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书海巡游(7)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四十多万元。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二干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

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四十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

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一九八九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

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褴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门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一个父母在：我的家乡！

关系百氏潮时的二三——苏联驻华使馆首席翻译揭秘中苏关系内幕

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

最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大使馆首席翻译顾达寿口述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顾达寿是中苏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见证人。因此，这本口述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将其中的部分内容摘登如下：

周恩来保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随着“文革”运动的兴起，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愈来愈尖锐，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愈来愈恶化。

在中苏两国关系如此敌对的形势下，这个时候我在苏联驻华使馆从事外交工作，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艰难。而且，我在中国常常面对有些中国人的仇视的目光。

一九七一年春天，有一次，我驾驶着苏联制造的伏尔加轿车刚驶出我们的使馆大门，因为街道上行人很多，我开得不快。就在我刚要加速行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径直冲到我的车头前面倒下。我急忙刹住了车才没有碰着他。

我立刻下车，他却躺在地上假装受伤而故意不起来。这时，从前面的岗哨亭里下来一位值勤的交通民警。他查看这个人是否受伤。当民警解开他的大衣扣，我发现他穿的大衣里面还紧裹着两件棉袄。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有人在故意制造一起车祸，然后加害于我。我可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

此事之后不久，我又遭遇了一次蓄谋的未遂事件。那次我是开车外出回使馆的路上。快到北京东直门大街的路口时，我立刻想起这里就是上次差一点出事的地方，便减慢了车速。这时，前面的红灯闪了，我赶紧停车。此刻，只见从路旁冲出一群年轻人，他们不停地用拳头敲打我车上的玻璃窗，用脚踢着车门。为防止意外，我坐在车里，关闭着车门和车窗。他们便使劲朝我的车窗吐唾沫，同时他们对我喊着“打倒苏修”的口号。奇怪的是，前面的交通指挥红灯一直闪着，足有十分钟没有变换成绿灯。后来的汽车只好停在我的车后。这时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围观，而那些年轻人还在不停地喊口号，但却无人出面制止。值勤的交通民警仍然坐在指挥的岗哨亭里对此视而不见，约莫过了十五分钟才开始亮出绿灯。我想，很可能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于是，我赶紧发动伏尔加轿车，驶离了那个可怕的场面。

这件事情使我感到非常气愤。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向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报告此事。他也为我的遭遇感到懊恼。但他认为我没有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来说明这是有人设计的圈套，更何况那时候是中国的“文革”时期，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又这么紧张。即使我们使馆向中国外交部照会抗议，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他建议我不如直接向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报告此事，或许会有处理结果。他的理由是周恩来对我个人非常了解。

我按照托尔斯基科夫的建议拨通了中国外交部的电话，报告了我遭遇的情况，请求如实转告周恩来总理。我只是讲了我遭遇的第二件事情。因为这件事不仅是对我本人的侮辱，而且是对我们国家苏联的十分敌视的攻击。打完电话我又后悔了。我想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应该让这件事情惊动周恩来。而且鉴于当年的中苏关系，他也不一定能亲自给我答复。但我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中国外交部的电话，称周恩来即日将在外交部约见我。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认识了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周恩来。他和我握手拥抱，亲切地对我说：“顾达寿同志，这件事让你受惊了。现在我和乔副部长代表中国外交部向你表示慰问。同时请你转告苏联大使，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可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天见到周恩来，我感动得流泪了。我看到他的脸色很憔悴，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不由得为他的健康感到担忧。

林彪的头颅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和他的家人仓皇出逃，但是却没有成功。他的党羽数人驾驶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即被迫降擒拿。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原书注：关于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如何坠毁的，目前史学界说法不一，顾达寿所说的“被击落”的观点，可聊作一说。）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这就是曾经震惊中外而且令人费解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军雷达发现了这架中国军用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坠毁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的侦察飞机侵犯了蒙古的领空。

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苏联外交部在获悉此事件后，立即指示苏联驻华使馆尽快了解这个情况。于是，托尔斯基科夫大使特派我带领使馆武官处的两名年轻的少校军官前往蒙古实地了解真实情况。当时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先说我是政治参赞，此事属于我的工作范围。而后他才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获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故特别指定让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同时为了不惊动中国官方，决定我们从北京乘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前往。

我们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蒙古人已经将飞机的残骸、飞机失事留下的尸体和所有的物件进行拍照，然后挖了个大坑就地掩埋。为了让我能够辨认，他们又将这个大坑掘开了。

因为温都尔汗的气候炎热干燥，加上尸体被埋葬在沙坑里没有受到风化腐蚀，所以尸体保存得基本完好。我们看见飞机的残骸上有枪击的痕迹，而且可以判断子弹是从机舱里射出去的。因为机舱外部的是呈开花状的。我们无法猜测飞机在坠落前，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飞机的坠毁绝对不是因为受到来自机舱外边的攻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后即起火爆炸，致使机上九个人的尸体被燃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这九具尸体上的衣服都已全部被烧毁，所以全都是裸体，而且都惨不忍睹。其中有一具裸体女尸，我想应该是林彪的妻子叶群，至于林彪，我从他的体形观察觉得很像是他本人，但我却无法从他的头部面容来确定是不是他。于是，巴拉诺夫上校将他拍摄的林彪的尸体被掩埋之前的照片拿给我看。

但这些照片的效果与从沙坑里挖出来的林彪的尸体基本上相差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切无误地鉴定林彪尸体的真伪，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可以通过检验林彪的牙齿来确定他本人。

这是医学上对被火烧过后的尸体进行鉴定而常采取的办法。因为我知道林彪早年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后来又到苏联疗养，而且在军事医学院治疗过牙病。我想在苏联应该保存了他的牙齿档案。我的建议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用电传报告了苏联外交部。我们很快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命令，指示我们可以在现场取下林彪的头颅，同时收集飞机残骸的标本和有参考价值的物件，再将空难者的尸体和其余的物件就地掩埋，然后由苏联驻蒙古使馆武官处派专人负责，将林彪的头颅连同收集的飞机残骸的碎片和物件立即护送去莫斯科。

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与我的两位同事从蒙古境内的车站乘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返回北京。据悉，林彪的头颅很快就被送到了莫斯科。苏联的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对林彪的牙齿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很快就得到证实，确认就是林彪本人的牙齿。我想林彪的头盖骨现在还应该保存在莫斯科。

接线员拒绝接通电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正是苏联和中国两党关系达到白热化的时候。

那时候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很不愿意看到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友好关系演变到六十年代的相互为敌的局面。他曾经多次在党的高级会议上提出应该致力改善苏中两党关系，恢复两国友好往来，并且向苏共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秘书的电话，称柯西金有紧急事情要召见我，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担任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并且与毛泽东颇有交情。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里，他一见到我就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这时，他指着放在写字台旁边一张桌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这是部长会议主席的专线保密电话。于是，我拨通了莫斯科专线电话总机，请将部长会议主席的电话通过内部专线接通北京。

不一会儿，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了。我便向北京的接线员小姐说明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与中共毛泽东主席通话。这时我听见这位女接线员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正在向谁传达我的要求。过了一会儿，她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我便向柯西金转述了刚才中国女接线员的话。他不解，似乎认为我没有将话说清楚，对我说：“你再给我接过去，就说我要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要和他谈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次通过莫斯科专线接通了北京的电话，但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将电话又挂断了。我第三次挂过去，依然是这种情况。中国女接线员什么也不说就又挂断了电话。这时，我看见柯西金紧皱眉头，示意我第四次再挂过去。过了好一会儿，电话终于又接通了，还是那位女接线员的声音。她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说完，她又将电话挂断了。我清楚地听见了她说“坏蛋”

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我没有向柯西金如实转述刚才女接线员的骂人话。柯西金再次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懊恼。

我将刚才与北京通话的情况作了简单的笔录，然后我走近柯西金将通话记录交给他。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我能想象到他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自尊，是难以容忍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的。虽然他在竭尽努力试图缓和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动和好的态度，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他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区别对待。

《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书是一位“四野”的后代纪录下的亲历与见闻。其中有一则是介绍着名的珍宝岛战斗。

四十一年前，在中国和苏联边境发生了这场血腥厮杀，当年参加战斗的曹建华一声令下，打响了这场战斗的第一枪。现将该书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一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零点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苏方不惜出动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多架次飞机对该岛发动多轮攻击：苏方炮群向岛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中国边防军人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事件”）。

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二OO六年五月，笔者在大连沈阳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见到了已八十高龄的曹建华老人。在我的恳求下，老人为我讲述了那难忘的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