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是横在广大民众心中一块巨石，很不得民心。不平反冤假错案，即难以动员各方面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真冤案……个个大冤案的平反都是那么触目惊心，又是那么激动人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到任中组部部长
从1978年12月党中央决定我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到1983年2月离任，这4年多时间，是我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很值得回顾的岁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我要走了，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我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耀邦同志说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赶快来吧。就这样，我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27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局、处负责干部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介绍我正式到职。耀邦同志介绍了中组部的情况之后，我讲了话。我说：1954年底我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时曾兼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没有到中组部上过班。这次中央决定我到中组部工作，自己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三国时期有个老黄忠，我恐怕连黄忠还不如。我这个人能力不那么强，魄力不那么大，四平八稳，有时有点优柔寡断。但是有个办法可以补救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强集体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懒，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会上，大家表示支持我到中组部工作。同时，希望耀邦同志到中央后继续关心和指导中组部的工作。
一到中组部即面临着组织部门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1979年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面对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当时我们研究确定了组织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决议，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搞好党风，抓紧完成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做好干部的培训和考核，从组织上保证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中的紧迫的任务是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当时这项工作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但是做好这项工作也具有两个有利的条件。
一个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为党的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同志根据党的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文件，对解决一批党的重要领导骨干的冤假错案、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提出了批评，对康生、谢富治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与会同志还批评了华国锋同志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
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全会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这两次会议，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犹如温暖的春风，融化了“两个凡是”和“左”的思想禁锢的坚冰。党以雄伟的气魄，坚决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表明了党的高度原则性和生命力，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迅速全面展开，使全会前那种步履维艰的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
冲破阻力，拨乱反正耀邦同志功不可没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1978年中组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通过研究中组部1978年工作总结，我对耀邦同志主持这一年的工作情况，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以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首先起用了一批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是没有“工作”的老干部。他在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说：中组部要把“四人帮”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要尽快投入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原来没有工作的老同志只要身体健康，都可以参加。为了接待受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经他提议请陈野苹同志负责组建了老干部接谈组，由章蕴、毛铎、郑伯克、蹇先任、王直哲等几十名老同志组成；为了使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安置的6000多名干部尽快得到分配的安置，请曾忐同志负责成立了干部分配办公室；请杨士杰同志负责成立了右派改正组。这些老同志日夜操劳，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这一年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确是步履维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设置了许多“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同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严重地干扰了这项工作。不解决这些问题，干部政策就落实不了，工作就寸步难行。耀邦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顶住各种压力，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进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首先是广泛宣传了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和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方针。面对“两个凡是”的禁锢，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他还先后提出落实政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既要能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全党办案”、“必须严格尊重事实，事实是办案的基础”、“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正确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等一系列指导原则。狠抓了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工作。为了打通思想，排除干扰，耀邦等中组部领导同志在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讲了20多次话，下发了40多个文件，在报刊上发表了10几篇文章，《组工通讯》刊出30多期、近10万字的政策评论。
同时，还分批召开了许多小型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同志亲自到会参加讨论或讲话，对上百个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提出了处理意见，划分了政策界限，提出了落实政策的标准。这一年里，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案件进行复查。当时原中央专案组不肯交出材料，复查遇到很大阻力。耀邦同志果断决定由中组部重新组织力量，查阅档案，一个一个进行调查。我记得耀邦同志派贾素萍同志亲自向我了解过“六十一人”中赵林同志的情况。在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调查组经过几个月努力，终于还了历史本来面目，向中央写出了乎反报告，中央同意报告并发了通知。还对李维汉、帅孟奇等一批受迫害被“流放”外地或被关押的领导干部，在来不及复查的情况下，经报请中央同意，先接回北京治病。这一年还狠抓了复查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和复查“四清”中冤假错案，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等等。
耀邦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的讣告中，肯定他1978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的功绩。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我到中组部后，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部里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陈野苹同志，及其他几位副部长李步新、曾志、杨士杰、白治民、赵振清、王照华等同志，都在这项工作上花费了很大精力。经过3年努力，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2万件。另外，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错划右派改正工作和“四清”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全国共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复查“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件63万余件。
这一时期，我们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抓面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部署和督促，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加强指导；二是加紧直接复查平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特别是集中力量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三办的案件。
抓紧部署加强指导全党动员组织几十万人的办案队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贯彻全会的精神，大大促进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这项工作在全国大规模的普遍开展起来。全国有几十万干部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各级组织部门集中很大力量投入这项工作。1979年，即在我主持中组部工作的第一年，经请示中央同意，把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作为组织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强调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继续抓紧解决。要求对省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或相当这一级的干部的政策落实，力争在1979年6月底以前或稍长一点时间内搞完。对其他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的政策落实，争取在今冬明春基本搞完。
考虑到落实政策涉及的问题很多，工作量很大，难以齐头并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区别轻重缓急，作出妥善安排，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强调首先要抓紧解决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处理，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进行。还要求各地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应注意不影响农业生产。对落实政策对象，一定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进展比较快。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和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对善始善终地完成落实干部政策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差不多的思想和松劲情绪，有的未经检查验收，就撤掉了办事机构，调走了工作人员；有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受极左路线和两个“凡是”的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对一些案子迟迟不研究，不解决，对一些上级交办、应该解决而又不难解决的问题，硬是顶着不办，甚至认为落实政策过了头；有的由于派性作怪，对有的人的问题长期不予解决，甚至还在捂盖子；有的忽视了深入细致的解疙瘩和促进团结的思想工作；也有少数被落实政策的人或者亲属，提出一些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由于上述原因，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伍中的案件，大约还有20余万件没有复查结案。复查工作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复查的案件只复查了50%一60%，个别县复查的不到10%。有些人虽然做了复查结论，但还有些善后工作没有做好。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已经复查的案件中，据一些省市重点检查验收，大约有10%一20%不合要求，多数定性处理偏高偏严，有些给留了尾巴。也有极少数把不该否定的问题给砍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大批材料，许多是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和重复无用的，需要花很大力量和时间，才能清理好。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和反右倾运动中错案的平反改正，还没有全部完成。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落实干部政策就不可能做到善始善终。为此，中组部在6月召开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我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一定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80%、90%，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80%、90%，而是100%地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六项措施，三个要求，善始善终抓好落实
1979年9月、10月间，我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主要文件之一就是《关于善始善终地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当时提出了六项措施三个要求：
一、要继续加强领导，坚持全党办案。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大案、难案，亲自做思想工作，亲自监督检查。在检查验收以前，落实干部政策的办事机构不要撤销，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调走。
二、没有复查的案件要抓紧复查，对经过复查但不合要求的案件，要及时纠正。对于一些行动迟、进展慢的后进单位，可以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加强督促检查，进行具体指导，帮助解决问题。
三、继续认真做好落实农村、城镇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防止草率从事，走过场。
四、在复查工作接近结束时，及时组织力量清理好干部审查材料。将应该保存的，分别归入档案，该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该销毁的予以登记销毁。对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的档案中保存的不实的材料，也要采取负责态度，认真清理，消除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