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下旬，我们到江西省江南县农村调查，了解到该县在1996年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有一个村民毛遂自荐当“村长”（当地群众对村委会主任的习惯叫法），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在省内数年来听到的第一个村民自荐被选当村长事例。其人其事究竟如何？两年后该村工作怎么样了？带着这些问题，在县乡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进入该村了解情况，与村长徐国富进行了数个小时的个别谈话，召开了有村干部、党员代表共12人参加的座谈会，还专门找党员和群众代表进行个别交谈。所有的交谈都是个别进行的，并作了全程录音，没有县乡同志在场。本文访谈内容实际上就是对录音资料的整理。在入村调查前及其后，我们还调阅了县乡有关当年村委会选举的全部档案资料。通过调查，我们感到此案例虽未必能反映全局，但确有助于理解和分析村民自治中的诸多问题，对进一步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有着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村情简述
地处江南县城南郊的城南乡鹿村，离县城不到5公里。这里，房屋散乱无序、坐向不一，缺少规划，且多是老式的砖木结构，少量新式小楼房稀疏地散落在村庄中。全村有305户，1128人，分布在6个自然村，9个村小组，有水田2975亩，山地近万亩。村民分两大块，一块是六七十年代来自浙江新安江的移民，主要为方姓，有两个小组，其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30%；另一块是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的“土著人”，主要有陈、邱、徐、张等姓氏。1997年人均纯收入为2000元，主要来源于种田、养猪、外出务工。全村有110余人外出打工。村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于一个700亩集体林场和村提留款。每年，林场收入约2万元，提留款有30900多元（每亩10.41元）。该村现配有8个干部，其中村支书和村长的工作报酬由乡里规定每月155元。
二、与村长一席谈
肖问：今天，我们想就1996年你村选举村委会的情况作些了解。首先，想知道的是你当时为什么要毛遂自荐？
徐答：我自荐当村长有几个原因。我第一个看不惯的是，村学校管理混乱，学校破烂，没有人管事，一些老师打扑克、打麻将，杀猪的也将工具带到这里。学生考试成绩在全乡是倒数第一，在全区挂了名，学校太落后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要上来，把学校搞好。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选上来后，就找到学校校长商量。他是我同学，人是蛮好，但管不住老师。我到乡政府找到管教育的主任，说要把村里学校搞好。他说，要搞好学校，就要将校长换掉，以前也想这样做，但原来的村干部不支持。后来，几个学生家长也到陈主任那里反映，说学校是怎样落后。陈听了很震动，说有村干部支持，有你们村民支持，就好办。后来把校长换了。两年来，学校有几项比赛在全乡名列前茅，广播体操取得第一名，教学成绩确实提高了，破烂的校房都修好了。有空你们可以去看看。
还有看不惯的是，前些年村里种了好多果树，如板栗树等，都是村民共同投劳力，集体搞的，但由于管理不好，没有什么收入。我想用什么办法把它管理起来。以前村里没有经济，对果园没有投入，就将它承包给所在地的人。由于这两年村班子换动得大，我和支书有矛盾，所以果园这件事没有办好。
再一个看不惯的是村里餐费。我上来时，与老书记商量，要抓大吃大喝问题，从一块钱一块钱抓起，不然就会造成经费流失，造成浪费。1996年我和老支书一起，好多了。我出去办事，烟都很少拿，我也不会抽烟。
肖问：请说说你个人情况。
徐答：好的。我1978年至1980年在共大学习，学的是兽医。毕业时，到乡办竹器厂做工，做了快两年。当时，我对科学很感兴趣，搞了一些小发明，如做割禾机，用竹子打挂衣厨，用竹子做自行车，竹自行车还骑了两三年。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县科委和篾器厂到这里考察过，还把我的竹自行车拿到县里去展览，拍了照做宣传。后来，我回到家，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开了七八年，1991年赚到钱盖了一幢房子，花了两万来元。我孩子在村小学读书，本来成绩还可以，后来越来越差。看到这些情况，正好遇到要选举村委会，我看到省民政厅印发的一本小册子（即《村委会选举工作必读》），看到上面规定有10个人以上提名或者毛遂自荐，就可以列为候选人。当时已经到了离选举前3天，我没有办法去找群众联名推荐，就只有毛遂自荐。我的竞选演讲词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选民：
我国有史以来首次由选民直接选举村自治组织——村委会班子将于明天举行。这是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选出自己心中满意、能够为民作主、为民办事的人担任村委会领导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力（利），它体现了党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民民主权力（利）的关心和重视。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力（利），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
我叫徐国富，现年39岁，高中文化，本村汪家组村民，1980年毕业于江南县共大。本人的品性是：勤奋好学、有抱负爱钻研、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害人也不算计人。
我毛遂自荐担任鹿村村委会主任职务，如果我能当选，我将实施我的“治村纲领”：
1.建立高效、廉洁的村委会班子。我领导的村委会班子将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我将恤惜民财——管好、用好集体的钱；乐当“穷官”——不贪污、不受贿、不以权谋私、不大吃大喝。做到上面分配的钱物一分不扣，集体所有的财物一分不贪，群众不合理的负担一分不收。
2.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我将“开源”与“节流”并举，即一方面增加集体收入，一方面节约开支，以此来壮大集体经济，减轻群众负担。我保证三年不增加群众的包干费（乡统筹除外）。
3.改变教育落后面貌。在任期内我将争取上级支持，彻底改变我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使我村教学水平在全乡名列前茅。
4.全力为群众办实事。三年内我将办好如下几件事：（1）争取上级资金新建、修复一批水利设施，控制水土流失，保证农田用水。（2）调集各方力量修好村、组公路。（3）兴办1～2个村办企业，增加集体收入，逐年减少向群众摊派的村提留。（4）管好村级林场，使集体和群众都能从中受益。
5.关心群众疾苦。在任期内我将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尤其是帮助、照顾好“五保户”、困难户。
如果我在任期内不能实现上述承诺，我将自动辞职！
请大家投我一票，选我当村委会主任。
（在空缺格填上我名字，并在名下划“〇”）
竞选人：徐国富
1996年5月29日
肖问：你毛遂自荐时村党支部鼓励你吗？
徐答：开始村党支部不知道，我没有经过她。当时乡里提出的村长候选人是原村长方春生。第一次选举前，我印了200份自荐词，在发选票前一天散发了五六十份，从下午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有些地方还没有去。第二天早上又去散发了。第一次选举选票上没有我的名字，全村800多张票，有300多票选了我，方春生也是300多票，我们两人都没有选上。后来，第二次选举将两人的名字放在一起。村民看到我的名字，有500多人选了我。选举没有开大会，而是由选举工作小组上门发给各家各户，自己填票，再由村民小组长端着票箱去收上来，带回村学校统一验票、唱票。村民虽然没有集中起来，但是赶到现场看的村民很多。我也来了。在选举前，我一直没有说话，选举结果出来后，全村党员、干部（及村小组长），原村主任和我都到了村部开会，我说了一番话。我说，我是毛遂自荐的，谢谢各位选了我，上任后我将履行诺言，全心全意地去做，不辜负村民对我的期望。
肖问：当时你受到过什么压力没有？
徐答：有。第一个压力来自原村长，他是我的亲戚。第二个压力是怕选不上，有些丢脸。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原村长的侄子等人专门到我叔叔家里，说我的坏话，还说：“你姓徐的没有人哟，想当这个村长，当得下吗？！”他们两次到我家里要打我，不准我竞选村长。我叔叔就叫我不要去选了。还有其他几个亲戚也劝我，不要去冒这个风险。这是发生在第一次选举后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管这些，我想自己既然写了这个毛遂自荐词，如果村民能相信我选我，我还是要当下去，如果不选我，那就没办法了。我有这个胆量。
当时，乡里没有劝阻我。在第一次选举后，县民政局和乡里干部一起到了我家里，问我为什么要毛遂自荐？你当上了村长，如果上面有什么压力、任务，你怎样去完成？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想为村民做些好事、实事。如果有任务要分派下去，我会参照别个村的方法去做，村里还有书记等干部，我们会合作去做。有村民支持，我就有把握干下去。
肖问：请谈谈村里的主要工作及其压力。
徐答：现在工作，主要就是上面的压力大了一些。如冬修水利，要以资代劳，这是比较难的，因为村民不愿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面摊派的“包干费”年年不断增长，“两税”（农林特产税、生猪屠宰税）任务也是这样，去年生猪税共11970元，实际上全村的猪还不到800头。我们按一户一头摊下去，还有不够的就由村里卖木头款来垫进去。农业特产税20651元也是这样。
村里收取的包干费（即提留款），自“大包干”定下以来，一直没有增加。但是，班子里面没有卡紧，在招待费方面有突破，达1.5万元左右，前年才万把元。这主要是班子方面的原因。去年卖粮食，光他们几个人在粮站吃饭就花了2000多元。村里财务本来是我一枝笔签字，但这方面的事情讲不清楚，我不签不行啊。今年乡里组织村干部出去考察，本来是让村长去，为了不增加财务负担，为了信守诺言，我就不能去。但支书去了。
上面的压力这么大，农民经常会说负担重了，会骂村干部。还说，村里没有这么多，就不要报上去，不要去领任务。他们也会骂我，但骂了之后就会平息下去，没有其他什么。所以，村干部既要受到上面的压力，也要受到群众的压力，工作有难度。
肖问：对你个人来说，工作最主要的困难在哪里？
徐答：主要还是班子不团结问题。去年，新支书上来后，他有点跟我过不去。他去买优质稻种子，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后来出了事，他就想在村里开销。我不允许，我说这是你们自己到外面搞的，出了事自己负责。村会计就跟我吵，还打了我，打得我住院，花了1300多块钱治疗。原村长是我的表姐夫，会计是原村长的侄子、我的堂妹夫。原村长现在没有做村干部，这是他们对我的报复。两个多组的群众60多人为我打抱不平，两次自发地到医院看我，并到乡里反映，要把会计换掉。后来乡里处理，让他赔了900块钱。乡里叫我让一步，我就让了一点。没有换掉他，村民们就说我没有主见，没有把到权力。这件事情一直让我头痛。至今班子没有巩固好，闹不团结，村里人都说是搞帮派。这些事，都向乡里包村干部反映过，但他们没有反应。我为这事很难过，还流过泪。
就像上午的座谈会，支书吃了点酒过来，就乱说话。我做的工作，他管都不管。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不会说什么。如果做得不太满意，出了点毛病，他就会讲你怎么搞的，这样的事都没有办妥？他们经常去吃酒，村里人都知道，我没有办法，制止不了，我也向乡里反映过。
在8个村干部和9个组长中，只有他们3人不支持我的工作，其他人都支持我的工作。现在，村民说我办事情相当热心，就是对事情没有果断处理，该办的事情没有办理，能力还差一点，没有换掉会计。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没有办法。
肖问：你干村长快两年整了，遇到这么多酸甜苦辣，对当初的自荐行动有什么感想、体会？有没有后悔？
徐答：去年，乡干部也到这里考察过，我说不后悔，我一直是这么讲。只要群众支持我，我就一定要干到底。
肖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没有？
徐答：我是想干出一番成绩出来。不过，村干部没有什么干头，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经常看书，看历史小说，看那些古代伟人。喜欢作笔记，笔记已经作了许多。对腐败问题，我很看不惯，但自己没有办法。我个人是有抱负，但有抱负又有什么用？
肖问：离三年的任期还有一年时间，你想怎么办呢？
徐答：我想履行诺言，好好干，以后的事情我不去管。到换届那个时候，如果群众还选我，我就再干。如果不选我，那就没办法。
肖问：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你觉得自己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么？你是否在这些方面作过总结和思考？
徐答：对村民群众，乡里讲我没有拿出什么“政策”出来，说该压的一定要压一压。但我很理解村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压的，怎么能够采取压制的手段呢？我们要靠平时的工作，靠说服，要多问他们的困难，要把上面的精神带给大家，向他们做工作。有几次上面下达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村支书的脾气比较暴，我呢，则是慢慢地去做工作，效果还可以。
肖问：你做工作碰到过群众不理解的么？
徐答：碰到过。不过，群众意见是有，但讲清以后还是认可了（上面的要求）。有时，个别群众讲的并不是有道理，如一个姓周的村民，就一个人在本村，家属、子女都吃商品粮，他养了母猪肉猪。去年村里摊一头猪的税费（12元）给他，他不同意，并说：“我老婆吃商品粮，我不归你这里管。”我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老婆吃商品粮，但你在这里（户口在本村）养了这么多猪又种田，就摊了你一头，你还有什么话说？经过这样的解释工作，他最后还是交了税费。象这样的工作，经过解释，一般都还能推行。
肖问：对工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徐答：本来我上来时是信心百倍，从去年班子大调整以后，我思想有一点点滑坡。这是实话。村委会选举时选了4个人，去年乡里重新任命了会计、妇女主任，没有经过选举，只剩2个是选举上来的。去年我是有点丧失了志气。这些事情又不好讲，有什么办法呢？有很多事情我向乡里的包村干部反映过，但没一点效果。村民讨厌他们，也骂过他们。叫我怎么办？
三、群众的评议
1.与原村支书的交谈。
肖问：1996年村委会选举时，徐国富为什么能被当选？
受访者答：当时他提出一不增加村里的“包干费”，二不搞大吃大喝，三不想捞一分钱，四要使村里教育名列前茅。他说的这些话深受群众欢迎，就这样选上来了。
原来的村长有些地方差了些，不太诚实，自私多了点，所以被社员钻了空子。
肖问：经过近两年的表现，您觉得徐国富这个人怎么样？
受访者答：我对他的评价是这样，他做人可以，是好人，不会到处乱说话，大吃大喝也不会，自己的工作会去做，工作热情不错。一个缺点就是能力太差，该办的事办不了，该作主的事作不下来。所以，现在村里基本上是听涂的（现支书），村长管不起来，本来村里很多事是村长管的事，譬如去年伙食费、招待费的问题，不应该超过一万块，本来是要经村长签字，他不同意的就不应签，可是他硬不起来。村里一些人也已开始不听他的，因为群众找他拍不了板。
肖问：像村里这种情况，你认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受访者答：我的看法是：他做完这届村长就算了，下届能否继续当，看来很危险。选了你当村长，应当能硬起来，不能象“烂泥巴糊不上壁”，只有好心是办不了好事的。
肖问：你觉得村支书怎么样？
受访者答：我是自己提出要求并经乡党委批准，在去年3月卸任村支书的，因为自己年岁大了（52岁），也没有了奔头。当时，村里“四大头”只有我和会计是党员，所以我推荐会计接任村支书一职，乡党委同意并作了任命。会计跟着我干了十多年，原来很肯干。从现在情况看，他的缺点是决策方面有欠缺，民主集中制方面也有欠缺。去年，在经济方面开支扩大，不必要支出多，招待费突破了1.5万元。去年有几次群众到乡里、县里上访，矛头都指向村支书，第一次是因种子问题村干部中有人打了村长，第二次是摊派过重问题。此外，支书在团结方面也有欠缺，不善于团结人。他以后在几个方面改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不改，那还是危险。他能力还是有，就是在方法上、决策上有问题。
2.原团支书（党员）的评议。
新任村长心好，肯帮人忙，有头脑，自己也省吃俭用，村开支在他上来后大量减少。但是他干工作得不到村支书的支持，加上业务不懂，自己又没人（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势力），所以办不成事情。他是一个好人，想法很多，但是没有办法做到。
新支书是由乡里任命的，我们党员没有参加投票选举。他个性强，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他所在小组都姓涂，所以他有势力依靠。支书喜欢吃酒，喜欢在酒桌上解决问题。自己又认为各方面都比别人强，喜欢出风头，作风霸道，常出洋相。
新会计姓方，是新支书一手帮助提上来的。他与村支书是酒肉朋友，这两人同一姓吴的支委（也是组长）三人成为一派。
村干部中的其他人，以及大多数组长都支持村长的工作。但是，村支书独断专行，1997年选购早稻种子，支书、会计及支委三人独自去采购进陈年老种（明知是老种，价格有优惠，优惠的差价，以及销量中1%的服务费由其三人瓜分），但不告诉群众，结果发芽率只有五六成。群众一查问，知道上当受骗，便找到村支书等人理论。村支书他们就要求将弥补群众损失的款项由村里开支，遭到村长和其他干部的断然拒绝。为此，发生激烈矛盾。
3.一个老党员的评议。
新支书没有老支书好，只会吃吃喝喝，喜欢“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工作推诿。村长呢，要好些，人很“硬气”（正直）。
去年因种子问题，在会计家中村长拒绝村支书等3人的无理要求，遭到会计毒打。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两个移民组自发地由每户出一人，还有其他组一些人，集体到乡里上告，要求惩办和撤换打人的会计，处理种子问题，并保护村长的人身权利。集体上告的群众还说，如果乡里不尽快妥善解决，就要到县里去上访。本来村里其他不少群众是想参加集体上告的，但本地人因怕报复，就没有去。移民组的群众自身很团结，不怕报复，就去了。
4.三个村民群众的评议。
村干部中吃喝风问题严重。村支书除了吃酒，就不知什么，我们都骂他“酒书记”。
村长眼里有群众，有事情会同我们商量。他上来后，村里教育有了起色，我们小孩的成绩上来了。但村长在村班子中很孤立，得不到书记的支持。“一只狗打不到猎”，村长工作难度很大。会计有6兄弟，他敢打村长，就是在仗势欺人。据说在县某部门有他的亲戚作靠山。在村干部中，只有村长一人真正是由我们选上来的，其他干部不知是怎么上来的。我们选的干部，被不是我们选的干部打了，群众都气愤不过，所以就自发地集体到乡里上告。
村里没有村民代表会，村财务从来没有向我们公布。
四、讨论之一：影响村民自治的因素分析
在我国推行村民自治，本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人们至今对它还有思想认识问题未解决，需要有理论的科学导引。这方面的认识问题集中表现在“是否适宜于搞村民自治”上。为此，特通过本案例对影响村民自治诸因素作些分析，看看其中真正的阻力究竟何在？
推行村民自治，目前多数地方主要还是一个政府行为，同时又是“村庄社区”内部的事务。所以，研究村民自治的影响因素，可从以下角度来展开：
一是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在江西省，村民自治工作一直不太理想，但在1995年省里将这一工作摆上了重要议程。当年，省政府下发了一个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文件，还专门召开了全省性会议，要求全省统一进行，并统一部署，统一称为“第三届换届选举”。在此推动下，从市地到县、乡层层传达、贯彻。江南县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996年5月至6月进行了在该县第一次由选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班子的工作。因而，这一工作带有浓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色彩，县、乡似乎较多地含有“完成任务”的意味，而较少自觉性和主动性。此其一；其二，县、乡政府的执行行为还存在保留，并未完全按法律和政策办事。在该县，主要表现在乡镇对选举过程的介入及其结果的影响上。如，正式候选人产生后，“要经乡（镇）党委、政府认可后，才张榜公布”；选举结果当场公布后，还要经乡镇党委、政府“核准”或“研究”作批复后，才算有效。这是两道必经的却又违法的程序。从县民政局归档资料看，每个乡镇都下发有《关于村委会换届选举正式候选人的批复》和《关于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两道文。这表明，县、乡实际上仍担心选举会失控，故采取种种措施加强控制。其三，乡镇政府对选举结果并不持有严肃尊重的心态。鹿村换届选举后的第二年，乡里即自行调换了会计和妇女主任这两个村委会成员，都未经过选举。就是对村长本人，乡里感到其“能力较差”后，也曾想到要换人，只因县民政局得到消息及时劝阻后，才未遂。这不能不给人以换届选举是走形式的感觉，“几百张选票不如一纸调令”。可见，实施村民自治实际上并未成为县、乡政府的自觉行为。
二是村民的态度和行为。在鹿村，对村委会选举，村民本不抱有多大的热情（就象多数村一样），然而由于毛遂自荐者的出现，一潭静水顿被搅活，村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支持者，公开褒奖、鼓励徐国富；反对者，也直接或间接地予以劝阻。因而，选举时各方选民即皆热情参与，投上自己一票，希望选出自己所愿的人。这表明，只要是实质性的选举，村民并不会消极冷漠，而会极为积极认真。此其一。其二，在1997年，当“种子”事件发生后，村民竟为“我们选出的干部被不是我们选上来的干部打了”而气愤不过，并自发地到乡里集体上告，打抱不平。此外，村民对税费收取特别是村财务开支不明意见很大，要求能予公开。这些都表明：群众是多么期望真正的民主选举，希望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是多么支持自己选出的能与群众连心的村干部。
三是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村党支部一般拥有正式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权，如鹿村的第一批正式候选人要由村党组织提出。在换届选举后，直至1997年3月村支书易人止，村长与原村支书的关系还融洽，各项工作能顺利推行。而在新村支书上任后，情况发生变化，村长开展工作遇到极大难度，村务等决定权实际上由村支书所独揽。在这里，村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确实有着重大影响，这一影响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党支书一人身上，近乎“系于其一身”。这种情况并不独存在于此村。实际上，在各地人们都一致认为：村里工作好不好，就看一个人——党支书强不强，其他的村干部都不重要。因此，要推行村民自治，务必处理好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四是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这是人们一直较为担心的一个问题。江南县在部署村委会选举时，也提出了“要警惕和防止宗族宗派势力干扰”，但从其最后的工作总结看，县内仅有“个别村出现宗族势力的干扰”，搞拉选票等地下活动（均及时得到了处理）。这或许与该县宗族势力相对薄弱有一定关系。据了解，该县以一姓聚居的村庄并不多，加之在六七十年代，以插花形式先后安置了1万多名浙江移民，因而与一些地方农村相比，这里宗族活动并不多，修谱的少，建祠的少，成组织状态的宗族也少。象鹿村，有12个姓，其中一姓聚居的只有一个自然村，近些年仅有2个姓修了族谱，未保留有宗祠，也没有新修宗祠。在村委会选举中，两个移民组姓方的选民大都没有选“自家”姓方的原村长，而是支持异姓的徐国富。在姓方的会计打了村长后，同是姓方的移民组居民甚至状告会计，并要求将其撤换。可见，在这里，宗族似乎并未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现实因素。在个人的现实利益面前，同姓的自家人的所谓“名誉”、“利益”等等，已经退居其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组织活动不存在，但小亲族化的倾向及其干扰却存在。如原村长的侄子为保其叔的位子，对自荐人的劝阻，无疑有亲族因素在起作用；会计敢于殴打村长，也正是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而村长却无兄无弟。这种小亲族在农村是会长期存在的，因而它对村级治理也可能是长期的、值得注意的现实影响。
此外，鹿村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如企业；基督教徒虽有20余人，但也未对村级治理产生影响。对该村来说，影响村级治理的因素主要就是上述四者的交互作用。
综上所论，可以得出以下看法：群众素质并不是不适应村民自治，他们也不是没有这个要求；宗族势力并不一定会为了本族利益而干扰、影响村民自治；经过民选产生的村干部有较强的自律性，村民自治本身就是对村干部的有效约束与激励，因而带来了村干部的廉洁与勤勉（如徐国富）。这几个方面并不构成对村民自治的阻力。相反，推行村民自治的真正阻力或者说主要阻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程度，以及对村委会与村党组织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
五、讨论之二：对村级组织建设的启示
应当肯定，经过自1994年以来集中整顿工作，我省村级组织普遍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正如本调查村的情况表明，对此成效不宜估计过高，要实现村级组织建设的“五好”目标，还有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
1.怎样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关键在人，在建设一支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而其首要环节，就应抓好对村干部的选任，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以往选任村干部，多是由乡镇直接决定，较少的选举也多是“走形式”。对民主选举村干部，我们一些同志总有种种担心，如担心“群众素质不适应”、“有宗族势力干扰”、“会挫伤村干部的积极性，没有人愿当村干部”、“会选上一些不听话的人，影响工作大局”等等。鹿村和国内多数省市农村的民选实践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在该村，民选为村委会建设带来了新气象，不仅调动了村民的参与热情，不仅没有人不愿当干部，而且选下了极不称职的老村长，选上了廉洁与勤勉、富有自律性的新村长。新村长努力践行自己的诺言，在近一年的任期内，使村校、公路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兴修了水坝，搞起了竞价管电（使农户用电由每度1.2元降至0.79元）。再说宗族问题，实际上在个人的现实利益面前，宗族利益已经退居其次。如，两个移民组姓方的群众大都没有选“自家”姓方的老村长，而是支持异姓的新村长；在姓方的会计打了村长后，方姓移民组群众甚至状告会计，强烈要求将其撤掉。可见，“民选”既是选贤任能机制，有助于提高和优化村干部素质，又是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管理。
2.怎样改善农村干群关系？
干部是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干群关系。在鹿村，两个主要干部在群众中有着迥然不同的口碑和评价。群众称村长与他们“心连心”，而骂村支书为“酒书记”。当村长为了村民和集体利益而遭其他干部的殴打时，村民能自发地几次上医院看望，并到乡里集体上访。我们认为，这种不同的干群关系，就缘自选任机制的不同，由此造成“对谁负责”的不同，导致村干部在思想和工作作风诸方面的不同。可见，将民意充分纳入干部选任机制，进行“民选”，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有力之举。
但是，仅靠民选还不足以改善干群关系。在鹿村，群众反映强烈的还有摊派过重和财务管理问题。前者主要是税费负担过重，主要来自上级的压力。对这一问题，村里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而应靠上级政府的努力。后者即财务管理问题，主要指个别人理财、账目不公开的问题。在本村，这也不是由民选的村主任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权力实际操纵在村支书之手。因此，要解决这样两件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还必须在村委会民选之外做文章。
3.怎样推进村委会建设？
推进村委会建设，即应全面实施村民自治。在鹿村，民选产生村长后，村内教育、水利、用电、道路等公共管理发生了明显变化，但问题依然不少，村内工作矛盾重重。这表明，村民自治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仅有民主选举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仅有村委会班子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并将其作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有效载体。惟此，才能切实推进村委会建设，实现村民自治。当前，江西省的村民自治工作总体上较为落后，既落后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也落后于全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形势。推行村民自治，确实应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应将它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村级组织建设的一件大事和急事来抓。
4.怎样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
在鹿村，村支书与村长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还反映出组织体制中的矛盾，即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本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一直是村级建设中处理党支部与村委会等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将这一原则落到实处，确实面临着一些紧迫问题。随着村级民主建设的深入，村委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将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合乎村民意愿”将越来越成为村委会运行的首要原则，村委会将真正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面貌出现。这种变化，对村党支部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既然村委会的产生来自“民意”，那么，村党支部是否也应有相应的变化呢？这对村党支部成员基本上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方式，无疑是个挑战。另一方面，村委会随着权力运作以“民意”为基础，其作用将日益突出，那么，村党支部究竟管什么、怎么管？怎么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对这两种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也应做出新的规定。
笔者以为，对上述问题应进行积极探索，筹划对策。其一，在村级推行党内民主建设。应充分尊重和发挥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在党支部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这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村党支部的权威。其二，建设好村民代表会议，使之成为村务决策和监督的中心。村民代表会议成员，由村民直选产生，村党支部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发挥决策和监督作用。这不失为协调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矛盾的一种制度选择。
5.应怎样改进乡与村之间的关系？
本来，经民选产生的村委会干部，非经村民大会投票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撤换。但在鹿村换届后的第二年，乡里即自行更换了两名村委会干部（会计和妇女主任），并一度打算撤换村主任。据我们了解，在1996年江西省村委会统一换届选举后，这种随意撤换村委会干部的违法现象，在省内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赣南个别县曾有60%以上的乡镇这样做了。这种违法现象实际上表明，村级民主建设对乡镇工作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乡镇党委政府如何依法管理村委会干部，指导村级建设，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等问题，已经直接地摆在人们面前。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是应依法改进乡、村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规范化。乡镇干部应努力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政策法治水平，改进自身工作。
调查附记之一
在本文定稿前，笔者曾去信江南县民政局，专门询问“徐国富自荐时县乡是什么反应？有否争议？”“乡里欲更换村长时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后得到该局王建国同志的回信，答复如下：
“……徐国富毛遂自荐当村主任之举，从一开始，县乡村三级领导都是把这事作为一件新鲜事物来支持的。自80年代、特别是自《村委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像这样大范围的、全面的、由县里统一组织实施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工作在我县尚属首次，可以说，这项工作县委、县政府领导是高度重视的。在直接民主选举村主任的过程中，自荐当村主任的不多，又符合上级的精神，所以对此不存在分歧意见。再则自荐本身也不过是在酝酿产生正式候选人过程中的形式之一，关键还在于群众是不是信得过，投不投他的票。徐国富自荐后，在未投票选举前，为了慎重起见，我局里的局长和书记会同城南乡党委书记一起到鹿村对此人进行了考察，找他本人谈话。当时，对他提了许多问题，其中问到他为什么要自荐当村主任时，他回答说，他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为民办事。另外还问到他如果当选后，如何处理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他回答说要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通过非正式的面试后，当时局里乡里的领导是满意的，认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有头脑，热心为村民服务的有志青年。
“徐国富自荐并经村民投票选举当选后，由我局颁发了当选证。因他本人原来没有当村干部的实际经验，当年10月份参加了我局举办的村委会主任培训班。由于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很多很重，确实也很复杂，他任职后，村里工作成绩不是十分明显。乡里从工作实际出发，曾考虑更换人选。并由乡里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长征求过我们民政局的意见。当时我局局长明确答复说：‘徐国富是经过群众民主选举当选的，工作积极性很高，责任心很强，只是目前缺少一点实际经验，再说现在群众没有罢免他的要求，他本人也没有辞职的请求，在任期内还是不要随意调整为好，要不然群众和他本人都有意见，我们无法解释。另外从维护《村委会组织法》严肃性的角度出发，也不能这样做。如果贸然变动，以后村级换届选举工作还搞不搞，群众还信不信。我们不能失信于民，只能还权于民。’乡里领导尊重了我局的意见，这个提议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调查附记之二
在第一次入村调查后，我与“民选的村长”徐国富同志建立了较密切的书信联系。在1998年12月底以前，共收到他近10封信。1998年7月，他在电话和来信中先后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乡里即将在其村进行换届选举。果然，当年8月7日，乡里组织多名干部进该村进行了非法的换届选举。为了解实情，1998年11月27日，本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省民政厅的两位同志再次来到该乡、村。调查表明，乡里更换村主任的理由有三：一是徐国富向省里同志（即笔者）反映了乡村实情，引起当地领导不满；二是徐国富工作能力很差，不能胜任工作，且处不好班子内的关系；三是徐国富同几位村干部一起，多领了补贴。为此，乡里便以罢免村长和“换届选举试点”为名，在村里进行村委会选举。结果，乡里提名的惟一一位村委会候选人得票过半数，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在候选人之外的徐国富仅得票20余张。
我们对村民的单独访谈发现，一些曾经在1996年选举中投徐国富票的村民，此次并未投徐国富的票。为什么？他们的意见是：徐的能力确实较差。有的群众甚至认为，徐并未兑现诺言，也与别人一起大吃大喝等等。
在调查后，我们同乡党委、政府交换了意见，指出了他们做法的几点不妥：一是村委会换届选举，必须由省政府统一部署，县、乡、村无权自行换届选举。二是罢免村长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来决定，可该村未经过此程序。为此，要求他们予以纠正，即应当废止8月的选举结果，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徐国富重新进行罢免表决，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选举。但事后，乡里并未按我们的意见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