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杨广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杨广于开皇元年(581)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这时杨广才十三岁。次年，隋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又任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担此重大责任，主要是隋文帝杨坚接受了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使诸子各掌一方，以巩固杨家的统治。文帝也深知自己的皇子年少担任不了如此重任，对杨广的行为和成长更不放心，便精选朝中正直有才望的大臣王韶、李彻、李雄等来辅佐他。
王韶等人也没有辜负文帝的委托，对杨广直言匡正，不遗余力。有一次，王韶出巡长城，杨广在并州凿湖造山。王韶回来后，立即“自锁而谏”，使杨广停止了这个工役。
杨广本人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门第家世固然为他提供了奢侈豪华的优越条件，但周隋时代复杂的政治风云，杨家先代的文治武功，将门之子所受到的各种熏陶，塑造了他十分复杂刁钻的秉性：既有专擅威福、纵情声色的欲望，又有饰情矫节、希望人称道其贤明的虚荣心；既有一个花花公子的低级趣味，又有军事统帅的风度和文武才干。这两种秉性一直互相并存着，而在他称帝独尊之前，前者还处在自我抑制的阶段。
杨广十分好学，擅长写文章，性格深沉，为人稳重，朝野属望。隋文帝曾暗中令善相面之人来和遍相五个儿子，来和经过仔细观察，对隋文帝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不久，隋文帝又亲自到杨广府第视察，杨广深知父皇讨厌声色。他故意弄断乐器的弦，乐器上的灰尘也不加擦拭，隋文帝看了，以为这位爱子远离声色，自然喜上心头。又有一次行猎遇雨，左右随从送上油衣，他说：“士卒都被雨淋湿了，我怎么能自个儿穿此油衣呢？”命左：右拿走。这些事例是出之本心也罢，沽名钓誉也罢，起码说明杨广还明白，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应该远离声色，体恤群下。
开皇八年(588)，隋朝大举攻陈。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设立了淮南行省(即行台，设在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的机构)，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陈后主派遣兼散骑常侍官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访隋，被隋扣留，王琬等人一再要求回国，也不放行。十月，隋文帝命令隋军大举出征，行前在太庙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挂帅出征。命杨广从六合(今江苏六合)出兵，杨俊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出兵，杨素从永安(今四川奉节)出兵；又命荆州刺史刘仁恩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出兵，蕲州刺史王世积从蕲春(今湖北蕲春)出兵，庐州总管韩擒虎从庐江(今安徽庐江)出兵，吴川总管贺若弼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兵，青州总管燕荣从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出兵。共有总管九十人，军兵五十一万八千人，一律受晋王杨广指挥，在东连大海、西到巴蜀的广大地域内，战旗飘舞，战船扬帆，隋军浩浩荡荡横贯数千里。又任命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任命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的大事都由他两人裁决，处置调度，都没有阻滞和贻误。
第二年春，隋军灭掉了陈朝。杨广作为最高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是坐享其成的。实际指挥部署的是高颎，亲率三军攻破陈都建康的是贺若弼、韩擒虎，沿江东下、扫除残余势力的是杨素。但杨广毕竟是最高统帅，指挥之功不可没。进建康后，杨广将围绕在陈后主身边的佞臣全部杀掉：中书舍人施文庆接受委任而不忠诚，反而巧言谄媚，蒙蔽了君主的耳目；中书舍人沈客卿兼管金帛局，重税聚敛，搜刮民财来取悦君主；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百姓的祸害，在石阙下将他们五人一同斩首，来向三吴的民众谢罪。杨广派高颎和元帅府记室官裴矩搜集图书古籍，封闭府库，江南的资财丝毫不取，天下人都称赞杨广，认为他贤明。
杨广因为贺若弼提前统兵与陈军决战，违反了军令，逮捕了他交给主管官员。隋文帝传令召见贺若弼，诏令杨广说：“平定江南是贺若弼与韩擒虎的力量。”赏赐给布帛上万段，不久又特意赐给贺若弼和韩擒虎诏书，称赞他们的功劳。
趁着陈朝灭亡的时机，王僧辩之子、开府仪同三司王颁连夜发掘陈高祖陈霸先的陵墓，焚烧了他的尸骨，骨灰投进水中喝下去。不多时，他自己绑缚起来到晋王杨广那里请罪，杨广上报给朝廷，隋文帝下令赦免了他。诏令陈高祖、世祖、高宗的陵墓一共分给五户人家负责守护。
在灭陈的战争中也暴露了杨广的声色之欲。陈后主有个宠姬张贵妃，张贵妃名丽华，原本是兵家的女儿，成了龚贵嫔的侍女。陈后主一发现她就非常喜爱，于是封为贵妃，受到宠幸，生了太子陈深。张贵妃的秀发长七尺，乌黑发亮可以照人，她的性情灵敏聪慧，又富有神采，举止娴雅，每当顾盼凝视，一双秀目光彩四溢，辉映左右。她善于体察陈后主的神情，猜测他的心思，引进推荐诸宫女，因此后宫里的人都对她感恩戴德，争着称颂她的美好和善良。她又有假借鬼神祈祷的法术，常常在宫中设置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聚集一群女巫击鼓跳舞。陈后主懒怠处理朝政，百官启奏政事，都得依靠宦官蔡脱儿、李善度进呈请示。陈后主常常半躺在御榻上，倚凭着软囊，把张贵妃放在膝盖上，一同裁决宦官们奏上来的政事。凡是蔡、李二人记不住的内容，张贵妃就加以梳理，使之有条不紊，没有遗漏和欠缺。又常常访求宫廷以外的信息，凡是民间有一句新鲜话或一件新鲜事，一定是张贵妃先知道，最先禀告给陈后主。因此更加受到陈后主的宠幸和殊遇，她的声望权势压倒了后宫。杨广早就听说了张丽华的美貌，一心要在灭陈后得到她。
在灭陈时，高颎先进入了建康城，他的儿子高德弘做晋王杨广的记室官，杨广派高德弘急速赶到高颎那里，传令留下张丽华。高颎说：“从前姜太公蒙面斩了商纣王的宠姬妲已，现在岂可留下张丽华！”于是斩了张丽华。高德弘回来报告，杨广立即变了脸色，但仍然假装感谢高颎的恩德说：“古人说‘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报答高公！”从此怨恨高颎。
隋灭陈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的南北对峙局面。灭陈后，杨广晋位太尉，再任并州总管。开皇十年(590)，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文帝又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
炀帝杨广
隋炀帝，姓杨，名广，又名英，小名叫阿麽，是隋文帝的次子。杨广的容貌仪表很英俊，眉毛上端一对骨头高高突起，一派富贵面相。从小就机敏聪慧，在所有王子中他特别得到隋文帝及皇后的宠爱，在北周时，凭借其父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开皇元年，杨广才十三岁，就被立为晋王，授予柱国、并州总管职务。不久，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职位，随后又晋升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为北周的功臣，被封为隋国公。隋文帝的小名叫做那罗延。他继承了父亲隋国公的爵位。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公元574年周太子宇文纳杨坚的女儿为妃，杨坚成了外戚重臣，地位更为显赫，来和为杨坚看相后，朝中有些皇亲大臣对杨坚产生了疑心。所谓骨相云云，看似迷信，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相貌、面部表情，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来和相杨坚，认为可疑，实为杨坚的帝王之心时有表露。秦王宇文宪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一天，他对周武帝说，留着杨坚会成后患，不如早日除掉为好。杨坚听到风声后，心里很害怕，言行十分谨慎小心。周武帝病死后，太子宇文继位，为周宣帝。周宣帝是个荒淫而又狂暴的人。他诬杀威望很高的皇叔秦王宇文宪，不久，不仅大摆鱼龙百戏，还令臣子四处广搜美女，大造宫殿，百姓被迫服徭役的经常有四万人。他喜怒无常无缘无故地鞭打臣子和宫嫔妃子，还规定每次得打一百二十板，弄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有几个刚正的臣子直言进谏，不是被杀便是责罚。周宣帝还派人制订《刑经圣制》，用刑十分严酷，杨坚向周宣帝进谏，请他宽刑，但周宣帝不加理睬。若前面人们疑杨坚本有篡位之心，那么，这里的进谏不过是一种策略试探。杨坚悄悄地对大将军宇文庆说：周宣帝实在没有德性，法令苛严，恣情声色，恐怕帝位不会长久，那些诸侯亲王也非常微弱，又都住在各自的封地里，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根本打算，看来朝廷的寿命不长。杨坚敢于说出如此大胆的话，恰好说明其心存异端。于是，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汉族的臣僚和鲜卑族的官员，他的威望一天比一天高。周宣帝也渐渐地觉察出杨坚的位高望重，深孚众望，对北周宇文氏王朝有所威胁，便对他有所顾忌，并且由顾忌而生怨恨。一次，周宣帝对杨皇后发怒时说：“必族灭尔家！”于是传令召杨坚进宫，吩咐左右侍卫说，只要杨坚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就立刻把他杀掉。杨坚也料到其中的蹊跷，他来到以后，镇定自若，脸色一丝不变，周宣帝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只好放他走。
杨坚的日子极不好过，心中老是忐忑不安，生怕被周宣帝找到什么借口，灭他全家，便想离开京城避祸。一天，他在宫中碰到了周宣帝宠信的大臣郑译。便和他商量。郑译少年时曾和杨坚同学，且“倾心相结”，宇文当太子时，他便是太子的亲信，是个十分善于窥测风向的人。他知杨坚“相表有奇”，又颇得人心，和杨坚的关系也密切起来。杨坚对他说，我早就想离开京城到外地去镇守一方，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希望你能够为我费心帮助一下。郑译说你德高望重，人心所向，并表示对杨坚托付的事儿定会遵嘱照办。不久，周宣帝命令郑译带兵去攻打南陈，郑译乘机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周宣帝问：“卿意如何？”郑译回答说，如果要平定南陈，不用朝廷懿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隋公杨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周宣帝完全赞同郑译的请求。于是，任命杨坚当扬州总管，并命郑译征调各路兵马，与杨坚到寿阳会师。
《隋书·炀帝纪》
正要出发之时，杨坚忽然得了脚病，走不动，结果不能成行。这可能本身是一出戏。杨坚看出周宣帝不久将离开人世，于是自己也就提出不走了。没几天，周宣帝得了重病，此时，接帝位的太子宇文阐还只有八岁，什么事都不懂，几个皇室宗族的亲王又都在各自的封地里，眼下只有皇后的父亲杨坚威望最高，虽说是个外戚，但势力不小，只有他掌权最为合适，所以，就把杨坚引进宫廷，要他当辅政大臣。杨坚一再辞让，小御正刘说：“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自为也。”杨坚正好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这样，杨坚就掌握了天下兵马大权。杨坚是外戚，掌握如此大权，朝廷大臣难免有不同意见。刘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也签上名字。颜之仪厉声说，“周宣帝已经升天离世，太子还年幼，辅佐大臣应该由宗室中有才能的精英来担任，而今赵王(宇文招)年纪最长，他不仅是宗室至亲，又有德行和才干，完全可以承担这项重托。你们诸位备受朝廷恩惠，应当尽忠报国，何以突然之间，把天下的权柄授与他姓之人呢！我颜之仪宁愿一死，也不愿做出违背先帝的遗愿的事。”刘等人知道无法使颜之仪屈从，于是就自己写上了颜子仪的名字，然后颁行下去。如此一来，京师和皇宫的禁卫军各部队都接到了周宣帝的诏命，于是就都接受了杨坚的指挥。
杨坚掌握了军权，就等于操纵了朝廷的一切。这对深谋远虑的杨坚来说，既在意料之中，但如此顺利地进展，又似觉出乎意料之外。后来，他深为感慨地说，朝廷大权交给了外戚，才导致北周的灭亡。因此隋文帝吸取了北周任用外戚而失天下的教训，从不把大权要职授予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任职不超过将军、刺史。隋文帝外家吕氏为济南人，一向贫寒微贱，北齐灭亡以来，隋文帝曾派人多方寻找，但始终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即位称帝后，才找到舅父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追封“齐郡公”，让吕永吉继承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情特别愚钝，言谈话语卑陋粗俗，隋文帝虽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但不许他与朝士大臣结交往来。周宣帝病死时，宫中对外秘而不宣，刘、郑译仍以周宣帝宇文名义下达诏书，让杨坚统管天下兵马大事。当颜之仪等人知道不是周宣帝的命令，就拒绝服从诏命。刘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颜之仪签署，颜之仪坚决拒绝，并指责他们不合制度，刘、郑两人便代替颜之仪签署，然后将诏书颁行下去，朝中的大臣沸沸扬扬，不知怎么办。宫中卫队将官郑贲当了杨坚的侍卫长，暗中整顿兵仗，对公卿大臣进行利诱，然后派出卫兵，强迫众官去见杨坚，此时，朝廷才稳定下来。
杨坚恐怕宗室诸王在外地起兵反抗，借口护送千金公主远嫁突厥汗国，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等五位亲王进京朝见。杨坚向颜之仪索取皇帝符节玉玺，颜之仪严肃地说，此为天子使用的东西，自然有职掌机构掌管，宰相要它干什么？杨坚听了勃然大怒，命将颜之仪拉出去斩首，但由于颜之仪的声望很高，只好把他放逐到西部边疆去做郡守。
当时汉王宇文赞住在皇宫，每天都与小皇帝宇文阐同帐而坐，刘就特别挑选美艳舞女歌女，进献给宇文赞，宇文赞大为高兴，把刘当做好友。刘故意骗道，大王是先帝的弟弟，为众望所归。小皇帝年龄还小，哪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是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还不稳定，请你暂时先回王府，等到局势安定，再迎你进宫当天子，这才是万全的谋略。宇文赞年纪尚轻，没有见识，对刘的话，信以为真，所以就搬出皇宫回汉王府第去了。
不久，五大亲王来到京城后，很快便发现杨坚名义上是丞相，实际上却独揽大权，另有企图，都想找机会除掉他。一天赵王宇文招设宴招待杨坚，杨坚自备佳肴美酒前去赴宴。到赵王府前，杨坚身边的卫兵被阻挡在外，不让卫兵进入，只准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与大将军元胄坐在门口。在宴席上，杨坚坐在赵王宇文招的身边，杨弘和元胄被安排在门边的席上。宇文招在席间和杨坚有说有笑，态度自若，杨坚的疑心也慢慢消失，待喝到一半时，宇文招派人献上瓜果，从身上拔出佩刀亲自切瓜，并不断地刺瓜送到杨坚的席前，佩刀就握在宇文招的手上，只要往前一送，杨坚的命就难保了。大将军元胄见宇文招的脸色不对，透出一丝丝杀气，知道情况不妙，赶忙起身上前护着杨坚，对宇文招说：“相府有事，不可久留。”宇文招大喝道：“我与丞相言，汝何当者！”喝令元胄退下，元胄双目圆睁，怒气冲冲，手握捣柄，站在杨坚身后。宇文招装出笑脸说：我难道会有恶意不成！你为何如此多疑，而加以戒备？宇文招装出喝醉的样子，起身要呕吐，想到后堂去。元胄恐怕他一离开宴席就会发生事变，于是多次扶他重新坐好。宇文招脱身不了，便假装口干舌燥，命元胄到厨房取饮料，元胄不理。正巧外面传报，滕王宇文前来赴宴。杨坚下阶去迎接，元胄趁机走近杨坚的身旁，附耳小声说，情况异常，请赶快离开这里！杨坚将信将疑说道：他不掌握军队，又能有什么作为！元胄说，军队本来就是朝廷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到那时一切就都完了。我元胄并不怕死，只是怕死得不值得。对元胄的劝说，杨坚仍抱无所谓态度，依然入席。此时，元胄隐隐约约听到后堂有士兵披甲胄的响声，赶紧走到杨坚的面前说丞相府里有急事等着办，相公怎么能在这里畅饮不停，流连不回。元胄说着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扶着杨坚离席快步往外走。宇文招急了，也离席追上前去，元胄回转身来挡着他，赶紧叫杨弘保护杨坚出赵王府。宇文招被元胄挡住出去不得，元胄估计杨坚已走出门外时，才随后赶去保护杨坚。杨坚终于逃出赵王府，宇文招懊恼自己行动不及时，气得大拍桌子，连手都拍出血来。杨坚在赵王府如此从容，正说明他有着雄才大略。至于他迟迟不走，是认定赵王不敢轻易下手。
杨坚回到相府后，告赵王宇文招和越王宇文盛谋反。杨坚在赵王府徘徊，正是为了造成宇文氏谋反的假像。然后，派兵包围他们的王府，将他们全家杀死。随后重赏大将元胄，杨坚赴“鸿门宴”险遭不测，他乘机除掉了对他威胁最大的两个亲王，从而巩固了他在京城的地位。杨坚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很得意地说：“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
当时代表北周势力的武装力量眼看杨坚即将夺取北周的帝位，便起兵反对。首先发动的是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当时关东北周势力的代表者都来响应他，接着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杨坚派韦孝宽攻打尉迟迥，王谊攻打司马消难，梁睿攻打王谦，三处的反抗武装，都很快被击破，尉迟迥被迫自杀，王谦被杀，司马消难逃往陈朝，想挽救北周于垂亡的武装力量都被消灭了。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进程中虽然遇上了来自宗室诸王的反抗，但是这种势力非常脆弱，差不多是“孤单无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也是隋文帝杨坚亲眼所见的。当时，周宣帝即位后大肆地打击宇文氏宗族，于是产生了皇室无藩卫之固的后果，使得隋文帝顺利代周。
若干年后，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视察，返回京都长安后向隋文帝奏章中的一段话说出了隋文帝的心声，疏中是这样说的。
巴蜀土地肥沃，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物产丰富，北周末年，朝廷控制衰退，于是王谦得以在那里起兵作乱。现在应该分封子孙，为皇家建立藩篱屏障。隋文帝对这项建议十分欣赏。于是很快作出如下决定：
一、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
二、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
三、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
在一家天下的时代，隋文帝跟历代皇帝一样，总觉得血统关系最巩固，认为只有自己的子侄与兄弟才是最可靠的力量。宗室
势力对于巩固王朝起过、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不少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依赖于宗室势力的，但是，如果处置不当，也会走向反面。宫廷斗争导致子弑其父、兄弟仇杀的事例屡见不鲜，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无一例外。
古今名家评说
杨广的所任镇并州治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公里的晋源镇古城营村一带，为东魏、北齐的别都。五六年前这里是北周同北齐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塞，并且这里是防御北方突厥的军事重镇，所以隋文帝首先派晋王杨广出藩镇守。
晋王杨广任并州总管时才十三岁，隋文帝特地设置了资深的辅佐给予辅助和诱导。
“辅佐”之设，也是有感于北周之亡。周武帝去世后，太子宇文即位，是为周宣帝。虽然周宣帝在位仅有二年左右的时间，但他对于北周的覆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隋文帝就清楚地记得周武帝在世时对于太子宇文未尽“教导”之力，予以辅导，使其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失德寡能的皇位继承人。王轨深感太子没有教育好，他曾严肃地对周武帝奏报道，皇太子宇文在仁慈、孝顺方面，没有好的名声，恐怕不能胜任陛下的家事。王轨还开玩笑地捋着周武帝胡须道，遗憾的是继承人太弱！周武帝对王轨之所言虽然“深以为然”，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措施，只是觉得“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王并幼，故不能用其说”。
太子宇文即帝位后，果然是一个昏君，“刑政乖僻，昏纵日甚”号称强直的大臣乐运，深觉皇帝“昏暴滋甚”，曾面陈“八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能采诽谤之言”，且“杜献书之路”。所以，周武帝时代的刚正和有功之忠臣，如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等都遭了厄运。这样一来，周武帝虽曾拨乱反正，革除了宇文护的弊政，使北周有所中兴，可是周宣帝的倒行逆施很快就把周武帝的新政成果化为乌有。说实话，周武帝并非对太子没有管教，而是管得严，有时是“甚严”的。但是，严得并不得法，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效果，甚至走向反面。每次金銮宝殿上朝见，在仪式上，太子跟其他官员完全一样，即使严寒的冬天，或酷热的夏季，也不准宇文休息。宇文喜爱饮酒，周武帝下令一滴酒都不准进入太子宫。宇文犯了过失，周武帝只懂得鞭抽棍打，或是怒骂道，自古迄今，太子被罢黜的，有多少人？其他儿子难道都不配当太子吗？周武帝还命令东宫官员：把太子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每月奏报。如此打骂的管教，有时确也能使“太子畏帝威严”，宇文也竭力“矫情修饰”，假装谨言慎行，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懂得为王之道。看来，问题出在教育不得法。管教要严，但严不在于单纯使用棍棒和斥责。对于周武帝教子之失策，隋文帝杨坚了如指掌，所以他即位后曾对高颎说，要是太子宇文有德，在继承皇位后，不迫害忠良我也就难以插手朝廷大权。正由于周武帝没有很好地教导好太子而让失德之太子继位，以致“政刑日乱”，隋文帝也是洞悉此中奥妙，所以他即位后很重视对诸王的教诲，特别是要选择若干贤才充当诸王辅佐。
隋文帝还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受到辅佐的重要。隋文帝自己有很好的辅佐。每当回忆往事时，他总是自豪地说：“幸有辅佐在侧。”早在隋文帝还没有称帝时，高颎就经常向他推荐苏威的贤能。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为国库经常空虚，所以朝廷的税收很重，苏绰常常慨然地叹息说，现在如此征收，就好比拉满弓弦，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世满足国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作法。后世的君子，有谁能把弓弦放松呢？年幼的苏威听到了父亲这些话，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信条。当苏威兼任门下省纳言及度支尚书时，就向隋文帝奏请减免赋税徭役，一切要求简单明晰，隋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就对苏威逐渐信任、倚重，命他跟高颎一起掌管朝政。隋文帝曾经憎恨某一个人，打算下令处死，苏威进去劝阻，隋文帝不听，并且大怒若狂，打算出去亲自杀掉那个人，苏威挡住去路，不肯让开，隋文帝避开他又想出去，苏威又上前遮挡。隋文帝对此非常生气，拂衣返回宫中，过了很长时间，隋文帝召见苏威道歉说：“你能够这样直谏，有了这样的辅佐，就没有什么好忧虑了。”当场赏赐马两匹、钱十余万。不久，隋文帝又命苏威兼任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仍然保留。这样一来，又引起一些人的猜忌。治书侍御史梁毗认为苏威身兼五项要职，贪恋工作繁重的高位，竟无意举荐贤能人才接替自己，于是就上疏弹劾苏威。隋文帝回答说：“苏威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努力尽职，而且志向远大，抱负不凡，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要他让贤？”并因此对百官朝臣说：“苏威如果不遇到我，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我如果没有苏威，又怎能够推行安邦定国之道呢？杨素的口才虽然出众，至于博古道今，辅助我宣扬教化就远不能和苏威相比。如果遭逢乱世，苏威肯定会像西汉初年的南山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那样隐居避世，我岂能轻易使他屈服出仕！”苏威对隋文帝说：“我父亲苏绰常告诫说，只要熟读《孝经》一书，就足以立身治国，哪里用得着读很多的书！”隋文帝十分同意。隋文帝从自己的处理政事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辅佐的重要。苏威的帮助，至少使隋文帝懂得了，辅佐之功在于：一、随之左右，出谋划策；二、关键之时，指点迷津；三、如有失措处，马上指出，不使铸成大错。
尚书左仆射高颎因为畏惧权势，上疏请求辞职，让位于苏威。隋文帝打算成全他让贤的美德，允许解除他仆射职务。几天后，隋文帝又觉得辅佐不应该单枪匹马，再说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也是一个好辅佐，他说：“苏威在前朝北周隐居深山，不出任官员，高颎能够推举他这样的人才。我听说推荐贤能人才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赏赐，怎么可以让他去官离职呢！”于是命令恢复高颎原职，命高颎、苏威同心合力辅佐自己，朝中政事，无论大小，隋文帝都先和他们商议，然后才公布实行。所以说，有了高颎、苏威等辅佐，隋文帝的事业才能发达，特别是高颎，隋文帝深感辅佐的功勋卓著，有人陷害高颎谋反，隋文帝非但没有废黜高颎，甚至连不满意的丁点儿意思都没有。隋文帝从自己的从政实践中深感辅佐即为施政者的左右手，不可废置，而应强化。而这里说的郡，一般又不应该只指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以上的一个群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各个侧面辅而佐之。
隋炀帝的父子兄弟
太子左庶子卢贲因为高颎、苏威执掌朝政，心里很不愤。当时，柱国刘也正受到隋文帝猜忌和疏远，于是，卢贲就暗中鼓动刘以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共同商议罢黜高颎、苏威，而让他们五人共同辅政。同时，又因隋文帝特别宠爱晋王杨广，卢贲私下报告太子杨勇，说：“我本来很想常常晋见殿下，但害怕被皇上知道了必定会遭到谴责，愿你明察我的一片诚心。”不久，这项“五人辅政”的密谋泄漏了。隋文帝命令追根究底地追查，刘等把责任全部推到卢贲、张宾头上。公卿大臣上奏认为卢、张两人应该处死。隋文帝因为这两人都是自己的老友旧部，不忍将他们处死，而是将他们解官为民。此事又一次告诫隋文帝：诸王要有辅佐，辅佐必须选择忠良。由此可见，对辅佐也有一个“信”的问题。辅佐保护皇上，皇上也要保护辅佐，否则，人家一有失误就不信任辅佐，事情就难办了。
对于晋王杨广的辅佐，隋文帝作了认真的选择，最后选定王韶、李雄、李彻三人。
王韶，字子相，太原晋阳人，世居京兆。在北周时，累以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晋王杨广镇并州之时，王韶任行台右仆射。王韶正直骨梗，负有盛名，杨广非常害怕他。凡事都要征求王韶的意见，以免背离法度，以至使事情办砸。王韶曾奉使检行长城，其后王穿池，起三山，王韶返回之后，见此情况，非常生气，他“自锁而谏”，使杨广放弃原来“穿池，起三山”的计划。王韶对杨广的管教应该说是相当严格的。隋文帝收到报告后，马上加以赏赐，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平陈之役，又作为杨广元帅府司马随同作战；攻占金陵之后，杨广又命他留下镇守，委以善后事务。王韶起了很好的辅佐作用，于是又赏赐他绵绢五千段，奴婢三百口，进位柱国。
李彻，字广达，朔方岩绿人。父亲李和，开皇初年为柱国。李彻性刚毅，有才干，伟容仪，多武艺，英勇善战，每为先锋。北周时曾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累前后功，加开府，又任命他为淮州刺史。隋文帝时，加上开府，转为云州刺史。当晋王杨广镇并州时，隋文帝精心挑选忠贞纯洁而有声望人士，当杨广的辅佐。隋文帝认为李彻是前代旧臣，有多次带兵的经验，就派他总晋王府军事，进爵齐安郡公。隋文帝对侍臣说：“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者乎？”又有文的，又有武的，使辅佐赋有多样性、全面性。在群雄纷争之世，有一个武艺高强的辅佐人物，尤为重要。所以，隋文帝对李彻非常重视。委任的第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犯塞，隋文帝令卫王杨爽做行军元帅，率众出击，李彻为元帅府长史随从。在白道遇上了敌军，行军总管李充向杨爽建议说，多少年来，突厥习惯于占据要险，不会有高度戒备，只要用精锐部队发动袭击，一定可以攻破。各将领对这种判断，都不相信，只有李彻赞成，并请与同行，这样就与李充率精锐骑兵五千人，向突厥军营闪电攻击，突厥军大败，沙钵略抛弃他所穿的金盔金甲，窜进深草逃走。沙钵略可汗由此屈膝称藩，李彻以功加上大将军。后来又任命为行军总管，率精骑一万追击突厥。晋王杨广转牧淮海，李彻为扬州总管司马，改封德广郡公。
李雄，字毗卢，赵郡高邑人。祖父李，当经任魏太中大夫，父亲李徽伯，曾任北齐陕州刺史，陷于北周之后，李雄随军进入长安。李雄从小慷慨，有大志。李雄家世代都是通过文学儒业而获取功名，只有李雄喜欢学习骑马射箭。他哥哥李子旦抱怨他，说，骑马射箭，不是士大夫所应从事的事业。李雄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不具备文武全才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不多。我虽然不够聪明，但也读了不少前代书籍，只是没有墨守章句训诂罢了。我要做到能文能武，兄长为什么要责备我呢？李雄的话说得长兄无言以对。所以，李雄成了能文能武的官员，在北周时，累功拜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又拜豪州刺史。隋文帝时，以淮南之功，加位上开府，又拜为鸿胪卿，进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户。晋王杨广出镇并州时，隋文帝任李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隋文帝对他说，杨广年纪太轻，经历的事情不多，凭你的文才武略去帮助他，我就没有北顾之忧了。这也是一种信任，全力拜托，辅佐们才能全力以赴。李雄对于隋文帝的委任，感激涕零，他当即表示要竭诚效力，以报鸿恩。他对杨广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当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杨广也很害怕他，遇到事情，总是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去做。
李雄到任一年多便去世，杨广和王韶、李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平陈之后。开皇末王韶死后，杨广仍深情地怀念着他，自己做了皇帝后还说：“没有他的相助，就没有我今天啊！”追赠他为司徒、尚书令。
晋王在王韶他们的辅导下，表现得“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有一次外出狩猎，不巧碰到下雨，左右的人给他披上油衣遮蔽，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让把油衣拿走。这样，他不仅很早就取得了政治经验，又积累了政绩声誉。少年的杨广已使“朝野属望”。隋文帝密秘派一个名叫来和的善于看相的人，给他五个儿子都相一下面，来和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就是这种社会舆论的反映。
文帝杨坚
隋文帝为了让自己的子孙能成大器，不惜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把自己对世间的看法、立身的哲学、治国的纲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灌输给后代，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隋文帝有其自己的督教之法：
第一，以无言之教为重。隋文帝的朝廷内部及其父子之间均以节俭号令。他自己身体力行，如乘舆服用等东西坏了，随时差宫人修补，不轻易做新的；官吏用布袋装生姜送给他，他认为太破费，后又再用毡袋装香料给他，他便笞责这个官吏，以警戒诸王及其他官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细布，他就焚之于朝堂。在隋文帝提倡之下，当时朝廷上下俭朴之风盛行，这种社会风气，对于杨广兄弟们无疑起着很好的潜移默化作用。
独孤皇后的行为也起了很好的身教作用。她家世赫，其父独孤信是北周开国元勋，独孤皇后的姐姐是北周二世皇帝宇文毓的皇后，独孤皇后的女儿又是北周四世皇帝宇文的皇后。虽如此但独孤皇后十分谦卑恭敬，她非常喜爱读书，谈论政事，往往跟隋文帝的意见不谋而合，所以隋文帝对她宠爱敬畏，宦官宫女称他们夫妇为宫城“二圣”。隋文帝每次登殿主持朝会，独孤皇后都乘御车与隋文帝并排前往，一直陪送到隋文帝坐朝的大殿门口。她还不断派宦官打探隋文帝的言行，如果发现朝政有错，就立即上书劝谏纠正，即谓“政有所失，随则匡谏”，等到隋文帝退朝，她又与隋文帝一起同返寝宫。文武百官上奏称，按照《周礼》规定，文武百官妻子爵位品级的封赏，应该由皇后聘定，请求按照这一古制办事吧！独孤皇后不同意这样做，她说，认为妇女参与政治，或许从此社会逐渐盛行，我不能开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弟，犯了法，本应该斩首，隋文帝因为他是独孤皇后的亲戚，打算赦免他的罪行。独孤皇后知道后认为严格执法是国家的大事，怎么能徇私枉法呢？崔长仁最终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秉性俭约，隋文帝曾经配制止泄的药，需要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多方寻找，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嵩妻子一件金丝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独孤皇后的好读，守法以及节俭精神对杨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文帝、独孤皇后都以身作则警示儿子们。太子杨勇曾经把巴蜀人制造的精细铠甲，再加雕饰、隋文帝看后就非常不高兴，担心会渐渐滋长奢侈作风，就告诫太子说，自古以来，帝王奢侈豪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你现在身为储君，应以节俭为第一优先，才有资格承接皇家基业。隋文帝还将自己从前所穿的衣服，每种留下一件，让太子杨勇时常观看，以供其警惕。
担心杨勇今天以皇太子之心，忘记从前平民之事，隋文帝又把自己过去用的佩刀赐给杨勇。隋文帝这样要求太子杨勇，对于晋王杨广的要求自然也不会放松的。所以，晋王杨广后来比较节俭，如乐器上的弦“多断绝，又有尘埃”，隋文帝看到后，对这个儿子的不喜爱声色犬马，留下很深印象。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遇上大雨，随从给他送上雨衣。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命随从拿去。
第二，以儒学教子。隋文帝出身关陇士族集团中高门贵族，从小入太学接受儒学的熏陶，他赞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惋惜“孔子没而微言隐”，谴责秦始皇“灭学而经籍焚”，决心把恢复和发扬儒学作为己任，所以有“情类孔丘”之称，并以“代称纯孝”著名。所以，隋文帝即位后，广泛“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亲召山东六儒马光等人至京，皆“授太子博士”。那时，隋文帝所信任的大臣许多是名儒，例如身兼五职的宠臣苏威，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李德林年十五能诵五经日数千言，以儒学称著称，“声名籍甚，时无与二”。内史侍郎薛道衡，人称“关西孔子”。礼部尚书牛弘颂称“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治国立身，作范垂法”，人因称之为“大雅君子”。
为了让儒家经典的学习蔚然成风，隋文帝又鼓励对经书的收集和整理。陆贾对刘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秘书监牛弘对此作了阐发，认为“经邦立政，在于典谟”。书籍经典，经过不断战乱，大多失散。北周的藏书，经过多方收集之后才勉强超过一万卷。灭掉北齐之后，所得到的书籍，除了重复和其他杂书，才多出五千卷。牛弘等认为现在正逢圣明之世，应重新收集，奠立国家的基础，没有一件事比收集图书更为重要。怎么可以让它们流落到私人之手，一直不回归朝廷。这里需要施加压力，强行搜购，再给献书者一点补偿或奖励，那么罕见的珍贵经典，一定会收集到，朝廷图书院也将因此获得充实。隋文帝很快就批准了牛弘的献书奏章，下诏：凡购置前代遗留下来的书籍，每呈献一卷，换取绸缎一匹。收到了大批散佚的经典。其中有：《诗》类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尚书》类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礼》类一百三十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易》类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春秋》类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孝经》类十八部，六十三卷；《乐》类四十二部，一百四十卷。加上其他方面的书籍，共达三万余卷。隋文帝向社会与子女宣扬儒学，其目的还在于用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后代，使之成为圣贤后代。
第三，以实用为崇。隋文帝对隋以前出现的四六体骈文非常反感。治书侍御史李谔也认为当时盛行的文体，轻佻险薄，上疏说，曹魏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崇尚文章修辞，忽略了一个当君王的主要职责，却去玩弄雕虫小技。下面纷纷起而仿效，遂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到了东晋和南齐、南梁之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人们所热衷追求的，往往是一个韵脚新奇不新奇，一个用字巧妙不巧妙！长篇大论，所谈的不过是刻画月亮露水的景致；满桌满箱的作品，所写的不外乎风花雪月的情形。世间竟拿文章辞藻，来判断作者品格和能力的高低优劣，而朝廷也根据这个标准来遴选他们当官。用擅长雕虫小技换取金钱俸禄的道路，一经开辟，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文风越发厉害。所以，乡村儿童、贵族学子，学校还没有进，六十个甲子如何配数还没有学，就先作五言诗。至于伏羲氏、姚重华(舜)、姒文命(禹)的典故，伊尹、傅说、姬旦、孔丘的学说，就更不关心，何尝听进心里去！认为傲慢就是清高，怪诞就是玄虚；把随心所欲当作功勋劳绩，只读儒家学派经书的知识分子，被指责为古怪落伍，而把工于词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导致文章越来越繁多复杂，而政治却一天比一天动乱。这都是由于统治者抛弃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而把无益于治道的文体来推广使用之故。朝廷虽然颁布禁绝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书，可是听说遥远的州和偏僻的县，作风依旧：躬行仁义孝悌者，被排除在门户之外，不加录用；擅长轻薄浮华之雕虫小技者，却被任命担任官职，甚至保送荐举到朝廷，这些都是由于州、县官员没有执行陛下的诏令之故。请求陛下广泛调查，对违犯的官员，提出弹劾。隋文帝于是把李谔的奏章颁发天下州县，以崇尚实用之文风、学风。
杨广好学、善文。隋文帝更不希望他埋首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主张无论公文私函，都得直率叙述，有什么说什么，不可浮华夸张。泗州州长司马幼之，奏疏上所用辞藻艳丽浮夸，隋文帝看了之后，很恼火，马上交付有关部门定罪惩罚。此事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惊，“无不为之惧”。杨广的辅佐王韶、李雄、李彻等都严格遵照隋文帝的意旨来管教，督促杨广务以实用为崇，不得浮夸。
第四，以模样为要。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隋文帝非常重视对忠臣良才的表彰，其目的在于激励天下官吏，而且要诸王“闻其迹而自励”，下面就列举隋文帝所褒扬的几位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