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主体互动的规则，在政治制度之下，政治主体的行为“（一般地和接近）以可以以表明的‘准则’为取向”[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页。，“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226。
政治行为是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美]托马斯·潘恩：《常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这个中心来进行，以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文明与进步。而始终从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以规范政治行为，正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根本路径。
一、选择路径之一：告别政治运动
邓小平在政治思想上关于对政治运动的认识转变是建立在对政治运动的弊端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在对政治运动思想转变要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就体现在告别政治运动的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曾开展了多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然会奏效于一时，但由于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方法，不能形成稳定的、持久的制约人的行为的机制。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邓小平深刻而明确地指出：“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总之，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是制度有问题，是党的建设方式有问题。因此制度问题与领导者个人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对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告别政治运动必须从改革制度着手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不仅需要公认的价值观，更需要在公认价值观前提下形成的公认制度规范。社会的具体制度就是调停冲突的公认规范，它能规范人的行为，使人们的社会活动纳入有序的轨道；它能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每个社会组织的正常功能，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它能传递社会文化，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显然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是避免政治运动的有效途径。改革制度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开始，革除弊端，避免领导者的错误决策引发或发动政治运动。改革制度要建立一套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和社会有效利益综合的制度，防止集体行为或群众运动引发的政治运动。社会的发展必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具体利益，也难免产生各种利益的矛盾，公民表达利益、参与政治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说真话，准确表达利益是进行科学政治决策的前提。关键是要运用制度来规范，使利益表达的方式是合法和理性的，合乎政治文明的行为要求，而不是动乱甚至暴乱。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根据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和开拓一套合乎制度的政治参与方式。
（二）政治运动不是坚持民主与法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公民制度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对许多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习惯于在法制轨道之外采用政治运动的手段予以解决。政治运动自上而下，主要用群众运动方式，实际上多数是运动群众，公民的政治素质失去在实践中培训的机会，现代的公民政治观念，文明的公民政治行为难以形成，再加之千年的封建统治所遗留的思想残余，使得中国在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问题上面临许多障碍。长期搞政治运动，法律的观念会减弱，形式主义、不敢说真话、欺上瞒下等不良风气油然而生。邓小平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现代的民主法制必须建立在公民制度的基础上，公民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对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邓小平在打击犯罪、惩治腐败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对各种问题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规定，是什么范围和性质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和性质的规定中解决，不准任意扩大打击面和在性质上升级。更不允许搞人人过关，但是一定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即在一定范围内发动了解情况的群众检举有关问题的人和事。不搞政治运动，但对某些倾向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要注意经常解决，同时也要善于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加以解决。在我们的社会里，某些不良倾向是经常存在的，不是通过一两次政治运动就能解决的。邓小平说：“我们说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对此，邓小平认为，政治运动是一哄而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轰大嗡，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和法律的无政府状态，其实质上根本无民主可言，是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
邓小平对中国二十余年政治运动历史的科学反思，提出不搞政治运动，必须坚持民主制度和法制的行为准则，这在邓小平政治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表现，使我们最终认识到搞运动不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搞群众运动，而是通过制度建设为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提供适当的途径和手段。
二、选择路径之二：建民主和法治之国
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上，大凡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将民主制度和法制作为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古希腊伯里克利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0页。
他就是把民主和法治作为雅典城邦政治文明来称颂的。康德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因此，每个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同时又要尊重他人的自由，使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并行不悖。据此他提出了法治的最高原则：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他还明确指出，文明社会就是由法律来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文明社会就是有公民宪法、有法治的共和政体，而人类社会由“没有法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有法律的文明社会状态就是合情合理的”。[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页。
马克思也说过：“所有通过革命和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质来说，都要求有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8页。
民主与法制既是政治制度文明的表现形式，又是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更是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保证。加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从政治上讲，就是要增加政治体制的吸纳力，从而保持必要的政治张力和社会活力；从法律上讲，就是要落实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形成法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公民意识，为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曹新：《论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载《社会学季刊》，2002年第2期。
由此可见，民主和法治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主要内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民主和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治也没有社会主义。因此，将民主和法治作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成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邓小平还曾经指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专门阐释。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就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360页。
所以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邓小平的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指明了方向。因而，加强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就成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二。
（一）走民主之路
民主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话题，在当今世界上民主问题比任何一个时期更为人们所关注。民主的含义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表现所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政治民主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实践；既是国家形式也是国家本质；既是人民权利也是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列宁也曾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列宁还说过：“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人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历史的经验证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能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专制政治之下，由于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社会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造成了“舆论一律”的假象，很显然这就必然会助长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反之，由于政治开明，鼓励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由于思想解放所造成的这种活跃的社会气氛，肯定会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于群众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包括那些尖锐的意见，不要害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