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藩凌厉的攻势，清朝顿时陷入覆亡的危机。不少王公大臣甚至提出诛杀主张撤藩之臣，向三藩求和的主张。康熙帝顶住压力，采取征抚并用的手法沉着应对。为了分化敌人，一边下诏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一边削夺吴三桂官爵，布告其罪于天下，并将留在京师的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此后，康熙帝迅速调兵遣将，分守各战略要地，步步为营。他先后派出六路大军，其中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等率师由常德、澧州进取云贵；镇南将军尼雅翰等率师由武昌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安西将军赫业等率师由汉中取四川；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定南将军希尔根率师由江西入福建；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从而形成战略大合围。
平定三藩示意图
起初的几年，战争进行得很艰难，特别是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部的摇摆不定，一度让局势很被动。康熙对他们采取了招抚为主，剿灭为辅的政策。利用郑经与耿精忠交恶的时机，1667年，康熙下令康亲王杰书移师衢州，乘虚入闽征讨，先后大败耿军马九玉、白显忠两路大兵，迫使耿精忠投降，并率所部随军征剿，所部曾养性等也望风归顺，浙江、福建一带迅即平定。尚之信1676年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封号，拥兵反清。此后，吴三桂屡次催促他出兵和索要军饷，让他十分不满，试图归正，并暗地遣使议降。康熙帝因势利导，特赦其罪。次年五月，尚之信在肇庆降清，清廷令其袭平南亲王爵，并顺势拿下广东。三藩平定了两个。在西部战场，王辅臣也战败投降。这样，吴三桂一下子就势单力孤了。
对于吴三桂部的军事行动大体上是以湖南为主战场，四面出击的格局。在中心战场，吴军防守严密，兵力雄厚，清军南下屡屡受挫。吴三桂打算取道川陕入犯京师，以70000兵据岳州、澧州诸水口，北拒荆州之师；另以70000兵据长沙、萍乡等地，东拒江西之师；自赴松滋，陈兵船于虎渡口上游，明言攻荆州，暗分岳州之众，以打通与兴安、汉中的联络。这一安排给清廷极大威胁。两军的拉锯战进行了5年多，互有胜负。
1678年，转机出现了。由于其他各路叛军纷纷战败归顺，清廷下令各路大军集中兵力猛攻湖南，并遣其原属人员赴各地军前招抚，很快收复湘东。为维系人心、鼓励士气，吴三桂由长沙移镇今衡阳。4月22日，他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时大兴土木，建造皇宫，还大封诸将，开科取士。吴三桂终于如愿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一年他已是66岁的老头了。他曾背叛明朝和李闯，还亲手勒死隆武皇帝，早被视为汉奸国贼，这时称帝更是人心尽失。此时，他已走向穷途末路，不得不收缩战线，召回兵马，集中全部精锐进攻衡州的门户永兴。还没有尝足皇帝的滋味，战败的消息便纷至沓来，吴三桂在苦恼和病痛的折磨中被拖垮。8月间，吴三桂突患重病，很快药石无灵。八月十五日，做了5个多月的皇帝的一代枭雄吴三桂死在皇宫中。他的属下随即拥立皇孙吴世璠继位。
吴三桂逝世后，清军趁势加强进攻。1679年安远大将军察尼收复岳州，接着荆州、长沙之师纷纷出击，据守夷陵、澧州、常德、长沙等地的吴军纷纷弃城逃走。8月清军收复衡州、武冈。其他各路也连连告捷，吴三桂的老巢处在湖南、两广、川陕三路大军的进逼之下。1680年，清军有多路进入云南、贵州。1681年9月，名将赵良栋率部围困昆明，城中粮尽，部将线等谋划献城投降，吴世璠惊惧之下，服毒自杀。昆明收复后，清军迅速铲除了叛军残余，平定了云南。历时8年、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至此终于平息，国内局势重新稳定下来。初生牛犊的康熙帝打败了久经沙场的老将吴三桂，从而也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而吴三桂倒行逆施，反复无常，成了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四、文字狱
古语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说，发言立论本身是无罪的，只是听闻的人应当有所鉴戒。中国历代有崇尚文治、尊重文人的传统，对于著书立说整体上是比较包容的，但是因诗文招灾致罪的现象也常有发生，如大文学家苏轼的“乌台诗案”。明清时期是中国专制主义的顶峰。满清以落后文明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极力推崇儒学、全面汉化；另一方面采取文化专制，对读书人的控制空前加强，“字祸”、“史祸”、“书祸”、“逆书案”之类的案件纷纷出现。虽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但多是依据个别文句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指其谋反、欺君之类罪名，甚至栽赃嫁祸、株连罗织，对民众大开杀戒。
1647年，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个年头，某个寒冬，南京守城的士兵在盘查一个名叫函可的广东和尚时，从他的行囊中搜出一封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书信，以及一本名为《变纪》的史稿，其中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摄政王多尔衮命将函可械送京师，关入了刑部大狱，次年发配沈阳，直至死于“冰天雪窖”的异乡。但函可的悲剧并未终结，在他死去100多年后，乾隆年间，他的《千山诗集》被指为“语多狂悖”，被查缴销毁，他住过的庙宇以及坟墓、碑刻字迹都被拆毁无遗。函可《变纪》案是清代血腥文字狱的开始。整个清代，各种文字狱数以百计，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曾静案”等。
庄氏《明史》案是清初最大的一起文字狱。顺治年间，湖州富豪庄廷鑨得到同乡，明代相国朱国桢（自诩朱氏史）私撰的明史，聘请江浙名士茅元铭等约十五六人，对全稿进行增删润色，并对史事加以评论，编纂成书，题名《明史辑略》，并窃为己著。1655年，他书未刊成人病逝，其父庄允城为了却儿子心愿，重金邀集名流任该书“参评”、“参订”、“参阅”等，终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刊成发卖，在当地十分畅销，颇得士人欢迎。书中涉及清朝入关前后的事实，并使用南明年号，多处触犯朝廷忌讳。一些奸险之徒，如赵君宋、李廷枢、吴之荣之流也认为奇货可居，企图敲诈庄家和赞助的朱家。然而庄朱两家均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并不买他们的账，而是花重金将本收回，毁弃书版，并买通官场，将案件压下。吴之荣羞愤之下，竟往京城告状，摘取书中悖乱之语，以造写逆书为题，并将书中印“朱氏史”下添刻“即朱佑明”四字，向刑部控告庄、朱两家。适逢平定南明反叛和镇压江南士人之际，清廷决定严办此案。康熙二年（1663年），甫过新年，浙江官府率兵千人大肆搜捕，凡庄氏《明史》所提到的人及其姻党亲戚，即便一词之及也无不就捕，乃至写字、刻版、校对、印刷装订和书商、购书、藏书以至于读过此书的人，多达2000余人，全部被投入杭州监狱。其中仅庄朱两家就拿获数百十人，作序者李令皙家被抓百余人，甚至包括前来拜年之亲戚及邻居。在鳌拜等顾命大臣的关切之下，案件很快审结，认为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者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处斩，其中凌迟者18人，妇女及15岁以下流放为奴者数百人，早已逝世的庄廷鑨被掘坟碎尸。被处死的大多是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如吴炎、潘柽章等，还有不少人仅因买书而丢了性命。
康熙年间还有多起因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是安徽桐城县人，年轻时就立志振兴古文、改造时文，因才思敏捷，在文学和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32岁之前虽驰名文坛，但拒不参加科举，以教书讲学为生，后迫于生计才应乡试。1686年，戴名世入京师国子监，广泛交结在京名士，又游历各地，讨论经史、评议时政、臧否人物，成为一时风流人物。由于生性孤傲，愤世嫉俗，厌恶官场与士人中种种虚伪龌龊，他被称为“狂生”，虽誉满天下，但也得罪了很多人。1701年，戴名世的学生尤云鹗，捡平日所藏戴文钞本百余篇，分门别类，加以刊布，由方苞等作序，题名《南山集偶钞》，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两书问世后立即风行全国，文人士子争相一睹为快，影响极大。不料，10余年后，左都御史赵申乔因私愤上奏参劾戴名世，指斥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以“私见”而“乱道”。经刑部审查《南山集》，发现书中某些地方为明朝与南明回护，并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中的南明永历年号与史实，因而拟判处戴名世应即凌迟，方孝标已死，应挫其尸骸，二人同族年16以上者俱拟立斩，16岁以下及女眷流放或给功臣家为奴，为《南山集》作序之名士汪灏、方苞等立斩，300多人受牵连下狱。此时，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企图利用此案打击政敌、江苏巡抚张伯行。《南山集》案与纷乱的朋党之争扭绞在一起，更加复杂化了。危急时刻，康熙帝决定从轻发落，仅判戴名世立斩，其家人从宽免治罪；方孝标之子方登峄等免死，并其妻、子发配黑龙江，其余人一律免罪。
道光年间，龚自珍曾写诗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时，清朝因国势日衰而放松文化禁锢，然而知识分子依旧心有余悸，每逢论及文字狱就吓得离席而走，足见后遗症的严重。
五、嘉庆惩治和珅
如果弄一个历史“福布斯”富豪榜的话，居于榜首的应该不是比尔·盖茨或股神巴菲特，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这位乾隆后期炙手可热的宠臣，在被抄家之后，发现家产超过白银8亿两之多，比清廷10年的收入还多！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将是数以万亿计的天文数字。在那个年代，白银100两就足够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用度了。古人在形容某人有钱时，喜欢用“富可敌国”之类的陈词滥调，不过比起和珅，古今所有的富豪大贾的身价都难以望其项背，其财富也是所有的贪官佞臣所无法企及的。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是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祖上在满清入关及康熙西征时立有战功，累封官爵。年幼时和珅读了一些书，不过并没有功名。后来19岁时，承袭家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担任皇宫守卫，充当皇帝执事人的差事。这是一个有机会一睹天颜的职位，不过一个低级士官，要得到皇帝青睐几无可能。机遇总在不经意间到来。有一次皇帝出巡，车驾将发，仓促之间竟找不到伞盖，乾隆帝勃然大怒，要兴师问罪：“这是谁的过错啊？”随行的各色臣僚都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生怕掉了脑袋。这时和珅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典守官难辞其咎。”乾隆帝看到了和珅，见他仪表俊秀，声音洪亮，更难得有过人的胆色，不由得十分高兴，于是询问他的家世、学业之类的东西，和珅都能机灵善辩，对答如流，让乾隆更加满意，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很快，和珅被派为总管仪仗，升任三等侍卫，俨然成为宠臣。对于皇帝身边的红人，臣僚们自然大加巴结，比如当时的大学士英廉就十分看好和珅，还把心爱的孙女嫁给他为妻。
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宠臣一般，皇帝的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起点。清人有一种说法，和珅长得很像乾隆母后身边的一个婢女，而且脖子上都有粉红的胎记，可惜早已阴阳两隔。于是皇帝荒唐地以为这是“初恋转世”，对和珅也格外眷顾。由于有这样的际遇，加之和珅善于察言观色，揣度圣意，很快他青云直上，不断地加官进爵。几年之内，任至军机大臣、大学士，还先后兼任、担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领侍卫内大臣、满洲都统等要职，封一等忠襄公，位极人臣，秉权20余年。后来，乾隆帝还把他最疼爱的和孝固伦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到乾隆末年，皇帝年老力衰，好大喜功，朝政大事，就自然落在和珅手里，举凡朝廷的军政、财务，皆由其专揽，满朝文武也大多拜倒在他的门下。一个毫无战功的小侍卫，不到10年时间就跻身大学士，继而秉持朝政。和珅发迹的速度和轨迹，不仅在清代绝无仅有，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十分罕见。
应该说和珅的确有不少过人之处，虽然他读书不多，却聪明机敏，博闻强记，不但能诗善画，对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也有所知晓，甚至还会鲜为人知的西域秘咒，有较强的工作能力。随着地位的显赫，官职的高升，和珅渐渐变得贪婪起来，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和珅贪污纳贿时，手法细腻而大胆，加之深得皇帝宠信，因而无所顾忌。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不仅如此，和珅还卖官鬻爵，文过饰非，利用一切军国大事徇私纳贿，搞得政治乌烟瘴气。他甚至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窃取。
就像喝盐水越喝越渴一样，贪污也是一个无底洞，因而才有“欲壑难填”的说法。和珅可以说是集古代贪污纳贿之大成的人物，而且雁过拔毛，巨细无遗，贪婪之状令人咋舌。有一回，有个大臣名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只鼻烟壶。”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垂涎三尺，很想据为己有：“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了。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一副寒酸相！”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连皇帝的贡品都随意偷取，更不用说一般的金银珠宝了。虽然有不少的官员弹劾他，但都被他偷天换日，蒙混过关。每每他全身而退，参劾他的人则丢官弃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