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老歌唱家李波
邱玉璞
“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老一辈著名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李波每当唱起这首《妇女自由歌》时，总是噙着泪花，满怀激情地由衷而歌，因为歌中所唱的，正是她自己身世的真实写照。一唱起来就会勾起她对几十年往事的回忆……
一
1917年2月隆冬，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在河北省曲阳县下关大路旁，有三间没有院墙的土坯房，一家贫穷农民生下了第四个女儿，她就是李波。
李波的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十分要强的人。在旧社会，不生男孩便可构成女人的一大罪状。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着一句话“养活闺女是赔钱货，不骂爹娘移不过”，意思是说只会生女儿的爹妈是注定要挨骂的。
李波很小的时候，白天随着母亲到财主家做活，混几口剩饭。晚上母亲领着姐姐们在炕上纺线，拿到集上去卖，卖了钱再买棉花纺线线，这样可以赚一点钱，买一点粗粮给孩子们糊口。有时母亲回来很晚，大姐就领着妹妹们到大路边饿着肚子等娘回来。李波稍大一点便跟着姐姐们去挖野菜，刮盐土熬了当盐吃，刮碱土熬了洗衣裳。她几乎吃遍了各种野菜、树叶和树皮，有时遇上带毒的野菜，脸就会肿得大大的，根本无钱去看医生。母亲哭着说：“穷人的命不值钱，死就死吧，死一个少一个吃饭的……”当孩子们的脸上消肿后，母亲又高兴地说：“穷人的命大，有老天保佑……”李波对野菜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直到现在，每年春天她仍到郊外去挖些野菜回来吃，什么荠菜、苋菜、苣荬菜、槐花等等。有时还把做好的野菜送些给朋友们尝鲜。
由于贫穷，再加上天灾、兵祸，家乡实在无法度日了，许多乡亲们纷纷逃往口外，听说口外地多人少，还不用掏租子。1926年，春草刚刚萌芽时节，大姐出嫁了。母亲带着李波和她的二姐三姐，毅然离开了故土，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期望，乘着一辆牛车，缓缓向北走去……
二
口外的确人烟稀少，春天也姗姗来迟。天寒地冻，大雪封门，地无法开垦。李波一家住在一个乡亲的小屋里，只能靠捡牛羊粪取暖。再加上土匪经常出没，整日心惊胆战。她们对新生活的期望，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贫穷与苦难仍像个影子般地追随着她们。为了生存，一家人不得不又逃到张家口。
在亲友与邻居帮助下，费尽了周折，母亲和两个姐姐总算能揽到一些杂活。张家口是个出皮毛的地方，一些生意人把好皮子做成皮袄卖，把下脚料碎皮子拼剪成块，可以做皮背心，更次的皮子就拼成褥子。拼缝皮子是一种又脏又累的活，一般人都不愿意干，因为缝时不但落一身毛，粘一身白，那皮子的腥臭味还直呛鼻子。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全由母亲一个人去做。其他如拆洗衣服、锁衣边、缝扣子、缝袜口、糊纸盒等才由姐姐们去做。
李波的父亲过早地病故了，母亲没有生过儿子，却总想在女儿当中培养出一个有出息的人来给她养老送终。因此，她把李波从小就当儿子对待，不给她留小辫儿，不给她扎耳朵眼，更不给她裹脚。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苦，经济那么困难，还是设法把李波送进张家口小学去读了两年书。
1926年到1930年间，正是军阀混战时代，张家口在军事上是个必争之地。张家口有一条南北的大河，河上有一座大铁桥，铁桥南边还有一座专门过火车的桥，李波一家就住在两座桥的中间。一打起仗来，无论哪一方打败撤退时，都要先炸南面过火车的桥，炸桥时，震得墙倒房塌，谁也不敢呆在屋里；占领者又要强迫人们去修桥，搞得老百姓终日不得安宁。而且还常常把人头砍下来挂在北面的大铁桥上示众。这座大铁桥偏偏又是李波下学后帮母亲送活的必经之路，她心里害怕，但又非去不可，不然母亲和姐姐就会误工。母亲常嘱咐她过桥时要低下头，跑快些，但她越是害怕越是身不由己，到桥头就不由得把头抬了起来，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下子映在眼里，吓得她“妈呀”一声摔倒在地，泣不成声。有时为了帮母亲送活、取活，去学校晚了，她便要在同学们众目注视之下遭到老师的斥责。这时候，李波总是低头不语，默默地吞咽着她那童年的苦泪。
入夜时，李波常常被屋外恐怖的动乱声和凄惨的哭泣声惊醒，她脑子里又浮现着人头、血污和士兵凶残的眼睛。她不明白这世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她只能紧紧地依偎着母亲，迷惘地看着母亲。但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又怎能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呢，也只能默默地抚摸着从梦中惊醒的女儿，喃喃地说：“走，咱们还得走。听说山西那边平稳些……”
三
1930年，李波的二姐也出嫁了，母女三口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辗转来到山西太原。
这时李波已不能继续上学，也不能再守在母亲身边听她哼唱民歌小调了。她过早地告别了自己的童年，托亲靠友，才进了德记烟草公司当了童工。
德记烟草公司是一所私人办的卷烟厂。李波做工的包烟房里全是女工，有十多岁的女娃娃，也有几十岁的老大娘。掌管她们这一群女工的是从上海请来的三个女工头，初来乍到的新工人，全由她们来教。那时包烟是手工操作，工人就只有一碗糨糊，一块糊烟盒时当模具用的木板，还有两个铁“母子”，一个装10支烟，一个装20支烟。在“母子”里先放上一张锡纸，再往里面把烟装满，用锡纸包上，然后再放进糊好的烟盒里。包好一条烟，才能挣到三分工钱，刚去的女工们干一天也包不了两三条烟，一毛钱还挣不到手。
由于战争频繁，外国进口烟到不了太原，本地香烟便供不应求。老板为了赚钱，便不顾工人的苦累，不但白天紧催工人们拼命干活，晚上还要加夜班。李波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了熟练工，成为全厂第一个包烟快手，一天干上十四五个钟头，才挣几毛钱。
山西是阎锡山统治的地区，为了搞自己的独立王国，表面上宣传“世界大同”，实际上是乘势把一些私人工厂也收归“国有”，德记烟草公司也很快被阎锡山的“晋华卷烟厂”吞并。
工厂合并了，工人们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原来包一条烟挣三分钱的时候，李波每天还可挣到七八角钱。老板看着眼气，就把工钱从三分减为二分，后来又减到一分半钱，工人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就串联起来准备闹罢工。但事到临头，胆小的人退缩不前，李波急了，便和退缩的工人争辩起来。这时资本家来了，李波她们便当面斥问资本家，为什么减工资事先不出通知，等工人们把活干完了才突然宣布扣钱。资本家的代表当场宣布把李波等几个带头的人开除。她没有被吓倒，马上带着几个胆子大的女孩子找到工厂的经理和董事们，和他们面对面地评起理来。李波大声地斥问：“我们给你们干活，你们就应该公平合理地发工资，凭什么要一再克扣我们的工钱？凭什么要开除我们？”对方说：“你们带头闹事斗殴，就应该开除。”李波看对方根本不讲道理，便提高了嗓门，寸步不让地嚷道：“开除就开除，我们光脚的不怕你们穿鞋的！今天你就是说倒了山，也得先把扣了的工钱还给我们！”资本家面对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姑娘，竟束手无策，又是震惊，又是恼火，只好让警察局来抓人。李波被带进了警察局，她仍然据理力争。警官了解情况后说，只要认个错就算了事。李波却说：“我们没错，要关就关吧，反正出去也没饭吃了，关在这里倒好，每顿还有稀饭和两片大咸菜呢。”警官忍不住笑了，只关了两天就让她们快走。
晋华烟草公司是不能再回去了，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这时三姐不得不嫁出去了。在她的记忆中，三个姐姐都是在家中生活处于危机的时候出嫁的。旧社会的妇女为了生存，曾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啊！
四
1934年，李波的母亲托人把她介绍到晋生纱厂去当工，一天要干12个小时，仅能拿到二角钱。李波下班从纱厂里出来时，满鼻子都是棉絮，骨头架子像散了似的难受。但为了生活，她总是咬紧牙，坚持着。
穷人也有自己寄托感情的方式，唱歌就是最方便的形式之一。李波爱听母亲在灯下一边做活一边哼唱小曲，有时在地头也喜欢听大人们哼唱民歌小调。后来到工厂做工，也有许多女工爱唱山西小调和秧歌调，李波很爱听，也学得快。有些歌词不大健康，大娘们听了就训斥说：“小女娃子家，跟着她们学那干啥！”李波她们就小声给大娘唱：“山西有个阎督军，挣下大洋坐飞艇，飞艇飞在半空中，胜似那个外国人。”把大娘们逗得直乐。
下工的路上，她们总要路过一些搭棚子唱戏的园子，就从戏棚子破了的窟窿里钻进去，藏在一边看上半出戏，她看过后，有些段子还能学着哼下来。有时下了工，又饿又想看戏，有人说：“看了毛毛旦（名角），三天不吃饭；回去挨顿打，回来还要看。咱们饿一会儿怕什么！”于是几个小姐妹就跑到野地里去找能吃的充饥。如高粱秆上长一种黑蛋，那是一种能吃的菌类，她们就摘下来，吃得满脸是黑，活像个叫花子。李波和她的小姐妹们就是这样在苦难的童年生活中找到一点乐趣。
有一次，有个太原剧社的人到纱厂里招收业余演员，李波被录取了。当时她们的文化浅，剧本念不下来，剧团还派了一位叫凌信之（这个人后来也去了延安）的老师来教她们学文化、念台词、走台步。头一个剧本学的是《屠户》，把这个本子学完了，字也认得多了，她心里高兴极了。但好景不长，很快被母亲知道了，说什么也不准她再去学戏，还说只有下等人才干唱“文明戏”的行当……
1936年初，太原有一所新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招生，学习一年就可以毕业，毕业后学校负责给找工作，她满怀希望去参加了考试，写了一篇《我的家庭》的作文，结果真的被录取了。这是个半日制学校，另外半天还可以干活挣点钱。家里人高兴极了，都向她祝贺，母亲还给“大仙”烧了香。
职业学校用的是初中和师范课本，而李波只念过两年小学，如果跟不上，就要被停学，她一面念书一面做工，竭尽了自己的力量，期中考试好不容易居了个中，学校又传出了消息，只有考前三名的才有可能介绍职业，这对李波又是一次打击。但她不认输，白天夜里努力，比别人多花了几倍的气力，还累出了偏头痛病。到1936年底结业时，终于考了个第三名。她高兴极了，满以为这一下会找到固定职业。但万没想到，学校并没有给她们找到职业。校长高清溪（后来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见李波那么用功，又能吃苦，家里又穷，每天早上还要随母亲去捡煤渣，对她特别同情，便把她介绍到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去学习。她被编入了第十一连。
她在女兵连参加学习一段后，才慢慢明白了许多道理，才知道牺盟会山西军政训练班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的抗日救国组织。女兵连为李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不久，她也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
五
女兵连的新生活使李波感到既兴奋又新鲜。这里除了管吃、管穿、管住外，每月伙食费还可以剩余一两块钱交给母亲补贴家用。这对一个本无生活保障的穷人来说简直是到了天堂。她和其他女兵一样剪了短发，穿上军装，打上绑腿，对着镜子一照，嗬！真正成了一名英姿勃勃的女兵，心里美极了，当即去照相馆照了张相。
李波回家时，满以为家里人看到她一定会像自己一样高兴，万没想到她一跨进门就把一家人吓愣了。母亲睁大惊恐的眼睛斥问道：“你不是上学去了吗？怎么又当上了兵！”还没等李波开口回答，母亲便号啕大哭起来：“天啊！我们家门怎么出了这样的败家子！你知道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家门里的男人都没有一个当兵的，你一个女子倒当起兵来了，这还得了！快把那套灰皮（指军装）给我脱下来，可不能再去了……”李波解释说这是学校里发的校服，是为了上操整齐才穿的，再说也省了让家里买布做衣裳。她把在学校学习吃穿住都不用犯愁，学好了还给找工作等等好处讲了又讲。和李波一块儿回家的几个同学也说：“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这衣裳有好些人想穿还穿不上呢……”经过好大的周折，又过了好几天，母亲才算平静下来，同意她回训练班去。
训练班的生活很有规律，要求也很严格，军事课和政治课各占一半。军事训练是由军队里选拔出来的军官负责，他们对女兵连的训练要求和对正规军一样。训练严格也很苦，连吃饭都要听值日班长的口令，要求同时拿起筷子，同时放下饭碗，总共只用10分钟，所以吃饭也像打仗一样的紧张。军事课中的操练更苦，什么持枪正步走，各种姿势的实弹射击，投手榴弹，利用地形地物，在地上爬、滚。一开始女兵们是有点吃不消，但练了一段时间也就不在乎了。
政治课学习更使李波耳目一新。当时上政治课的老师有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薄一波等。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等。李波经过这样的学习，渐渐地把为了个人寻找生活出路和国家兴亡的大事联系起来了，明白了参加学习和训练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一家，而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存亡。认识越是提高，学习也越觉得有意思，眼界扩大了，胆量也大起来，好像什么工作她都想去试试。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训练，李波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冬天在战地行军时一天走过120里地，不但身体棒，打枪也非常准。她的思想再不在找个什么固定职业、给母亲养老送终里打转转，而想的是打日本、救中国、妇女要解放……
女兵连里的课外活动是异常活跃的，有戏剧组、歌咏队等组织，还经常到工厂、学校、街头去进行宣传演出。在课外活动中，李波更是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她在宣传队学会了许多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新女性》、《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等。当时阎锡山当局不让唱“打倒帝国主义”，而她们偏偏把“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唱得最响。《五月的鲜花》也是禁唱的歌，当局特别不让唱第三段词：“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亲善啊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然而到红五月时，牺盟会领导的宣传队却在国师大礼堂门外与救亡团体的群众聚在一起，高唱起《五月的鲜花》，李波此时满怀激情，一面高歌，一面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当时，训练班班里的女兵是不与男兵合作的，演戏时一般都是女扮男装，由于李波个头高，经常扮演男的，什么叛国贼、特务、警察都演过。一直到牺盟会组织了牺盟旅行业余剧团，才打破了男女不合作的局面。但由于当时旧意识影响较深，女的参加演戏的人很少，李波便有了更多扮演角色的机会。哪里需要女角，她都乐意去参加。当时大多是演话剧。如《察东之夜》、《拜月》、《神童》、《撤退赵家庄》、《痛改前非》等等。有时也化装表演《码头工人歌》、《新莲花落》等。
在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李波第一次在《顾正红之死》中扮演纱厂女工，当舞台上进入戏剧高潮时，她太投入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演戏，冲着台上的对手，愤怒地喊出了她当工人时对资本家呵斥的那句话：“我们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观众反映强烈，可是这是剧本中没有的台词，李波很怕导演责怪，但因为她演得太感人了，导演始终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反而得到指导员刘亚雄的鼓励。
李波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剧中有两段唱，给了她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了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歌声强烈地感染着观众，也鼓舞着李波更加热情地投入宣传运动。后来她便被抽调到牺盟会旅业余剧团去工作了。
六
妇女解放如今仍有着许多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之一往往是来自妇女自身，那就是旧观念与旧意识的束缚。当李波刚开始向着新的生活迈进时，万没想到，首先出来阻拦她的竟是她最亲爱的母亲，她认为一个姑娘家当兵、演戏都是卑贱和丢人的事。她常说：“人穷没有关系，但要穷得清清白白，穷得有骨气。”有一次，业余剧团在太原海子边搭棚演戏宣传抗日，剧名叫《痛改前非》，李波扮演一个老太太。正好她的母亲和姐姐也在台下看热闹，姐姐一下就认出了她，马上告诉了母亲，母亲不信，她们就到后台梯子旁边去等着。李波一下台，母亲迎面看见果然是自己的女儿，立刻火冒三丈，上前抓住她，开口就骂，举手就打，边哭边喊：“你当了女兵就够现眼的了，又来唱文明戏，你把咱祖宗三代的人都丢尽了……”许多人上来劝说，姐姐也竭力把母亲拉开。临走还呼喊着：“我死不见你，你也再别见我……”李波当时被吓蒙了，心里非常痛苦，回来便把发生的事告诉了李林团长和傅兵友副团长。团长一面安慰她，一面给她出主意，让她闹一场“家庭革命”。李波一点也不明白，团长说：“你母亲是在气头上吓唬你的，你要沉住气。你要是真的不回家，过不几天你母亲就会着急，就会来叫你的。”李波对母亲的感情那样深，可是事已如此，也只好狠狠心，咬着牙，假日硬是没有回去。直到第二个假日，果然姐姐来了，说是母亲叫她回去。同学们都为她庆贺“家庭革命”闹成功了！回到家后，母亲再没有打她骂她，只是流着泪劝她在训练班结业后马上回家。母亲说：“穷要穷得有骨气，咱们人穷志不穷，饿死也不唱文明戏，不能让人家指着祖宗的坟头骂啊……”李波嘴里应着，心里却不那么想，她知道母亲对她寄托着多大希望，一直把她当儿子养到这么大，还指望她养老送终呢，这样骂她、打她，正是因为太爱她了。这时的李波已经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青年妇女也要担负起抗日的重任”。她回到训练班，仍然照样演戏，照样搞抗日宣传运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剧团的演员们都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地纷纷要求上前线去杀敌。剧团把正排演的《雷雨》马上停下来，赶排了《血洒卢沟桥》，到各地去演出。李波又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愤怒的老太太，当她举刀向鬼子砍去的时候，观众一齐叫好。同学们都夸她感情充沛，演得真实。接着剧团又到太谷、祈县等地去巡回演出。李波除演戏外，还担负着服装、化妆的管理工作，并在开演前向观众介绍每出戏的剧情。当她们再回到太原时，新生剧院就来约她去参加演出。新生剧院也是由地下党领导的，因为阎锡山当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所以剧院也就带上了“新生”两个字。李波心中很犹豫，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个业余剧团的演员，不大敢到正式剧院去。另外她也很想跟训练班到北路去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但是新生剧院非要她不可，因为剧院正缺少她这样能挑台的女演员，结果她从此便由一个业余演员变成了一名正式演员。
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白天不能工作，排戏只能放在晚上，太原百姓四处逃散，城里一片惨状。李波的母亲也逃到乡下亲戚家住去了。李波则被派到民族革命战争西北战地总动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宣传团工作，战动总会是由李公朴、续范亭等人发起的，实际也是由地下党领导的群众团体，领导人就是程子华和南汉宸。
战动总会动员宣传团共有24个人，团长郑季翘。戏剧组九人，组长是马玉，组员有陈强、林微、冷若冰、王庚瑜、周通、郑宝元和李波等人。开往西北战场之前，每人发一套棉军装、一支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三颗手榴弹，另外发了两个月的薪金留作安家费。李波买了一袋白面送到乡下家里，剩下的钱全留给了母亲。她知道这回真的要离开母亲了，却不敢明说，因为说出来就走不成了。李波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母亲。14岁之前都是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这回临走了连句实话也不敢对母亲说，心里有多么难受！但是她已经认定了只有上前线打走日本鬼子才有真正的出路。母亲从她的行动和表情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便问她：“你是不是想丢下我要走了啊！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40块钱）？”李波不敢正视母亲，只是说：“不走，这是发了两个月的薪水。”母亲哪里肯相信，便让姐姐跟着她。
当时宣传团的集中点在太原女师范学校，姐姐每天都要跑到师范学校去看看。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到，就在10月下旬的一个秋风飒飒的晚上，宣传团悄悄地出发了。到天亮时，已经走出了几十里路，李波再回头望望太原，只能听到日本飞机轰炸太原的声音，看到远处冲天的烟雾。她紧咬牙根，心里恨道：“这回我上前线去，抓住日本鬼子非咬几口才解恨啊！”一昼夜过去了，姐姐才把消息带回家里，母亲伤心地直骂姐姐没有把她看住，白天夜里哭叫着她的名字……
七
晋西的天气，刚刚11月就把人冻得吃不消。李波穿了两条棉裤、一双大棉鞋，加上枪弹、背包，一走起路来像个熊，但她还得努力跟上队伍，渐渐也就习惯了。
他们每到一个村镇，就展开宣传鼓动工作，动员老乡参加自卫军，保卫家乡，不当顺民，不当叛国贼，不给鬼子带路、做事等等。
11月7日那天，他们来到五寨，团长郑季翘把他们带到一个部队去。这个部队对他们很热情，“长官”还亲自出来欢迎。李波马上感到这个“长官”和阎锡山队伍里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但年轻、潇洒，而且平易近人。经过团长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八路军某师的萧克政委。从这天起，李波脑子里对八路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萧克政委的讲话中，她知道了当天是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所以萧克政委请他们吃了一顿好饭——黄米干饭。吃完了饭，又请他们看节目，有舞蹈、有唱歌。尤其是唱《噼呖拍》，特别带劲：“噼呖拍！噼呖拍！我的枪对准他，打倒日本鬼，铲除叛国贼。嘿！我们的红旗插遍中华！”李波一面听，一面流下了眼泪。她看到这个宣传队里全是小同志，他们的演唱是那么有力，她不想走了，多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啊！可是最后还是跟着郑团长离开了那里。李波虽然没有被留下，但是八路军、萧克政委、十月革命、黄米饭、小宣传队员和他们唱的《噼呖拍》，却深深地印入了她的记忆。
宣传团的戏剧组一共才九个人，却要演好几出戏，如《放下你的鞭子》、《烙痕》、《在太阳旗下》、《秋阳》、《保卫家乡》、《血洒卢沟桥》等。李波不但在每出戏里都要出场，还要管服装、道具、化妆、报幕与解说剧情等等。
其实那时的服装、道具、化妆、布景都很简单，所谓布景就是几块灰布，有条件（如村里有土台子）就把灰布挂起来，而更多的是在老乡的打谷场上，或是在一块平地上演出。服装除了几件旗袍、大褂和日本军装是由宣传队自己带之外，其他服装几乎都是走到哪里借到哪里，道具更是如此。化妆也就是红、白、黑三种颜色。黑色是从老乡家锅底下刮下来的黑烟末和上点凡士林。白的是把农村妇女擦脸用的桃儿粉和上凡士林。红色就买点胭脂，空装则用牙粉。他们就凭这种简单的自制油彩化妆出各种生动的人物，而且效果很不错。
他们每到一处，一面向老乡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道理，还一面向老乡们学习。他们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民歌，了解乡情和当地的故事，常常把当地的好人好事和战地消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很快地表现出来，如“双簧”、“拉洋片”、“扭秧歌”等。有时他们还把向群众学来的民歌小调填上新词，再教给群众去唱，群众很容易接受。这种小节目虽然粗糙，但它与战争及现实生活结合很紧，所以很能激发群众的爱国激情，对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军杀敌起到很大作用。
老乡们往往在白天没时间看戏，他们就在晚上演。那时既没有汽灯，更没有电灯。常常是从老乡家找两个大碗等家什，倒上些棉籽油，用棉花搓几根粗捻子，点起来挂在舞台两边，这种灯的捻子如果小了，光弱不亮，捻子大了，就会冒出很大的黑烟。无论在土台上或是广场上，每当演到凶残的日本鬼子打死了中国人或枪挑小孩的兽行时，观众们总是万分激愤，有的跑上去打伤演日本兵的演员，虽然演员们早有思想准备，但却防不胜防，因为大多是在广场演出，四面是观众，不知观众会从哪个角落里冲上来跑到扮演日本兵的演员跟前，打他几拳，踢他几脚。但演员虽然挨了打，心里却是高兴的，因为通过自己的演出激起了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的热情，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收获。每当出现这种场面，李波总是带头和群众一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给死难同胞报仇！”“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宣传团常常在崇山峻岭中行军。在大队出发前，要有三四个人先去打前站，因为李波受过正规军训，枪法又准，所以每次打前站都有她。打前站的任务是：一路上画上路标，为大队引路；遇到重要情况要马上向大队报告；到小休息时先找地方烧开水；大休息时准备吃的；到目的地要号房子、烧水做饭等等。
山路和平原不一样，在他们向老乡问路时，如果老乡说：“翻过一个小坡就到了”，那起码得有三四十里路；如果老乡说：“翻过一个山头就到了”，那就得准备翻一座大山。因为这对山里的老乡来说算不了什么。有时为了鼓励后面的同志爬山，他们常在半山腰明显的地方用粉笔写上：“加油！加油！过了这个小山坡就休息了！”
这个24人的宣传团从太原出发，走遍了晋西北大部分的县、镇、村，演出了数不清的场次，还渡过黄河，到陕西的府谷县（对岸是山西的保德县）给群众演出，宣传团结抗日。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李波的思想和意志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此同时她也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少、文化低，迫切地需要学习与提高。当她回到临县的战动总会后，便向领导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到抗大去学习。但因工作需要，领导于1938年初把李波、周通、王庚瑜等五人派到杨虎城的十七师血花剧团去工作。
血花剧团刚成立时只有六七个大人（学生）和九个小孩，大的17岁，小的才10岁，其中有两名是红小鬼。李波等人的参加，不但增加了人数，而且带去了不少现成的节目，很快丰富了演出，因此部队首长非常高兴。
剧团是随部队行动的，每到一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李波也常常给写大标语的同志们提白灰桶，她一如既往地什么都干，唱歌、演戏、拉洋片……甚至在新编京剧《汤恩伯》中扮演过汤恩伯的老婆。没有戏装，就在头上扎几条彩带来充数。有一次她演《放下你的鞭子》，剧情中有卖艺人向观众要钱的情节。演完后，有个从东北军过来的营长拿出20块光洋给李波。李波说这是演戏，不是真的要钱，这位营长含泪激动地说：“我是东北人，我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这是我们东北人的一点心意，你们不收下……”军官哭了，李波也流下了眼泪。
由于剧团积极宣传抗日，就有人说这个部队的师长赵寿山被“赤化”了。一天师长被突然调到后方去，他回来对大家说：“上面要我当军长去，还要给我钱，我说我不要钱，我要枪炮子弹，要打日本救中国……”但是结果还是把十七师改为十八军，但却并没有增加一兵一卒，只是不久便派了个战地服务团来领导。接着又来了个血花二队。领导人叫冷波，原来的团长被调到服务团去了，冷波便当了团长，王庚瑜（此人曾当过阎锡山“主张公道团”的团长）当了副团长。团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再不准写“发展游击战争”之类的大标语，也不让唱救亡歌曲，连“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也不让唱了。因此，支部书记和共产党员都陆续离开，而且听说这些同志都是去延安学习去了。剧团的小孩们也慢慢地走光了。李波非常羡慕走了的同志，自己非常着急，也提出要离开，但是团长不批准，非要她参加慰问演出，说要等部队休整完再说。他们演完一轮戏时，李波便在西安登报寻找母亲，当巡回演出结束时，母亲的信也来了。后多亏师长的秘书帮了大忙，给李波开了护照，又开了一个月的假，还给了50块钱。李波满怀希望地到了西安，并找到了原剧团出来的人，心想这下可有机会去延安了。但事情并不顺当，由于形势紧张，道路不通，她只好先到安吴堡，进了青年训练班，暂时分配在普通班里参加学习，等待机会。
青训班的条件也很艰苦，学员们都睡在过厅的地上，下面铺上点草，上面盖条小薄被。早上一起来，大半个被子上都飘的是雪，化了便结成冰，被子成了硬壳。即是这种条件，李波心里也是热腾腾的，因为她感到来到这里便离延安不远了。
过了些日子，不但去延安没有信儿，指导员反而找李波谈话，劝她回原单位去。这犹如冷水浇头，她坚决不肯回去。可是指导员说，如果不回去就会影响统一战线。并说：“你是剧团主要演员，前方战士都熟悉你，那里的工作需要你啊。”为此她不知哭过多少次。其他同学也支持她不去，说：“只要你不去，他们就拿你没办法。”指导员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把她送到艺术连去。当时李波并不想把唱歌、演戏当成终身职业，但是为了能留在青训班，以便等机会去延安，也就同意了。
1938年年底，李波在青训班结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勤部工作。她对这次分配非常满意，因为她对八路军早有深刻印象，而且认为抗大就是八路军的大学校。能分到八路军来工作，就一定能去延安进抗大。
不久，部队转移到甘泉和下四湾，后勤部改为荣誉军人学校。李波在那里主要工作是建立俱乐部，并当了干事。她常到连队去帮助建立“救亡室”、出墙报、教唱歌等等。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和荣誉军人相处了三年。在这三年中，她认真工作，努力学习。1940年，当山丹丹红遍山野的时候，李波在甘泉县的一孔窑洞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三年中，许多干部都被调去了延安，最后连俱乐部主任也调去了，李波便当了俱乐部的代理主任。她心里很矛盾，很怕这一下子就去不了延安。自己当了干部，也不敢强提要求，怕违反纪律，只好埋头苦干，默默地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政治处新来的赵主任发现李波在艺术上很有发展，便向股长推荐，经股长同意，让她把有关工作交代给别的同志，做好去延安的准备。
1941年底，组织开了一封介绍信，把李波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负责把她送往延安去。当时边区政府的群众组织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有自卫军、儿童团、妇救会等等。他们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和护送，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时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交通工具只靠两条腿。她被由这个村送到那个村，从这个镇送到那个镇。一路的吃住全由地方来管，每天大约要走50里路。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村镇，最后终于把她送到延安军队政治处所在地。
李波像久盼甘霖的小苗恰逢春雨，像流浪的孩子见到了亲娘。当她回头告别送她到延安来的乡亲时，一阵激情涌上心头，她默默地念道：“甘泉人民对我的深情厚谊，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八
1941年深冬时，延河像一条闪亮的玉带，蜿蜒地躺在银装素裹的巍巍宝塔山下。一场大雪后，李波沿着去桥儿沟的小路，走进了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大门。
进鲁艺学习首先要通过一次考核，参加考核的老师有张庚、姚时晓、潘奇等。李波音乐课成绩考得不理想，仅得59分，还差一分才及格，表演课却获得了80多分。最后她被录取为戏剧系第五期学员。
李波无限欣慰并心满意足地开始了她新的艺术生活。然而她心中久久盼望已成现实的“大学校”，物质条件却很差。这里没有教室，也没有上课的桌椅。各系上课就在院子里，上大课就去大操场，大家席地而坐，用两腿垫着记笔记。鲁艺戏剧系的教材大多是照搬苏联的，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在课堂上做小品即兴表演时，教师出了个《想像》的题目，要求学生用自己的想像去莫斯科做一次“神游”。有的同学凭自己过去阅读苏联小说或道听途说，也能编得活灵活现。但这对李波是太难了，因为她最熟悉的是中国乡村和晋西北的山沟沟，“神游”起来，最繁华的也只能是张家口和太原的闹市。因此对戏剧系刻意追求外国表演艺术和排练西方剧目的做法，她一时难以适应。再就是对声乐课所学的“咪咪吗吗”练声方法和演唱外国咏叹调，感到特别吃力。有时她恨自己太“土”了，应该奋起直追；有时又感到情感上距离甚远而陷于苦闷。
1942年5月，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犹如一阵春风，吹散了李波心中的迷惘。有一天，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集合，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毛主席号召他们走出“小鲁艺”（学校）到“大鲁艺”（群众中）去，去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还特别强调群众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并提出“面向工农兵”的口号，李波把这五个字恭恭敬敬地记录在她的笔记本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此在她眼前展现出了一望无垠的广阔天地。
1943年元旦时，鲁艺俱乐部准备开新年同乐大会，指定师生们分头排练节目，有秧歌队、“推小车”、“跑旱船”等等。李波发现黑板上赫然写着“李波、王大化打花鼓”。她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王大化当时已经是鲁艺的助教和实验剧团的著名演员，而自己却是个刚刚入学的“土包子”，互相连话也没说过，不免有些紧张。然而大化却主动来找了她，并带她一块儿到音乐系去找安波请教。正巧安波刚刚写完一首用民歌“打黄羊”曲调填了新词的歌。内容是拥军的，他们就取名《拥军花鼓》，并找来了道具。王大化打小锣，李波打小鼓，且歌且舞地排练起来。但是一张口，李波又产生了顾虑，因为她过去唱歌一直是用“大本嗓”，而到延安后，见到人家都用的是西洋唱法，她自己虽也上了一段声乐课，但一时还用不上。王大化却鼓励她说：“你什么也别管，过去怎么唱，现在就怎么唱，大胆地唱，只要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惯就好。”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排练。
各系的节目在大操场上彩排时，领导看了非常高兴，称之为鲁艺的“新气象”。但也有人说这是“低级的”、没有艺术性等等。然而当演出队伍扭出了校门，来到桥儿沟老乡的打麦场上演出时，却轰动起来。老乡们特别夸奖《拥军花鼓》唱得清楚，听着亲切。这给李波以极大鼓舞。于是他们又扭出桥儿沟，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西北局党校等处去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令李波最难忘的是他们在枣园的一场演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出来看秧歌了。毛主席穿了一件战士穿的白布里、灰布面的棉大衣，坐在一条长凳上看表演。大秧歌一会儿“龙摆尾”，一会儿“剪子股”，各种花样，越扭越欢，扭到“卷白菜心”时，达到了高潮。也就是这时，起了大风，顿时黄土飞扬，演员与观众都成了“黄土包”。但毛主席并不在意，也不回避风沙，只是高兴地哈哈大笑。一股暖流传遍李波全身，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演出后，周恩来副主席对王大化说：“马门教授（指王大化曾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扮演过教授）头上扎了这么多小辫子（指王大化当时的化装），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接着又指出：“向民间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也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嘛。”于是后来再演《拥军花鼓》时，王大化便再没有扎一头的小辫子和抹上白鼻子白眼圈。秧歌队领头的原来耳朵上戴上一串红辣椒、手里拿着两根大棒槌的丑婆子形象也改为手拿镰刀斧头的工农兵形象了。老百姓看了便称他们为新秧歌队，或直呼为“鲁艺家的秧歌队”。更由于《拥军花鼓》在这支秧歌队中特别引人注目，李波和王大化很快为延安地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欢迎。
九
1942年前后，也是当时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希特勒进攻苏联，日寇把60%以上的兵力集中到解放区战场。加之国民党对边区的重重封锁，给陕甘宁地区的军民带来了战斗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军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从中央到每一个战士和群众都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李波很快就成了纺线能手。到1943年春，苏联红军开始了大反攻。学校为结合庆祝红军胜利，在春节期间又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
这次领导仍指定王大化和李波并由路由协助他们自编一个节目。他们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篇劳模马丕恩父女的先进事迹，就很快选做题材。他们在创作中没有任何框框，也没有任何形式约束，你一句、我一句地结构起来。把一个不到20分钟的节目，用唱、念、舞、快板等多种形式编了出来，并取名为《王小二开荒》，他们仍然去请安波帮助谱曲。
谱曲一开始并不顺利，写了改，改了又写。李波和王大化白天一块儿设计动作，晚上一块儿到安波屋里去试唱。安波不顾疲劳地在一盏小油灯前苦思冥想，李波和王大化一边一个趴在他肩上（因灯光很暗，远了看不见谱子），安波写好一遍，他们唱一遍，边写边唱边改，直到把曲子定下来。李波累得犯了偏头疼病。她带病进行了排练审查，结果领导十分满意，顺利通过。李波一高兴，连头疼也忘了。但是当时并不清楚他们日夜辛苦创作的竟是中国第一部新秧歌剧。
他们的演出，在延安引起了又一次轰动。虽然演出形式和服装、道具都极简单，不是借来的就是自己动手做的，但是演出效果却出人意外。有一次在文化沟的青年体育场演出时，操场一面是个大山坡，天虽很冷，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其他三面坐满了八路军和自卫军，真是人山人海，连篮球架子上都爬满了人，这种场面使李波心中万分激动。老乡们看完戏，都高兴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并互相传告有多么好看，但不说是看了《王小二开荒》，而是亲切地说是看了《兄妹开荒》。于是《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并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每次演出经常是一清早化完妆出发，一天要赶演三四场。西北春天的风沙特别大，演员在出发时化妆得眉清目秀，到了第二个点，脸上就全成了黄土色，风沙刮得满嘴土，他们照样演。有许多老百姓还跟着演出队走，演几场看几场；有的老乡还自带干粮，边看边向新观众介绍剧中谁该出场了，戏该如何了，好像他们也成了秧歌队中的一员。他们一直跟到晚上，回到鲁艺学校大门口，演员们说：“再见！”他们才回家。
《兄妹开荒》演遍了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戏。他们还到金盆湾和南泥湾去劳军。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看了演出，深受鼓舞，提出要和演员们比赛开荒。李波便学着戏中妹妹的台词说：“比赛就比赛，来！”她便拿起锄头和战士们一块儿向荒山进军。战士们为此非常感动，经常送些小礼物给他们。机关和报社的同志也送些小礼品，如小白纸本、书、小地图等。有几位炊事员想送点礼物，又不好意思，便托人转送，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最后转到党校负责人邓发那里，才交到李波他们手中。原来是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肥皂，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礼品了。炊事员们舍不得用，却送给了他们，李波感动得哭了。老乡们在演出中也常端出米酒来说：“好娃呢，跳累了吧，喝碗米酒，自己做的。”李波和王大化因此获得了西北局颁发的“秧歌运动积极分子奖”。后来在延安集市上，还出现了老百姓自制的“王大化牌香烟”和“王大化牌肥皂”。这种殊荣，即使是现代的红歌星也没有享受过。《兄妹开荒》后来不但演遍延安地区和全国各地，还曾到莫斯科和布达佩斯演出，直到今天，仍然经常有人演唱。
十
1943年春节后，演出告一段落，但秧歌剧创作从未间断。涌现了《夫妻识字》、《刘二起家》、《减租会》、《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传》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各地区文艺工作者在鲁艺的影响下，一时掀起了秧歌剧创作的高潮，以致扩展到蒋管区。后来又出现了《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多场次的秧歌剧。短短的两年多时间，秧歌剧从产生到发展，情节从简单到复杂，角色从少到多，形式从广场搬上舞台，直到1944年下半年，终于诞生了《白毛女》这样的大型民族歌剧。
李波在歌剧《白毛女》的排练中扮演地主婆黄母。她过去从未演过这种角色。但是她对旧社会的压迫者，诸如资本家、工头等一类人的凶残剥削本性是有切身体会的。在导演的耐心帮助下，她出色地完成了对角色的塑造。
《白毛女》首场演出安排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中央首长们都出席观看了演出。当演到满头白发的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台上合唱起“乡亲们、同志们，莫流泪，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救出了咱们的好姐妹”时，毛主席流下了眼泪，并站起来和全体观众一起热烈鼓掌。《白毛女》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波在同行中更获得了“活黄母”的赞誉。
《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后，喜儿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广大观众深切的同情。地主黄世仁和黄母的残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恨。每当演到开会斗争黄世仁时，台上台下“打倒黄世仁”的喊声震撼大地。有的战士看完演出后，便在自己的枪托上刻上“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字样。
有一次演出时，因为最后斗争会场面需要多一些群众演员合唱，而李波在前三幕扮演黄母的戏已经演完，她便换上一件老百姓的服装，包上头巾上台充当群众角色。没想到观众中有人发现了她，便大声喊道：“看呀！地主婆混进群众队伍里来了，快把她揪出来呀！”李波一听感到糟了，马上跑回后台。后来李波在路上走着，一群看过戏的孩子竟捡起土块砸她。当她问孩子“为什么要打我”时，孩子们齐声回答：“你打喜儿，我们就打你……”李波对这一切不但不生气，反感到了自己创作角色获得成功的莫大喜悦。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但是蒋介石发动的国内战争又开始了。为粉碎国民党对延安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初，李波随同部队撤离了延安。她按照命令，立即实行了坚壁清野，连点灯的煤油都埋在了地里。当时天冷风大，出发时她把棉袄倒过来穿，让扣子扣在背后，再背上背包便暖和了。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场解放战争进行得如此快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她来不及再回延安，便随队伍深入到陕北葭县（今佳县）和河北武安县参加土改，并跨过茫茫冀中平原，向北京靠近。更没想到这一别延安就是40多年！
十一
1949年1月，李波随同华北文工团在锣鼓与欢呼声中走进北京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五洲四海，世界青年联欢节筹委会立即向中国青年发出了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邀请。1949年5月，李波荣幸地被选为代表团成员，并随以肖华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满怀豪情地走出了国门。
李波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穷女娃子，竟要代表新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去表演。代表团先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定下了参加文艺比赛的节目。有《腰鼓舞》、《红绸舞》、《牧马舞》以及李波等人的独唱。然后才到达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他们所到之处，均受到世界各国青年朋友和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在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的大舞台上，李波头顶白毛巾，身着花褂子，走上舞台。她心里一点也不知道紧张，因为她所唱的就是她自己的心声。她挺胸昂首，放声高歌一曲陕西民歌《翻身道情》“太阳一出来哎……满山红哎，共产党救咱翻了身……”她一面唱，一面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苦难，更激起对翻身的自豪。她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曲唱罢，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她深深体会到真正民族艺术的力量。这掌声更是对新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经过评比，李波荣获二等奖，她成为新中国在国际艺术比赛中首批获奖的演员。
李波载誉归国，正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接着她便参加了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和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及《长征》的排练。不久又去长影参加了电影《白毛女》的摄制工作。她在影片中扮演的黄母形象，至今仍深深留在几代人的心中。
1951年6月，李波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第二次赴东欧及奥地利访问演出。无论是在莫斯科大剧院、维也纳剧场。还是在布拉格广场，或是在德国的山村，《白毛女》的演出均受到外国朋友的高度赞扬。散场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开剧场，并把花束和小礼品献给喜儿和其他演员，就是不给黄世仁和黄母。有一次在维也纳，儿童献花时，观众中有人喊：“不要把花献给黄世仁和黄母这些坏蛋！”李波心里明白，观众如此爱憎分明，正是对她表演成功的最好表扬。
在国外演出一年多又回到北京时，文工团已经改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波担任了歌剧队的队长。1949年12月25日，周总理见到李波时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不要唱得太简单了，要提高一些，唱得丰富一些。”又说：“你回去对伯钊（院长）讲，就说是我说的，不要让你再搞行政工作了……”1952年，周总理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闭幕式上提到专门人才培养时又强调：“比如李波，她的戏演得很好，可是行政上把她调去搞党务工作，搞行政工作，这样怎么叫她演戏呢？”1955年，经周总理批准，请来了苏联声乐专家季米采娃给歌剧院演员们授课，李波便脱产随专家学习了两年多而后再唱民歌，这对李波至今仍能演唱并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风格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李波坚持为群众演出，她不辞辛苦地走遍大江两岸和天山南北。1958年她以文联代表身份随全国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1958年10月她又随艺术家代表团赴福建前线。全国许多城市的舞台以及许多农村、厂矿、学校、部队都留下她的歌声。她演唱的《翻身道情》、《南泥湾》、《绣金匾》、《王二嫂过年》、《说嫂嫂》、《信天游》等曲目已成为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歌曲，并带出了一批学生。正当李波在民族声乐和民族歌剧事业的道路上向更新更高的境界迈进时，一场动乱开始了……
李波的丈夫陈谷音是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校长。1942年曾在新疆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被捕入狱。陈谷音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曾与林基路合作写成著名的《囚徒歌》和《思夫曲》，直到1946年被党营救出狱。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因此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并含恨死去。
十二
1976年枫叶红了的时候，阴云终于被吹散。此时的李波已步入老年。但她仍随着千万人群的欢庆秧歌队，一直扭过天安门。
歌剧的新生，使李波重振精神，担起了重整民族歌剧的重任，担任了中国歌剧院领导小组成员兼歌剧团团长，她为青黄不接的演员队伍到处寻觅人才，安排学习，恢复排练。并亲自登台，以古稀高龄仍参加了《白毛女》的演出。赵丹为她赠“梅”一幅，题曰：“老梅开花无丑枝”。她还坚持为年轻演员教授声乐课，如剧院的万山红、朱雅丽等都曾随她学习，至今仍常登门请教。李波竭尽全力，在剧院站好了最后一班岗。
她离休前后曾被任命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顾问。离休对李波来讲仅仅是离开了职位，但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演唱艺术，不但坚持为学生授课，并在1984年5月与十多位艺术家一块发起成立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以“老有所为，乐在其中”为宗旨，不但坚持每周排练，并在京参加了许多重大集会演唱，又到学校、工厂、部队演出，还曾应邀去广州、深圳、珠海、延安、西安、武汉、重庆、宜昌、天津、十堰等地演出共200余场，观众30余万人。所到之处，无不极大地鼓舞着群众。合唱团因此获全国老有所为集体精英奖。
李波一直担任合唱团团委，并在每场演出中除参加两组合唱外，还参加女声小合唱和男女声对唱。每当观众知道就是当年创演《兄妹开荒》、扮演《白毛女》中黄母和演唱《翻身道情》获第一批国际奖的李波时，总是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观众见她这位近80高龄的前辈仍在为群众演唱，莫不深受感动。
近十年来，李波不但参加所有的正式演出，还参加诸如“人口普查”、“计划生育”等宣传活动，甚至街道办事处每年的“拥军爱民”活动，她也是随叫随到，以一名老艺术家的楷模行动感染了周围的人，甚至有的青年演员有时也愿随她去参加义务演唱。有一位副市长在陶然亭公园门前大街上遇到李波正在演唱，忙到后台来慰问，称她是“艺术家的榜样”。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不在家享享清福，还到处奔波登台演唱时，她说：“一个人还能动弹时而不去做些事，便无异于行尸走肉了。我还能唱，就说明我还健康。群众还愿听我唱，就说明我还有一点用。”
1988年9月，合唱团应延安大学邀请，专程前往参加延大50周年校庆。李波作为校友，45年后又回到宝塔山下。她面对已经现代化了的延安繁华闹市，心潮澎湃，好像又看到昔日的情景，看到护送她来延安的乡亲以及那战斗的日日夜夜与苦难的童年……她心中一遍遍叨念着：延安，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我又回来看望您了……
李波曾任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历届文联全国委员、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音协理事及音乐表演艺术委员会委员、至今仍担任着中国歌剧研究会顾问、中国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顾问以及广州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专业学校董事兼艺术顾问。
在李波居室的墙上挂着著名书法家苏士澍题赠的“垂暮之年，壮心不已，战士风采，依旧当年”的条幅。这无疑是对她的最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