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
一生当中，我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延安。在延安，我最怀念的一位亲人，就是申蔚。
1942年的清明节后，春天又来到了延安，西北的黄土高原，晴格朗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凤凰山展开绿茸茸的翅膀，从杜甫川到杨家岭的沟沟岔岔，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在抗战大动荡的时代，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了奔向心中的革命圣地，经过万水千山，聚集到宝塔山下。
我和申蔚本来是萍水相逢。她生在河南，我生在东北，一条红线把我俩牵到延安，牵动这条红线的便是曾克同志。
那年春天，我在延安蓝家坪“文抗”从事专业创作，经常和曾克见面，申蔚是曾克在开封北仓女中的同学，又喜欢文艺，和曾克常来常往，我俩就这样认识了。
1942年，中国抗战到了相持阶段，需要战略上的转变。延安提出整顿“三风”，动员知识分子接触工农兵，深入实际，朋友见面时常常把这个题目作为话题。
曾克热情坦率，开门见山地说：“申蔚，很久不见，你到哪里去了？”
申蔚是一位内向的知识分子，在开封北仓女中就参加了读书会，编抗战墙报，却从来不显山、不露水。她参加过范文澜领导的战教团，现在参加中央妇委调查团，常和群众接触，态度含蓄，说话细声细语。
“我下柳林乡了。”
“我知道了，就是女乡长乔桂英的家乡。”
“乔桂英这个乡长可好啦！”
申蔚有一张椭圆的脸蛋，两只聪明而又水灵的眼睛，眉梢子在微微闪动，她讲起陕北妇女怎样请她吃羊肉、纺线线……
“曾克，我说也说不完，你一下乡就知道了。”
曾克说：“最近，我知道毛主席找‘文抗’的几个作家谈话，可能和下乡有关系。丁玲让罗丹开一份作家的名单，老马，名单上还有你的名字。”
曾克把视线转到我脸上这工夫，她的儿子在窑洞里醒过来了，曾克过去照顾孩子，申蔚准备回妇委去写材料，曾克对我笑一笑，有意地说：
“老马，请你代劳送客，我就不动地方了。”
我跟在申蔚的身后，走下蓝家坪“文抗”的窑洞，穿过柳阴路，迈过台阶，跨上一条羊肠小道，前面就是延河的沙滩，遍地铺着鹅卵石，河里的浪花闪着粼光。我不知道是被延河的景致吸引住了，还是迷路了，踩在鹅卵石上，歪歪趔趔，申蔚却是那么利索，灵巧地跨过了河。
我为了打破寂寞，借题发挥说：“我听曾克说，你们北仓女中许多女同学都很进步，主要是请了一些进步教员，又是文艺界前辈，像楚图南……”
申蔚微微一笑，又补充说：“还有诗人柯仲平。”
我在东北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柯仲平的《风火山》。
申蔚边说边走，三步两步跨过了河，飞燕似的奔向杨家岭的妇委会去了。
杨家岭的山麓是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一色青砖结构，白灰天棚，方砖铺地，方格的玻璃窗子，油漆门。这座不小不大的楼房里，就是随后举行世界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地方。毛主席亲自接见近百名作家和艺术家，和每一位同志一一握手。会议开头还讲了话——“引言”部分。中间休会10日，接着是作家个人发言。萧军是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出身，心直口快，第一个放了炮。
在大会发言的空隙时间，我到中央妇委去找申蔚，她看我突然到来，兴奋又惊奇。
“我听说延安文艺界开大会了。”
我说：“今天是作家个人发言。”
申蔚却说：“听听别的作家发言，也会有一些精彩的东西。”
我们闲谈了一会，我又回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大会的发言正达到高潮。胡乔木同志正在批驳萧军的观点，认为现在整顿“三风”非常重要，将来也不会像萧军说的，再整顿“六风”。
延安的整风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整风中，我离开“文抗”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小组会上，一位同志翻旧账，批评我到中央妇委去找申蔚是“自由主义行为”。申蔚也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徇私情，认为我不仅犯了自由主义，也有爱情至上主义。
我坦白地承认，我有爱情至上主义，但心里却很难克服。
以后，我俩便和延河结下了缘。在晚饭后，我常约她出来散步。离开中央妇委宿舍，经过毛主席住的那排窑洞，出了沟口，走到延河岸边，黄昏以后，晚霞从蓝家坪山头褪去，山谷里的驼铃叮当地响着，从三边来的老客正准备打尖歇脚。只有不疲倦的延河水潺潺地流着。
在蓝家坪对面的河边，有一块青色的卧牛石，不知是哪年洪水暴发，从山沟里冲下来的，像花园的亭子，成为我俩幽会的地方。我们坐在卧牛石上，听听流水的声音，说着知心话，迎着神秘的夜幕，生活在延安这地方，真是太幸福了。
夜深了，人静了，蓝家坪虎头峁山顶上下了雾，仿佛蒙了一层轻纱，远处杨家岭的窑洞闪出点点星火，在夜雾里滚动。
申蔚靠着我的肩膀，轻声说：“毛主席又在写作了，《论持久战》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写出来的。”
我说：“毛主席给黑暗的中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申蔚回想起幼年丧父，孤女寡母过着清贫的生活，河南连年遭受天灾人祸，水旱蝗汤，民不聊生，一二·九运动时期，她就参加民先队游行示威、卧轨请愿，在河南的战教团做过女生队长，到了延安才结束了逃亡生活。我的逃亡生活更是不堪言状，失学、失业、失恋、饥饿、蹲拘留所，什么滋味都尝过。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延安是我们必然的归宿。
在延安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我常常和申蔚会面，少则三天，多则五天，特别是礼拜天，会面成为我们的神圣义务。
7月中旬一个星期天，我离开蓝家坪“文抗”，绕过小砭沟，跨上羊肠小道，准备去杨家岭和申蔚会面，刚走到延河渡口，忽然发现延河发了大水。连日来上游下暴雨，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无边无岸，河水把蓝家坪和杨家岭分成两半，已经断了行人。这种严峻局面的出现，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回蓝家坪去吧！自己不甘心；迎着波涛过河，却担心生命危险。我又一想，一个人从事别的事业，不也同样担着危险么。我的决心下得很快，随即就脱掉了衣服，用左手举着，右手划水，顺着延河的急流，向着下游浮去。游过蓝家坪前面的河心时，我望见我们常常幽会的卧牛石，河水浩荡，已经淹没了半截石头，露出青色的岩面，迎着凶猛的河水，激起层层的浪花，卧牛石脚下形成一个圆形的漩涡，从上游漂下来的谷草和树叶，在那里打漩，人要掉到漩涡里，也会丧失生命，我游到漩涡跟前，觉得有些恐怖，用右手拼命地划呀，用尽全身的力量，才离开卧牛石的漩涡，到了杨家岭的对岸，松了一口气。
申蔚对我这次的冒险行动又气又喜欢又很惊讶！
“这样大的洪水，你怎么过来了？”
我不讲洪水的危险，反倒轻描淡写地说：“我一下决心，就浮过河来了。”
“你看有别人过河么？”
申蔚对我的态度不满，撅着嘴生气，直率地劝告我说：
“你知道吗？妇委的一位同志对我说：申蔚呀！你交的这位朋友，我看有些冒里冒失。”
我看她真生气了，才认了错：“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有毛病就改一改嘛！”
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有的女同志吃不了苦，就走了别的“路线”。申蔚自尊心很强，偏偏看上我这个穷光蛋。当时，我刚从敌后根据地回来，窑洞里没有什么摆设，一件日本军用大衣，一件日本军用毛毡，一顶钢盔，一枝钢笔，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和申蔚结婚的时候，就把那顶钢盔当锅使用，煮延安的枣子吃，生活过得非常甜蜜。但好景不长，后来，抢救运动比洪水还要凶猛。隔着延河，我和申蔚两年没有见面。运动到了高潮，有人向我提出问题，让我在斗争大会上交代。消息传到中央妇委，妇委一位女同志劝告申蔚和我划清界限，申蔚痛苦万分，夜里睡不好觉，几次呼唤我的名字，那位妇委女同志很不理解申蔚的感情，非常惋惜地说：
“申蔚，你图马加个什么？”
如果说，人类社会确实有高尚的感情，当时的延安就确实存在着这种友爱和爱情。
抗战胜利以后，申蔚本来有机会可以回到河南故乡，早日与久别的母亲团聚，但她却同我奔赴险象丛生的东北。我们在穿越蒙古草原时遭受到叛变的队伍袭击；在佳木斯群众斗争大会上，敌人打黑枪，我们再次遭到危险。她来到作协同我一起深入生活，辽南的苹果园子，新民的辽河套，哪里都有我俩的脚印。我的许多作品都凝聚着她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她在我的创作上花精力太多，留给自己的时间却很少，她是在疾病中写了《青春的脚步》和《雨后彩虹》。她除了无私奉献和忘我劳动，还图个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中，我俩被下放到昭盟的深山老林，天寒地冷，积劳成疾。十几年来，她一直被病魔纠缠着，先是肾功能不全，后来变成尿毒症。申蔚心情沉重，她说：“我看，尿毒症是一种绝症，许多人进了医院，到头来都是人财两空，把钱用在正经事上吧。”
“什么叫正经事？”
“比如，你的文集，十年来只印了三本，还有三本压在出版社。”
我和儿子说服了申蔚，自己买药治疗，她的病才有好转，体温、血压正常。经医生许可，同意申蔚暂时回家做透析治疗。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个家呀，它坐落在沈阳新东遗址的南边，面对着辽宁大厦，遥望着北陵公园，新开河流过室前，墙外是一片绿幽幽的树林子，掩盖着我那小小的绿野书屋。这里环境幽美，空气新鲜，我在这里写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度过幸福的金婚，我们珍藏的每一张生活照片，都成为历史记录。
我们打开相片簿子，温习一下过去的生活，第一页是1946年在佳木斯合影的照片，那年申蔚27岁，却显得分外年轻，穿一件翻领制服，圆润的脸蛋，伶俐聪明的杏仁眼睛，独具一种风采，真漂亮极了，申蔚看了看自己的照片，也觉得惊奇了：
“我有这样漂亮么！”
“你还有一张最漂亮的相片，那是在张家口照的，可惜你为一点小事发了脾气，把那张相片撕坏了。”
“不要谈了，我们看看最好的延安照片。”
谈到延安，却展开了我们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宝塔山、杨家岭、凤凰山、清凉山、王家坪、水砭沟、蓝家坪、枣园、桃木、延河，我们幽会过的卧牛石，每一个地方都使我俩深深怀念。
我俩还未来得及看金婚照片，三个儿子进屋来了，好心劝告说：
“妈妈，回家，不要太兴奋了，早点休息吧！”
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安宁，屋子很温暖，过了半夜，外边刮起风，窗外的葡萄叶子抖擞着，墙根下的蛐蛐打着嘟噜，有点荒凉味道。
就在那工夫，我听到申蔚的被角动了一下，声音很轻，我问：
“你醒了么？”
“我醒了。”
“你想什么呢？”
“你的文集应该出版，哪怕自己买书号。”
“你不要再说了，你的健康就是全家人的幸福。”
申蔚再没有往下说，显得很温存，又很兴奋，有点像小孩子淘气对我说：
“你亲亲我吧！”
我亲了亲她，还想搂搂她，忽然想起她做过手术，身上还安着胶皮管子，医生曾经嘱咐说，尿毒病患者，最怕感染，我就把胳膊放下了。她问：
“你怎的了？”
“没有怎的。”
“你还记得那年延河涨洪水你浮洪水过河……”
“是啊！”
“当年我们来东北，和国民党夺天下，国民党坐的是飞机，我们用两条腿走路，我们首先占领了东北，这就是延安精神。”
“我多想看看我们幽会过的那块卧牛石啊！”
由于申蔚的病情不稳定，我俩在家住了三天，又回到了部队医院。虽然多次用药、输血，并没有控制住发烧。她常说胡话，我很不放心，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可怎么和医院联系。
我再三说服儿子，要留在医院护理，儿子们怕我累垮身体，把我留在家里。9月22日凌晨4点钟，儿子从医院派来一辆汽车，接我去医院，我问司机，司机不太清楚说：大概申蔚有话要和你说吧。我想申蔚的病好转了吧？还要买药么？我下了车，气喘喘地爬上医院楼梯，直奔熟悉的214号病房，心里直跳。今天的病房分外安静，灯光暗淡，被单上发出苦药的气味，医生和护士都不在屋子，我的儿子伏在床头上，脸色惨白，痛苦地哽咽着。申蔚还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仰着脸，已经闭上她那双聪明伶俐的杏仁眼睛，看着这情形，我的心都凉了。
“申蔚！申蔚！”
我喊了一声，两声，尽管我的心里有千言万语，她已经不能回答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