益拓展，并且实现了这样的拓展的几个重要时期。民族复兴，国祚延绵，需要的正是超出惯常思维、超越时代局限的大想象和大创造。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只关乎到中国自身的命运，也关乎到世界。我们需要新的战略思维，以实现民族的发展利益。在修筑长城的冷兵器时代，战略拓展可能意味着疆土和地域的扩充，意味着民族间的征伐和臣服，但在今天的科技文明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可以说已经完全改变和重塑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空间。从金融战争到太空武器，从文化输出到技术殖民，“战略”在多个层面上甚至让传统的国界失去了意义。今天的战略利益，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总体利益，在这样的总体利益中，又包含着因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出现的诸多矛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集团、国家间的利益严重纠葛冲突，往往会兵戎相见。面对这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因素，如何既实现自身、一国战略利益的拓展，又不悖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卓越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有云：“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这个“长城”是什么？是中国人民摆脱近代以来被加诸的苦难历史，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梦想！摆脱被奴役、被侵略和被殖民的屈辱，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民族生存发展中整体性、历史性思维中的一大步，而这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拓展。如何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国富民强，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发挥自己文明传统中的独特影响力，并最终把我们的立国初衷、我们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变成现实，则是更加宏伟的战略任务。实现和维护这一战略利益，对我们自身来说，意味着不断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对世界而言，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增强，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其他民族、利益集团和政治体系间的共存。
记得去年隆冬时节，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曾见各大媒体刊登一幅他在长城上独自远眺的图片。我不知道，这个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领导人，到长城上想看什么，又看到了什么？他只不过是要做一回概念意义上的“好汉”呢，还是试图了解他匆忙光顾的这个国家？显然，他触及到的只能是非常表面的长城，是文物意义上的长城，他未必了解另外一个“长城”，那就是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这一朴素愿望的“长城”。因为他仍在根据美国自身、乃至他本人所在党派自身的固有思想逻辑和利益需要而行事——回去后不久即不顾中方反对，高调会见达赖喇嘛，又批准向台湾出售数量巨大的军火。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我们今天生存发展的具体环境——当对内祈求民族和谐、国家安定的梦想和对外期冀和平发展空间的愿望不被了解，甚至根本不会得到尊重时，我们就还是需要一个“长城”，以正义的方式表明心中的善。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中，曾经对中国的大历史作过如下分期：“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自乾隆末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更多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地区势力影响，自然也是从我们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虽然在他发表自己看法的年代，因信息技术而导致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图景尚未出现，但他的基于中国本体的历史意识我们仍有必要予以尊重：“世界之中国”的含意不一定是自大，但可以是自强。如此说来，“长城”其实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理想工程的构想，我们仍会继续拥有它，并且维护它、珍视它。
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华民族的古老梦想仍将继续。
选自《解放军报》2011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