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群
一、初识塞外姑娘
我生长在中国西部边陲新疆，对中国电影很陌生，偶尔看了部《桃李劫》，还以为是一件真事，我们都哭了。
后来赵丹以及他的战友王为一、朱今明、叶露茜等人把中国电影和舞台话剧带到新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我和同学在赵丹家里翻看《良友画报》，看到一张头戴长毛皮帽子、身穿翻毛皮大衣、脚登毡靴子、酷似塞外姑娘的照片，惊奇地以为是新疆的姑娘。
叶露茜阿姨告诉我们，她是演《桃李劫》的演员陈波儿，她很能干，不但会演戏，更会写文章，她和阿丹叔叔共同演过影片《青春线》，是反映妇女受压迫争取独立解放的进步电影。
我们好奇，就缠着叶阿姨和赵丹叔叔以及从延安来新疆任教的老师们讲陈波儿的故事。
陈波儿出身广东潮州一富豪巨商家里，为反叛家庭封建束缚，剪掉辫子离家出走，赴厦门、上海读书，先后毕业于两所大学。
她1927年认识了彭湃同志，走向革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后又加入党领导的革命剧团——上海艺术剧社。她主演过外国进步名剧《炭坑夫》、《西线无战事》、《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中国的《阿珍》等剧。
因为参与发起成立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积极参加左翼活动，被国民党通缉，与革命青年任泊生一起避居香港，担任钥智中学英语教师，并与任泊生结婚生子。
回上海后由郑伯奇介绍进入了明星公司，走上左翼电影道路，第一次是和赵丹共同主演《青春线》，后又与袁牧之共同主演《桃李劫》，通过对正直的知识青年男女经过奋斗、挣扎、反抗，最终为吃人的社会吞噬的悲惨遭遇，对黑暗社会进行无情的控诉，博得了很多青年男女的眼泪。很多青年受到影响，奋起抗日救国，走上革命的道路。陈波儿一举成名。
她与袁牧之共同主演《生死同心》，遭到国民党通缉，二次避居香港，主演了《回首当年》影片，还和王为一等人演出了话剧《奇迹》。
她回到上海发表了很多文章，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开展妇女运动。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由于陈波儿努力奔波动员筹划，把殡仪活动举办成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绥远前线抗日将士们攻克了百灵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组织慰问。陈波儿组织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并任团长，《良友画报》上登的似塞外姑娘的照片，就是出发前的留影。她们乘“云南”号轮船，从上海经天津到达北京，拜访了美国记者斯诺，拜会了抗日将领宋哲元。
到百灵庙前线，她和崔嵬等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剧目，并向国民党士兵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受到抗日将士们的热烈欢迎。
慰问团回到北京后，陈波儿多方奔走、斗争，抵制了日本对北京政府的种种压力，在燕京大学礼堂，演出了《女记者》、《叛国贼的子孙》、《黎明》、《弃儿》等话剧，回到上海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在国防前线演国防剧》的文章。
根据全国发展形势，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陈波儿当选为执行委员，组织领导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蒋介石把联合会的七位知名领导人逮捕入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陈波儿全力积极参加营救，和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签字联名上书江苏高等法院，要求无罪释放爱国“七君子”，否则与“七君子”同罪同罚，一同入狱受审。她与宋庆龄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散发《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各界爱国群众纷纷起来响应，陈波儿、宋庆龄、胡愈之等12人乘火车离沪赴苏州法院，请求与“七君子”一同羁押静坐斗争，苏州法院答应了有关条件，并允许她们入狱探望了“七君子”。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了，蒋介石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放出了“七君子”。陈波儿在这次营救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之后，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救亡协会、剧作者协会，决定创作排练话剧《保卫卢沟桥》。于伶、钱杏、宋之的等17人集体创作剧本，夏衍、张庚等负责整理，洪深、史东山、陈白尘、应云卫等18人组织导演团。
8月7日陈波儿、赵丹、金山、王莹、田方、崔嵬、金焰、周觑、唐槐秋等百余人参加了演出，影响极为深远。
话剧界协会组成了12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陈波儿是演剧队负责人之一。她亲自率一队与袁牧之、钱筱章等西行到南京进行宣传，后又与阳翰笙率队到武汉，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与袁牧之共同主演了影片《八百壮士》，又参与演出了电影《最后一滴血》之后，进入延安。
陈波儿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不停地要求老师写信，约请她到新疆来……
二、我终于见到了您
绝没想到，10年后的一个深秋，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大举进关的时候，我却接到北上东北局报到的通知，来不及多想，就被空闷罐火车运到了哈尔滨东北局听命。我抓紧时间清理了自己，梳通了快成毡的长发，筚去头上的虱子，拆洗了华北发的灰粗布军装。
东北局人事处通知我到宣传处接受任务，宣传处领导对我说：“根据你的特长和工作需要，调你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工作！”
这真意外，更出乎我意外的是，领导当面拨了一个电话：“喂！波儿同志吗？给你派去一位从遥远的歌舞之乡来的演员，嗯！很有可能！要她立刻去见你？好的！”他放下电话，盯着发愣的我问道：“你怎么……”
“波儿……”也许是同名？我听错了……
领导说：“东北电影制片厂艺术处长陈波儿同志欢迎你去工作，她请你现在就去见她！东影厂办事处在道里四道街，离这儿很远，出门坐电车去！”
“陈波儿，《桃李劫》……”
“对！你认识她？”
“认识！啊！不！不……”，我一把抓起桌上的介绍信，连军人的礼节都忘了，撒欢儿地跳出门外，一阵风似的向前奔跑，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去，忘掉了该坐电车更快些，一口气跑到了东影办事处，进门和一位男同志撞了个满怀（后来才知他是导演吕班）。另一位同志急忙扶住了气喘吁吁的我说：“噢！慢点！同志，你找谁，有什么事？”（他是导演冯白鲁）
“我找陈波儿同志！”
白鲁同志跑上几阶木楼梯，冲上面叫：“波儿同志！有个女同志找你！”
我趁机整理了一下军容，强压住自己由激动而颤抖的心跳，一步步上了二楼。
波儿同志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
哦！终于见到了我日夜思慕过的明星、妇女领袖、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感到无比荣幸。我怀着敬慕的心情举起右手行了军礼，这是从我内心发出的崇敬。并双手呈上信。
波儿同志竟走上来，用我家乡的礼节热烈地拥抱了我，我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不是梦境吧！
波儿同志亲切地拉着如醉如痴的我，走进办公室。她那又黑又密的长睫毛微微地向上翘着，眼珠像浸在水雾里的黑葡萄，一笑露出一排整齐而玲珑小巧的白牙，左面颊上的酒窝更深了，这是我10年前在画报上认识的面孔。我想像中她是细高身材，可在我面前的却是位矮小精干的领导。她的目光，智慧而含蓄并带有探索的意味。
我盯着仰慕已久的波儿同志，感到无比幸运又略感慌张，双手不知放在哪里好。
波儿同志看完信，终于开口说：“你的老师白大方同志是咱们厂的政委，他估计你会从大连过来，托人到那边找过你！”
“听说了，可我是随大军进关的，没想到后方来！”我突然为失掉了参加解放全中国干大业的机会而懊悔。
“到这儿来，闹情绪了吗？”
“是的！噢！不！见到……”我抬头见到波儿同志带笑的黑眸子里注满关切之情，急忙说明：“现在不啦！”
“想通了就好，你的老师白大方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到你，你们托他带的口信带到了！”
我为儿时的幼稚，鼻子尖上渗出了汗珠。
“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去你们家乡做客！”
波儿同志的话，引起了我的思乡情，很想夸夸我们新疆好地方！请波儿同志定要实现“诺言”。
波儿同志却紧接着说：“咱们的厂址在鹤岗山，是产煤区，为防止敌人破坏，化名尖山。”接着她又介绍了厂的组织机构，并告诉我演员暂时无戏演，要我先到音乐科，等翻译科成立即去工作，新的电影事业开展起来有的是戏演。同时她关心地询问招待所的吃住，要我搬来办事处住。厂里的编导们都在这儿看参考片，要我和他们一起看完片子再回厂，路上好有人照顾。
我刚离开火线，待下来不习惯，要求立刻回厂工作，我一个人可以先回厂，谢绝了波儿同志的关怀挽留。第二天一清早，我用军人乘车证，顺利地登上去佳木斯转鹤岗的火车。
火车一进站，我就跳下车向出站口跑去，迎面被一位穿绿色军装的女同志拦住，她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波儿同志要我来接你！”并左右巡视：“你的行李呢？”
“啊！没有！”当时我只有一块粗布，是手绢也是脸巾，一把秃毛的牙刷插在棉衣上兜里占了插钢笔的位置，除此而外一无所有。我好奇地问：“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波儿同志说了你的特征，车站上没有第二位穿整洁灰军装、漂亮洒脱的女兵！”她说着话不停地上下打量我。
我不好意思地急忙问：“怎么称呼你？”
“我叫程杰，搞人事工作。”一路上她向我介绍了厂的全貌。
进厂后我俩先到总务科领了水杯（兼作刷牙缸）、毛巾、被里、棉花、一条红绸子被面，说是战利品。程杰同志帮我赶做了一条大被子，可以连铺带盖，晚上脱下棉衣裤当枕头，堪称舒适奢华了。鹤岗不愧为煤都，外面白雪皑皑-40℃多，室内暖气烧得穿单衣，夜间新被子基本铺在身下当沙发垫子了。
三、一支精美的勃朗宁小手枪
新年近了，波儿同志回厂了，我有意避开不去看她，怕打扰她的工作休息，也怕别人误解。
没过两天，陈波儿和袁牧之厂长夫妇来看我。我住在一个陡立的高坡下边的小屋里，厚厚的积雪被我每天爬上滑下，形成了油光瓦亮能照人的冰坡。两位首长找不到进我房间的道路，站在高坡上叫我。
袁厂长惊奇地问：“怎么进屋？”
我拿起放在树下的自制木爬犁，坐上迅速地滑下坡去，复又抓住绳子爬上了高坡。
波儿同志闪亮的眼睛里充满惊叹和关怀，黑黑的眸子深情怜悯地注视着我。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他们带走，离开这儿，便问：“波儿同志有事找我？咱们去组里吧！”说着就向前紧跑了两步。
袁厂长说：“我们来看望你，接你和我们一起过礼拜天！”
我哼哼唧唧地不知道该说啥，怎么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尴尬得用力把脚下的大冰块踢出去了好远。这唤起了我的童心，我跳起来追上去，边踢边往前跑，先到了波儿同志的家门口。
进到屋里我还没来得及脱下大棉袄，波儿同志就拿出在哈尔滨秋林公司买的苏联糖果，请我吃，还大把大把地往衣袋里塞。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津贴费有限，买点糖果不容易，波儿同志的客人多，我怎好又吃又拿，可我找不出理由推辞，笨嘴拙舌地直喊：“不要！不要！”忸怩地乱推乱搡，可哪里扭得过波儿同志的热情。
我忽然灵机一动，龇出牙来说：“我的牙！吃了糖，会坏的！”
波儿同志关爱地托起我的下巴笑着说：“你的牙很洁白整齐，偶尔吃些糖没关系！”
我顽皮地学着小孩撒娇地说：“阿姨不让！”
波儿同志和袁厂长咯咯地笑了起来。
波儿同志拿出一个木盒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只精美的勃朗宁小手枪，有七粒子弹。
波儿同志看着我问：“喜欢吗？”
我喜爱地抚摸着连连说：“喜欢！非常喜欢！”
“送给你的！”波儿同志关上盒盖，扶着我的肩膀说：“保卫正义！惩治邪恶！防身！”
我惊愕、欣喜、感激，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如何表达。只是不停地说：“太重了！太重了！”说不清是礼物重，还是今后不负众望的责任重大。
“相信你背得动！”波儿同志肯定地说。
波儿同志寄予我多大的信任与期待啊！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我那控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突然吹起了午餐号，我急拿起小手枪，在棉衣上擦了擦，插在腰间皮带上，精神飒爽地行了军礼，告别首长，退出门外，赶快拔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衣袋里。我跑进食堂三口两口地扒拉了一大碗高粱米，即跑回自己的小独屋里，撕下一块红绸被面，系在枪把上，把枪插在腰间皮带上，红绸子垂吊下来显得潇洒飘逸。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来回在屋里踱步。
这时门外“扑腾”一声，我立刻警惕起来，小手枪对准了房门。原来是组里的生活干事，筋斗绊子地从冰坡上滚了下来，他进屋没掸身上的雪，就动手卷我的行李，嘴里嚷着：“走！搬家！”
我扳起了小手枪：“这儿住得好好的！不搬！”
“服从命令听指挥！搬！”他夹起我的被子，端起我的刷牙缸，冲我喊道：“开步走！”
“往哪走？我才不盲目服从！”
“嘿！你还挺顽固！”
“少扣大帽子！除非搬到集体宿舍，我才去！”
“你少犯点自由主义好不好！这是组织决定，不由你挑肥拣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道不知道？走不走？不走强制执行？”小干事瞪圆了眼睛威胁我。
“我要向组织上反映你：军阀官僚作风，强迫命令！欺压妇女！”我故意吓唬他。
“行啦！你不反映，波儿同志已经批评了，波儿同志指示要你立刻搬走，结束你的滑雪训练，太危险了！走！搬走！少叫领导为你担心。”
我顺从地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我的新居。他已把我的新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千谢万谢地送走了生活干事。我的新家与图书室很近，离政委的宿舍更近。
我第一次兴奋地敲了政委白老师的房门。政委在屋高叫：“喂！要进来，就请！别在我的门上练拳击！门快被打破了！”
我一跳进门里，就双手捧着小手枪，送到政委面前说：“老师，快看！波儿同志送我的！”
政委接过去仔细端详着说：“这可是件最珍贵的奖励品，你可不要辜负党和领导同志对你的鼓励与期望！”
我连连点头：“知道了！我一定努力改造提高自己，做波儿同志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
“要做波儿那样的人，是你一生的追求目标！要刻苦努力才行！”
“老师，讲讲波儿同志的斗争事迹吧！”
“今天不行，我要赶写文章！”
我这才注意到老师正忙着，便不好意思地退了出来。整个下午我都呆在自己的新居里，摆弄擦拭着心爱的小手枪。
我从小喜欢骑射，离家后常梦见与父辈们一起出猎，醒来后想家、想马，更想拥有一支枪，可我从来没敢奢望拥有一支这么精美的勃朗宁小手枪，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珍藏它。几次与同志们出猎，我宁可用笨重的步枪，撞痛肩骨，也舍不得用带在身边的小手枪，射击一颗珍珠似的子弹。
迁厂长春后，社会秩序还很乱，我带着它，确实起到壮胆防身的作用，更鼓励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后来战争全面结束了，社会秩序逐步安定，治安有保证，战争时期个人用来防身的武器一律上交。波儿同志送给我的心爱的勃朗宁小手枪，我最后一次拆卸开来，擦得干干净净，难舍难分地忍痛上交了。
没过几天保卫科长找我说：“登记证上，有七粒子弹，怎么你只交了六粒？”
“我用了！”
“你们每次射击用的都是步枪！”
一时我找不出话语对答，转身跑走了。
晚饭后波儿同志靠坐在沙发上，扬头盯着我，黑黑的眸子深沉而慧黠。
我猜度着慢慢地走上前来。
波儿同志伸出手说：“拿出来吧！”
我明白她要的是什么，我不看她，也不出声。
“留颗子弹作纪念？”波儿同志问。
她说到我心里，我舍不得都交了。
“交了吧！留张照片作纪念！”她说着就拿出张照片递过来，“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是非常想要她的照片，只是我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张口，谁知我的心意竟被她猜准了，我急忙问：“您的照片中您最喜欢哪一张？我说的是最近的！”我感动得接过照片贴在胸上发自内心地感谢，领导的关怀温暖了我的心。
波儿同志笑着告诉我说：“我的帽檐洗得都挺不起来了，老吊下来遮我的眼睛，拍照的时候我把它窝了上去，照出来效果很好，像似我戴着顶无檐帽子！”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我更是喜欢，便很珍贵地保藏了起来。
四、听老师讲波儿同志的经历
周末看过电影后，白老师来新居看我，夸奖说：“女同志们都很会生活，房子布置收拾得整洁美观，别具一格！”
我耸耸肩笑了，生硬地急转了话题，提出我早想知道的问题：“老师，波儿同志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斗争经历，一定很艰险感人吧！”
白老师笑了：“不，她是在重庆接受了去延安的新任务。”
“唔，对了，她是老党员了，和一般奔赴革命圣地的热血青年不一样。”
“不是。她虽然很早在党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很多任务，但因当时白区的革命斗争非常尖锐残酷，她当时很年轻而且出身豪门，需要更多的锻炼与考验。但她一直执著地追求革命，以党员的准则严格地要求自己，并多次向党询问入党问题，1934年即向于伶提出申请入党，地下党组织鼓励暗示她，暂在党外更有利于统战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波儿同志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以一个电影演员身份进行工作，必须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决心加入共产党。她找梅公毅提出要求，梅陪她去见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党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陈波儿郑重地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希望党进一步考验她。潘汉年代表党组表示热烈欢迎，并肯定了她的工作表现，指示她到南京办事处解决入党问题。”
“1937年8月，波儿同志率领演剧队赴内地开展抗日宣传，抵达南京时，正式向南京中共代表办事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李克农、叶剑英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师，波儿同志到延安是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还是从事文艺活动？”
党中央组织部决定组成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委派波儿同志任团长，吴兢同志任副团长，团员有王紫菲、宋迪夏、张洁清、李茂华等。
离开延安到晋西北、东北、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考察了解抗日救亡的工作、军民大生产情况、妇女解放运动和解放了的妇女们在抗日救亡工作中的贡献。她们调查了解得非常细致而全面，历经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省，两次渡黄河，几次冒生命危险冲过敌人封锁线，多次遭遇敌人包围，均被八路军赶来解了围，时间长达一年零三个月才结束。
考察团到达河北阜平时，波儿同志代表全团给重庆的妇女界领袖史良、沈兹九写信报告了考察工作的情况，沈兹九同志在她主编的《妇女月刊》上，加了附言公开发表了这封信。
波儿同志率领考察团抵达重庆后，即举行报告会、座谈会等，向蒋管区人民广泛宣传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抗日的光辉事迹，根据地军民团结生产、生活安定，妇女们在抗日斗争的伟大贡献等，在蒋管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介石又仇恨又惧怕，但慑于波儿同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敢公开吓唬，便乘她准备参加七七事变纪念大会之机，包围了她的住处，扬言她是“叛国贼”，“身上藏有敌人的材料”，阴谋逮捕她。她的处境非常危险，但仍能镇定自若，勇敢机智地与敌人据理抗争，奋勇搏斗。
周总理和邓大姐闻讯赶来喝退特务解了围，根据周总理指示，波儿同志率考察团全体成员返回延安。
“波儿同志第二次进延安做什么工作？”
白老师想了一下继续说：1940年波儿同志回延安后，先在马列主义学院三部学习，为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宣传，马列学院决定排练演出德国著名进步作家沃尔夫的名著《马门教授》。波儿同志担任了导演及整个演出的总策划。她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拥戴，演出空前轰动。
延安业余剧团决定聘请波儿同志担任导演排练上演德国进步作家沃尔夫的反法西斯的名剧《新木马计》。作家塞克同志、文学家陈明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名剧的排练演出。在延安边区剧协举办的戏剧节上，《新木马计》参加了演出，《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对导演及演员们进行了高度评价。
中央党校三部请波儿同志导演排练上演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反法西斯名剧《俄罗斯人》，再次轰动延安。波儿同志突出的工作成绩，提高了她在延安文艺界的威望。
她排戏时要求演员很严格，不管主角配角，每个细微之处，都认真要求，绝不马虎。她自己演戏时更是这样。她第一次进延安时，正赶上袁牧之同志排练自己编导的反映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上前线抗日杀敌的大型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她在这部大戏中，扮演了一个红小鬼，因看不惯刚到延安来的一位女同志，为讲个人卫生，把大家喝的开水都烫洗了衣服，还争论说：“要革命还怕长虱子！”说着就从身上捉了一个虱子，神气地说：“这是革命虫！”扮演得活灵活现。台下看戏的红小鬼们互相询问：“他是哪一部分的？”演出总结会上，她的演技得到了赞扬。
《桃李劫》影片中有个贫困病弱的女主人提水桶上楼时滚下楼梯的镜头。波儿同志为拍好这一镜头，自己一次次地从楼梯上摔滚下来，直到拍出真实而艺术性强的镜头为止。她摔伤了胳臂仍坚持继续拍摄，没有因伤痛影响拍摄进程。
她是只要工作不要命，导戏时几次累得昏倒在现场，清醒后爬起来，掸掉身上的土，接着工作，从不知休息。
我为波儿同志无私忘我的工作精神惊呼起来，接着追问：“老师，波儿同志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吗？”
白政委不无羡慕地说，她比我幸运，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和毛主席一起合影留念。波儿同志通过整风学习和《讲话》的学习之后，在政治、文艺思想上，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艺术实践中处处贯彻了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老师，以后呢？波儿同志又导戏了吗？”
白政委接着说了，波儿同志调入中央党校四部后，和姚仲明同志共同创作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整风运动后第一个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舞台剧本，波儿同志亲自担任导演与策划，在党校领导支持下，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周总理观看演出后，给波儿和姚仲明同志写了信，鼓励表扬，并提出修改意见。应周总理之邀，两位作者同赴周总理处，聆听指示。周总理还关心地询问了波儿同志的病情，并鼓励她编导出更多的好戏来！
《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党校大礼堂公开演出时，由于内容配合整风运动，艺术上贯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被当作了整风运动的辅导教材，演出非常成功，场场满座，效果极佳，反映极为强烈，《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表扬。从此，延安人民知道了延安有个女剧作家、女导演、女电影明星。
波儿同志在这一话剧制作排练中，表现出了卓越的艺术才华，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党校“模范党员”。
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模范授奖典礼大会上，被评为文艺界甲等奖获得者。
“老师，接着讲，以后呢？”我追问道。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界举行了欢送会，送走了近百人组成的两个文艺工作团，到华北、东北前线及新区开展工作。当时延安电影团的大部分人员都启程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满映”，建设人民电影事业。
两个文艺工作团离开延安后，波儿同志虽在病中，却积极筹划，上书党中央，建议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并与伊明同志合作编写了以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第一部人民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建议得到批准后，波儿同志已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仍然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建设解放区新的电影事业中，亲自率领伊明、周从初、程默等同志克服困难赴蒋管区重庆、上海购买电影器材。
“波儿同志抵达重庆后，公开露面了吗？”
是的，她首先观看了陈白尘编写的《升官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从〈升官图〉中学习》的文章，并在重庆广泛地宣传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
她在走访文艺界老朋友时，得知自己的丈夫任泊生已另外结了婚，感情上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她很坚强，仍能忘我的工作。
“任泊生真是个瞎了眼的负心人！他怎么能再找到波儿同志这样好的人呢！”
“是啊！不久他就后悔了，来找波儿同志忏悔并提出复婚，可他已再娶，不能让自己的姊妹再受同样的打击和痛苦，波儿同志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
“好！做得对！有志气！波儿同志第二次结婚已经很晚啦？”
“1947年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督促下，波儿同志才和袁牧之同志结了婚。”
“接着说，以后呢？去上海了吗？”
波儿同志到了上海就参加了由夏衍主持，于伶、宋之的、史东山、张骏祥、吴祖光、陈鲤庭、赵丹、白杨、以群、冯亦代、孟君谋、陶金等上海文化影剧界百余人在红棉酒家为她举行的欢迎大会，会上波儿同志讲了话，重点介绍了解放区戏剧活动情况。
电影器材购齐后，她便与程默同志一齐到了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周总理指示：波儿同志到东北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她乘飞机离开南京，到北平、沈阳，经哈尔滨抵达鹤岗市，建立了咱们现在的厂，袁牧之任厂长，波儿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
“波儿同志购买的电影器材呢？”
“由程默同志携带随周总理乘飞机运到了延安。”
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后，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该厂开始拍摄由波儿同志和伊明同志编剧，伊明、冯白鲁导演，凌子风、阿甲、李波等任演员的《边区劳动英雄》。后国民党进犯陕甘宁边区，《边区劳动英雄》被迫停拍。
波儿同志负责采购的电影器材，由延安电影团部分同志抢拍了很多解放战争中富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纪录片，如《保卫延安》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老师，以后呢……”
“回去睡觉休息好，明天用波儿同志的精神好好工作！”
五、波儿同志初创东影厂
东北电影制片厂初创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才物资极缺，设备破旧而简陋。波儿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困难逆境中努力拼搏，亲自培养提高各科室现有的力量，树立全厂职工克服困难努力工作的信心，帮助大家提高觉悟，团结一致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人民电影事业贡献力量。并提出三化：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的立功运动，号召各部门职工创造出优异成绩，争取立功。
首先来到东影摄影科的延安电影团大批著名的摄影师们，在波儿同志组织领导和无私忘我的精神鼓舞影响下，都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了大功。先后抢拍了大型系列纪录片《民主东北》共17辑。
他们英勇地扛着摄影机，和拿着冲锋枪的战士们一齐向前冲锋，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抢拍了很多难以估价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献片。勇敢善战、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摄影师的摄影机前，奋勇地冲向前去，留下了不朽的光辉的英雄形象。
他们还拍摄了根据地人民努力生产、全民动员支援前线的动人场面。也拍下了敌占区内抱头窜逃的败兵、敌军官们抢钱换衣服化装欲逃的情形、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崴掉后跟的狼狈景象……
三位英勇优秀的新闻摄影师——张绍柯、柏荫莹、王静安与冲在最前面的战士们一起壮烈地牺牲在战场上了。
噩耗传来，全厂同志们惋惜摄影英雄们的早逝，悲痛万分。
波儿同志悲痛得心中滴血，号召大家学习英雄，纪念英雄，化悲痛为力量。
摄影师张绍柯烈士的爱人相云同志悲痛得精神近似失常，声嘶力竭地往厂外跑，闹着要上前线杀敌报仇，要扛起摄影机继承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好几位女同志都劝阻不住，波儿同志拖着病身子，抑制住悲痛扑上前去劝阻，被相云同志冲撞了一个趔趄，大家惊恐异常，急忙上去护住波儿同志。她却推开众人，不顾一切地再次扑上去紧紧抱住相云同志。大家一拥而上紧紧围抱住她们二人，大家高声劝阻相云同志，失常的相云同志清醒过来，趴在波儿同志肩上，放声痛哭起来。波儿同志已是泪流满面了，却用自己的手绢为她擦眼泪。
当时厂里的电影导演人数不多，波儿同志亲自鼓励指导成荫同志，就地取材练手。第一次任导演，拍摄了《东影幼儿园》，影片放映后，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赞赏。特别是妇女同志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
这也树立了电影导演们的信心，跟着拍出了《留下他来打老蒋》等故事短片。
波儿同志自编自导拍摄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放映后，受到老少观众特别是小观众们的欢迎喜爱。
在波儿同志的言传身教下，美术科制作了动画片《瓮中捉鳖》。为宣传爱国卫生，拍摄了人民电影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使城镇乡村人民得到教育，全厂职工家属也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机器破旧、简陋的摄影棚里，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的影片《桥》诞生了。当时全体摄制人员，在波儿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鼓舞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坚持本职工作。陈强同志、于洋同志都在该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他们都以前线战士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轻伤不下火线。陈强同志日夜赶拍戏，累出胃病，他忍痛坚持直到片子拍完，才去医院治疗。
在波儿同志的关怀指导下，我们新成立的翻译片组，在简陋的录音室里，录制了反映苏联卫国英雄马特罗索夫的英雄事迹的苏联影片《普通一兵》。
六、第一部获奖片
厂里能写电影剧本的人不多，波儿同志能写，也喜欢写，可整个电影事业需要她。因此培养电影编剧成了首要任务！
颜一烟同志在延安已是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了，她很腼腆温顺，大家都喜欢叫她“老烟儿”。她来到东影当演员，声称不会写剧本不当编剧。
波儿同志多次耐心细致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动员她试着学写电影剧本，激励她说：“电影是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我们要解放全中国，一定要占领电影阵地，打仗需要战士啊！谁是天生的电影编剧呢？”
“老烟儿”收集了东北抗联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
波儿同志为她作了具体的帮助指导。首先帮助选材剪裁、确定主题人物、结构，通俗地向她解释了电影蒙太奇及其运用，还不断地坚定“老烟儿”的信心。终于厚厚的非小说非影剧的大本子，摆在了波儿同志的桌上。她很快地看完了，提出带有鼓励性的意见后，又具体地一场一场地与“老烟儿”商讨，帮助修改，终于成为一部不朽的著名电影《中华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中华儿女》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成为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五个大奖之一的“自由斗争奖”，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
当时波儿同志正在苏联访问，她写回来的信上说：“《中华儿女》在电影节上获奖的消息传开后，我们代表团的住处，每天不断地有人前来祝贺，我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妇女特别是老太婆们簇拥着我们，两眼含着泪水，伸出大拇指向我们说：‘中国妇女伟大……’”
波儿同志从苏联回来，同志们都到火车站迎接，波儿同志一下车就抱住了“老烟儿”说：“祝贺你！新中国的女作家，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你成为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女作家斯米尔诺娃齐名的东方女作家了！‘老烟儿’啊，快完成第二部作品吧！争取你随电影代表团出国参加下届电影节。到时候我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和你的作品一样光彩夺目。‘老烟儿’啊，我真为新中国有了你这样的电影编剧感到骄傲！”说着就从提包里抽出一条鲜艳的花围巾围在“老烟儿”的脖子上。
塞克同志在一旁笑着说：“唉呀！这么漂亮的围巾，围在她脖子上三天还不变成了油抹布？”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烟儿”同志脸红了，忸怩羞涩地揪着围巾角，低着头说：“你们别闹了！波儿，没有你，《中华儿女》出不了这么大的成绩！荣誉应该……”
波儿同志急忙用了一句形象的话语：“孩子生下来，不能叫接生婆妈妈！”波儿同志一贯无私忘我，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荣誉归于别人。
七、战胜困难迁厂长春
整个东北已经解放，大军正过江南。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批准东影迁厂长春。波儿同志指挥这一庞大的搬迁工作，犹如指挥一个伟大的战役。一切搬迁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动身时，波儿同志累病了，组织决定送她先到哈尔滨治疗调养，可她坚决不肯在这时离开大家。病魔不允许她和大家一起走，她只好先去哈市治疗等候。
两辆巨形长龙火车装走了整个兴山东影厂。运器材物件的是闷罐车，拉人的是硬座车。
我和作曲家李凝分到幼儿园的车厢里，一个人分到可坐两个人的座位，我拿下行李架上的两只箱子，放在两座之间，铺上我的大被子，自制了一个软席卧铺。夜间我俩一人领了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两大两小睡得非常舒服。
一路上讲故事，互相拉歌子，说快板，跳舞表演节目，热热闹闹地到达了哈尔滨站。
领队通知，为给前线运物资的军车让路，我们停车两小时，没有护车任务的同志，可到市里购物、访友、参观市容……但要准时回来！
火车刚进站还没停稳，我就跳下车来，跑出站口，跳上电车直奔秋林公司，用仅有的津贴买了点吃食，去探望波儿同志。她见到我，首先询问了搬迁事项，她躺在病床上，心里装的是全厂，是整个电影事业，真是忘我到令人敬佩而心疼。
她握着我生着冻疮的手，看着我干裂出血的嘴唇，心疼地说：“这次搬家，你辛苦了，留下来休息几天再去厂里！”
我抽回手，舔了一下嘴唇说：“不！我们翻译组虽然没器材工具可搬卸，可分配的办公室房间，也要打扫安置。我得随大队回厂！”我怕波儿同志再挽留，更怕她说多了话累，站起来要告辞，这时一大群同志们拥了进来，护士不得不进来干涉……
列车缓缓地进入长春车站。厂里的先遣队已经来火车站接站了，各科组员负责搬运的强劳力有条不紊地奔向运输各自科组器材的车厢前，小心翼翼地搬卸贵重器材。我们没有家产的科组，主动帮助总务科搬卸不怕摔打的物件，整个车站上秩序井然。
交通运输工具缺少，得分批运载回厂。贵重器材、病号老人小孩，首批车运走。除留守车站护车的青壮年外，大批同志列队步行回厂。
领队叫我上幼儿园的车，暂不回厂。
“好吧！是要我去幼儿园帮阿姨们的忙吗？”我很痛快地答应着，抬腿就要上车了……
“不是！是波儿同志关照的，你、李凝，还有几位妇女同志们……”
领队又追上来说：“幼儿园在市区，是叛国贼张景惠的公馆，后来被国民党高级官员占为住宅，是唯一未遭破坏的房屋，你们几个先……”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幼小，应该住这儿，我是兵，挤这儿算什么？”
我加入了步行之列，迈开大步向新厂进军。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府，高楼大厦林立，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但被国民党破坏得房倒楼塌，门窗被挖得千疮百孔，像被困住的猛兽张着大嘴向我们呼救。
新厂址是过去日伪“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也被破坏得非常厉害。门窗、水管子、暖气都被摘走了。同志们冒着-40℃多的严寒，顽强地克服着难以想像的各种困难，创建家园，为建设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打基础。
我夜间冻得难以入睡，用被子紧紧包起身体蜷伏在墙角，等待着天明，早上没有水洗脸刷牙，就用白雪搓脸搓牙，以此驱赶寒冷，一举两得。没开水喝，要忍到吃饭时喝米汤解渴。工作久了，手脚冻麻木了，我就跑到总务科长肖昆同志那里，帮她给各科组送卫生用具，抱着一摞痰盂、扫帚之类，楼上楼下地奔跑，一会儿就出一身汗，暖和起来。
我平时缺乏锻炼，一进厂就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次我抱着大扫帚，刚上了半截楼梯就咳得喘不过气来，坐在楼梯上咳得抽缩成了一团。
这时凌元同志摸着我的头关心地嗔怪说：“唔，烧得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医务室，吃过药没有？”
我咳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摇头摆手，表示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
凌元大姐转身走了，不大工夫她拿着药，端着一杯开水，让我当时就吃下去，并拉起我，想找个暖和地方睡上一觉。
我没躺倒，凌元大姐却病倒了，我们几个人的被子都给她盖上了，她还叫冷，浑身发抖，吃了药也不见好。我急得团团转，她还不叫声张。肖昆同志把我们几个都集中睡到她堆破烂的小仓库里，里面有大堆破箱子挡住风吹，人都挤在一起就暖和多了。
正巧我叔叔和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们在长春建立了航校，他们来厂里探望白大方老师和我。叔叔带我到小市上买了一条美军鸭绒睡袋，晚上睡在里面很暖和，觉睡足了，身体的抵抗力也逐渐强了起来，从此这条睡袋就成了病号们的暖床。
肖昆同志为我办理恢复吃中灶食堂的手续，我坚决不从，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向困难低头，决不当逃兵，不然怎能做波儿同志那样的人呢？肖昆同志拗不过我，便和医务所王大夫商量，医生要求我必须吃病号饭配合治疗，低烧才能退去，否则长期低烧不退，会转成不治之症，我听从了。
当时迁厂后的工作、生活都非常艰苦，但同志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建设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而奋斗，互相勉励，信心足，干劲大，情绪饱满乐观。周末组织晚会，自演自看，乐趣横生，像生活在一个温暖欢乐的大家庭中。
八、病中编写电影剧本
随着天气转暖，我逐渐好了起来，不久就又恢复成欢蹦乱跳的人了。
波儿同志回到厂里，见到我仍是关怀备至地问寒问暖，使我得到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力量。
波儿同志养病期间，仔细地阅读了伊明同志编写的电影剧本《无形的战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对伊明同志的导演作了具体的指导，使其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特侦探片，得到公安部的奖励。
波儿同志养病期间，到哈尔滨发电厂深入生活，以劳动英雄刘英源同志的事迹编写了《光芒万丈》，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再次执行了毛泽东同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
波儿同志与导演《光芒万丈》的许珂同志一起商量分镜头及具体拍摄的细节，并亲自担任了该片的剪辑工作。突出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拷贝出来，全厂一片欢腾，大家受到鼓舞，只有我闹了情绪。电影海报和剧照上都有我的镜头，可影片放映完了也没有我的影子，同志们开玩笑说：“你在银幕里玩捉迷藏，大家竟没抓到你。”
当时拍戏上银幕很艰苦，拍一个镜头折腾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了，演员培养了感情入戏了，导演点头打了开拍板，演员认真做戏，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机器叽叽喳喳响了半天，才发现出了障碍没拍上；有时候拍了半截，机器就坏了，长时间地等待，修理之后，再从头来，加上小演员没耐性，不驯服不配合，常引人出戏，我熬得两眼红肿。样片出来，波儿同志和白老师都说我演得好，很有前途。可片子几经修改剪辑，正式影片出来，我的镜头全剪掉了。
波儿同志看出来我有点情绪，便温和地劝慰我说：“不是你的演技问题，而是这几场戏显得松散，剪掉后更为紧凑，你不觉得吗？”
这是事实，我低下了头。
波儿同志抚摸着我的肩头说：“等全国解放了，我到你家乡体验生活，写个少数民族的本子，你来主演，哪个剪接也不能剪掉你，不然就没头了，只有手脚在银幕上乱比划，那不把人都吓跑了。”
我笑了起来……
九、波儿同志你在哪儿
波儿同志回厂后，抓了全厂职工们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我们进行了考试，根据不同程度划分了高、中、初级组，狠抓了新厂的防火安全措施。因为影片和制片药物都是易燃物，特别是放在铁盒子里的胶片过热就会爆炸。所以全厂进行了防火知识教育、消防技术训练演习，最后进行了测验。
一天，我们在办公室嗅到一种奇异的怪味，跟着飘来烧焦了东西的气味，突然一声巨响，惊得我们抬起头来，窗外半边天都映红了，浓烟四起，只听爆破声，狂呼声：“誓死保卫新厂！”“誓死保卫新片‘桥’……”
等我们反应过来时，走廊上已是乌烟滚滚，对面看不见人，呛得透不过气来，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撞进波儿同志的办公室里，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滚进屋里的浓烟迷漫了整个房间。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我惊恐地大声呼叫：“波儿同志，你在哪里？”烟雾里瞎摸乱撞的同志们也高叫：“波儿同志，请回答一声！”我继续喊：“波儿同……”有人高叫：“快撤到安全梯上去！”前面跨上安全梯的人惊喜地高叫：“波儿同志在下边！”
波儿同志正在火场上，给一位划破腿的同志包扎伤口。她嗅到异味立刻警惕起来，奔下办公楼，便和厂领导们一起组织大家进行灭火抢救的战斗。
一大群防火训练有术的同志们抱着灭火器扑灭火势，高举着水龙头对着从窗里往外冒的火苗，有的勇敢地披着湿毯子、湿麻袋，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抢救贵重物资，日本机师们也和大家一样奋勇灭火。
影片《桥》的新拷贝全部抢离火场，转移安全地带。
保卫科的同志们全副武装警戒现场……
厂消防队和厂里的安全防火措施发挥了威力，凶猛的火势很快被强压了下去。火势虽大，但损失不大，没有伤亡，只有几位轻伤号，这和波儿同志平时工作细致周密而有远见、警惕性高而平时训练有素、遇事身先士卒、指挥镇定自若、工作井井有条是分不开的。
十、波儿同志教我办的两件事
波儿同志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长春分会主任委员。
东北光复时，苏联部分红军纪律松弛，骚扰了百姓，给东北人民留下了坏印象。厂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的东北同志思想上难以接受这个“友好协会”。我刚好和东北同志们的感受相反。我从小生长在西北中苏边境上，我家沿着边境放牧，和苏联红军边防战士结成了很好的友谊，我的亲属多留学苏联，走上了革命道路。
波儿同志委派我担任分会秘书长，教我写材料，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写发言提纲，鼓励我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发言，并举办照片展览会，放映苏联电影，组织中苏联欢会。在波儿同志的亲自教导下，我的口才、笔头、组织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同志们转变了思想，纷纷要求入会了。
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厂里工作非常紧张，波儿同志不能去参加会。白大方同志带队进京，波儿同志要我随队进京，看到熟人代她问候，会后到昌黎县白老师家乡，接出他的儿子，送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就读。昌黎县是老区，我在那儿待过，人地两熟。
到京第二天，白老师即带我去看望赵丹、徐韬、朱今明同志，我带给大家波儿同志的问候。我新疆的老师、昔日盛世才的囚徒，今日在新中国见面，师生格外兴奋。
赵丹老师盯着我不停地赞叹：“唉呀！小青牡丹黑姑娘，现在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文艺兵了！”
“过去的青牡丹！现在成了小辣椒，倔强好胜，口齿锋利，得理不饶人！”白老师嘴里贬，眼睛里充满怜爱。
赵丹老师高兴地说：“好哇！这正是你的杰作。良师出高徒！”
“哪里！她是波儿同志培养起来的大红……”
我急忙制止：“老师！你……”
吴茵推门进来，拉大家去吃冷食。
会议结束后，我只身去了昌黎县。遗憾的是白大方老师的儿子，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前门老火车站。等候回长春的火车时，到大栅栏商店，用波儿同志和我叔叔给的零花钱，买了翠蓝色的抵羊牌毛线，我和几个好友一夜工夫给波儿同志赶织了一条毛裤。
波儿同志看了很高兴，她非常喜欢这种颜色，说我的应该再鲜艳些，责怪我去了趟北京，只吃了个“雪人”，还是人家请的客，要买毛线可多带钱去，不要从嘴里省。
我非常感激波儿同志对我的关怀，我笑了，告诉她我长大了，嘴不馋了。
她详细地询问了我去昌黎县的情况，要我别声张，她亲自和白老师谈。因为白老师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受尽酷刑，摧残了身体，失掉了生育能力，老家的儿子是他唯一的骨肉了，怕他接受不了这残酷的打击，过分悲伤，影响身心。
波儿同志嘱我压下手头工作，专门照顾白老师，要我拉他教我游泳跳水。我们师生一前一后地跳水表演，常引起一片喝彩声。白老师高兴，我也高兴，因为我在完成波儿同志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还随白老师去航校做客，活跃他们那儿的文艺生活。直到白老师扮演《内蒙春光》中的王爷，随摄制组去了外景地，我才回组。
波儿同志表扬我这段工作完成得很出色，我认为是波儿同志关怀同志的爱心感化了我。
十一、调北京电影局
波儿同志当选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又被选为出席第一届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到了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成立后，波儿同志留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剧本创作所党委书记。
随后我也调来北京，在波儿同志身边工作。
波儿同志为了电影事业，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呕尽心血团结培养了新老区的电影艺术干部，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作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作了不朽的影片《桥》、《中华儿女》、《光芒万丈》、《钢铁战士》、《回到自己队伍来》、《无形的战线》六部电影，第一次出现了工农兵自己的故事影片，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处理卖身女的决议案，封闭妓院，彻底解放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被玷污蹂躏、被损害的妇女，波儿同志派出了新闻摄影队，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同志执导，拍摄了封闭妓院、改造卖身女的纪实性影片。
从统一行动进入八大胡同、查封妓院开始，逮捕审讯罪大恶极的老鸨子，进行控诉、镇压判刑。受害的卖身女们集中起来，学习提高认识觉悟，治疗疾病，学习手艺，使压在最底层的妇女们脱离苦海走上新生的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这是划时代的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妇女彻底翻身做主人的创举。电影《烟花女儿翻身记》放映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妇女们得到莫大的教育鼓舞，由衷地感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
十二、波儿同志出访苏联前后
波儿同志随文化代表团出访苏联。我蹲在地上为她整理出国的行装，她一边清理文件，一边不放心地说：“你会装箱子吗？小心别褶皱了我唯一的礼服，在国外请人烫衣服很贵！”
我一面装箱子，一面不停地叨念叮咛：“到了苏联不管您有多忙，一定要找苏联专家，治好您的病！别老认为看医生没有用！”一想到她的病我就心酸，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波儿同志放下手头工作，过来蹲在我面前，亲切地安慰说：“小孩子才随便哭鼻子！”顺手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抹去我的眼泪说：“送行不许哭！等我给你带好东西回来！”
“您去了苏联到底看不看病？”我仍是很固执地追问着。
“看！看！一定看！”她向我保证了。
波儿同志在苏联的时间很短，安排得很紧凑，开会发言，参观访问，还经常被一群群意想不到的妇女们包围。可她仍能抽空用自己的津贴给身边的同志们按照各个不同的性格爱好选购不同的礼物。她给不修边幅的“老烟儿”同志送条美丽鲜艳的丝花围巾，激励她注意整洁美观。给艺术处副处长黄钢同志买回来一个大文件夹子，黄钢同志不以为然地接过文件夹子掂量着轻重说：“从那么远带回这么个大夹子，干什么？不嫌重吗？”
波儿同志认真地解释说：“我就是专门给你找到这么样的大夹子回来，把你那些平时乱丢乱放、随便挟在腋下到处走的文件、稿子、信件都夹起来，免得你用时乱抓乱找浪费时间，丢失了更麻烦！”
送给我一个漂亮精美的发梳。
我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新疆妇女喜欢这种发梳子？”
波儿同志亲昵地给我别在头上，开玩笑地说：“要写新疆姑娘，不了解习惯爱好，还写得成吗？”
波儿同志锐利的洞察力，从各个方面哪怕是极微小的地方都表现得准确无误，令人敬佩！
她一回来，大堆的工作就已经等待着她处理，她还要写出国总结、大会上汇报发言等等，上个“战役”没结束，又投入另一个，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每天还要接待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前来探询国外情况的同志们。
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同志带着一群人拥了进来，我无可奈何地委婉地乞求说：“欢迎……少坐会儿！”
波儿同志一面笑指我的话有语病，一面仍是很热情地接待大家就座，回答各种询问。
王所长关心地问：“波儿同志，找专家看病了吗？怎么说，带回药来啦？”
波儿同志坦然乐观地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医生说我的病无药可治，最多还能维持八个月！”说自己被“判刑”的日期，都能安之若素平静得像说生产制作影片日期那么轻松。
众人听了都沉痛极了，我尽量摆脱这不祥的预言说：“您没找到华佗，碰到了个‘鬼无常’，我请钟馗来把它打走！就没事啦！”波儿同志被逗得咯咯地笑起来说：“你请来钟馗恐怕就要嫁妹了！”
王所长赶快凑趣说：“我给小妹的嫁妆是一车擀面杖，俗语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到时候‘小辣椒’就变成‘紫茄子’啦！”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我借此驱散我的忧悒，高叫起来：“封建！封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走！走！”
王所长等人知趣地退了出去。
我站在地中央，喘着粗气，强压了自己的忧伤情绪，怕给波儿同志带来不快。
十三、夏幼红是谁
电话铃响了起来，波儿同志拿起电话。文化部长周扬同志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希望拍摄一部揭露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罪行的影片，配合当前全国“镇反”运动。
左联老作家杜谈同志接受了编写任务，他要求让我暂时做他的助手，帮他采访收集准备有关资料。波儿同志答应了他，并嘱我尽快地备齐他所要的资料，要格外照顾他的健康。
杜谈同志翻阅了我在各报纸杂志上收集到的资料和采访“一贯道”点传师、“天才”、“地才”的谈话记录。他自己也多次与“天才”交谈。他确定以“天才”的悲惨遭遇写一部像苏联名著《复活》那样的大作品。
周总理知道后，立刻打电话给波儿同志说：“巨作很需要，更需要及时拍出揭露‘一贯道’罪行的影片，并说明我们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但‘一贯道’不是宗教，是反动会道门，我们一定要取缔！”
波儿同志立即和杜谈同志商量。创作思路一定，一时很难改变过来，他的身体很差，不能很快地写出及时配合“镇反”运动的电影剧本。波儿同志很尊重老作家，请他按自己原来的构思去创作，嘱我仍全力配合照顾他。另外找“老烟儿”写一个“短平快”的电影剧本。当时中山公园正举行“一贯道”的罪行展览、受害人的“天才”、“地才”们的控诉大会。
剧本创作所编辑室的同志们、杜谈同志和我，都先后多次参观了，感性理性材料，大家从不同角度都收集得不少了。可是，波儿同志还要和“老烟儿”一同去参观，“老烟儿”和我都极力反对她去，怕累犯心脏病。波儿同志却说：“我不去，你们写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怎么提意见！”
当时，我约“天才”来所里谈话走不开，我找了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上海小姐去做记录，并嘱她重点关照保护波儿同志。谁知中山公园门口的警卫小战士说什么也不让这位上海小姐进去，等我发现她没去时已快中午，我急了，跑到编辑室没人，跑到车库没车，我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单十字路口，波儿同志的汽车突然停在我的面前。
波儿同志进办公室，就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我急忙扶她坐在沙发上说：“坐这儿！不许动！喘气十分钟！”
波儿同志见我丧着脸，顺从地坐下闭上眼睛休息了。
我端来食堂的饭菜，她只喝了一小碗汤，吃了一小块面包。我每次看她吃饭都心酸，真是一条老黄牛，吃进少量的草，挤出大量奶汁，哺育整个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我把剥了皮的香蕉强迫性地递给了她，她一面吃一面解释安慰我说：“编辑室的同志们都在那儿，王大路、田庄俩人一直跟着我们，今天的收获很大，一点都没累。你发现你派的人没去，发火了吧？”我摇了摇头。她接着说：“爆竹一点就蹦的脾气改啦？”
“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您永远不变，永不知道爱护自己！”
“好！我接受意见，变！我问你，田庄还是群众？没有入团？”
“团员们说他自高自大，小资产阶级气息太浓，好吃零食不艰苦，不同意发展他！”
波儿同志听了笑着说：“什么话！你们把好同志关在团外，得不到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提高，在工作中发挥更好更大的力量，是个损失。田庄不是你带进解放区的吗？你们一起冲过敌人封锁线，在炮火中出生入死。你们又先后到了东影，迁厂建新厂，又一同来到艺委会，他很有才华，工作得很出色，你最了解他，你身边的好同志，你都不能帮助发展他入团？还做谁的青年工作？”
“我也不能强迫团员举手赞成他入团！”
“不要强词夺理，首先从你自己的工作检查起，其次向团员们介绍田庄追求革命的经历，在团员中做工作，第三帮助田庄改正现有的缺点。三个月后你必须做好培养发展他成为共青团员的一切工作。”（田庄入团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表现得很好。）
波儿同志指出团的工作缺点后，喝了点开水，就到办公桌前亲自给“老烟儿”同志开了几封介绍信，到公安部去，进一步了解“一贯道”坑主、点传师等反动头子们的罪行。
之后她又与“老烟儿”同志一起商讨选材，确定主题……像给《中华儿女》护理接生一样细心全面。剧本交稿后，她一夜之间就赶着看完了，清晨即找“老烟儿”同志提出意见，又一场一场地出点子帮助修改，剧本几经修改，终于讨论通过了，波儿同志又从上海调来有经验的老导演李恩杰同志执导。开拍后，波儿同志常到摄影棚中观看指导。后期制作时，“老烟儿”提出编剧应署上陈波儿。可波儿同志坚决反对，认为新中国的电影片子她都要提意见，也都提过意见，这是她的分内工作。“老烟儿”很执拗，死缠活缠，认为这个电影本子不同于别的，波儿同志和她出了同样的劳动，非加上不可。波儿同志拗不过她，只好同意用一化名，《一贯害人道》编剧：颜一烟、夏幼红。同志们互相询问，夏幼红是谁？“老烟儿”领到电影剧本稿费，用波儿和她俩的名义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买飞机，大家才知道夏幼红是谁！
十四、波儿同志的心血
波儿同志领导团结了新老区的电影创业者不断辛勤地劳动，制造出大量优秀影片。建国初期，第一次新中国电影展览月中，就有26部电影得到了人民观众的热烈欢迎。
但也出现了有失误的影片，如《荣誉属于谁》、《内蒙春光》。波儿同志作为领导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说由于自己政治思想修养差，领导不力，给国家造成了莫大损失。她一贯这样，遇事首先检查自己，从不推卸责任，她带头在大会小会上作了深刻严肃沉痛的检讨，并作出今后改正的保证措施。组织大家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使全体电影工作者受到很大的教育，对以后生产制作电影起了很重要的提示作用。
《荣》《内》两影片，后经波儿同志亲自参与修改后，改名《在前进的道路上》、《内蒙人民的胜利》，都发行放映与观众见面了。
以上各影片，片片都浸透了波儿同志的心血，这些都是众人看到的。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不能拍摄、无法挽救、非要“枪毙”的数以万计的本子，本本都浸透了波儿同志的心血，不论是什么样的本子，她都要仔细地认真地阅读，并作记录，以便提供修改，有一线希望的本子都不轻易放弃，都要想方设法救活它。《斩断魔爪》，几经讨论最后决定“枪毙”了，结果还是由波儿同志一手扶植成为一个可以拍摄的电影剧本。作者和编辑们都深受感动和教育，波儿同志常说：“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更要欢迎感谢作者投稿支持电影事业！”
我们心疼波儿同志，为一些实在称不上剧本的东西，花费她很大精力与时间不值！我和编辑王大路同志商量，来了本子我们先看，能看得下去的，再送给她，太不行的就婉言提出鼓励意见退稿，不能一再“疲劳轰炸”她，浪费她有限的生命了。
一天，王大路同志送给我一个儿童剧本，当时妇女儿童剧本极缺，我一口气连看了两遍，犹豫要不要给波儿同志看。我又和王大路同志商量，让他看了三遍，找不到波儿同志说的抓住一线救活的希望，没有儿童气息，作为素材取舍，积极的现实意义不大，我俩决定退稿。由于我俩知识浅薄、孤陋寡闻，竟把署名“阿英”的作者，当成了女同志，写了封退稿信发了出去！
没多久，波儿同志问我近来怎么没有剧本送给她看。我如实地汇报了我们商量的决定和用意，还告诉她没有经她同意给阿英写了退稿信。
“阿英同志的儿童剧本，你们写了退稿信？”从波儿同志严肃认真的态度上，我猜一定出了什么毛病，急忙承认是我干的。
“你全包下来能挽回什么？”
我慌了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阿英同志是左联时期的著名作家，写过很多进步的作品，当编辑的不知道他是男是女，编辑室里有没有知道的？”
我啼笑皆非，羞愧得无处容身。
波儿同志召集编辑室的同志们讲了这件事，要大家以此引为教训，要大家平时多读些书，扩大视野。我作了检查，王大路同志说是他干的，他应向阿英同志赔礼道歉。
阿英同志来艺委会看片子，我跑去向他道了歉，阿英同志哈哈大笑，并谦虚地说，那是他早年的习作，是想给编辑室作素材资料的，他认为我们提的意见正确诚恳，误认他是女的过去就有过，今后也不会没有，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不会影响他继续给编辑室投稿的。
十五、波儿同志犯病了
波儿同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可工作却一天比一天多，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正在这时，文化部给电影局派来很多部队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在战争时代作出卓越贡献的老文艺工作者，但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特别是电影专业训练。新中国电影事业正处于初创时期，各部门都需要老同志领导，只是容纳不了硕大的演员队伍，所以大部分同志都要改行搞行政工作。同志们想不通，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演工农兵，一定要登上新中国的银幕，做新型的电影演员。思想疙瘩难解，便成群结队找波儿同志论理。
我曾为波儿同志挡架解围，可她说服我，要我设身处地为来者着想，要他们离开多年熟悉热爱的工作改行，是很难想通的。他们满怀希望来找，是想达到目的，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
波儿同志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地接待，并向大家解释说明电影是综合艺术，讲述电影创作过程，各部门急需要人的情况，只用演员是完成不了整个电影制作的。但仍有一部分人顽固地坚持己见，不停地来提要求。
有一次波儿同志累得精疲力竭，呼吸困难起来，我急了，不顾一切地把他们请了出去，冲门外的王大路乱比划，要求他送走大家。
我迅速打开门窗，把波儿同志平放在沙发上静躺下，室内保持绝对安静，空气流畅，这是当时唯一的抢救方法，没有急救药物。
我跪在沙发旁边，摸着她的脉搏，看着她急促起伏的胸脯，她紧紧地闭起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面颊上留下一排阴影，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波儿同志伸出手来给我擦眼泪。我见她醒了，立刻就笑了。她要坐起来，我按住她不让动，想打电话要个车去医院。
波儿同志制止说：“没有必要了，你的办法很有效，你改行当医生吧！”
“您做我的思想工作，又得累趴下！”
波儿同志笑着坐了起来：“他们都走了？你又冲人家撒野了吧？快打电话去道歉，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想不开！”
“是我请王大路送走他们的，他会向他们说明情况的，您放心吧！我们会处理好的。”
“谢谢你！请找老白同志来。”
我不敢拗着她，电话打通之后，我就跑到大门口去迎接，见到白大方老师，提醒他主动多说话，给波儿同志多休息的时间，告诉他波儿同志刚犯过病。
波儿同志听取了白副所长关于改建电影演员表演研究所为电影学校的方案。波儿同志作了具体指示，两人又详细地商讨草拟了招生方案，还进一步研究了将来成立编剧训练班的具体事项。这就是电影学院的前身。
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白大方同志担任了副院长。
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的需要，早在兴山办厂时，波儿同志即委派白大方同志培养了大批电影技术、组织、领导人才。
目前，这些训练班的学员们都成了电影事业的中流砥柱，遍布全国，大部分成了领导干部。
十六、波儿同志牺牲在岗位上
1950年底，著名导演艺术家王为一同志正在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作港澳基地。波儿同志决定去广州和王为一同志畅谈发展电影事业的宏图远景，顺便到广东潮州探望18年未曾见面的母亲，路上需要有人陪同照顾，别人不熟悉她犯病时应采取的措施，到时候手忙脚乱会误事，我要求陪同前往。
袁牧之局长认为波儿同志去广州是回家，按一般探亲处理，我没有理由同去了。
波儿同志到广州后，即没有力气回潮州了，托人接出母亲到广州见了面。
她到珠影找到王为一同志时，都无力上台阶、进办公室，便依在车门口与王为一同志谈话。同志们挽留她在广州多休息几天再走，她说时间很紧，不能休息，和多年未见的母亲都没有时间谈心，就带着母亲去上海，在火车上谈心。
到了上海第三天，就参观接见国营私营的各制片厂、影片公司的干部群众。晚上又在文化俱乐部向上海电影界的同志们作报告。讲话中波儿同志犯病了，但她仍坚持发言不肯休息，慢慢地就只动嘴不出声了。同志们慌了手脚，一齐围上去，她犯病时，最忌讳人多、嘈杂、空气不畅。
据说当时波儿同志喊了声：“开窗……”可是没人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没有急救药物，只好送回饭店休息。夜间病情急剧恶化，急送同济医院抢救。凌晨零点30分，年仅41岁的社会活动家、妇女领袖、明星、中国第一位女编剧、女导演、一代电影宗师陈波儿为中国电影事业鞠躬尽瘁了。一颗最大的最亮的明星陨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