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林
一、奔向红都
一队骑兵在洛川县以北的高原上奔驰，马蹄扬起滚滚黄尘。在这百十骑中间的一匹骏马上乘着一位剪着短发、身着灰布军装的女子。她迎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浑身使劲地压住马鞍，勒紧缰绳，让她的马随着前面的马飞跑，心里却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不准自己在军友面前丢脸。她是第一次骑马，她是在前一天晚上，刚知晓骑马的要领，在炕上跳上跳下的练习过骑马的方法。她也不愿让人知道她不会骑马，怕人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这骑在马上的女子就是丁玲。
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女作家尼姆·威尔斯（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写下了她对当时的丁玲的认识与印象：
丁玲在中国享有好几种荣誉，已经多少成为一种传说了。31岁的她，已是1917年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富有行动经验的革命者，她是以现代妇女的化身出名的。她不仅是一个叛逆的志士，且是许多方面的先驱者。
在外观上，这个著名作家兼传奇主角般的人物并不是妖艳型的女子。她生得矮，31岁的人，身材自然也不婀娜，但是康健和强壮型的。她绝不是中国认为“知识分子”的典型，而是西洋各国很普通的康强的知识女子那样一种康健型。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依列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子。丁玲的有生气的吉普赛人似的圆脸也不漂亮。但她有热烈、发光、聪明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光亮的男式头发，有一卷美妙地随便下垂在一只眼睛那里。她有一种有味的癖习：含羞地说了有些惊人的话，然后侧着头，扬起眉毛，观察对于听众的效果。她的声音是低沉的，她偶然忽而声音深宏地发笑，但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果断而明确。她给你这样一个印象：完全适合做任何她着手做的事情，从投炸弹到演电影。她是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不分的热诚的动力。
我既能常常见到丁玲，就发现她有一种极端有趣的品性。她是既能行动也能做第一流智力工作的那种罕有的生物的非常特异的结合。
此刻的丁玲正奔向红都——保安，在一连东北军骑兵的护送下跃马驰向苏区和白区交界的地方。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村里有很多穿便衣的团丁放哨，全副武装，头扎包头巾。这是地主养着的敢死队，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厉害。这些站在路口的粗壮汉子心里明白，这一队人马要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面对这一连骑兵，他们不敢动手，只能斜着眼望着。
丁玲早就向往苏区和红军了。1930年冬，在上海，她的丈夫胡也频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为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党组织决定他去江西中央苏区。胡也频和丁玲曾商量把出生两个多月的儿子小频（蒋祖林）送回湖南老家，然后一同到苏区去。他们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憧憬着那光明的区域、自由的土地。不幸，胡也频于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7日英勇牺牲，血洒龙华。丈夫牺牲了，丁玲决心继续冲向前去，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到丈夫曾要去的地方去。她向党组织提出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约见她，听她陈述了那纯真的心迹和悲壮而又坚决的请求。但党组织最终还是决定她留在上海，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认为她在这个岗位上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之后，她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囚禁在南京，她在这魍魉世界中苦斗了三年。1936年9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她逃离南京到上海。这时，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她的心也飞向那里了，她要求到陕北苏区去。党中央派赴上海的负责人冯雪峰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得到中央复电同意。
丁玲去陕北苏区之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沿途都作了周密的安排。从上海到西安，由富有社会经验、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担任主要职务的中共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与她同行。到西安后，潘汉年从苏区出来与她接上了头。潘汉年离开西安后，由党中央派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刘鼎与她联系。在西安，安排她住在党的一所秘密联络站——德共党员冯海伯（奥地利人）开的牙科诊所内，她在这里住了三星期，等候进入苏区。李克农、伍修权领导的联络局负责对丁玲的接待。党中央驻联络局代表叶剑英指示在联络局工作的吕清说，最后由上海经过西安和东北军防地洛川、烟筒山等地区来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丁玲同志，要做好接待工作。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由刘向山护送。刘向山此行的任务是，从保安送埃得加·斯诺到西安，从西安接丁玲回保安，他还有一个东北军参谋的公开身份。所以，这才有了东北军骑兵连护送丁玲北行。此时，东北军在“打回老家去”“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与红军的联系已是由秘密转至近乎半公开了。
在西安，丁玲见到潘汉年时，惊喜得几乎叫出声来。真是他乡遇故知！潘汉年建议丁玲不要进苏区，要她跟他去，要她去法国为红军募捐，这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这是丁玲十几年前曾经向往过的地方。现在，她只要一点头，就可以去到那里。可是，丁玲这时却只有一个心愿，要到苏区去，要到母亲那里去，要投入母亲的怀抱，只有母亲才能慰藉她这颗受到严重摧残的心，这个母亲就是党中央。这是她三年来朝思暮想的，她谢绝了潘汉年的好意，坚决地到保安去。
骑马走了两天，在白区边缘的一个山头，丁玲告别了护送她的东北军，跟着带路的人走下沟去，再走大约四里路，沟底有联络局派来接她的人。刚走了一半，忽然响起了枪声，这一带常有团丁挑起的冲突，他们加快了脚步。丁玲忽然看见沟底下树林里有几个穿灰衣的人影，她跑了起来，兴奋地大声叫着：“那是红军！”
当戴红五星帽徽、精神抖擞的红军战士向丁玲敬礼时，丁玲激动万分：这就是红军，我的心早就推崇的人们，他们把血与肉献给了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我应该向他们敬礼，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敬礼呢！
丁玲换骑毛驴，翻山越岭，又走了七八天，于1936年11月10日到达红都——保安。
二、在保安
保安现名志丹县，那时是一个小镇。房子几乎全被逃走的国民党保安队烧毁了，所有的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有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全都住在这里，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住在这里。只剩下一栋房子是完好的，做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丁玲被安排住在这里。
丁玲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走进了一种新的生活，全然不同于她以前曾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她觉得一切都新鲜。在这里，人们全都充满着快乐青春之力，充满着革命激情。在这生机盎然的气氛中，丁玲感到欢快，也受到鼓舞。她望着山上那半里长的窑洞，不禁想着，若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那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在一间窑洞里，为丁玲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以及博古、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凯丰、吴亮平、李克农等出席了欢迎会。
丁玲与张闻天早就相识。1922年，丁玲在陈独秀、李达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时，张闻天、沈泽民、江馥泉三人搞了一个“狂飙社”，约丁玲等几个爱好文学的女学生参加，大家兴致很好，但没有搞起来。1931年，丁玲见过张闻天，向他提出要求去江西苏区。自那以后将近六年了，此时此地相逢，自是十分兴奋。
一位眼睛闪烁的年轻人走过来问丁玲：“你还记不记得我？”他又补充说道：“我是博古。”丁玲答道：“我从未见过博古同志，但似乎我是见过你的。”博古笑了，说道：“你的记忆力好，我到你家里去过的。”他历数丁玲家里所陈设的东西。于是丁玲想起来了，那还是1930年的时候，胡也频和丁玲住在上海霞飞路，忽然有一个穿香港布长袍的青年人来访。他说了一个朋友的名字，胡也频和丁玲明白了，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为一个工人报纸来征稿的。正事谈完之后还谈起最近出版的文艺作品，他似乎看得很多，而且有很多好意见。他说他姓秦，却不知现在他名叫博古。丁玲回述了博古当时所谈的一些问题，博古也补充了胡也频和丁玲是怎么答复的。他们都为那一面之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感到高兴。
林伯渠是丁玲的表兄，丁玲小时候就听说他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知道他参加北伐。但在此时才第一次见面。林伯渠比丁玲年长18岁，在以后的接触中，他告诉了丁玲许多家族中的事，他比丁玲知道的多得多。尽管他总说：“我们是平辈”，但丁玲十分尊敬他，当作革命前辈尊敬他。
当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正坐在窑洞的门槛上，他起身热情地招呼丁玲。整个会议期间，他都坐在门槛上，这平凡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丁玲的记忆里。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丁玲久闻周恩来威名，在会前她已见过周恩来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丁玲在机关合作社吃饭，要了两个荤菜，几个馒头，还自带了一点酥油。他解释说：“我和小超是合作社的股东，各入了一股，一块钱一股，每一股可以要一个荤菜，所以是两个荤菜。”
所有党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是丁玲最早知道的。1920年，丁玲在湖南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暑假中，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学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这补习班就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办起来的，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讲课，但他始终未来。丁玲参加了补习班，她就是那时知道毛泽东的。
毛泽东来得稍晚，窑洞里已坐满了人。他披了件大衣，一边走进窑洞一边说着：“我们的女作家来了吗？”从那浓厚的湖南口音、高大的身影，丁玲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她站起身迎过去。毛泽东向她伸出手来：“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毛泽东脸刮得很干净，大家都望着他笑。周恩来笑着说：“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毛泽东笑着答道：“我还没有理发呢！”他看着周恩来说道：“恩来！你那把胡子什么时候也该清理清理了吧！”周恩来也笑着答道：“革命尚未成功，胡子暂时不能刮。”
丁玲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欢迎会上亲密和谐的气氛更加深了她的这种心情。她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在这间窑洞里，她几乎见到了党和红军的大部分领导人，并受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她应邀在会上讲话，她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领导同志面前讲了话。她讲了她的追求与向往，讲了她被囚禁在南京的一段生活，讲了她初到苏区的感受，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西斜太阳的光辉照射在挂着红旗的墙壁上，阳光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欢迎会的正式项目结束后开始了余兴节目。李克农和邓颖超反串唱了段京剧“武家坡”，李伯钊唱了长征中学到的少数民族歌曲。丁玲也被邀请表演，她唱了一段昆曲，但只唱了几句，多年不唱她已经忘了，她还是小时候学的昆曲哩！会后聚餐，菜盛在几个脸盆里。
初到保安的日子，丁玲整天串门，她走进周恩来的窑洞，张闻天的窑洞，林老、徐老的窑洞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窑洞。丁玲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在那天的欢迎会上没有讲话，他只是想在那里轻松轻松。当丁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毛泽东问丁玲的第一句话是：“听说你和开慧是同学？”杨开慧已经牺牲了，毛泽东这时向丁玲问及开慧，使丁玲心中颇为感动，她答道：“是的，我们在周南女中同学，不过开慧比我高一班，我们一起参加了暑期补习班，一起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群众运动，然后又一起转入岳云中学。”湖南一直是男女分校，在反封建要求男女平等的浪潮下，杨开慧、丁玲等七名女生，经过争取进入当时湖南最好的岳云中学，成为湖南男女同校之创举。在谈话中，毛泽东问丁玲：“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丁玲毫不迟疑地说：“当红军。”毛泽东欣然说道：“好呀！前方正准备打一仗，可能是最后一仗，你就跟杨尚昆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去前线吧！”
丁玲之所以成为丁玲，主要的一点就是，她不只是一个作家，她不只是一个革命作家，而且，她同时是一个实际的革命者。文学只是她生活的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她的革命活动。这时的丁玲，占据她思想的，更多的是后一方面，她此刻最大的热忱就是当红军，到前线去。她渴望首先作为一个战士投入实际的战斗，从而在战斗中获得她文学创作的源泉。
毛泽东也去看住在外交部的丁玲。一位署名LNSUZ的记者，在他的《丁玲在陕北》一文中，写下了他所见到的毛泽东访丁玲时的情景：
某天晚上，毛泽东只随身带了一个“小鬼”到外交部来访丁玲。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暗，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地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土上坐了下去，两膝就人字形地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国在苏区才能找到。
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与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的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
从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佩服，曾说他确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李德（奥托·布劳思）也住在外交部，他见到丁玲时点头招呼，丁玲也点头致意。语言不通，仅此而已。
三、中国文艺协会
丁玲在保安只住了12天。在她奔赴前线之前，她参与发起、筹备、创建中国文艺协会。这是苏区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团体。
初到保安那几天，丁玲完全沉醉在投入母亲怀抱的那种幸福的情绪中。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的文艺干部，她也思考着苏区的文艺工作，她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谈了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得到他们的赞同。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丁玲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决定发起成立这个文艺团体，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洪水、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危拱之、吴亮平等34人，并决定组织一个七人筹委会，由丁玲、徐梦秋负责。11月15日，即在丁玲到达保安仅五日，就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研究成立事宜。11月22日上午，在“白区训练班”院子里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来宾共百余人。大会用举手方式选举李伯钊为会议临时主席。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丁玲报告了筹备经过和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其目的就是联络各地文艺团体、各方面作家及对文艺有兴趣的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以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来推动和领导、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使其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的一支战斗力量。她那热情洋溢、简明清晰的讲话受到全场人们的欢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相继讲话。
毛泽东首先称誉：“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有计划地研究、进行工农大众式的创作，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然后他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毛泽东讲了抗日的形势和用文武两手促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后，他特别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专门就文艺问题向文艺工作者所作的第一次讲话。丁玲认真地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为他言简意赅、精辟的讲话所折服，她心里感到踏实。毛泽东讲话中最后提出了“两个发扬”，指出了文艺工作的大方向。
成立大会开始了余兴节目。毛泽东兴致很好，讲了一则笑话助兴。会议在欢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大会选举出丁玲等15人组成干事会。丁玲被推定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32岁的丁玲，风华正茂，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协会一成立就着手调查登记会员，通知各地和红军成立分会，拟定研究计划，通告白区各文艺团体并与个人建立联系。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创办了《红中副刊》作为中国文艺协会代会刊。《红中副刊》是在党中央支持下创办的第一个党报的文艺副刊。西安事变后《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红中副刊》相应改名为《新中华副刊》。
《红中副刊》创刊号（1936年11月30日）上，以《毛泽东讲演略词》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同时，也发表了洛甫、博古的讲话。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丁玲的《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她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枝笔。”
中国文艺协会存在了近一年时间。七七事变后，实际主持中国文艺协会工作的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山西前线，徐梦秋（红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国文艺协会总务部长，兼机关志编委主任）去了新疆，中国文艺协会的日常会务工作一时停顿。后来又有大批文化人到了延安，重新组织了特区文化协会，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了各个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内也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织。但是，在红都保安成立的、以丁玲为主任的中国文艺协会是延安乃至各解放区革命文艺组织的先驱。丁玲对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成绩显著。
四、到前线去
11月23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的第二天，丁玲就跟杨尚昆主任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定边。临启程的那天早晨，后方留守处给她送来一匹马，一只马蹄是跛的，派来一个饲养员和一个12岁的勤务员。丁玲，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活。她在《到前线去》一文中写道：
开始两天全跟着洛川河走，一时在冰上，一时又爬到两边的岩岸上。这些路都非常陡峻，牲口不能上去，得远远地绕到河的对面，从岩底下的小路走，大半的时候还有许多烂泥，一些被太阳晒融了的地方。后来的行程，便转到山上了，越过了一岭，又有一岭，几十里，又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这些山全都无树木，只有枯黄的荒草，或是连草也看不到的那么无际地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尽头，但这天是无尽头的，因为等你一起到尽头的山上，你又看见依旧是那一幅单纯的图画铺在你脚下了。这些地方有着一些奇怪的地名，但随即就会忘去的。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瞌睡得很啊！
最初的红军生活，对于丁玲这样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女性是艰难的。她不骑马，即使在较平坦的地方也不骑，也有些可怜她的这匹跛脚的马，不忍心骑它。她一路步行，每天走六七十里、七八十里，她从来也没有一天走过这许多路，每天走下来，腿麻木得不会转动，但她坚持着，从不掉队。脚上打泡了，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
她与杨尚昆1932年在上海就相识了，她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党团开会时，杨尚昆代表中宣部来参加。行军宿营吃饭时，杨尚昆就叫丁玲同他一起吃，丁玲跟他吃了两天，发现政治部的部长们都是同战士们一起吃，她心想，这是杨尚昆照顾她，怕她初来红军不习惯。于是她向杨尚昆说：“我不在你这里吃饭了，我还是同大家一起吃。”可是，管理员认为她没有建制，中午常常忘记给她发干粮，宿营也忘记给她号房子。弄得她常常饿肚子，看见别人吃东西，她就躲开了，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还说不饿，不想吃。没有号房子，她就住伙房或马房，通夜听着马嚼草或是半夜生火做饭的声音。她不懂什么建制，不懂来时还得带封介绍信，她也不懂生活上的这些事原是可以提意见反映的。对于这些，她不介意。她是自己要求来当红军的，决心来吃苦的，为此，连对派她去法国这样的建议都不愿考虑，一路上，她欢欢喜喜地走在队伍里面。她还自得其乐地欣赏着那涂画着一片片褐色、土黄、深灰和暗紫的美丽颜色的山川、树木、土房和那无垠的湛蓝的天空。
越向北行，脚下的山岭渐渐地变成起伏的丘陵。再往北，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人们知道，目的地快到了。
经过八天的行军，到达目的地定边县绍沟沿，前方总司令部就在这个小村庄里。绍沟沿，虽说叫村，但地面上没有房屋，只有几十孔窑洞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小沟里。这是一条干沟，人们用水都是在一些深窖里把头年冬天埋下的积雪水汲出来用。积水中杂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水是最珍贵的东西，除做饭饮马外，每人每天限用一小盆。前方的部队就住在这一带。
在这个穷困的小村庄，丁玲见到了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和任弼时政治委员。自此，丁玲就一直跟随前方总司令部行动。任弼时见丁玲的马是一匹跛脚的马，便向丁玲说道：“我有两匹马，都是好马，草地马，送你一匹。”他带丁玲去看马，对丁玲说：“你挑一匹吧！”丁玲感谢地说：“随你给一匹，我又不懂马。”任弼时指着当中的一匹枣红马说：“这匹老实一些，不欺生，就送你这匹吧！”
丁玲曾有一段骑着任弼时送她的这匹马，策马于大漠边缘的回忆：
这天，太阳刚从东边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然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似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环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丁玲是到定边城去。她趁红军正准备同胡宗南部队打一仗的间隙，从绍沟沿去定边县城，去看望慕名已久的董必武和成仿吾，还有她在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钱希均。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运人才的学校，由李达主持。这个学校的女学生，是最先到工厂女工中开展工作的，到马路上为罢工的工人募捐，去纱厂演讲，鼓励女工坚持罢工，只是丁玲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她翻译。
晚上丁玲住在钱希均家里，她们回忆起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的时日，三十几个女同学中，有的早逝，有的坚持革命，有的消极，有的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真是大浪淘沙啊！那时她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女，十几年过去了，丁玲成为革命女作家，钱希均是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在共同的理想下，现在相会在这大漠边缘，怎不使她们又高兴又激奋呢！
钱希均陪着丁玲去看望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和副校长成仿吾。中央党校在定边城里。丁玲早听人介绍过董必武。一见面就感觉到这位老前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对人亲切，很会体贴人，他关切地嘱咐丁玲：“丁玲，到了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想什么，需要什么，都说出来，你讲客气就要吃亏了。”他送给丁玲一件整狐狸皮，火红火红的，很好看。这狐狸皮，后来丁玲转送给一位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女同志了，觉得在大后方用得着。
成仿吾是创造社最初的老一辈作家，丁玲久已闻名，但这是初次见面。丁玲尊他为文学前辈，他们晤谈得十分融洽。丁玲觉得同成仿吾谈话很舒服，觉得他是一个使你在他面前可以自由谈话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尊重别人、对什么人都平等对待的人。丁玲拜访成仿吾还有要商讨中国文艺协会工作的事，筹划在定边建立分会。成仿吾是发起人和理事，但没有去保安参加成立大会。
12月12日，丁玲在定边县城参加了广州暴动九周年纪念大会后，著文《广暴纪念在定边》。
恰巧，这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五、南下军中
当红军前方总司令部正策划又一次歼灭战时，西安事变发生了。丁玲没有实现亲身体验这次战斗的愿望。为了防止亲日派挑动内战，袭击爱国军队，红军主力部队于12月16日前后离开定边，兼程南下，开赴西安附近。
丁玲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前方总司令部行进。三万人的队伍犹如一条灰色的长龙随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蜿蜒向前游动。丁玲望着这既看不到头也看不见尾的长长的行列，豪情从心中油然而生，这是一股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铁的洪流啊！她为自己作为一个红军战士置身其间感到光荣和振奋。
一到宿营地，丁玲总是四处走着、看着。参谋们在司令部挂起地图；机要人员架好电台的天线；文件箱从马背上卸下来，往房子里送；卸下了重负的马和骡子嗅着撒在地下的乱草，用力地喷着鼻子；警卫员们抱来干草烧着开水；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则研究着地图，或者发出指示，或者拟草电稿，抽空阅读着马列经典著作；警卫连住这里，通讯连住那里。丁玲对什么都觉得有趣、新鲜，她体验到这里处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当寒夜来临，房子里生起一堆堆的火，人们围坐在四周，热烈地讨论着一些问题。谈话的中心都是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华民族的将来的。火光闪在每一个人兴奋的脸上，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疲劳。这白昼和夜晚的一切，构成一幅战地生活的生动的画面。夜晚，丁玲坐在火边，借着火光把一天的见闻和感受记下来。她睡得很晚，晚间只有机要科不时送来一些电报给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些电报中有许多关于远方的事情，她每晚都愿意等着看这些电报。
行军途中，丁玲一路跟着任弼时，她觉得他好接近。还有任弼时的那两匹马习惯在一块儿，离不开，任弼时那匹马走前边，丁玲的这匹马就一定盯赶上去，紧跟在后面。丁玲开始见任弼时的时候，还有点怕他，觉得他样子蛮严肃，两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威风。可是一接触他，就觉得他非常平和，很容易接近。他是长沙明德中学的，丁玲是周南女中的，两个学校都很有名，而且只隔一条巷子，就这样，很随便地谈起来了。丁玲觉得任弼时有很好的作风，他听得多，问得多，他使人敢说。丁玲对他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把心里话都坦然地倾泻给他，觉得他待人平等，对人负责，可亲、可敬，可以信赖。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吧，丁玲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叫他“弼时”，这是少有的。人们称他“任政委”或“弼时同志”，人们习惯称职务，或加“同志”二字，后来丁玲自己发现这样不好，就对任弼时说：“我这个人太乌七八糟了，应该叫你‘政委’或‘弼时同志’。”任弼时却说：“这有什么要紧，叫我名字有什么关系。”任弼时一路上关怀丁玲，发生过这么一件小事。刚离开定边一两天，丁玲的小勤务员就把丁玲的脸盆弄丢了，就向彭德怀、任弼时的警卫员去借脸盆，那警卫员有点封建，说用女人用过的脸盆要倒霉的，不肯借。丁玲没法子只好早晨拿着干毛巾等任弼时洗完后，一边说“我就在这洗一把”，一边就把毛巾浸入盆中，扭干了洗脸。当第二天丁玲又这样去洗时，细心的任弼时问道：“是不是没脸盆了？”于是把脸盆借给丁玲用。彭德怀从警卫员嘟嘟哝哝的口中知道不肯借脸盆的原因，皱着眉头训道：“真是乱弹琴。”直到庆阳，丁玲才又弄到一个脸盆。
丁玲一直想写任弼时，她对任弼时有一种深切的感情，她心里一直有这个愿望，但没有成文，直到晚年，只留下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的约4000字的《忆弼时同志》。同样，她也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也没有完成。她常常把最想做的事放在最后去做，想做得好些、更好些，但没有意料到，竟没来得及做。
一路上，丁玲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观察和了解彭德怀和任弼时这两位前方红军的领导人。她写了一篇《速写彭德怀》，并用画笔绘出一张彭德怀的速写像，粗粗地描述出彭德怀那坚毅、淳朴、威严、平和的形象。
西北高原，寒风凛冽。彭德怀见丁玲穿着一套灰色棉军装，便把他的一件旧皮大衣送给了丁玲。丁玲问道：“那么你呢？”彭德怀说：“我还有一件。”当后来丁玲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去时，贺龙认出了这件皮大衣，他说：“这不是老彭的皮大衣吗？你穿着不合身，我让供给部给你改一改。”大家按她的身材改了，还换了一个新的很好的衣面。红军将领们对丁玲的这些热情的关怀，更使丁玲觉得“到家了”。彭德怀拿出一支小手枪送丁玲，一支三号勃朗宁，枪身闪着乌蓝乌蓝的光泽。彭德怀郑重地说道：“这只枪是公略的遗物，我一直保存着，现在送你吧！”丁玲庄重地接过这支手枪，心里感到这个赠品之珍贵。
在前方，丁玲见到了许多红军将领，她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群多么洒脱、坦率、热忱、坚定，年轻而又成熟、稳重的指挥员和领导人啊！左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位具有儒将风度的猛将。自庆阳以后的行程，丁玲跟随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的一军团行进。虽然每天都是八九十里的行军，丁玲总是找着这些将领谈战斗的故事。《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那流畅、文雅、严谨的谈话笔录而成的。山城堡战斗是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打的一次歼灭战，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多旅。这一仗的胜利，稳定了陕北的局势，也使张学良、杨虎城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由于发生了西安事变，这一仗就成了十年内战中在陕北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11月21日下午打响，22日晨结束。当22日毛主席在保安城里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全场都欢呼起来。
在红军里，丁玲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红军将士从上到下，都是那么勇敢、乐观，除了革命什么都不想，他们是在中国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些新型的人。同这些人在一起，丁玲只觉得宽广、深沉，欢悦和年轻，她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这战斗的生活中，但她也没有忘记手中的笔，这一战斗武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她写下了《保安行》七八篇，《北上》六七篇，《南下》七八篇，总共20来篇印象记和通讯，本拟出一本小册子，但她总嫌观察体验不深，自己不满意，所以出书的事就放下了。七七事变后，她上前方去，把这些稿子存在一个地方，可是1938年她回到延安把稿件拿回来时，却发现只有几篇了，大部分稿件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是，目前留存于世的几篇：《到前线去》、《广暴纪念在定边》、《彭德怀速写》、《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警卫团生活一斑》、《文艺在苏区》、《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也为抗日战争爆发前陕北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生活留下了一些历史的记录。它们也记录了丁玲在苏区和红军中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以这些作品为起点，丁玲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些作品对丁玲自己也是十分珍贵的纪念。她曾一往情深、不无感慨地说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六、中央警卫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线无战事。这时，红军主力部队驻扎在三原一带，前方总司令部驻在云阳镇，党中央已从保安迁延安。丁玲先是深入陈赓为师长的红一军团一师生活了一些天，又应贺龙邀请转到红二方面军。刚到那里不几天，总司令部就派通讯员把丁玲接回云阳镇。原来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到了这里，任弼时要丁玲陪她去延安。丁玲不想离开前方，但陪史沫特莱却乐于从命。
丁玲是1931年结识史沫特莱的。当时这位进步的美国女记者对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死难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愤慨，写了报道。她又约会丁玲，她们一见面就像一对老朋友，敞开心扉，倾心地交谈着。此后，她们之间有了交往，虽说不多，但却心心相印。也就在三个月以前，她们还有过一次意外的、十分欢快的会见。丁玲在西安住在冯海伯的牙科诊所时，一天，忽有两位客人来访，原来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丁玲一见史沫特莱就扑了过去，在史沫特莱有力的拥抱中，丁玲感到一阵温暖，眼泪悄悄地流淌出来，染湿了史沫特莱的衣襟。丁玲是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斯诺，他刚从陕北苏区出来，他介绍着那里的一切，展示着在那里收集到的珍贵的照片。他们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
丁玲陪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毛泽东问她：“丁玲，你还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她原是打算返回前方总司令部的。毛泽东说：“当红军，在后方也可以当。”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定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带着丁玲到了警卫团，他当众宣读了对丁玲的任命书。丁玲结束了随军观察的生活，在红军中担任了她的第一个正式职务。
毛泽东对丁玲抱着很大的希望，要她走进工农兵群众，掌握基层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向她说：“你要去认识人，一个一个人去认识，了解你那九个连的战士，至少是九个连的干部，当你熟悉他们了，同他们交上朋友了，你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事了，也有事可做了。”
这是一个负责部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部门。团里只有丁玲一个妇女，对于丁玲这样一个从大城市知识分子堆里一下子就下到部队基层的女性，担负这项工作是相当不轻松的，因为环境的变化太大。但是，丁玲以极大的热忱做着这项工作，她认真地听着连队干部的汇报，把各种问题弄清楚，及时鼓励和批评，以便开展第二天的工作；她给战士们上课，参加小组的讨论会，对党的政策尽量作出妥当的解释；她帮助战士们学习文化，组织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的竞赛；她组织快乐的晚会，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经过她的工作，她看到许多优秀党员在迅速地成长起来。
她住在警卫团团部里，她的房间里有一只由木板搭成的狭小的桌子，白天她要做警卫团的种种工作，夜深人静时，她就伏在这张木桌上进行着她的创作。工农出身的战士们的忠诚、勇敢、淳朴、勤奋，都打动着她的心，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
丁玲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经验却在她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193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10周年。在过去10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红军战史。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11位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就个人见闻把红军各种战斗历史写出来。”
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编纂工作。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红军战史未及编出，其成果是编选出《红军长征记》。这部30余万字的大型革命回忆录，初稿是由许许多多身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们写成。
这部划时代的集体巨作，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丁玲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她把全部热情和心血都倾注进去，为《红军长征记》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编校工作。在她的桌上放着一叠修改稿，上面有她书写的无数极小极工整的字。曾经有人问她，对这项工作有什么感想，她毫不迟疑地回答：“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地多做一些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绝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丁玲回到延安后，担负起中国文艺协会的领导工作。这个协会在建制上还不是一个实体机构，理事和会员都分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开展了很多工作：编辑《红中副刊》（《新中华副刊》），组织了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音乐、漫画等小组，分别开展工作。戏剧组由廖承志、朱光负责，相当活跃，排演了好几个话剧，自编自演，很获好评。举行了欢迎史沫特莱和纪念高尔基逝世周年的会议，中国文艺协会还为徐特立60大寿举行祝寿会，并赠诗一首祝贺。这首诗是在丁玲、徐梦秋、周小舟（毛泽东的秘书）买了一块红绸子后三个人一起凑的。正凑句子时，毛泽东来了，知道他们在做“诗”，高兴得大笑。他说：“前面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丁玲还在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上著文《文艺在苏区》，介绍了苏区的文艺，指出了它的特点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爱”，“而文艺的花朵，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都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
七、临江仙
丁玲随红军主力部队南下途中，在庆阳收到毛泽东用军内电报发来的赠给她的一首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词名《临江仙》，词的上阕描述了丁玲刚到保安时为她所开的欢迎会的情景，词的下阕，“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赞扬了丁玲的文学成就；也称赞她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
丁玲收到这首词，喜出望外，激动异常，深感这是毛泽东对她的鼓励和期望。她暗自思忖，也许毛泽东有让她和一首词的意思，但她自认自己旧诗词根底不深，不足以和词与对，所以只请司令部为她发一简短电报给毛泽东，表示她深切的谢意。
丁玲回到延安后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写录了词的全文送给她。这天，毛泽东颇有诗情，他向丁玲说：“我这里写得还有几首诗词，你看看。”他拿出了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几首。他还问丁玲：“印象怎样？”丁玲仔细地看着，一时也说不清，只觉得每首都写得雄伟有力。《长征》只八句就把两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的英雄气概写出来了；《沁园春·雪》气魄之大，令人惊叹；而《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却又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啊！在丁玲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有几次都是毛泽东一边同丁玲谈话，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送给了丁玲。保存至今的（多亏胡风妥善保存）毛泽东送丁玲的词，除《临江仙》（送丁玲同志）之外，还有《贺新郎》（写给杨开慧的）、《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等六首以及《临江仙》（黄兴作）和另两首（作者现仍存疑）。
毛泽东给丁玲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丁玲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们谈话的对手，所以多半是听毛泽东讲，并以作为他的听众而高兴。但是在文艺工作上，毛泽东却提倡大众化，丁玲领会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一直按照他的这一指示进行工作。
丁玲常到毛泽东那里去，她十分敬重毛泽东，毛泽东那时也很礼贤下士，同丁玲闲聊时也很随便，丁玲在他那里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有一次，丁玲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她：“你到苏区有些日子了，你的印象如何？”丁玲答道：“我看我们这里像个割据一隅的小朝廷。”毛泽东欣然说道：“对呀！我们这里就是个小朝廷。”毛泽东幽默地接着说道：“既然是个小朝廷，就该有文武百官，你来封封看。”丁玲觉得这是闲聊天，也就随意地根据一些领导同志当时所担负的实际责任冠以相似的古代官名说了几个人，什么周恩来当宰相，朱德当大将军，张闻天当中书令，彭德怀当兵部尚书，博古当吏部尚书，董必武当刑部尚书，徐特立当翰林院大学士，说到林伯渠，想不起有什么合适的古代官名，就用了个财政部长，还有五虎大将等等。毛泽东兴致盎然地听着，不时频频点头，笑着说道：“还有三宫六院呢？”丁玲也笑着说道：“三宫六院我可不敢封。”
毛泽东对丁玲从政治上给予培养，不仅安排她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做红军的基层工作，接近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还帮助丁玲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那时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论辩证法，也就是后来整理成文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每次去讲课，都派他的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课。在露天广场上，丁玲十分认真和有兴趣地听着毛泽东深入浅出、通俗生动的讲演，讲演中还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
但是，毛泽东对丁玲也有批评。他到丁玲的住处，遇见一群从国统区来延安红大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围坐在丁玲房间里。他笑着对丁玲说：“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也喜欢他们，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丁玲懂得这是在批评她，因为她刚离开了中央警卫团，搬到驻在延安师范学校旧址的后方总政治部（红大校部也住在这里），没有把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坚持下去。后来又有一次，毛泽东说她：“有名士气派。”丁玲感到这批评更重了。毛泽东的批评，语言幽默，而且带有商量的口吻，使人不觉得难受。丁玲十分心服，她认为自己是有这个缺点，她觉得毛泽东真正地了解她。
延安城，一面临山，三面临川，清澈的延河水绕城而过，向东流去归入黄河。延安成了新的红都，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半年来，丁玲一直住在这里，她看到延安从一个旧的县城变成一个新县城，虽说不上有伟大的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姓乐业，耕者有田。这里，抗日杀敌的情绪浓重，聚集着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她望着延安美丽的山川河流，体验着这欢腾的生活，心情激荡，不禁也萌发出诗情，从不写诗的她，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近200行的白话诗《七月的延安》，抒发她对延安的赞颂：
雨仍在空中飘
连绵的温柔的
轻轻在脸颊抚摸
七月的延安太好了
但青春的心
却燃烧着
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
八、创建西北战地服务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月8日，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延安沸腾起来了，后方总政治部每天都要收到几十个连级以上的干部要求去前方杀敌的报告，抗大的学员也要求提前毕业奔赴战场。7月23日，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哪一天命令下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我们欢送你们上前线。”驻扎在三原一带的红军主力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也在酝酿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方的准备。自8月3日起，延安大批人员陆陆续续南下。
丁玲再也静不下来了，她同在抗大任教员的吴奚如商量，组织一个六七人的战地记者团，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这消息传开了，许多人要求参加进来，要求扩大组织，加上戏剧、歌咏、漫画。最后，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
丁玲去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如何组建这个团。毛泽东以帮丁玲出主意的口吻同她谈着。他说：“每个机构都要有首长，你看我们给战地服务团的首长一个什么官衔呢？是不是叫团长？”丁玲说道：“我不习惯别人称我‘长’”。毛泽东说：“那就称主任。”丁玲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团下面按工作需要设几个部门，各尽其事，各司其责，你看是叫部、科、还是股？”丁玲说：“叫得小一点好。”毛泽东说：“那就叫股。”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属中央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治部管。他对丁玲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有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于1937年8月15日采访了丁玲，记录了丁玲对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任务和抗日决心的谈话。丁玲说：
我们的任务是要说明日本侵略不会在任何明确的地方停止。如果战争开始，整个中国都是前方。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搞宣传帮助战士，使战士、干部更加感到我们民族的自主自信和牺牲精神。我们和红军一起走，但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将局限于红军。我们也希望在其他友军里做工作。我们还要在被俘的日本士兵中做宣传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给他们施加影响，停止侵略中国的战争。我们还要在当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帮助他们组织召开救亡会，给他们讲解这次战争的意义。
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敌人很快占领时，我们就组织游击队或义勇军，扰乱敌人的后方——不要对外发表这个情况。我们还要给公众写一系列的信（通讯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同时，告诉前方的确切消息，唤起民众的爱国精神，号召全民参加战斗。我们还要把这些消息告诉全世界，告诉那些同情我们、希望支援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希望完成的工作。
只有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才会回来，也许永远回不来。
我们的服务团将不同于一般的宣传队，它要为战争胜利的未来而斗争。不过，我们缺少做群众工作的经验。
丁玲亲自动手拟定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行动纲领”和“本团规约”。她组织全团在出发前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政治上的准备，因为政治是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为了提高团员的政治认识和理解能力，请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分讲各项问题，毛泽东也在百忙中抽空来讲了一课：大众化问题。其次，是工作上的准备，团里自己创作了一些戏剧、歌曲，丁玲也为此写了独幕话剧《重逢》。排演出了一批戏剧、歌舞节目，在延安汇报和公演了11次。创办了油印的《战地》报。
团里的诗人张天虚写了一个剧本《王老爷》，内容是宣传全面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剧中有一个八路军女宣传员的角色，大家一致要丁玲担任这个角色。那天是一次汇报演出，丁玲仍穿她那套平日穿的灰军服，系皮带，打绑腿，只薄薄地在脸上涂上点油彩就上了台。台下的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都是熟人，出其不意地看见丁玲出现在台上，哄的一声都笑起来了。她慢慢地定下神来，在演王老爷的演员的帮助下，分几次把自己的那几句台词讲完。丁玲回到后台，看见毛泽东正在侧幕旁边望着她笑哩。原来毛泽东来晚了，前门挤不进来，就只好从后台进来，台上正在演戏，不便从台上下到会场去，就站在侧幕旁边看戏。毛泽东笑着问丁玲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丁玲想着刚才差点把台词都忘了，心里好惭愧。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8月31日起，八路军总部率所辖各师分梯队先后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延安各界举行了欢送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的晚会。毛泽东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各界代表致词后，丁玲致答词。她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它好像山河流水一样慢慢地流入大河，聚会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依延河东行，10月1日到达黄河边。
黄河两岸耸立着高山，浑黄的河水沿山峡怒吼着奔腾而下。丁玲站立在黄河西岸山巅之上，身着戎装，腰挎手枪。她回首西望，似波涛起伏的黄土山丘连绵无尽。一年前，她踏上了这片土地，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接触了一批新型的人，萌生了一种新的情感。这里是她革命征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在这里，她经历了她有生以来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她望着这片陕北的黄土地，眷恋之情从心中升起，别了！圣地，别了！延安。她极目远眺，对岸层层叠叠的山峰无边无际。她思忖着，那远方，那目光所及的最远的山峦，也许就是战场，她将率领她的服务团奔赴那里，用口、用笔，也许还用枪去和日本侵略者战斗。一个伟大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时代赋予所有的革命者爱国者以保卫祖国、效命疆场的使命。丁玲思索于此，涌现出这样一个信念：“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她心潮澎湃，充溢着必胜的、压倒敌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这天，丁玲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渡过了黄河。
注释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幼年丧父，4岁时便跟着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母女相依为命，靠母亲微薄的薪金生活。丁玲在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母亲的熏陶下，很早便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她在桃源、长沙等地中学读书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丁玲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梦柯》、《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大胆揭露中国黑暗现实，表现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革命文学运动中，丁玲是鲁迅旗帜下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0年5月，她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她的丈夫和战友、著名左翼作家、共产党员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3月，加入共产党。同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了《韦护》、《田家冲》、《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及巴比塞、五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遭到她的拒绝。1936年9月，她在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11月初，经党中央周密安排，由上海秘密转赴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陕北苏区，丁玲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她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团长）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前线。1939年秋，丁玲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1941年春，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42年春，任“文抗”整风学委会负责人。1943年春，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自1944年春，丁玲从事专业创作，1945年夏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委员。这时期她创作的《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1942年，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加积极深入生活，她所写的《田保霖》等报告文学，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赞扬。
1946年，丁玲在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1949年，丁玲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建立后，丁玲参加全国文艺领导工作，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主席团委员、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并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所长），先后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丁玲曾多次出访苏联、东欧等国。1948年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担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庆典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苏联。同时，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第二届第二次执委会会议，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她还担任全国妇联常务委员。
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她仍写了大量散文、杂文、评论，收编在《欧行散记》、《跨到新的时代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等集中，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夏，丁玲去北大荒劳动，后担任农场文化教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京郊秦城监狱五年。1975年获释，被遣送至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党中央批准，20余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回到党的怀抱。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党中央批准，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再次肯定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1979年，丁玲复出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化组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她曾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她勤奋写作，自1979年恢复写作权利后的七年间，她创作的新作有《丁玲近作》、《旅美散记》、《我的生平与创作》、《生活·创作，时代灵魂》、《魍魉世界》、《风雪人间》、《在严寒的日子里》（未完成）等共约100万字。
美国文学艺术院于1986年2月授予丁玲该院“名誉院士”荣誉。
丁玲于1986年3月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