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必要性的基础上，对监督的内容也作了全面透彻的阐述。只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才能保证及时纠正错误的决策，防止国家和公众受到更大的损失；才能防止和制止政府工作人员违法乱纪。
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通过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败作风。他说民主政治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并清洗出党。邓小平认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1页。
邓小平在谈及监督时说：“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邓小平指出：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0页。。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以及广大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监督的最根本的任务。他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要求全党要严格执行这个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他强调，各级党委要监督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各级党组织都要管好党员，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要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邓小平还强调要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以及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党纪国法。他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上下工夫，通过强化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法律监督，通过广泛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违法乱纪的发生。邓小平认为，党组织要监督每个党员履行党员义务，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七）进行机构改革
多年来中国在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的体制下，虽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发展，原来的高度集权的组织机构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越来越妨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越来越妨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和发展。针对“各级机构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邓小平提出了“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为什么要进行机构改革呢？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据，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政府管理的事情太多，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是全社会的大保姆，从生产到消费，从摇篮到坟墓，政府的管理职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城市尤其突出)。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情，自然导致政府机构的庞大。然而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一套严格的机构设置的科学依据和标准，在实践中常常是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还有的从下面抽人，搞这样那样的办公室。这种依据工作或问题而设立临时办公机构的做法几乎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一种惯例。不但在机构设置方面缺乏严格的科学依据，在人员管理方面，中国也缺乏正常的退休制度，因此干部终身制现象比比皆是，结果之一便是兼职、副职太多。“文革”以后将大批老干部重新安排在领导岗位更加剧了这一现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便难以贯彻执行，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要亡党亡国”。“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对于搞好这场革命，邓小平认为，决心要大，要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导致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的原因涉及众多的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度方面的，二是技术方面的，但主要是制度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体制的转型。邓小平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人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要抱必胜的信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当然这场革命不是像“文革”一样要革老干部的命，而是针对弊病丛生的传统体制。从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机构改革的基本思想：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体系；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党和政府的机构关系和职责，理顺政府内部的各种关系，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改革国家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重新确定机构职能、合理划分机构权限、调整政府机构布局、转变机关工作方式、完善政府运行机制；改革的步骤是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一步到位的设想设计，按照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地进行。张子礼、房晓军：《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导论》，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综观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思想，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反映了他在政治实践中深刻蕴涵着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