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一烟
我出生在清朝一个封建贵族家庭，是所谓“皇亲国戚”，人都管我叫“大格格”。虽然我出生时已经是民国了，可是我们家关起门来，还是过着封建的贵族生活。尤其是祖母，对于清朝的灭亡，一直耿耿于怀。她听说我二舅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就迁怒于我的母亲，百般折磨她，好像推翻清朝的就是我母亲。我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有汽车的生活。但我的童年却没有欢乐，精神上十分痛苦。我祖母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她偏疼我的哥哥麟哥儿，说他是“文曲星下凡”，不叫他到外面去上学，说是怕外头的野孩子给带坏了，就在家里设了三个书房，请了三位老师，分教国文、算术、美文。我要去书房读书，祖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准去，经我再三要求，才只准我上一门国文课，整天念些《女儿经》、《女诫》、《烈女传》……我越念越有气，心想：男的欺负女的都让写到书上去了！我非要和哥哥弟弟（叔叔的孩子）们一样读书不可，祖母不准我学算术和美文，老师就不敢放我进书房。我就不畏寒暑，每天站在书房的窗户外头偷听美文和算术课。
我九岁那年，母亲被折磨死了。又过了两年，祖母也去世了。父亲续娶的是溥仪的族姐。我这位继母进门之后，先把麟哥打发到东北去上学。对我刁难说：“要上学就得考五年级，考不上就在家干活。”我为了争这口气，就靠日夜苦读和站在窗外偷听的一点“学问”考上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现名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
我在高门大府住了12年，对门外事一窍不通。进了小学校门，真如进了一个新天地，看什么都新鲜，我却什么也不懂，连稻子和麦子都不认识。同学问我：“你吃的饭是从哪儿来的？”我傻乎乎地说：“是从锅里盛来的。”
第一次上体育课，我不会齐步走，老师说：“要听我的口令，我喊‘一’，你就出左脚，我喊‘二’你就出右脚。”我死死记住了老师的话，可是，我总听老师喊：一，一，一，一，二，一，心里纳闷儿，老师光叫出左脚，那右脚怎么办呢？我又不敢问，于是就自作聪明地蹦了起来，老师喊一，一，一，一，二，一，我就左蹦，左蹦，左蹦，左蹦，弄得老师哭笑不得。我看到同学们都比我懂得多，我才感到那个家害我不浅。经过两年的苦读，我小学毕业了，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级任兼教国文、体育的老师是石评梅，后来又由黄庐隐老师教我们国文。这两位老师不仅指引我读鲁迅等名家著作、教我学写作，而且使我对自己的封建贵族家庭和投靠军阀的父亲都有了认识，对革命也开始产生了好感。
1928年，我在师大附中刚上了一年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父亲为追随张作霖，带着继母和她生的子女去了东三省，把我一个人遗弃在北平。房子家具全卖了，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更没有办法读书了。后来，我在街头广告上看到温泉女中不收学宿费，就背个小包走了四五十里到温泉女中去，插入了初中二年级，学校不收学宿费，可是每月要收6元膳费，我分文没有，便不能入伙。国文老师见我可怜，就经常把我的作文推荐到《晨报》、《华北日报》或《世界日报》等副刊去，每个月总能发表两三篇，我就能以稿费维持生活。记得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鼠的尾巴》，在《晨报》副刊发表后，收到稿费大洋八角钱，我就把八角钱换成铜板，分成三十份，每天可吃上一个窝头或是一块烤白薯。
老师们看我这样，很难坚持到高中毕业，就帮助我造了张假的高中毕业证书，鼓励我去考大学。
只念了两年小学、一年初中的我，要考大学谈何容易？我准备考试，没钱买书就钻进国立北平图书馆，看不要钱的书，晚上没地方住，就在火车站、巡警阁子、土地庙、大门洞歇息。苦读了几个月，我报考不收学宿费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作文题是《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我见》。我满满写了两张纸，最后写道：“我写书，就要写鲁迅那样的书；做人，就要做鲁迅这样的人！问我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我见？我见就是要学习鲁迅！”结果我被河北省立女子师范院国文系录取了，真成了大学生！
在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我接触了一些很好的老师和同学（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教我唱《国际歌》，给我看高尔基的《母亲》，使我开阔了眼界，更进一步懂得了革命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当时就是“饥寒交迫的奴隶”，我愿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斗争！于是，我就跟进步同学们一起编刊物，写文章，到工厂去和工人交朋友，我们还到处去讲演……一年下来，我的功课全都是90分以上，名列全班第一。可是，我却被开除了！借口是我“毕业的高中是私立的，没在教育部立案”。实际上是因为我太“活跃”了。于是，我又成了无所皈依的流浪者。我天天到沙滩去，在那五层高的北大红楼前徘徊，非常羡慕那些进进出出的大学生。一次，我忽然发现人群中，有的胸前戴着“北大”校徽，也有很多人不戴。校门口并没有人管。于是我就跟着人群走，进了红楼的大门，到中文系二年级教室，找了个空位子坐下，也没人管，一位穿长袍的先生捧着点名册，站在门口，看座位上有人，就划到。我坐的座位是五号，他看五号有人就划到，后来还发了讲义。这位五号生，直到学期考试也没有来，我还替他答了考卷。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人活着难，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活着就更难。听课可以冒名顶替，吃饭还是没有着落啊！我在报上看到一处招考女秘书，就去了。讲好每天抄写八小时，月薪10元，这对我来说是很不错了。我去抄写了两天，他就给了我10个银圆。我正盘算着用这十块钱是先买件衣服还是先吃顿饱饭时，那个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还要抱我。我奋力争脱了他，说“我不是花瓶”！把10块大洋扔得他满脸开花，就跑出去了。
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在师友帮助下，我到一个旧军阀家里当了家庭教师，管食宿月薪40元。对我来说，生活是一步登了天。不过，我总觉得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人活着可不能只是为了吃饭。我一面做家庭教师，一面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做些外围工作，编刊物，写文章，演戏，当交通，有时还偷偷地教唱《国际歌》。后来我有一篇题为《夜》的散文发表在《北辰报》副刊《破晓》上。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夜的天是黑的，夜的天是冷的，夜的天是扼人喉咙吸人血的！……我们的喉咙是扼不住的，我们的血是吸不干的！……我们高举镰刀斧头向夜的天冲杀过去……前面的人倒下去了，我们踏着先驱者的血迹，迎着黎明的曙光向夜的天冲杀过去！……天，就要破晓了！……”因触犯了反动当局，勒令《破晓》停刊，并下令追捕作者。
1934年春，为逃避特务追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我用当家庭教师的积蓄自费去日本留学。日本学校不认识中国学校毕业证书的真假，我就又造了一张大学肄业证，用英文答卷，在日本考上了有名的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这时，我暗暗发誓，拼死拼活，也要完成这三年学业，拿下一张真正的大学毕业证书回国。
在日本东京，我一面在早稻田大学读书，一面在党（东京留学生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做些工作。先后当选为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干事、留东妇女会执委、《东流》杂志编委、中华留日左翼文化团体联合会执委。
不久，又引出一场风波。一天我从日语补习学校出来，接到一张字条，约我到银座饭店地下室见面。我以为是地下党派人和我接头，高高兴兴地按时去了。出我所料的是，竟是我的父亲和哥哥。弃我而去的父亲，九一八后投敌当了叛国贼。他是以伪“满洲国”的代表身份到日本进行“日满亲善”谈判的，哥哥的名片上印着“满洲国皇帝御派遣官费留学生”。他们发现我在东京，就约我到这里，诱逼我改成“满洲国”籍。我那个叛国贼父亲说：“如果日方知道我有一个女儿是中国籍的留学生，就会说我私通中国，是‘满奸’。如果你改了国籍，立刻给你办官费，就像你哥哥那样舒舒服服地在这里读书。”我严词拒绝，并表示说：“冻死饿死，我也决不当叛国贼！”争执很久，最后父亲说：“如果你不肯改国籍，就回去结婚，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婆家的人，和我无关了。如果你既不肯改国籍，又不肯结婚，那你的继母就要报告日本警视厅逮捕你了！”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就答应回国结婚。谁想到他们竟要到东京驿（火车站）给我送行！我只有求助于党了。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之下，我带了一个小行李卷上了火车。我那叛国贼父亲真的亲自来“送行”了。车站上他还千叮万嘱，叫我一定在半个月之内，把“结婚证书”给他寄来。火车开了，帮我的地下党同志从另一车厢走来，他接过我父亲留下的地址说：“你不用管了，我托北平的一位朋友刻几个图章，造一张结婚证书，照这地址给他寄去就行了。”
这位同志把我一直送到海滨，叫我暂时避一避。不久，在报上看到那个伪“满”的代表“谈判成功”回东三省了，我这才又回到了东京，照旧上我的早稻田大学。
在东京，我们要召集个会，必须先经日本警视厅登记，批准后才能开。我们传达国内一二·九运动的会，就登记为两个同学举行结婚典礼。1937年7月，我们就向日本警视厅登记召开“恋爱问题座谈会”，实际上是地下党同志向我们传达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的宣言，动员留日同学回国参战。
祖国抗战了！“抗日有罪”、“革命杀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热血沸腾了！但是，在我面前出现了新的矛盾，日本的大学是三年毕业，我已经读了两年半，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拿到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书和文学学士学位。是回国参战？还是拿毕业证书？我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张真正毕业证书，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它，我吃了许多苦头，然而，当我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能为了一张毕业证书连祖国都不要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祖国需要的不是学士，而是战士！大敌当前，中华儿女不能观望！不能等待！胜利是不会自己送到手上来的，要回去！要为保卫祖国而战！于是，我毅然回国。
回到上海，我即被选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的理事。不久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8月20日，随第五队从上海出发，9月在开封转入第二队。在二队，我任秘书，也写剧、演戏。曾在《九一八以来》、《卢沟桥》、《飞将军》、《打鬼子去》等剧中做演员，后来我们演剧队又到武汉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我在片中饰李大嫂。我执笔的活报剧《九一八以来》和创作的独幕话剧《渡黄河》，在许多演剧队都演出过，对宣传抗日救亡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武汉，最令我难忘的是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他是来给我们作报告的。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我木然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没想到周副主席却是那样儒雅，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谦虚和蔼，诚挚可亲。他大步走到我们面前，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发出热情的光芒，直射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周副主席走到我的面前，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对我说：“同志，你好！”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激动得连“周副主席好”都不会说了。“同志”，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同志”啊！谁能想得到周副主席的亲切握手，热情的一声“同志”，给我这个“流浪儿”、“逃亡者”的心里，注入了多少信心和力量啊！紧握着周副主席的大手，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周副主席微笑着风趣地对我说：“老太婆变成小姑娘了，怎么还哭呀？”想不到周副主席忙着那么多大事，还能挤出时间看我们的救亡宣传剧，而且看得那么仔细，连我扮演老太婆都看得那么清楚！
那天周副主席坐在服装箱上，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又恳切地对我们说：“有什么困难，就向我提出来，随时都会设法为你们解决。”
周副主席在百忙中给予我们亲切热情的关怀、爱护和教育，这确实成为激励我们终身前进的巨大力量。
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我们更看清了抗战的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也更具体地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也更明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只有十几个年轻人的小小演剧队，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时刻关心着我们，哺育着我们，带领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战斗。
当时我一心想去参加八路军，总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抗战。我们演剧队拍完影片《最后一滴血》之后，我就一个人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要求参加八路军。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他问了我的情况后，叫我写份自传交给他。并且特别叮嘱我：“你到这里来的事，一定要保密！”
自传写的都是自己经历的事，自然比写剧本快得多。写完我就包好，揣起来去往办事处送。可是，走着走着觉得后面好像有人跟着，我不敢回头看，听声音，我慢他也慢，我快他也快。我拐了个弯，躲在墙角向后偷看了一下，发现后边果然有个黑影一闪。啊呀！真有尾巴！我马上想到李克农同志说：“一定要保密！”于是，我本来应该往左拐弯，那时我急中生智，立即转身往右。听声音那个尾巴也急急忙忙往右拐来了，这天我没有去成。第二天中午，我趁大家小休的空，又跑了出去，咦，那个尾巴又跟上了！我不得不再次返回去。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了，我的自传还送不出去，怎么办呢？
第六天，我想了个主意：用蜡纸把自传包了两层，紧紧缠在身上，一直去江边，上了渡船。快到武昌码头的时候，人们提前准备下船，我趁船上乱哄哄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江里，往回游，总算把尾巴甩掉了！跑到办事处，我把自传交给李克农同志，就急着说：“您看看，要不要我？八路军、新四军都成，先学习学习再去也成，快答复我吧！”
李克农同志说：“我们研究研究，过两天告诉你，好吗？”
“今天就告诉我不行吗？您知道我来这儿一趟多难啊！”我就把五天的甩尾巴斗争告诉了他。李克农同志非常和蔼地说：“今天真不能答复你。我们还得找两个同志看看，研究研究，再者，我们还要请你再补充写一点哇！”
“还补充什么？”
“你在日本和你父亲见面的情形，再写详细些，好吗？”
我全明白了啊！又是那个叛国贼，我受他的害还少吗？他还要害我到什么时候啊！——人，为什么不能重找父母另投胎呀！我昏昏然地往回走着。
回到宿舍，队长金山一再追问我，“这些天老偷偷摸摸往外跑，都干什么去了？”我都不能回答，因为要保密呀！
见我不说，金山真火了，把我演的角色都换了人，叫老肖守着大门，不准我出去，还布置队友清查我的东西。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呀！我知道我们演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金山，我虽然没问过，可也能猜出他是党员。我追求党追求了这么多年，今天这样怀疑我，还盯我的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有电话找我，金山不叫我接，他却亲自去接。他接电话回来，态度大变了，连说：“误会！误会！闹半天，这些天你是跑八办啊！为什么问你你都不说呢？”
我说：“领导叫我绝对保守秘密嘛！”
我讲了甩尾巴的经过，老肖说那个“尾巴”就是他。金山给我一张报纸，说是我们的人从北平捎来的，上面登着我父亲做了“华北劳工协会”的会长，这是专管抓中国同胞送给日寇当劳工的。这样罪大恶极的叛国贼就是我的父亲，同志们能不怀疑我吗？害我的还是他啊！
金山看我很激动，就说：“好了，以后慢慢说。李克农同志打来电话叫你去一趟，你快去吧！”
我揣起我补写的材料，又急急忙忙去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说，我写的自传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说明我对党是忠诚老实的，还说党对每个同志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当然重视，但是最主要还是看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他郑重地通知我：“我们决定送你进延安，我愿意做你进延安的介绍人。”
延安，多么庄严神圣的地方啊！送我进延安，真是我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呀！
从武汉出发后，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然后办事处组织我们十几个人，同路步行去延安。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有时甚至近百里。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更不觉得苦，我们心里是甜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这是1938年春天。
庄严雄伟的宝塔，在阳光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辉，一看见它，我们兴奋得连十几天行军的疲劳都忘了，跑步奔向宝塔山。
到延安后我被分配到抗日四期五大队学习。在抗大，我再次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我的家庭关系，我的入党问题几年都没能解决。这时在抗大，我又重新提出来。后来听说因为我的情况太复杂，抗大的基层组织不敢决定，逐级上报。最后是经中央组织部特批。在入党宣誓的时候，我曾痛哭流涕地说：“黑暗的旧社会里挣扎苦斗了十几年的流浪儿，只弄得遍体鳞伤，今天终于投到母亲的怀抱里来了！……”
在抗大学习期间，因我自编自导并主演了话剧《炸弹》，编导了五场大型活报剧《保卫大武汉》，罗瑞卿副校长下令把我调到校部参加组建抗大文艺工作团。在抗大文工团，我担任剧作组长、编剧、演员。我编导了独幕话剧《凶手》和描写煤矿工人进行抗日斗争的话剧《窑黑子》，并扮演剧中龙母。
1938年夏，组织上调我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在艺术指导科任教员。这期间，我曾在《闲话江南》中饰老板娘，《九一八前后》（又名《流民三千万》）中演老太婆，参加了反映一二·九运动的五幕话剧《先锋》的创作。
1939年冬，毛主席特邀鲁艺领导同志座谈，说延安也应该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于是鲁艺成立了《日出》演出筹备组。导演王滨宣布演员名单时吓了我一跳，万没想到竟叫我演顾八奶奶。艺术指导科科长田方见我情绪不高，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怕演不了。”田方说：“我也从来没演过‘黑三’这样的角色，开始我也有你这样的心情。可是，后来我想，司令员是绝不会将一场战斗当儿戏的！当他命令一个战士去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战士身上发现了他可以胜利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
“我有什么有利条件？”
“我们都是生长在那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的旧社会里，像黑三、顾八奶奶这类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那还用说！”
“是啊，这不就是有利条件吗？”
我喃喃地说：“太恶心！不愿意演！”
田方说：“叫你去演这样的人，又不是叫你去做这样的人！我虽然没演过反派，但我总想，演好反派自己必须是最正派的人。我们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是要通过这些人物，使观众更憎恶、更痛恨那个社会——那个拿穷人的血肥了自己的大大小小的臭虫们活跃着的黑暗社会！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田方的创作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勇气。
《日出》于1939年12月28日在延安北门外中组部礼堂预演、审查。
这天下午，飘起了雪花，中组部礼堂的窗户，只有木条钉的几个框框，连窗纸都没糊，木板钉的长凳上盖着了一层雪。我们全体演员一齐上阵打扫剧场，有的扫雪，有的用谷草麦秸塞窗框。
第二幕开场没多久，顾八奶奶正向陈白露讲她的恋爱哲学时，忽然大幕落下来了，演白露的丽莲和我都怔住了，不知出了什么事。这时有位同志拿着棉军服奔了过来，就给我们披上。
原来，丽莲和我都穿绸旗袍、高跟鞋。大雪天，礼堂四壁透风，我们俩在台上冻得发抖，牙齿咯咯地相碰，台词都说不准了。送棉衣同志说：“中央首长冒雪来审查节目，周副主席看见你们俩在台上冻成了那样，就跟导演发了脾气！周副主席说：‘你们太不爱护演员了！怎么把他们冻成这样呢？’导演说：‘没想到今晚下这么大的雪，我们也没有法子呀！’周副主席问：‘有没有毛衣裤？叫她们穿在里面。’导演解释：‘没有，再说，有也不好穿，她们的绸旗袍是紧包身的，里面要穿上毛衣毛裤，不好看，也不真实啊！’周副主席生气了：‘把演员冻病了，就真实？你们是怎么理解艺术的真实的？你们见过资本家的太太小姐在豪华的大饭店里冻得发抖的吗？现在演员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难道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吗？’”
那位同志还告诉我们，周副主席已经派人去给你们找毛衣毛裤和木炭了，叫你们好好休息休息暖和暖和。
听了这些话，丽莲和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强忍着不流下来，因为怕毁了妆。
没有多大工夫，服装员就拿来土羊毛手织的毛衣裤，叫我们穿在绸旗袍的里边。
舞台工作人员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如沙发、大柜等家具的后边，都生了炭火，盆中的炭火烧旺了，这才打铃重新开幕。
数九隆冬，外面飘着大雪，礼堂内，我们演员的心里，却温暖如春啊！
1940年元旦，《日出》正式公演。
演出后，下妆的时候，一个小战士给我们端来了两碗凝固的猪油，说是毛主席送给我们卸妆用的。
我们那个时候，即没有卸妆纸，也没有卸妆油，更不用说什么美容霜了。我们下妆，先用麻油，后来因为点灯油不够用，就省下来留着晚上学习时点灯。卸妆时，就用小刀把油彩刮下来，再拿延河水洗一洗，就算了。
演员们看着这两碗猪油，心里都暖烘烘的，感到中央首长对我们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可是，谁也舍不得伸手用那猪油卸妆，那是毛主席的盛情啊！
几个人建议会个餐，这脸还是拿小刀刮吧！我们就拿这两碗猪油炒小米，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日出》在延安公演引起了轰动，延安《新中华报》曾以《〈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八万》为题，报道了公演盛况。
60年代初，外地一个剧团来京公演《日出》时，剧中扮演顾八奶奶的演员告诉我，周总理看了，谈到顾八奶奶这个角色时，总理说：“还是我们延安的好！”
“我们延安的……”多么亲切的话语啊！延安使我终身难忘，是延安给我的艺术生命增添了无限活力。
鲁艺的院长是吴玉章同志。吴老对我们更是特别关心。一次在他窑洞里和我们亲切畅谈了两个小时，除对《日出》的演出加以鼓励外，还提出应该把我们中国第一个女革命家秋瑾搬上舞台。并说：“你们写剧本，我来提供材料，怎么样？”后来写这个剧本的任务就给了我。为了便于对我进行指导，吴老特地把我从桥儿沟接到杨家岭去住。吴老工作那么忙，每天还抽时间给我介绍秋瑾事迹。听了吴老的介绍，不仅使我对秋瑾烈士异常敬佩，同时也唤起了我强烈的创作激情。我决心用全力把这位女中豪杰的光辉事迹介绍给延安以至全国的妇女和青年们。
吴老在百忙之中，几乎每天都关心我写作的进展情况，我写一场，他听一场，并逐句帮助我斟酌修改。
吴老对秋瑾烈士的评语是：“文而不弱，勇而有谋，有革命精神，有社会经验，嫉恶如仇，至死不屈，是民族英雄，是女子的模范。”这一评语是我塑造这位女革命家形象的灵魂，它始终指导着我的创作。
1940年三八节，四幕话剧《秋瑾》在延安首场演出。回到延安的邓大姐特地赶到会场，在幕前致词，向延安各界妇女热烈祝贺节日，同时祝贺《秋瑾》的演出。
我站在台上报幕时，看见吴老微笑着坐在前排，我的心里充满激情。这剧本渗透着吴老的心血啊！
1941年初，鲁艺副院长周扬同志亲自给了我一个任务，给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编导一个话剧。开始，我觉得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都是在屠杀抗日军民的战场上俘虏过来的“日本鬼子”，心里不大愿意去。周扬同志说：“开办这样的战俘学校，对屠杀者进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这是古今中外第一个，你懂戏剧，会日语，又是党员，所以派你去，用戏剧艺术形式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个多么光荣的任务啊！”
日本工农学校坐落在宝塔山麓，我在那里和学员住一样的窑洞，吃一样的小米，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唱，一起扭秧歌。他们跟我学中文，我也向他们学日语。逐渐地，我更深地体会到办这个学校的重大意义，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党的政策的伟大感召力。
共同酝酿、我执笔的三幕话剧《前哨》以一个叫岛田的上等兵的故事为主线，反映日本工农大众怎么样被迫来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后来如何被俘，如何到延安学习，直至毕业回到日本以后，成了一名维护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前哨战士。
当时住在延安王家坪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看了彩排后，立刻和我进行了将近两小时的谈话。他说在这里能办这个学校，他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共无私的帮助，对这种国际主义的情谊，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说，这些学员很多都是劳动人民，多数是被迫来参加侵华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办这种学校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不人道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应当友好、和平、共同反侵略战争，非常必要。他还说，这是一所国际主义学校，我们学员一定要很好地接受教育，一定要把延安精神带回日本去。他还一再对我表示感谢，说他们的学员演了戏，自己也受了教育，说我沟通了中日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
工农学校王指导员对我说，这个戏收到了他们讲几堂课都达不到的效果。
1940年我调编译处当翻译员。四年中，我用日文和俄文为戏、音、文、美各系翻译教材近百万字。其中出版或发表的有《给青年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哥德论》（恩格斯著）、《饥饿的人们》（高尔基著）、《剧作法》（中村吉藏著），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中的部分章节……
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也参加了延安的大秧歌运动。在《反巫婆》剧中，我扮演了巫婆。我还到南市区参加组织工人秧歌队的工作，写大秧歌词和《回家》、《张德发》、《李凤莲》等秧歌剧。
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立即在延安组织了东北干部团。鲁艺的广大师生争先恐后报名，我也是被批准的一个，被编入八中队。
出发前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特地给我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打出这个局面，现在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肯定会趁机抢胜利果实，号召我们一定要尽快地赶到东北，去建立起东北革命根据地。周副主席亲切地向我们说：“你们要用两条腿和国民党的飞机竞赛噢！”
1945年9月2日，肩负着党交给我们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喝了一口延河水，望了一眼宝塔山，告别了哺育我的革命圣地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
我在延安七年，这是我永生不忘的七年啊！七年，在这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革命大熔炉里，我得到了改造。啊，我一个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贵族小姐，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记得刚上小学时，人家问我：“鸡肉免肉是哪儿来的？”我答：“是厨子做好的，老妈子给端上来的。”直到延安时，看见遍地的麦苗，还说是韭菜哩！
在延安，我不只是学了军事、政治，更学了劳动。我亲手开荒播种，我亲手担大粪施肥，我亲手把棉花纺成了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感情，真正体会到劳苦大众的疾苦……我也更认识了我所出身的家庭。
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的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给我们明确地解决了根本原则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为我的创作征途开拓了一条金光大道。我深切地认识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根本道路。
一步三回头，告别了延安，跋山涉水一天行军几十里，有时遇不见适宜的宿营地，竟强行军120里，在警卫部队护卫下，我们平安地过了封锁线，到了张家口，沙滩上有个很大的广场，队伍集合在那里，聂荣臻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他恳切地向我们说：“你们进去，我们给你们守大门，你们好好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起来……”
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行军，于1945年11月2日到达了沈阳，很快沈阳街上出现了黄底红字大幅横标：“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工委东北文艺工作团近期公演”。
我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要我们举办个大型晚会，我们决定写个反映东北人民14年的苦难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我连夜突击写了五场大型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由王大化导演。
这个戏的演出效果非常强烈，当台上演到东北人民14年的苦难生活时，台下的观众流着眼泪，气愤得往台上扔石子，打剧中的日本鬼子，当演到日寇投降、东北解放时，观众跳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呼。
这次演出的成功，使大家十分兴奋，我们打扫完剧场后，坐在舞台上充满感情地回忆离开延安时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情景。我们的笔记本上有这样的记载：“……出发前毛主席和中央几位首长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然后又说：‘你们去东北的任务是去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要学会分析。一个西瓜可以切为两半，一半叫困难，一半叫光明，刚才我说过，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两条腿就是飞机。’”毛主席总是那么关怀我们，从鲁艺创办到离开延安，还要亲自讲话，给我们指出方向和道路，多么亲切感人呀！王大化捧着笔记本，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派到东北来，我们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干劲来，全心全意为东北人民服务！我决心为东北人民战斗终生！”
这是我们共同的誓言。
《东北人民大翻身》演出任务完成后，文学系和美术系师生就离开了，田方因要接收“满映”（伪满的电影制片厂），与另两位同志化装去了长春。留下的15名戏剧音乐系的师生就成了“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基本团员。团长沙蒙，组训部长王大化，戏剧部李牧，音乐部长刘炽，总务部长何文今，编辑出版部部长颜一烟，秘书张平，支部书记于蓝。
很快，我们奉命撤出了沈阳。在本溪，我写了话剧《军民一家》，并扮演了剧中徐大娘，先后在本溪、鞍山、辽阳、安东等地演出之后，又接到东北局的命令，进入大连。
在大连，我们首场演出是《黄河大合唱》和一组革命歌曲，我们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专刊》。王大化写了《介绍〈黄河大合唱〉》，我写了《忆伟大音乐家冼星海先生》和《班门弄斧》。我们第二次公演的是四幕话剧《日出》，并出了《〈日出〉公演特刊》。王大化写了《关于曹禺先生》，我写了《关于〈日出〉》和《读词之前》（演顾八奶奶手记）。
我们第三次公演，是三个抗战话剧：《我们的乡村》（李牧、王大化、颜一烟编剧，李牧导演）、《祖国的土地》（颜一烟执笔，王大化导演）和在敌后及延安演出过的《把眼光放远一点》。
我们第四次公演的是秧歌剧《血泪仇》（颜一烟执笔改编，王大化导演）。
1946年秋，我们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休整。总结会上，王大化以全票当选为一等模范工作者，模范工作者有于蓝、颜一烟、张平、何文今……
1946年冬，我们到了齐齐哈尔，立刻把西满的新秧歌运动开展了起来。这期间，我先后写了秧歌剧《农家乐》、《挖坏根》、《如此正统军》、《翻身年》以及《人民的艺术》和《新秧歌的艺术价值》。
为纪念抗战10周年，我们演出了《血泪仇》和《白毛女》，编辑出版了《七月公演特刊》，我写了《〈白毛女〉的现实性》。
7月公演之后，我去讷河、克山等地参加土改，又写了反映土改斗争的短篇小说20余篇，先后发表在《嫩江月报》、《东北日报》、《知识》等报刊，后结集出版，书名《保江山》。
1948年秋，我们东北文艺工作团一团全团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我被分配做编剧。
我的第一个剧本就是《中华女儿》。开国大典时，《中华女儿》和纪录片《民主东北》等进京向新中国献礼，周总理在繁忙中亲自审查了这部影片。文代会上周总理拉着我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影片《中华女儿》的作者。毛主席向我微笑点头，亲切地和我握手，对我这个电影战线上的新兵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啊！
1950年，我调到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
1950年7月，我国参加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讨论参赛影片时，陈波儿同志提出《中华女儿》。有人不同意，有的领导及电影界权威人士也表示反对，认为《中华女儿》不是艺术片，只是政治宣传品，不能拿出国参赛，波儿同志则坚决主张要拿出去，争执不下时，波儿同志竟站起来说：“如果不让拿《中华女儿》去参赛，那我这个艺术处长就辞职！”
《中华女儿》在电影节上获得了“自由斗争奖”。陈波儿同志写信给当时的艺委会领导、电影界前辈蔡楚生、史东山同志说：“《中华女儿》在电影节上获了奖，我们的住地每天不断有人前来祝贺，我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老太太们拥抱着我们说，‘中国人，伟大……’特向你们汇报，并请把这个荣誉转告给编剧颜一烟同志……”
陈波儿同志回国时，我们到车站迎接，波儿同志一下火车，看见了我，立刻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含着热泪对我说：“光荣啊！我们的女作家，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这部影片在1956年又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奖”。
1951年，毛主席亲自给任务，拍一部影片，揭露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罪恶。当时另一位编剧立刻积极响应，主动要求写这个剧本。他采访了一段时间之后，非常同情那些被骗做“三才”的女孩子，觉得她们是受害者，是中国的“玛丝洛娃”。他决定以一个“天才”为模特儿，写一部像《复活》那样的巨著。
时刻关注着电影事业发展的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亲自打电话给陈波儿同志说：“像《复活》那样的巨著，当然需要，但是当前更需要的是及时地拍出一部影片来，揭露‘一贯道’的罪恶活动，配合当前的‘镇反’运动。”并说：“我们是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但‘一贯道’绝不是宗教，而是反动会道门，一定要取缔的。”
波儿同志向那位编剧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他表示出很为难的样子，说要他很快改变思路是困难的。波儿同志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催你，但这个任务很紧急，我就另找个快手吧！”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剧本定名《一贯害人道》，1952年北影出品。
这以后，我又写了电影剧本《万亩良田》、短剧《祁建华》，改编《一件提案》。
1953年，我国和苏联、法国、意大利、巴西五个国家决定合拍一部反映各国妇女生活的影片，三八节时在全世界放映，总片定名为《五支歌》，总导演伊文思，各国自拍一个短片，然后由伊文思汇总。我国短片的编剧任务交给了我。我执笔写出了初稿，定名《陈秀华》，北京电影制片1954年出品。
1956年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奉命解散。当时任电影局副局长兼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团长的田方同志把我分配到剧团任编剧兼演员。我到剧团后，先后在《家》、《三个战友》、《东风食堂》等话剧及电影《花儿朵朵》、《春暖花开》中跑龙套，并写了话剧《我们的兽医》、《东风食堂》、《万年长春》和《万家春》（执笔）。
为写《中华女儿》电影剧本，我跑遍了东北各地，访问了100多位抗联的指战员。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激励了我。我怀着对东北抗联英雄的崇敬和对今天小朋友的热爱，先后为他们献出了中篇小说《活路》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
1980年，我不顾女儿的劝阻，拿了介绍信，买了火车票，跑黑龙江、青海、福建、海南岛等地，写了个四幕话剧《小北找爷爷》（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演出）。
1981年秋从南方回来后，女儿余彦对我说：“别出去跑了！您这么大岁数，又有冠心病、关节炎，一个人出去跑，我实在不放心。您就在家里，写写您自己的经历吧！这对我们青年人是会有帮助的。您写，我给您抄。”我的手指关节肿痛，抄写，尤其是复写，十分困难，女儿给了我这样的鼓励与支持，我才打开了我的“仓库”大门，“仓库”大门一经打开，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便像走马灯一样涌向我的脑际。这曲折而坎坷的经历，使我再也停不住笔，只用半年的时间，我就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盐丁儿》。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盐丁儿》？”我回答只有一句话：“为了孩子。”
在《盐丁儿》的《后记》中，我写道：“一个严峻的问题横在我的面前，把第三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当然，我现在的家庭和童年时的家庭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家庭。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给我的待遇远远超出我所应得的，因此我的生活水平是在一般同志之上。孙孙和我住在‘高知楼’里。那么，这里会不会培养出一个新的贵族来呢？我不敢说不会。当他挑吃拣穿、不知珍惜东西时，他能知道他姥姥曾经靠猫食狗剩活了下来，只差一点没当了‘倒卧’吗？当他上了学，不肯努力学习、游游荡荡过日子时，他能知道他姥姥从七岁起就顶风冒雨站在窗户外头当偷听生吗？当他长大了，不知人为什么活着，胸无大志，不务正业，以打扑克、玩游戏机消耗青春时，他能知道他姥姥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能给人们发一点小蜡烛的光，曾经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中如何挣扎苦斗过吗？当他一心崇拜外国，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时，他能知道他姥姥和他的老师们，为了光明幸福美丽可爱的今天，曾经牺牲一切从海外奔回祖国吗？不知道！他连想也不会想到！因此，我觉得，对我这个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小孙孙，我有责任时时给他敲敲警钟。但是我已过古稀，就是说，这支蜡烛已经剩下一点点了。我已经80多岁了，还能守他几年呢？因此，我想趁我还能拿笔，在见马克思之前，把这本小书写出来。我非常爱我的小孙孙，但我不想拿钱来爱他，我不准备留给他什么钱，我只想把这本小书作为留给他的遗产。我是倾注了全部对小孙孙的爱写出这本书的，我是倾注了全部对小朋友的爱写出这本书的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们下一代能够了解昨天，珍惜今天，建设好明天，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永远传下去。如果他们长大，看了这本小书之后，说：‘我一定为中华的腾飞刻苦学习，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锋，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强大，我誓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化建设的主力军、可靠的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么，我向马克思汇报时，我就会说：‘我的愿望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