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语风格的多样性要求
在探讨艺术作品的时候，很早就出现了风格多样性的问题。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中，就提出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风格；司空图的《诗品》，就列了诗歌风格二十四品。实用口才当然与艺术作品不同，然而同样存在一个言语风格的多样性问题。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个个都要交际；只要不是哑巴，个个都要借言语的媒介向他人传递信息。仅仅是有的传递得多，有的传递得少；有的善于传递，有的不善于传递而已。在这些传递中，绝不可能个个都使用同一的方式和同一的手段；他总要表现出自己的风格。这就出现了言语交际中风格的千姿百态、形形色色。如此，接受者才能区分出“这一个”和“那一个”，才能感受到发送者每一次发送的独特魅力。倘若没了风格的多样性，那么交际言语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这于交际是十分不利的。
言语风格的多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每个发送者都具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言语风格
这是从发送者人数众多的角度来说的。在众多的发送者中，某个人的某种言语风格一旦形成，就不会飘忽不定，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说某个人具有某种言语风格，不是从他的只言片语或一两次发送中获得，而是从他一系列发送中感受到的。这“一系列”，就是他风格稳定性的表现。由此产生了风格的多样性问题。
《林肯传》中记录了林肯一生的言语发送。他从17岁开始奠定幽默、风趣、滑稽的言语风格，一直到他56岁被刺身亡，这种风格都没有改变过。尽管其间他当过小店铺的伙计、商店的小老板、律师、州议会小党领袖、共和党议员、总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在其无法计数的言语发送中，风格始终依旧。就在他遇刺的前两个小时，他还以幽默的口吻对身边的克鲁克说：“克鲁克，我相信有人想要杀害我，你知道吗？”据克鲁克回忆，当时，“他风趣横溢，谈笑风生”。
（二）一个发送者的言语风格不是呆板凝固的
我们在强调言语风格的稳定性时，使用了“相对”的概念。就是说，稳定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发送者在具有某种较为稳定的言语风格的同时，不排除他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具有其他风格的色彩。这正如戏剧舞台上有主角，也有配角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也产生了风格的多样性问题。
恩格斯有很高的言语天赋与才能，他的典雅、严密、犀利，世人皆知。可在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人的《恩格斯传》中，却记载了他许多“快活爽朗和十分幽默”的言语。他们回忆说：“恩格斯是一个愉快的哲学家，他喜欢有声有色地谈自己战斗生活中有趣的插曲，讲轶事和笑话。”“在几十年后还记得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他们认为，“听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并且，他们还谈到，“当恩格斯激动和说话很快时偶尔有点口吃”。为使自己的言语具备多种风格色彩，“恩格斯特别喜爱研究比较语言学的问题”，“他乐于利用一切机会同别人谈话”，“以便他能够‘按原样’学习重音和语调”。
风格的多样性，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所赋予的要求。它并非人的主观意志，也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这就需要交际者在交际活动中予以充分的注意，并能有效地把握。
二、言语风格的类型划分
要把多种多样的风格纳入某些有限的类型，这是很困难的，也未见科学。但如依据一定标准，概括地指出一些言语的发送具有某种风格倾向，这也未尝不可。由此，我们只能对言语风格的类型大体作出如下划分：
（一）明快平实
明快平实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不隐瞒闪烁，不矫饰做作，不华艳渲染，朴实自然，直截了当。
这种风格的言语，是发送者真实思想的反映，其传递的信息明确清晰，通俗易懂，有最广泛的接受者。无论哪个阶层、哪种地位、哪种教养，都能很好地听解。故俗谚有“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之说。在交际活动中，这种风格最适宜于没文化或文化低的接受者。
明代赵南星在《笑赞》中说：有个秀才，平日说话总爱矫饰做作，用上些文绉绉的字眼。有一次，他到集市上去买柴，看见一个挑柴的，就喊道：“荷薪者来也！”卖柴的见他招手，便把柴挑到他面前。秀才问：“其价几何？”卖柴的听明白了一个“价”字，就说了价钱。秀才摇着头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莫名其妙，白了他两眼，挑起柴担转身走了。结果，秀才买了一天柴，还是空手而归。
秀才的发送，就非质朴平实。对卖柴者来说，就难以听解，交际当然不能成功。如果他这样说，就是质朴平实的了，交际才有成功的可能：“挑柴的，过来！”“这担柴要多少价钱？”“你这担柴，外头看来挺实在，可是里头却是空的，并且柴又湿，烧起来没什么火焰，光冒烟，请你减减价钱。”
彭德怀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贯明快平实的言语风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试举其《彭德怀自述》中的例子：
1959年庐山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针对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结果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阴谋篡党”。一位同志劝他认错，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那位同志又劝他写份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那位同志又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他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
明快平实的言语风格，绝不可视为浅薄单调、不懂技巧。其实，没有丰富的阅历和修养，是很难如此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善说话者，语言更明快朴实。苏东坡就说过：“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老舍在他的《学生腔》中也谈到：“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的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是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他虽说的是写文章，说话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简洁干脆
简洁干脆就是用最少的言语传递最明晰的信息。说话不啰唆，干干脆脆，可以一句话说清楚的，就不必说第二句。宋朝苏洵在《策略第一》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风格的言语，既节省了发送者的时间，又给接受者以听解的便利，可以很快获得反应，收到效果。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父亲贾政打得遍体鳞伤之后，有三个与他有关的女人去探视他。先是袭人说：“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这个分儿。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接着宝钗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最后黛玉说：“你可都改了罢！”
三人中，黛玉的话就显出简洁干脆的风格，彼时彼情，仅此足矣。而袭人和宝钗就显得啰唆些。故而，在袭人和宝钗说了之后，宝玉都懒得搭腔。可当黛玉刚一说罢，宝玉马上有了反应，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可见简洁干脆的言语更富交际效果。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讲过一件他的趣事：
一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向人募捐。当他说了5分钟后，我决定捐50元；当他接着又讲了10分钟后，我决定将捐款数减至25元；当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后，我决定只捐5元；最后，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方停止，拿起钵子向人求助。当从我面前走过时，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两元。
可见，不简洁干脆的发送，会让接受者感到多么厌烦与痛恨！
有一位教师，学问是高的，讲课也很生动、风趣，可就是说话不简洁干脆。他每讲一个问题都生怕学生不懂而翻来覆去。比如，有个学生请他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啰唆”，他说：“啰唆嘛，这个问题是很好理解的，很容易清楚的，一说就明白的。啰唆，就是啰里啰唆，就是说话太多，没完没了，拖泥带水，颠来倒去，唠唠叨叨，绕山绕水，绵绵不断，一点都不简洁，一点都不干脆，一点都不利索，一点都不痛快。”这真是不说倒还明白，越说反倒越不清楚了。
在我国领导人中，陈云的言语就具有非常简洁干脆的风格。《陈云文集》（1926—1949）中，收入了他的讲演、报告、讲话、发言16篇，没有哪一篇不显出简洁干脆的风格。比如，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于1939年9月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作《论干部政策》的讲演，就很有这个特点。一开头，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接着讲道：“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以下便紧紧围绕这十二个字，简明扼要，干净利落地讲得清清楚楚。最后他说：“我的讲演完了。”毫不拖泥带水。
与明快平实一样，简洁干脆并非发送者积累不足，而是发送者极善言语的表现，是其丰厚的生活、知识积累的精选。如果一个发送者胸中没有充足的事实、现象、语词的蕴蓄，他主观上再想简洁、再想干脆，也不可能。
（三）锦心绣口
锦心绣口就是辞藻丰润、语句多姿、浓墨重彩、绘声绘色。
这种言语风格，融信息传递于柔美愉快之中，增强了表达的效果，使接受者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得到美的享受，从而勃发认同、倾心的情趣，使言语交际更能达到目的。所以《左传》中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郭沫若在这方面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说过：“语言除掉意义之外，应该要追求它的色彩、声调、感触。同样的语言或字面有明暗、硬软、响亮与沉抑的区别。要在适当的地方用有适当感触的字。”1978年3月30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抱病所作的闭幕词，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全篇总共才1000多字，但美词丽句却比比皆是。例如，“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百般摧残，横加迫害”，“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索无穷的真理”。其结尾是：“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这些铿锵有力、节奏强烈的言语，使人听了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锦心绣口的前提是表意必须恰当。在意思恰当之后，可尽量增加文采，即如宋朝程颐在《程氏粹言》中所说：“言不贵文，贵于当而已；当则文。”
（四）曲径通幽
曲径通幽就是不直接吐露本意，而采取其他方式曲折婉转地加以表达，从而实现交际的目的。
这种言语风格，对发送者来说，可以将一些当面难以启齿而又不能不说的话说出来；对接受者来说，可以免除尴尬、受窘的状态。因此，交际中如遇需批评、拒绝、说服、劝谏、嘲讽等场合，多有此表现形式。墨子在《修身》中说：“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其意就在这里。
杨家将逸事中有一则佘太君拒婚的故事：佘太君女儿杨八姐一次春游时被天子看中，天子降旨要杨八姐入宫为妃。佘太君不敢抗旨，便针对传旨太监所说的“要任何聘礼均可满足”，对太监说：“我要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炭烟六两气，七两火苗八两光，火烧龙须要九两，冰溜子烧炭要一斤。”这些聘礼，都是不存在的或不可能弄到的，自然也就拒绝了天子的求婚。
宋时，王祈写了一首《竹诗》，他最得意的是“叶攒千口剑，茎耸万条枪”两句。他把这两句抄给苏东坡看，希望得到苏的称赞。苏看了后说：“我想请教一下：你这竹是何品种？干吗十条竹竿才长一片叶子呀？”苏东坡没有直接批评诗句的不真实，而换了请教的口吻，让王祈自己感到了自己的失误。
蓬皮杜担任法国总统时，一次，一位朋友向他抱怨说：近来常常跟妻子吵架。蓬皮杜了解了这位朋友夫妻吵架的原因是这位朋友事无巨细都要由自己做主后，轻松地说：“噢，我可从来没有和我的妻子吵过架。因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由她决定，比如出门旅行，买什么样的东西，吃什么菜，还有购家具、买书、看电影之类，都由我妻子决定，我只决定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朋友问他：“是哪些细小琐碎的事呢？”蓬皮杜一本正经地说：“噢，不过是肉和蔬菜的价格，工人的工资，武器的出口，法郎贬值什么的。”朋友这才恍然大悟。这里，蓬皮杜没有正面劝谏朋友放弃对一些家务小事的专断独行，应让位于妻子，只需在重大事情上留意就行了。他采取的是曲径通幽的办法，以自己的行为处事来提醒朋友。
曲径通幽的风格不能理解为圆滑取巧，因为发送者有非常清晰的发送意识，交际目的是完全明确的。只不过是出于对方接受的需要才为之。有时，则是为了礼貌或缓和矛盾而用此表达。
（五）典雅持重
典雅持重就是文明礼貌，规范端庄，不粗不俗，沉稳厚重。
这种言语风格可以体现发送者的地位修养、性格、气质。对接受者来说，又有一种平等、尊重的感觉，因此交际效果是较好的。在正式、庄重的场合，常有表现。
我国自古就有“雅言”之说，提倡言语的典雅持重。《礼记·祭义》提出：“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告诫人们不要说粗鄙、轻浮的话。荀子在《非粗》中则认为：“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讷也。”也是提醒人们说话要文明、稳慎。如说了不文明、不稳慎的话，还不如不说的好。当今，国家之间、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在各种交往中，是离不开典雅持重的风格的。即使是两国、两组织、两个人已成为互相对立的因素，这种风格也是需要的。《战国策·燕策》中说的“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即为此理。
《左传·秦晋殽之战》中，郑穆公在获知住在本国客馆的秦人杞子、逢孙、扬孙三人是为偷袭郑国的秦军做内应后，派人对他们说道：“先生们在我国停留得很久了，因此使得我国的干肉、食粮、牲畜都光了。现在你们可以猎取我国的麋鹿而去，给我国一个休息的机会好吗？”以此赶跑了秦人。后来，晋夫人私自放了被晋军活捉的秦将孟明视等人，晋君派人追至黄河边。追者引诱已在舟中的秦将上岸，孟明视作揖道：“感谢晋君不杀我们，放我们回国去受惩罚，这个大恩死也不会忘记！倘若我国尊重晋君的好意把我们赦免了，三年后定来拜谢晋君的恩赏！”明明是对打败并活捉自己的晋君恨之入骨，并发誓要来报仇，可却说得那么好听，其典雅持重可见。
1999年伊始，美国一些人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谎言，在朝野中掀起了一股反华的逆流。对此，中国方面义愤填膺。在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向朱镕基总理提起此事。朱镕基颇有风度地予以答道：
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这个回答，可谓典雅持重，既义正词严地驳斥谣言，阐明了观点，又不失美国人的面子。
（六）亲切细腻
亲切细腻就是温和亲热，关心体贴，语重心长，细致入微。
这种言语风格可以体现发送者的品性、风姿。对接受者来说，想听、听得进，容易从心底产生顺意反馈。此即《荀子·非相》中所说的“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
周恩来的言语就很有这种风格。仅据《冀朝铸外交生涯中的周恩来》一文记载，便可举出数例：
1959年9月26日，周恩来宴请来访的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夫妇。首次担任周恩来英语翻译的冀朝铸拿着已事先写好的周恩来的讲话稿，可他不知道周恩来有个独特的习惯：他在照讲稿致词时，如发现有未尽如人意之处，就会临时自行增补删节。当周恩来即席补充了一段十分重要的内容时，冀朝铸依然照本宣科。谙熟英语的周恩来察觉后，果断地挥手制止了翻译，却语调温和地对冀朝铸说：“小冀，你太紧张了。你去休息一下，换一位！”冀朝铸羞愧地退下，认为这下全“砸”了。谁知第三天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欢迎阿查里雅的大会，周恩来又让他担任翻译。结果，他又没有将彭真的话翻译完全。周恩来轻声地批评他，可语调不无亲切：“小冀，你没有翻出原话啊！”
冀朝铸结婚7年都未生孩子，周恩来除请吴阶平博士为其全面检查外，又温馨地安慰他道：“小冀啊！你没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咱们一起干革命！”
1964年，冀朝铸随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在卡拉奇中国大使馆，他收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告诉他已有了身孕。风尘仆仆、席不暇暖的周恩来闻讯特地赶来向他祝贺。“这样吧，因为正好在我们出访的时候你爱人有喜了，我们或许可以用巴基斯坦来命名。我们新中国需要很好的劳动者。我看到非洲女人非常勤劳，男人却懒得很，老闲在家里喝茶聊天。如果生个女孩，就用非洲来命名；如果生个男孩，就用巴基斯坦来命名。在巴基斯坦，多半是男人干活，女人待在家里。”
1973年，冀朝铸40岁了。一天，周恩来送走外宾后，语重心长地对冀朝铸说：“小冀，不能一辈子当翻译啊！40岁的年纪是转行的时候了！”不久，冀朝铸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4位对内参赞之一。周恩来在为赴美人员送行时，满含深情地说：“你们也有白头发了……”
周恩来的这种亲切细腻的言语风格是稳定的、一贯的，绝非仅仅体现在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发送中。比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中的1943年8月2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6年10月19日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1949年4月2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8月24日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31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1954年2月10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66年9月1日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1972年2月21日在欢迎尼克松宴会上的致词、1973年2月26日在国家计委汇报会上的谈话等等。
（七）严肃深刻
严肃深刻就是谨慎、认真、不马虎和精辟、透彻、不肤浅。
这种言语风格很能反映发送者的思想力度。其不发送则已，一旦发送，往往具有感染、震撼、发人深省的力量，即如扬雄在《法言·君子》中所说：“君子不言，言必有中。”我国成语所谓“一言九鼎”，指的也是这种风格。
马克思的论敌巴枯宁在长期同马克思进行激烈的论辩之后，颇为感触地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其深刻的经济思想家。”这确是公允而中肯的。作为一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言语中，突出地表现了他严肃深刻的风格色彩。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以及今后，都给人以深切的感染与震撼，启迪着人们的思绪。如1848年1月9日他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的演说，随便摘出一段：
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
如果说这段话是在他成熟以后，并且又是正式场合的发送，理应严肃深刻的话，那么，他在未成年以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传》的作者弗·梅林在记叙了马克思中学时代的一些言语后写道：“可见，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这说明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了严肃深刻的言语风格。
马克思在病中写作《资本论》时，担心完不成这部著作，因此时常说：“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资本论》甚至将不够偿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钱。”马克思很爱看书，常随意折叠书角、画线，用笔在页边空白上作满记号，拉法格提醒他要爱护书籍，他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每当马克思学习外语时，他总是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拉法格说：“我常听到他引用他青年时代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一句话：‘即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马克思出国时，他说：“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写完后，人们问他书中为啥引用许多最不知名的作家的话，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马克思与女儿们在一起谈话时，他说：“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
（八）幽默风趣
幽默风趣就是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
这种风格体现出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可使接受者在愉悦、放松的状态中，通过笑的媒介产生思想的共鸣，感受到发送者传递的信息，领悟其旨趣和哲理。这真可谓“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幽默风趣的适用范围很广，一切言语交际活动都可体现。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一语双关、先抑后扬、节外生枝、巧设喻体、反唇相讥、夸张渲染、引譬类比、借题发挥、对象转移、模棱两可、假痴不癫、避重就轻、正话反说、旁敲侧击等等。我们说一个人具有某种言语风格，是从他一系列言语发送中得出的。但这并不排除当某个人在言语发送中，借上述表现形式而使言语蕴涵可笑、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成分时，具有幽默风趣风格的色彩。例如：
一次，郭沫若与茅盾相遇时谈起鲁迅。郭沫若说：“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呢，俯首甘为牛尾巴吧。”茅盾说：“那我就俯首甘为牛尾毛啰。做牛尾巴上的毛，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苍蝇、蚊子扫掉！”——这是以引譬类比形式表现的幽默风趣。
幽默风趣的风格，是发送者智慧、教养的闪现。一个知识贫乏、智能低下的人，是幽默风趣不起来的。
？§§第八章 实用口才运用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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