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稳定的形势已引起各方的关注。从我们多年来的跟踪性调研看，我省农村稳定形势也已渐趋复杂，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如今肩上的担子难挑，发展的路子难找，稳定的局面难保。”在这种形势下，广昌县保持了20年来从未发生群体性事件和纠纷械斗的局面，尤其是在近年周边县市接连发生不稳定事件的情况下，也抵住种种冲击，稳定了全县局势。这确实是来之不易，很了不起。广昌的实践表明：在县市区域内，县乡村各级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并不是难有作为，而是能有所作为，可以自营出一方安居乐业的天地。
在调查中我们同时也感到，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加快，农村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已被打破，农村稳定已越来越受着中观乃至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影响，县域基层能够自为的空间已越来越小。维护农村稳定，不仅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能动作用，更要在市、省乃至中央层面解决一些深层制约。对此，广昌同志也深有体会，他们反映：现在维护稳定的工作并不都是县里能够做到的，他们的裤腰带上也挂着“汽油桶”，非常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引发问题。汇集调查中各方反映的情况，以下一些难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解决。
一、应当如何看待群众的上访
我省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众直接到省、市上访的数量快速上升。为了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各级政府对上访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和管理，有的地方还要求交纳“风险保证金”，这对改进基层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调查也表明，这一管理方式已使下级政府和基层“闻访则乱、闻访则怕”，并诱发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坚决劝阻、压制群众到上级党政机关上访，有时因此激化矛盾甚至酿成群体事件。省内某县为强行阻拦农民群体上访，动用警察抓捕了几个上访群众中的活跃分子，激起群众群体冲击镇政府，并把前往做疏通化解工作的县委主要领导扣下做人质。二是一味地满足上访群众的要求，甚至无原则地迁就，致使部分群众将上访作为要挟政府的手段。其实，绝大多数群众上访确实是存在实际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他们的逐级和越级上访，说明他们虽然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不满乃至不信任，但对上级政府还是抱有期望的。如果群众有问题但不上访，而是沉默、无奈，那么最终爆发的就将是极端事件，这才是最可怕的。因此，应当说上访是群众的一种合法性参与方式，是排解不稳定因素的有效机制。
我们应把上访看作群众释解心中不满的渠道，把上访看作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就此而言，简单地把群众上访列入目标管理似有不妥，对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应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当然，对于因违纪违法引发群众上访特别是群体事件的有关责任人，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于上访群众的不合理行为和要求，要批评和教育。对于群体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关人员，应坚决依法惩处。
二、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增强县乡
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当前，县、乡财政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特别是乡镇财政已出现日渐枯竭的趋势。这主要是“分税制”改革后县、乡财权和事权的不均等所致。一方面，财权逐步缩小而事权却不断扩张。近年来，随着一些县直部门收归条条管理，县级财政的财源大大减少，相反县里的支出却逐年增大。以工商部门被上划为例，广昌县财政1999年减少净收入70万元，同时却要贴补工商部门人头费53万元。另一方面，随着县、乡机构与人员的膨胀，加之政策性调资增资一般由县、乡财政负担，致使县、乡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以金溪、广昌两县为例，从1985年至2000年，财政供养人数金溪县由4088人增至9272人，广昌县由3061人增至8276人；人均享受标准金溪由864.5元增长到4460元，广昌由1220.5元增长到6645.7元；人头经费总额金溪由353.4万元增加到4136万元，广昌由373.6万元增加到5500万元。人头经费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金溪由65.7%增长到85.8%，广昌由64.9%增长至122.8%。特别是乡村学校教师的工资占去乡镇财政支出的大头，令乡镇不堪重负。在我们调查的广昌县6个乡镇中，教师工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少的为65%，最多的达85%。县、乡干部形象地描述县乡财政已由“吃饭财政”变为“讨饭财政”。如今乡镇财政的分配是“交足上面的，留足老师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乡镇干部本已很少的工资往往难以及时兑现，已极大地影响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种状况如果再得不到改变，势必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定，影响到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
从调查情况看，解决财政上的问题，县乡自为的潜力虽然还可挖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在农业地区尤其如此。为此，需要从宏观层面坚决堵住增设机构和人员的源头，抓好行政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尤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做到财权和事权相一致，增强地方特别是县乡经济活力，稳定基层政权。对于应由中央和上级财政承担的事权，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逐步纳入中央财政的支付范围。仅此一项，则可解基层于倒悬。
三、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需要配套解决的问题很多，调查中县、乡干部对两个问题的反映尤为强烈。一是税费改革后财政缺口如何补？据省有关部门按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测算，与1997年相比，我省农村税费总量将至少减收8.3亿元（不包括“两工”），减少25.4%。对一些农业县市而言，减收幅度还更大，如金溪县将比1999年减少1211.7万元，广昌县将减少937.5万元，减幅分别为35.6%和56.7%。如果县乡财政缺口没法弥补，费改税政策就难以落到实处，势必重新加重农民负担，激化新的更大的矛盾。二是乡镇职能怎么转？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税费征缴（主要是各种费的收缴）理应不再成为乡镇政府的职能。如果乡镇政府直接征税收费的职能不转变，就将继续面临与农民直接冲突的挑战。然而，当前人们对这一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费改税后农业税收的征缴职能应重新定位，或并入地税部门，或单独成立农税机构，以切实转变乡村基层组织职能，使其从“要钱、要粮”的重压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做好宏观调控和服务指导工作。总之，税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对其中的问题应立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解决。
四、舆论宣传的导向问题
这些年在农村宣传中，对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导向都存在一些定位失准的情况。就农民来说，他们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较为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民主法制教育，至今多数农民并不清楚自身的权利，更不懂得依靠政策和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遇到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作风恶劣等侵权事件，他们要么是沉默，要么是激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还有一些农民虽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但义务观念却很淡薄，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各地都有一些并不贫穷的农户多年不交提留统筹款，有的甚至连农业税都不交，多的历欠累计高达3000多元。因此，如何教育农民已经成为当前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有必要结合普法教育，在省内农村开展广泛深入的政策法规教育，在教育干部的同时，重点教育和引导农民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积极承担法定的责任和义务。
就乡村干部来说，这些年遭到的不公正批评确实也太多了。乡村干部反映，自199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黑脸》后，时常有村民问他们有何感受，并笑话他们。乡镇干部普遍感到，他们的形象被一些舆论工具丑化了，“二痞子”成了乡村干部的代名词。实际上，乡村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他们长期奋战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生活清苦但兢兢业业，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乡村干部，应表扬与批评并举，在揭露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腐败变质的同时，应更多地对优秀干部作正面宣传。只有同时保护、发挥好基层干部和农民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农村稳定才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