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产生误解是常有的事。如何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呢？古往今来的史实表明，凡事业上建功立业、取得成就的，绝非是那些胸襟狭窄、小肚鸡肠、谨小慎微之人，而是那些襟怀坦荡、宽宏大量、豁达大度者。他们懂得，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坚持原则但不死板，正应和了“方圆学”的主张：大处要“方”——坚持原则；小处要“圆”——灵活机动。
在我国的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始终奉行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基本方针。在坚持我国严正立场的前提下，对于一些双方目前尚有争议或不同看法的问题，尽量采用一些温柔的外交辞令加以巧妙、含蓄的回避，以使得双方都有保留自己意见的余地。同时，又不影响双方之间正常的友好关系。
1969年初，周恩来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美国政府当时大量反共老调的细微变化中，看出了美国要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周恩来认为，打开中美大门，发展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和平统一。基于这一点，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与美国接触的具体方针，强调在坚持原则的立场上，策略应有所灵活，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我国立场，同时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从而改善关系，缓和局势。
1971年7月15日，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的发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在中美高级会晤之前，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先来中国访问。为了巧妙地制造中美友好的气氛，以便更有效地改变美方的立场态度，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人民日报》在基辛格博士到达北京时，登了两幅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照片。这是明示中美两国的友好开端。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会从这两幅照片中认识到，中美两国从此将由冷对向友好转变了，一个新型的友好关系即将开始了。
在此次基辛格为期7天的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1O次会谈，共23个小时40分钟。双方除了讨论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之外，还着重就中国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进展也较顺利。
会谈中，最富戏剧性的要算讨论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了。10月24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光，显出不高兴的神色。他本来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在这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的僵局里，周总理微笑着邀请大家吃烤鸭。这样适时地转移话题，缓和了谈话的气氛，不愧是一个解脱困境、双方都欢迎的好主意。
一顿烤鸭吃了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丝毫进展，大家的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十分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柄，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休息一会好吗？”周恩来再一次缓解谈判的紧张气氛。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高手，他如果有诚意，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不其然，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高妙的地方。”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基辛格豁然开朗之后的妥协使周恩来很高兴，至于草案的文字用法，也是好商量的。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25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备受感动。在他的回忆录里，基辛格这样写道，“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不久，尼克松总统应我国政府的邀请于1972年2月来华访问。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周恩来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和中美两国关系。在这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由于双方立场各异，曾有过很多次激烈的交锋。但周恩来在会谈中始终保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既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给人一种亲近和信任之感。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会谈中，既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这体现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达成的《上海公报》中。
这是一个独特的、别具风格的公报，公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首先列出了中美两国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包括对国际问题的各项原则主张。
美方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下，中方为了照顾美方国内的政治困难，做出了一些让步，在首先确定美国必须从台湾全部撤军的前提下，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这样，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的我国一贯的原则方针，又照顾到了中美两国长期形成的隔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客观历史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