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代社会风俗崇尚奢靡虚浮，士族尤沉湎于享乐。隋文帝即位后，积极从事风俗的改良，并用奖惩手段加以促进，然而由于隋朝立国之初，百事待兴，加之良好风俗之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隋文帝作了一些努力，但是，社会风俗还有不少问题。隋炀帝即位后志存远略，勤于教化，从兴学、行孝、尊孔、制礼等方面致力于改善风俗。
改良社会风俗从哪里着手？隋炀帝从先帝的实践中深深感到，改良风尚习俗必须“教学为先”。他认为那些佩带青紫印绶的贵官，并非由于学习优秀，当县令的人，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朝廷上下衰落，纲纪法度未能确立，文明缺乏，道德消失，实在是由于教育不力所造成的。因此，隋炀帝提出改变风尚习俗首先抓教育的主张。他说：“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教学为先”成了隋炀帝移风易俗的既定方针，在此后的施政中一直强调以教化为主，例如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九月的诏令中又提出“化人成俗”的口号，诏令是说，军务与政事有不同法度，文臣武将有不同的作用。匡扶危险，拯救急难，则霸道兴盛，教化民众，养成良好习俗，就以王道为贵。当治理乱世之时，屠夫商贩可以上朝秉政，而在升平的时代，只有掌握经学才能入仕。隋炀帝力主“化人成俗”，即以教育为手段，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隋炀帝通过哪些途径来进行教化呢？看来有三条：
第一，兴办学堂。在学校教育中，发挥教师的作用。
其二，尊老敬老。在社会教育中，发挥德高望重的老人的教化作用。用隋炀帝的话说，叫“尊事乞言”，也即是说尊奉德高望重的老人，认真地向他们求教。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冬十月癸亥诏令说：“优待品德高尚的人和尊崇老年人的做法，记载在前代的文献典籍中，尊奉德高望重的老人，认真地向他们求教，这一正确的做法应当在学校里弘扬。鬻熊做周文王的老师，所用的并不是他的筋骨气力，方叔虽然老了，但仍能订出宏伟谋略。朕长久地考察古事，以期达到最完美的政治。所以，对眉发皆黄的老人，更要收录聘用，必须给予优厚的待遇，不能欠缺了药物饮食，使他们差不多等于不劳而治，盼望他们能有所增益。今年前来京师汇集的老人，可在京师附近的郡里安置，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身患重病，不能在职的，就赐给布帛，送回原郡，那些官位到七品以上的，由官府酌量供给粮食，以保证他们的晚年生活。”
正由于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社会上有着影响社会风俗的巨大作用，因此，隋炀帝非常尊重老人。对有名望老人不断给予赏赐。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四月宴请江淮以南负责乡里事务的有名望老人并颁发给不同的赏赐。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壬午又颁诏令说黄河北部各郡及崤山东西部地区的年满九十的人，授给太守官衔，八十岁的人，授给县令官衔。
其三，使臣巡抚。不论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隋炀帝总是依靠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不断派臣巡抚便是一着。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春正月戊申派遣八位使臣“巡省风俗”，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丁卯派遣十位使臣“并省州县”。他认为古代帝王都能到各地去观察民风，询问习俗。为此，隋炀帝自己也亲自率领百官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一方面进步监督，另一方面对地方加以引导。
隋炀帝对于孔子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他长久地思念孔子美好的风范，认为应当对孔子优礼尊崇，主张派使臣去访求孔子的后裔，将其后代封为绍圣侯。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冬十月，他下诏明文提倡尊孔。尊孔的实质是用孔子的那一套儒家学说去规范社会，使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变化。
尊孔总是和读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隋炀帝致力搜集书籍，命工于书法的人补写残缺的经书，并加校订，整理编目。到了隋炀帝时收集了有关《论语》的著述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
以上儒家经典的搜集和整理，紧密配合了尊孔活动的开展。
尊孔还促使各地对孔子庙的修建。在孔子庙藏有经书，还陈列着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孝道事迹。这也是教育人的好材料和好场所。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被从弟所讼。身为刺史的梁彦先没有判其罪，而是将其带到州学参观孔子庙。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焦通看见之后感悟了，既悲又愧，经梁彦先一番训谕之后又被遣送回乡，从此以后改过励行，成为闻名于世的“善士”。经过隋炀帝的提倡，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化，其他地区且不论，仅以隋在陈朝旧城推行尊孔活动的情况来看，“风气大异”，即带来了社会风气的极大改善。
隋炀帝身体力行，熟读经书，在他的言谈和诏令中也不时地称引孔子的话，以此来增强说服力。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的癸丑诏令中引用了孔子的话来说明营造东都必须采取节俭的方针。诏令说：“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其意是说，孔子曾说：“与其奢侈而不恭敬，毋宁节俭。”难道说只有用美玉修筑的华丽楼台是宫殿，而居住土阶木椽的简朴房屋的就不是帝王了吗？由此可知不是用天下的财物来供养皇帝一人，而是皇帝一人要主管天下大事哪。
“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乃至首要的社会道德标准。
纳言苏威曾在隋文帝面前说过：“臣先人每诫臣云，准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隋文帝赞同他的看法。当隋炀帝登上帝位后，也深感“孝为立身之基”，对孝道大力提倡，对孝行多加嘉彰。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正月，炀帝的诏令主张对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种的人，要给予优待，并且免除其徭役。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的诏令认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获得好名声，这是人伦之根本，道德品行诚朴宽厚，这是立身的基础。有的人气节道义值得称道，有的人操守品行纯洁，可借助他们遏止贪欲，有益风化。
隋炀帝除了发诏令提倡孝道外，还搜集、整理孝道的典籍。当时有关孝道的典籍也收集了不少。《古文孝经》、《孝经默注》、《孝经》、《集解孝经》、《集议孝经》(荀昶撰)、《孝经解讠赞》、《孝经皇义》、《孝经义疏》、《孝经敬爱义》(萧子显撰)、《孝经私记》、《古文孝经述义》、《国语孝经》等等。据《隋书·经籍志》载，藏有《孝经》类的书十八部，共有六十三卷，连同存有目录共计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隋炀帝对于孝经典籍的搜集和对孝经典籍的整理大大地超过前代，这也大大地宏扬了孝道。
隋炀帝对孝行可感者还予以表扬、奖赏。
田德懋，少以孝友著名。他的父遭遇后，“哀毁骨立，庐于墓侧，负土成坟”，隋炀帝闻知后，不仅下诏表其门闾，还先后授官给事郎、尚书驾部郎。
李德饶，赵郡人。少年时聪敏好学，有至性，宗党咸敬。大业三年，迁司隶从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扬孝悌。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父母去逝时，五日不吃不喝，哀痛得呕血数升。送葬之日，正会仲冬秋雪，行四十余里，单缞徒跣，号踊几绝。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慰之，所以改李德饶所居村名为“孝敬村”，所居里为“和顺里”。隋炀帝还使李德饶前往渤海地区以其“孝行”劝降农民起义军。
华秋，汲郡临河人。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名。其母遇患，华秋容貌毁悴，鬓顿改，州里的人都感嗟异。其母去逝后，遂绝栉沐，头发全部秃落。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华秋辄拜而止之。大业初，隋王朝征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只兔被猎人追捕，奔入华秋庐中，藏匿华秋膝下。猎人赶到庐所，深感奇异而作罢。郡县嘉其孝感，具以状闻。隋炀帝特地派使者前往劳问，表其门闾。当义军路过庐所之左右，都互相告诫说：“勿犯孝子。”乡人赖华秋而保全生命者不少。
隋炀帝所提倡的孝道，多为事亲敬老。他表彰的孝行是竭尽事亲者，在诏令中号召的也是竭尽事亲敬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正月的诏令提出：“对于高年的老人，要授给官衔，而且依据另外的条款，赐给他们谷物和丝织物。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二月，隋炀帝在武德殿宴请了年老的旧好四百人，分等第赐给他们财物。为了让百官竭尽事亲之道，又下诏令规定，父母亲可任意跟随做官的儿子赴任。
从内容上来说，隋代的累世同居仍然是孝行之一，也是隋炀帝所提倡的。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主管官员报告，武功一位名叫史永遵的男子和其叔伯兄弟同住在一起。隋炀帝闻知后立即嘉奖了史永遵，赐给布帛等物一百段，米二百石，旌表他的家族乡里。这样一来，三世同居，四世同居都得到嘉许，家庭内部雍熙和睦者也视作孝行，获得社会赞誉。
隋炀帝力主行孝的思想，离不开隋文帝的教育和影响。隋文帝对于孝行也是竭力奖励的，凡孝行可感者，予以表扬，这一切不能说对隋炀帝没有影响。
孝和忠是紧密相连的，孝亲可以引导到忠君，这也是隋炀帝所企盼的。隋炀帝受过一场形象而深刻的“孝义”教育。这是他称帝前的事。平陈时，王颁献取陈之策，又请行率徒数百人力战。灭陈后，王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壮士问道：“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斫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王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王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然后自己将自己缚捆起来，前去向晋王杨广请罪。杨广表其状。隋文帝说：“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忍罪之！”隋文帝舍而不问。有司录其战功，将加柱国，赐物五千段，王颁坚持谢绝：“臣缘国威灵，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为国，所加官赏，终不敢当。”隋文帝同意他的看法，然而后来还是拜他为代州刺史。这件事，隋炀帝亲身经历。如此感人心肺的事，对于隋炀帝来说，很明显是接受一次孝义教育。王颁所为就是孝，此孝亦为忠，即忠于隋。隋炀帝即位后竭力提倡孝道，不能说与此无关。
正因为这个，隋炀帝下决心要“创造”自己的礼仪制度，而且鼓励创制新的礼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闰七月丙子诏令就提出“敦奖名教”的主张。他创造礼仪的原则有三：
其一，“务合典制”，即指创制新的礼仪一定要符合典章制度。其二，“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即指对于声名地位既异，所用的礼仪也要有不同等级。其三，“王者之礼，今可依用”，即指往昔帝王的礼仪，如今可以沿用，还要传给后代。
隋炀帝创造礼仪的依据是周礼。他认为周礼最好，好在哪里呢？他认为周的礼制兼有夏、殷的长处，文彩与质朴齐备。所以，隋炀帝派使臣去访求周、汉、魏、晋帝王的子孙，一则“以褒立先代”，即谓褒扬树立前代的明君。二则“宪章在昔”，即谓效法古时的贤王。
礼部尚书牛弘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隋炀帝即位后进他为上大将军，一年后又改为右光禄大夫。还常将他“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连牛弘自己也觉得受宠若惊，牛弘之因而能得“非常之遇”，就是因为他制礼有功。牛弘所撰修的《五礼》，包含吉、凶、军、嘉、宾等种礼。
隋炀帝认为崇尚建立宗庙，是最大的礼节。他还把这一思想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天下。诏书说：“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五月乙卯诏令中规定：对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究竟是为哪些“贤人君子”修建祠堂呢？诏令讲了四种人：
一为“树声立德”者，即谓能树立声名、建立贤德的人。二为“佐世匡时”者，即谓能佐治世务、匡救时弊的人。三为“博利殊功”者，即谓能广利他人、创建殊勋的人。四为“有益于人”者，即谓有益于民众的人。
诏令中规定，对以上四种“贤人君子”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还明文规定，对这些“贤人君子”的陵墓所在地，不许侵犯践踏，并责成有关官员据此原则，订出相应的具体条规。
隋炀帝为何要给“贤人君子”营立祠宇呢？原因有三：
其一，“旌表先哲”，指表彰先辈贤德。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诏令说：表彰先辈贤人，坚持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
其二，“永鉴前修”，说的是永远借鉴和继承前辈的好传统。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诏令所言，以营造祠庙以示永远借鉴和继承前贤的好传统，对于那些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而感叹万分呢？若民众皆能如此，就能口服心服地继承千百年来的好传统。
其三，提倡孝道。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丁亥诏令中隋炀帝对高祖文帝另立庙宇，其目的在于表彰先祖崇高的道德，并表达自己孝顺之心怀。
隋炀帝在颁发修建祠庙诏令六个月之后又颁发了看守帝王陵墓的诏令：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民众，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倍受礼尊。可是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他就感到内心无比凄怆。对于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巩固边疆
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
隋炀帝志包宇宙，东南西北都在他的规划之中，为通西域，他对吐谷浑和伊吾，高昌等地寄予特别的关注，交通西域是其既定政策。隋炀帝经通西域有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其一，经济方面的原因。经过隋文帝的大力发展和劳动民众的辛勤努力，短暂的二十多年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开皇中就呈现出“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的繁荣景况。到了大业时，“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万千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成为“魏、晋以降之未有”的殷富奇迹。农业的发展，又为工商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当时的商业城镇遍布全国，如四川蜀郡，“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会”；丹阳，“人物本盛”，“率多商贩”；京口“亦一都会”；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等郡，“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南海、交趾，“多犀象王毒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南郡、襄阳、都是重镇，四方凑会等等。所以，当时出现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到了隋炀帝时，富商大贾就更多了。在东都营建成后，隋炀帝一次就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商业之繁荣，因此，隋炀帝经通西域是有所凭借的，即凭借“百物丰实”的经济实力，并企求通过经通西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不能排斥隋炀帝个人的雄才大略，但是没有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是不能成为现实的。经通西域之所以发生在隋炀帝手上，而不在魏晋南北朝开始，也不在隋文帝之时进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大。因为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经济发展达到“极盛”时期，因此，隋炀帝经通西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
其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中原王朝是无力顾及西域的，而隋文帝初期，由于“中原多故”，经济薄弱，也力不从心。等到条件具备时，他又人到暮年，来不及去做这些事情。当时，隋文帝采取的原则重在“守御”，他认为要想安国宁边，只有深沟高垒，严治关塞，将少数民族与中原隔开来，以免发生纠纷。这种“守御”是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隋炀帝却采取了裴矩关于“混一戎夏”的主张，他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完全可以自由往来，华夷不仅要结为一家，等同兄弟，并且要受同一个政权之管辖，使四海九州走向一统天下。只有这样，民众才能乐居，天下才得安宁。这一观念本身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由于中国的历史就是一步步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归隋，隋炀帝与其言道：“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这番话集中地表达了隋炀帝“混一戎夏”的思想，也反映了以汉族为主体组成“一家无异”的民族大家庭的愿望，要实现“混一戎夏”，诸族一家，就得制止侵扰，消除边患。隋文帝虽然征服了东突厥，然而西突厥的强盛又给隋造成新的威胁。隋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仍然无宾服之意，而吐谷浑“职贡不修”，与之抗衡，而且吐谷浑近在国门之外，最容易长驱直入，兵临京城。又靠近河西走廊，使西域诸“族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所以，要彻底征服西突厥和吐谷浑，就必须争取西域诸族的臣服。这样，一方面可切断西突厥与吐谷浑势力的联合，使其各自孤立，以削其势；另一方面减少其经济收入，釜底抽薪，使其衰败。正如裴矩所献之策：“诸蕃既从，浑厥可灭。”因此，隋炀帝经通西域是出于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的。
把话说白了，无非是裴矩被委派去经通西域一段时间后的总结报告。其中心主旨在于“无隔华夷”四字。这四字可以看作是隋炀帝经通西域的真正目的所在。裴矩特别强调说，凭借着国家的威德，将士的骁勇，渡过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然而突厥、吐谷浑分别统辖着羌人、胡人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阻挡和抑制，所以羌、胡之国不能前来朝贡。如今由商人秘密送来很多诚恳的书信，翘首盼望，愿成为大隋的臣属。倘若降服并占有他们，务必要认真安抚管理。只须由朝廷派出使者，不必动用干戈，诸蕃国从属于我们以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灭掉了。使戎狄、华夏融合为一体，就在此一举了。
可以说裴矩献了《西域图记》之后，更坚定了隋炀帝经通西域的决心。史载，隋炀帝看到《西域图记》之后，大为高兴，赐帛五百段，每日让裴矩到御坐旁，亲自询问西域的情况。隋炀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这就是说，隋炀帝了解西域情况之后，又感慨地仰慕秦皇、汉武的功绩，因而坚定了诚心和决心要经通西域。在历史上，通西域是壮举，又是善举，隋炀帝对此“慨然慕之”，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的雄心反映。隋炀帝将筹划处理四夷的事务都委托给了裴矩，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裴矩到张掖，招引西域各国的胡人，给他们以利益，劝告他们入朝。
事实上，此“略”并非全指侵略，也包含经营、巡行之意。既是经营、巡行，也就不是暴力行为，而是用和善的手段进行惠化，使各族之间加强交往。隋文帝也想采取文德手段来感化对方，以达到“卧鼓息烽”、“务于耕织”的目的。隋文帝的一套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突厥等族统治者的侵扰，改善了民族之间的关系，然而突厥和吐谷浑向中原进取的欲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长。开皇末大业初，突厥不断兵侵隋朝西北边境。如开皇十八年，达头可汗“率骑十万来寇”。隋炀帝即位，仍无归顺之意。又如吐谷浑，以“朝贡”为名，“常访国家消息”，“访”者，刺探也。隋文帝对此甚为反感，然而没有采取措施。
看来，隋炀帝并不赞成依靠武力来经略西域。所以，他在消除突厥等强族对中原边境的威胁时，设计了分化瓦解之方案，并坚决贯彻之。比如当时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骄而无礼，适会其酋长射匮可汗遣使求婚，裴矩上奏：“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于是，隋炀帝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隋炀帝又于仁风殿召见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隋炀帝当即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诫其“此事宜速，使疾如箭”。射匮闻而大喜，率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从此西突厥势力一蹶不振。对待吐谷浑更是采取这种办法。隋炀帝即位，吐谷浑“职贡不修”，且阻止西域诸国与大隋来往，而适铁勒犯塞，遣使谢罪。隋炀帝遣裴矩至馆“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率兵攻袭，使其王伏允退保西平。大业四年，隋乘机出兵，大破其众，拔曼头、赤水二城，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自此地皆为隋所有。
右骁卫将军长孙晟
《隋书·西域传》载：“炀帝嗣位，引致诸蕃。”所谓“引致”，就是主动地采用各种办法来引导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活动，或经商、贸易，或学习技艺，或从事政治活动，与隋王朝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方法之一，以“慰抚”感之。大业初年，铁勒遣使归附，隋炀帝“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让其安心在隋。西突厥处罗可汗虽从大业七年入朝附隋，“然每有怏怏之色”，隋炀帝恐其有叛，大业七年冬在临朔宫会见处罗。处罗惧怕炀帝降罪，连忙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隋炀帝不计前嫌，安抚道：“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例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天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经此安抚，处罗的归顺之心更加坚决，后来跟随隋炀帝东征西巡。
安抚是一种对人的宽慰，也包含对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尊重上，隋炀帝特别尊重西域各国的民族习惯，他坚持“各尚所宜”的政策。例如大业三年，隋炀帝幸榆林，启民来朝行宫，并上表曰：“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隋炀帝先让大臣们讨论，“公卿请依所奏”，隋炀帝却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好心孝顺”，不一定要表现在“改变衣服”上，他下诏书：“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这不是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炀帝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俗上应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认为“各尚所宜”，才能“其道弘矣”。当然，这个“各尚所宜”也是可以变易的。假如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汉民族的风俗，他不仅不反对，还表示欢迎。如高昌王伯雅下令国中曰：“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炀帝“闻而甚善之”下诏嘉美高昌王“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还“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
方法之二，以“厚利”导之。“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即采取以厚利引导他们入朝。这是隋炀帝反复强调的。西域胡商，不畏千里，就是为了利，无利，他们是不会来的。当时，西域诸族与中原交易“多至张掖”而止。隋炀帝知道后，再派裴矩至张掖、武威间，和诸族酋长广泛交往，裴矩“遣使说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并规定，凡来东都交易的商人，一律给予优待。这可以说是调动经济手段来打通西域的道路了。来者，有典蕃署接待，安排其车马舵船，吃住衣行，并负责其互市交易。如“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令三市店肆皆设帐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胡客皆惊叹不已。因为京都与西域诸国间隔悬远，交易不便，隋炀帝又在伊吾筑城，作为他们交易和辗转休息的场所。正由于隋王朝尽力给西域诸国胡商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他们得利非浅，因此来中原交易者日益增多。
方法之三，以“百戏”引之。隋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即将入朝，想以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启民可汗炫耀，太常少卿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即是裴蕴迎合隋炀帝的旨意，奏请将天下原来的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编为乐户；六品以下官员至庶民百姓，有擅长音乐的，都到太常寺当差。隋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样散在各地的乐人大集东京，演奏百戏。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先是舍利兽来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遍地都是鼋鼍、龟、水人、虫鱼；后有大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瞬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然后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两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两人头顶条长竿，竿上有人舞蹈，突然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跳到对方的竿上。还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艺人吐火等技艺，千变万化，旷古莫俦。艺人们都穿着锦绣缯彩的衣服，舞蹈者身上环佩叮口当，还点缀着花色的羽毛。隋炀帝还命令京兆、河南两地制做艺人所穿的彩服，使“两京缯彩，为之中虚”。大业三年，隋炀帝“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关西由安德王杨雄负责、东都由齐王杨负责，盛况空前。《隋书》有记载：“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扌厌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营费钜亿万”。此事被视作隋炀帝个人的侈奢浪费，其实并非如此，尽管化费了不少社会财富，但是它换来了西域诸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方法之四，以“和亲”结之。“和亲”在隋文帝时就开始实行了。隋炀帝继续实行这一和亲政策，比如大业五年，东突厥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也就在这一年，高昌王伯雅来朝，隋炀帝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西突厥射匮遣使来求婚，隋炀帝许之。大业十年，隋炀帝又以信义公主嫁与处罗可汗，赐锦彩袍千具，纟采万匹。此时的和亲政策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同于汉代的委曲以安边，也不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以逐鹿中原而缔结军事同盟，而主要是为了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对方，既以怀柔政策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也就是“公主出降蕃王，本拟安养部落”，而且应该“善修嫔则，载叶蕃情，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从客观上看，和亲对缓和各民族间矛盾，亲情对缩短各族间距离都是有好处的。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采用封爵的办法来安归服之心。如靺鞨渠帅度地稽入隋朝后，“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和边人来往，并与汉族官僚平等视之，“每有战功，赏赐优厚”。高昌王伯雅入朝，出入宫廷三年，官历“光禄大夫”，并封为“弁国公”。封爵跟和亲一样，都是为了结成亲密的关系。
右光禄大夫卫玄
隋炀帝经通西域，看来是尽量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的。他力求用文功引致，而基本上不动用武力；他讲究情感的建树，却不注重于强求；他既致力于做少数民族头领的工作，又十分看重民间大使——商人的作用。这些，都应当说是明智、可取的。
有人认为隋炀帝在经通西域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资财，似乎得不偿失，其实不然，它取得了通西域的胜利，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通西域，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加强了隋王朝的中央集权。隋王朝建立后，西北地区的突厥族统治着东北西域诸民族，和中原王朝抗衡，形成两雄对峙的局势，尤其是西突厥称雄西域，不仅西域诸国处于动荡，隋王朝中央集权也受到极大的威胁。为了经通西域，隋炀帝接受了裴矩的离间之计，使射匮兴兵打败处罗，从此，西突厥势力大衰。对于吐谷浑，隋炀帝也采纳裴矩的离间计，铁勒大败吐谷浑，吐谷浑一蹶不振。西域经通后，许多国家都归附隋王朝，成为制服西突厥和吐谷浑的同盟军。在此形势下，处罗可汗也决心归顺隋王朝。大业八年，处罗可汗上奏隋炀帝说：“自天以下，地以上，月日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处罗的话表示：天下地上只有隋炀帝一人可称为可汗，自己决无叛离之意。于是隋炀帝将西突厥一分为三，使处罗之弟阙达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会宁，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楼烦，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自此，来自西突厥的外患被消除了。同时，经通西域后，又迅速征服了吐谷浑，其故地皆为隋有，来自吐谷浑的威胁也就消除。边患的消除，使隋王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其次，促进了隋与西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经略西域后，因为社会的安定，农民得以全力投入农桑田亩，当时呈现一派“勤耕穑”、“务在农桑”的繁忙景象。原来常遭劫掠的沿边郡县消除了战祸，经济发展有了好的环境。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等地，“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涿郡，“人物殷阜”。隋王朝屯田，原来沿边仅有恒安镇一处，通西域之后，屯田大为发展。置西海、鄯善、且末、河源四郡，“大兴屯田”，而且又大兴屯田于玉门之外。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对商业的促进更为显著，因为大批胡商人入东都交易，促使商品流通加快，新的市场不断建立，例如张掖就是西域与中原贸易的重要场所。
西域畅通之后，也给西域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一，平息了战乱，摆脱了西突厥的经济搜刮。可是，生产的发展有了保障。如疏勒原来“每岁常供送于突厥”，铁勒被“厚税敛其物”。隋炀帝经略西域之后，此现象没有了。其二，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传进了西域，使西域诸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进步。史载“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诸如耕作方法、生产工具、建造房屋、修筑桥梁和道路，直到运输设施都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利用，如农业，龟兹农作物多至“稻、粟、菽麦”，手工业，高昌盛产食盐、葡萄酒。纺织业，康国尤其发达，能够生产一种名叫“锦叠”的织品。商业，也以康国为最，“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总之，和平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交流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了中西交通。通西域开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搞清了两条交通干线，即出玉门、阳关，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至莎车，为南道。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国。从车师前王庭，沿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西逾葱岭至大宛、康居等国。自魏晋离乱以来，中西交通干线不仅没有发展，反而经常堵塞，处于时通时绝的状态。直到隋炀帝经略西域，才使中西交通得到了新发展。交通干线由原来两条增为三条：
从敦煌出发，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地中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那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于波斯湾。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忄凡延、曹国，至北婆罗门，到达印度洋。
第四，加深了汉族和诸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以及血缘关系上的融合。经通西域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了，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逐渐缩小民族差别。许多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为汉民族的风俗所慕化，纷纷要求改换中原的服式。如高昌王在中原三年，“深慕汉俗”，回国之后，下命令“解辫削衽”，实行中原的风俗习惯。靺鞨归隋居住柳城后，益“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彩”，此后靺鞨也盛行起汉族民众的风俗。东突厥启民可汗上疏请求“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康国“丈夫剪发锦袍”。焉耆，“婚姻之礼有同华夏”，龟兹，“俗与焉耆同”。
与此同时，汉族和诸少数民族血缘关系也进一步得到融合。隋炀帝坚持和亲政策，不少宗室公主出嫁于少数民族首领，隋朝权贵也和少数民族结成秦晋。隋炀帝时，萧琮昆弟布列朝廷，是十分显赫的贵族名门，他“嫁从父妹于钳耳氏”，为尚书令杨素所劾。萧琮回敬说：“(你)前已嫁妹侯莫陈氏，此复何疑！”杨素辩解说：“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萧琮不服气地说：“以羌异虏，未之前闻。”如今列举这段故事，不是要论证羌、虏谁贵谁贱。这里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隋代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已是很普遍，不分种族优劣了。像杨素、萧琮这样的权贵都与少数民族通婚联姻，至于边地的老百姓就更多了。民族间的通婚日益增多的结果，必然使民族关系更加融合。
第五，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动。隋炀帝为了吸引诸民族来中原，“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使许多民间音乐得到搜集、整理和发展，不少停废已久的民间艺术又焕发灿烂的光彩。隋炀帝制定的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其中有四部即西凉、龟兹、康国、疏勒是源自西域的。同时隋炀帝时百戏杂技艺术比周齐均有极大的发展，也是因为吸收了西域诸族的技巧。隋炀帝经通西域的产物即裴矩的《西域图记》也为隋代文化添锦加彩。这本书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历史古籍中有关专门记述西域的空白，在隋之前，像裴矩这样的书还未曾有过，隋前虽有《张骞出关记》一卷，但远不能与裴矩之著相提并论。其一，裴著《西域图记》广泛搜集、详尽记载了西域诸国的风俗物产，“以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逐一记载”。其二，裴著《西域图记》多方考察，明确通道。对于所经山河地名与国号，一则“考于前史”，二则“多方考察”，“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为使材料可靠，对那些“空有丘墟，不可记识”和“幽荒远地，卒访难晓”，“山居之属，非有国名”者均不收入。其三，裴著《西域图记》澄清事实，纠正谬误。西域因“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但经裴矩的探考，“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诸国之事罔不遍知”。
同时，中原文化也为西域诸族所吸收，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少数民族所尊行，在《隋书·西域传》中有高昌国都城“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的记载。
隋炀帝经通西域，带来了隋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隋亡之因不是经通西域所致，而是徭役繁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多因素引起的。因此，不能以“糜费”而否定隋炀帝经通西域的历史意义。隋炀帝通西域可以说是利在当时之世，也利于千秋后世的事，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而特书的。至于由于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因之耗费财力物力过大，也是有的，那当从其局限性方面加以论之，决不可以由此而抹杀经通西域这一伟大壮举。
通州刺史郭荣
台湾，古称夷洲，隋代称流求，《禹贡》中的“岛夷”、汉代的“东鱼是”，说的大概就是台湾。台湾岛原本与大陆相连，在距今一二亿年前中生代的一次地质事件中没入海中，距今五千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中叶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重新隆起为台湾岛。台湾出土的史前时期的石器等文物形制与大陆的类同。东汉时海峡两地人们有了交往：“会稽海外有东鱼是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文中提到有传说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也去了该地。三国时言及“夷洲在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对台湾岛的风土人情已有较详细的了解。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拟扩充人员土地以与魏、蜀抗衡，但结果如陆逊所料，“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以“卫温、诸葛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三国抗争的紧张局势使孙权对卫温等这次出海行动期望很高，一旦破灭，滥加诛杀。这是大陆朝廷对台湾的第一次官方行动。
隋代对台湾有了明确的称呼“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治今福建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了解比过去具体准确多了。宝岛也引起了隋炀帝的重视。
大业三年三月癸丑(初四)，遣羽骑尉朱宽使於流求国，大业元年曾报告说“每春秋二时，天清气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的海师何蛮与他同往，到了流求国，但由于“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大业四年，隋炀帝又派朱宽去流求，“复令宽慰抚之”，可是“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这两次是试探性的招抚和求访异俗，只是取了人证物证回来好述职，没有大的骚扰。
朱宽招抚不成，隋炀帝改派武贲郎将陈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证讨流求。自义安(治今广东潮安)出海，经高华屿、屿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说明两地间平素存在贸易往来。这次军中带了翻译，是“颇解其语”的昆仑人，陈“遣人慰谕之”，流求王欢斯渴刺兜不从，派兵拒战，被先锋张镇周打败，退至低没檀洞，小王欢斯老模又率兵拒战，被陈击败阵亡。隋军分为五军，进攻流求都邑，与渴刺兜所率几千众决战，从辰时至未时苦战了大半天，流求兵疲撤回栅内时被隋军攻破，渴刺兜战死，其子岛槌和男女数千被虏，火烧宫室，载战利品而还。大业六年二月乙巳(十三日)陈等献流求俘万七千口，隋炀帝颁赐百官作奴仆，陈升官为从二品散官右光禄大夫。原为正五品散官朝请大夫的张镇周进为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
《隋书》和《资治通鉴》记隋炀帝大业三年、四年派朱宽两次去流求的任务是“慰抚”或“招抚”，不同于对一般外域的用词，可见流求与大陆关系近密，隋代已有意将台湾纳入版图。流求王的一再抗拒实在不应成为隋军先礼后兵大肆攻掠的藉口，缺乏耐心结果适得其反，被严重伤害了的双方关系“自尔遂绝”。以后隋炀帝忙于征辽东与对付农民战争，再无暇东顾去收拾乱局，弥补与流求的关系。远交近攻
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二十六日，隋炀帝下诏征讨高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海口，建造战船三百艘。官吏们严厉督促工程的进展，工匠、役丁们日夜站立在水中，不敢停下稍微休息一下，他们自腰以下都生了虫蛆，病累而死去的人足有十之三、四。四月十五日，隋炀帝车驾抵达涿郡的临朔宫，随从车驾的九品以上文武官员，郡政府一律负责给宅邸安置。隋炀帝下诏征调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合。又征调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短矛突击手三万人，于是被征调的兵卒像江何一般，从四方奔赴涿郡，川流不息。
五月，隋炀帝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制造兵车数万辆送往高阳，用来装载衣甲幔幕，不用牛马，而命士兵自己拉车；又征用河南、河北民工以供应军需。
七月，再征调江、淮以南民工以及船只，把黎阳与洛口各粮仓的粮食运到涿郡，大小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运载兵器铠甲以及攻城器械的人来来往往，道路上始终保持几十万人，拥挤于道，昼夜不停。
隋炀帝自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就计划征伐高丽了，当时诏，命令征收天下富人的捐税，用以购买军马，每匹军马价至十万钱。同时命人挑选、查验兵器和仪仗，要求务必精、新，若发现有粗制滥造，不合规定者，立即将监制官斩首。接着隋炀帝又下诏在山东置府，命令饲养战马以供军队役使，征调民工运输粮食，储存在沪河、怀远二镇。运粮的车辆与拉车的牛只，全都一去不返，士卒死亡也超过一半。农民的耕种失时，田地荒芜，再加上饥馑，粮食价格腾贵，东北边境地区特别严重，一斗米要值几百钱。各郡县运来的谷米有时被认为粗劣，官员就命令百姓买进这些米，而用钱来补偿损失。隋炀帝又征调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共推三石米，运粮的道路艰难险阻而且又遥远，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路上吃的，等到达泸河、怀远二镇时，车夫们已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车夫们恐怕受罚，只好畏罪而逃亡了，再加上官吏贪狠暴虐，借机鱼肉百姓，百姓穷困，财力都枯竭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安分守己则无衣御寒，无食果腹，死期也迫在眉睫，而起兵抗暴，则还可能活命，于是，百姓开始聚众闹事，四出抢劫。
各地被征调来的军队都汇集在涿郡，隋炀帝召来太史令庾质，问道：“高丽的土地、人口不到隋王朝的一个郡，今天朕率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去征讨高丽，你认为能打败高丽吗？”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征高丽是早有准备的，是“承先旨”，也就是隋文帝定下的方略；二，隋炀帝准备亲征，一举征服高丽。庾质回答说：“征伐可以取胜，但依我的愚见，不希望陛下亲自去征讨。”隋炀帝一听此言，脸色就变，说：“今天我集结军队到这里，怎么能还没有看见敌军，我就先退却呢？”庾质回答说：“经过一番苦战而不能获取大胜，恐怕有损陛下的威望。如果陛下留在此地，只指导传授谋略，命令猛将劲卒，快速进击，出其不意，肯定可以攻克。军事的契机在于神速，迟缓就会无功。”其实，庾质是有苦衷的，言外之意是不愿意隋炀帝妄自出兵。隋炀帝听了这种回答，很不高兴地说：“汝既难行，可住此也。”接着，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隋炀帝恳切地劝说：“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隋炀帝勃然大怒，命令左右将耿询斩首，幸赖少府监何稠竭力相救，耿询才免于一死。不听臣下劝阻，一意孤行，这也反映了此时隋炀帝愈演愈烈的个性特征。
征伐高丽已经成了隋炀帝的既定方针，无论谁的劝说都不能阻拦，且要遭杀。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诏：左翼十二军分别进攻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翼十二军分别攻占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目施、带方、襄平等地。各路人马先后出发，限定在平壤会师，官兵共有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而后勤军需人员，再加两倍。
隋炀帝在桑干水的南面祭祀战神，在临朔宫南祭祀先帝，在蓟城北祭祀马神。隋炀帝亲自任命将帅：每军设大将、副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八十队，分为四团，每团各有偏将一名；每团的铠甲、缨拂、旗幡颜色各不相同；各军另设受降使者一名，负责奉授诏书，慰劳巡抚之职，不受大将统辖；其他的辎重、散兵等也分为四团，由步兵左右保护下前进；军队的前进、停止或设营，都有一定的规定。
正月初三，第一军出发，此后每日出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一营接一营前进，经过四十天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九百六十里。隋炀帝的御营共有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依次最后出发，又连绵八十里。规模如此之大，而最后败溃，可见其不得民心。
征伐高丽之际，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率军进攻南苏道。段文振在途中得了重病，他上表说：“我认为辽东这个小丑，不服从朝廷的严格法令，致使隋王朝从远处调来军队，劳累御驾亲征。但夷狄性多诈，必须严加防备，对方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说投降的条件，最好不要盲目接受。今阴雨不停，大水行将成灾，不可耽误迟缓。只愿陛下严厉约束各军，星驰速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那么平壤这座孤城，势必会被攻克。只要倾覆了他们的根本，其余城池自然就会望风瓦解，不攻自破。如果不能立即抓住战机，一旦遇到秋雨连绵，便会深陷艰难险阻的境地，兵粮枯竭，强大的敌人仍在面前，靺鞨部落将攻击我们的背后！如果还迟疑不果，就决非上策了。”
段文振上表的主题在于“星驰速发”，不可“迟疑不决”。上表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段文振死了，可他的“速发”方针为隋炀帝所接受。隋炀帝看了奏书，悲叹良久。三月十四日，隋炀帝亲自进入军营指挥军队。隋军到达辽水西岸，各路军队集合会师于此，就在临辽水河畔构筑了庞大的阵地。高丽兵依仗辽水抗守，隋兵无法渡过辽水。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医者吴景贤说：“大丈夫的性命，上天自有安排，不可以活到后来，用艾叶在额上烧灸，用瓜蒂在鼻孔喷汁，怎么治都不能退热，死在儿女之手！”于是请求充当前锋。将要渡辽水时，又对其三个儿子讲，我身受国家大恩，今天是为国赴死的日子了，我死得其所，你们就能得到富贵了。隋炀帝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造成后，引着浮桥向东岸移动，想不到浮桥太短，距东岸还有一丈多长的距离。就在此时，高丽兵大批赶到，隋东征军的士兵争相跳入水中与高丽兵交战，高丽兵凭借地势高，回击隋军，隋军无法登岸，战死的人很多。麦铁杖跳上岸厮杀，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全部战死。因此，隋炀帝下令撤退，将浮桥带回西岸。隋炀帝下诏曰：“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麾问罪，先登陷阵，节高义烈，身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赉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让他的儿子麦孟才承袭了爵位，铁杖的次子仲才、季才都授以正议大夫的官职。隋炀帝又命令少府监何稠把浮桥加长，两天即行完成。所以，各军依次相继进发，与高丽军大战于东岸，高丽大败，战死者数以万计。东征各军乘胜进击包围辽东城，即汉王朝时代的襄平城。隋炀帝车驾也渡过了辽水，他带着西突厥曷萨那可汗与高昌王伯雅参观战场以慑服他们。隋炀帝下诏大赦天下，并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慰辽东百姓，免去辽东百姓徭役十年，在此设置郡县，以助统治。
当诸位将领向东进军时，隋炀帝亲自告诫说：“现在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拯救百姓，讨伐罪犯，而不是为了功名。诸将若是有人不理解朕的意图，打算突击偷袭，孤军战斗，使自己扬名沙场，以邀赏请封，这不符合大军东征之目的。诸将进军时，应当分兵三路，当发动攻击时，三路兵马都要互相配合，不许一军单独前进，防备损失伤亡。还有，凡是军事上的进退，都须奏报，等待命令，不许擅自行事。”
辽东高丽军发动几次反击，未能取胜，于是就闭城坚守，不再出战。隋炀帝命令各军将城团团围住，同时又命令诸将：“高丽军若请求投降，就立即宣布安抚接受，不得纵兵进攻。”辽东城每次情势危急，眼看就要攻陷时，城中高丽军就声称要投降，东征将领们因奉隋炀帝旨意，不敢抓住这一时机，总是先命人飞马奏报隋炀帝，等到答复回来，城中的防守已调整巩固好了，随即高丽军又坚守城池，继续抵抗。如此这般，经过三次，隋炀帝还不醒悟。因此，城池久攻不下。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巡视辽东城南，观看辽东城池的形势，他把将领们召集起来，责备道：“你们自以为身为高官又依恃着显赫家世，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糊涂虫，想要暗中怠慢欺骗朕吗？在京都的时候，你们都不愿意让我亲自出兵，是害怕我看见你们的私弊和腐败。今天我到这里来，正是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要杀你们这些人！今天你们怕死，不肯尽力，难道我不能杀你们吗？”隋炀帝先是表彰了麦铁杖等一批骁勇将士，后来又厉言训斥一批没有战绩的将领。诸将听了这番训斥都惊惧、战栗而变了脸色。
见城池久攻不下，隋炀帝的速决战的计划破灭了。他就留在辽东城西几里外的地方，住在六合城，而高丽的城池都各自坚守，未能攻下，处于相持阶段。
这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船舰连绵几百里，渡海先行，从氵贝水进入高丽。距平壤六十里时，与高丽军相遇，隋水军进攻，大破高丽军。来护儿想乘胜进取平壤，副总管周法尚阻拦他，请他等待各路军队到达后，再一起进攻。来护儿不听，他挑选精锐甲士四万人，直趋平壤城下。高丽军在外城的空寺中设下伏兵，然后出兵与来护儿交战，接着又佯装战败，来护儿率兵乘胜追击，进入城内，他纵兵俘获抢掠，队伍乱不成伍，此时高丽的伏兵突然出击，来护儿大败，仅只身逃出，士卒生还的不过几千人。高丽军追杀到隋军的船只停泊处，周法尚严阵以待，高丽军才撤退。来护儿率军退到海浦，心胆俱裂，不敢再留下接应各路军队。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领大军进攻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率军进攻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率军进攻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军进攻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率军进攻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率军进攻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率军进攻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率军进攻遂城道，检校右御卫总部虎贲郎将卫文升率军进攻增地道，规定各路大军全部到鸭绿水西岸会师。宇文述等诸将率军从泸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供给一百天的粮秣，又装配铠甲、枪以及衣服、篷帐和攻城、煮饭用具，加起来每人要负担三石以上，对此重量，士卒体力无法承担。隋炀帝下令：“士卒有丢弃粮食的斩首！”于是军士们都索性在没有出发前在幕帐内挖坑，把粮草等物埋藏起来。队伍才走到半路。粮食已将吃尽了。
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向隋军东征军军营诈降，其实是要探听隋军的实力。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曾经奉隋炀帝的秘密指令：“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于仲文就把乙支文德抓起来，尚书右丞刘士龙作为慰抚使，他坚决反对抓乙支文德，于仲文只好将乙支文德放回去。一会儿就后悔了，又派人追上去哄骗乙支文德说：“另外还有话要相告，请再来一聚。”乙支文德头也不回，渡过鸭绿水而去。于仲文与宇文述等人因为让乙支文德跑掉了，内心很不安。宇文述因为粮食已尽，想要班师。于仲文建议派精兵追捕乙支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坚决反对。于仲文发怒说道：“将军依仗着十万之众，却连一小撮盗贼不能打败，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圣上呢？况且，我这一趟出征，本来就知道不会有功，为什么呢？古时的良将所以能够建立功业，那是因为军中的事都由一人做主裁定，如今，各行其事，怎么能战胜敌人呢？”这里说的是真心的话：一，出师之前，就认为“无功”，即不会胜利的；二，将领们如此心思不齐，“人各其心”，可见，隋炀帝出师，势在必败。那时，隋炀帝认为于仲文有计谋，曾命令各军向他咨询、汇报并听从他的调动指挥，因此于仲文才有他这番牢骚。因为这一原因，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于仲文的话，与诸将渡鸭绿水追赶乙支文德。乙支文德发现隋军东征军士卒面有饥色，所以故意让隋军疲乏。每次与隋军交战，高丽军立即后退，宇文述挥军急进，在一天之中，七战七捷。宇文述一方面依仗着突然而来的胜利，一方面又迫于各种议论的压力，遂率军进攻，东渡萨水，在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凭借山势扎营。乙支文德又派使者来诈降，向宇文述请求道：“假如隋军能马上退兵，就一定让高元前往皇帝离宫朝见。”宇文述见士卒疲惫，已无力再战，而且平壤城险峻坚固，估计很难一下子攻破城池。于是明知道对方有诈，也只好当作真降来接受，正当宇文述将队伍列成方阵行进之时，高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抄袭击，宇文述率军且战且退。
七月二十四日，隋军到达萨水，刚渡过一半，高丽军从后面袭击隋军的后卫部队，右屯卫将辛世雄战死，因此，霎时间，东征各军都溃乱了，士卒四散逃命，无法制止。将士们奔逃，一日一夜就跑到鸭绿水边，行程四百五十里。幸而将军天水人王仁恭殿卫，截击高丽军，将溃军挡住。来护儿闻知宇文述等人大败，也率军撤退，只有卫文升军单独保全。
这时，九路隋军渡辽河，共三十万五千人，待回到辽东城时，只有二千七百人了。数以巨万的军资储备器械损失殆尽。隋炀帝大怒，将宇文述等人枷锁拘押。
七月二十五日，隋炀帝自涿郡启程南返。
最初，百济国王璋派遣使者请隋朝出师讨伐高丽，隋炀帝让他们窥视高丽的动静，璋暗中又与高丽往来交结。隋军将要出动时，璋派遣他的大臣国智牟来请求了解出师的日期，隋炀帝大为高兴，厚加赏赐，派遣尚书起部郎席律前往百济，告之隋军出师以及各路军会师的日期。待到隋军渡过辽水，百济也在边境上严阵以待，声称是帮助隋军，实际上却是持观望的态度。
此次征讨高丽的行动，隋军仅在辽水西岸攻克了高丽的武厉逻城，在此设置辽东郡以及通定镇而已。从整体而言，实际上是惨败的。惨败的原因，全在于军心之涣散和不得民心。为了保障这一微小的胜利，隋炀帝又命令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的谷子到望海顿储存，派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
九月十三日，隋炀帝车驾到达东都洛阳。
隋炀帝的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战役以惨败而暂告结束。如果隋炀帝能很好地总结经验，及时地吸取教训，那还不致于如此。然而，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隋炀帝心里一直不平静。
起先一气之下将宇文述等人枷锁拘押起来。过了一些日子，隋炀帝的心又平静了下来，因为宇文述向来就受到隋炀帝的宠信，并且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因此，隋炀帝不想处死宇文述。
再说，首次征讨高丽的惨败的一个原因是军资供应不上，并不是宇文述的个人过失。隋炀帝特地下诏为他平反：“宇文述因为兵粮没有接济上，因此隋军被打败，这是军吏犯了军资供应不足的过失，不是宇文述个人的罪过。应该恢复他的官职爵位。”不久，又加封宇文述为开府仪同三司。
这一诏命也就解脱了一批被处分的将领，同时也争取了一批主战将领。
隋炀帝没有吸取第一次征伐高丽失败的惨训，还想继续发动进攻。他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的正月初二，下诏：一、征调天下之兵在涿郡集结：二、开始招募平民为骁果；三、修辽东古城以贮备军粮。
除了积极进行物资和军事组织准备外，隋炀帝还进一步加强再征高丽的舆论准备。他对左右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隋炀帝将高丽视之为小虏，这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认为现在就是拔海移山，也是可以办到的，何况对付这个小虏。他将再征高丽的建议提交群臣讨论，希望统一认识。左光禄大夫郭荣持有不同意见，他以国家疲敝，“万乘不宜屡动”为由，劝说隋炀帝道：戎狄之国无礼，是臣子应该处理的事情，千钧之弩，不应只为一只小老鼠而发射，陛下何必亲自征讨这样的小小敌人呢？郭荣的意见其实是不同意征战，只是用曲语与隋炀帝周旋而已。隋炀帝不同意郭荣的看法，仍坚持按着他自己的既定方针行事。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
第一次征伐失败后，士卒伤亡惨重，百姓更纷纷逃避兵役，于是，招募骁果，以为卫士。三月，隋炀帝由东都到涿郡。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的车驾顺利地渡过了辽水。二十九日，隋炀帝派遣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军进军平壤。
这时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军出征扶余道，进军到达新城，高丽军数万人阻击隋军，王仁恭率领劲骑一千名击败高丽军，高丽军闭城固守。隋炀帝命令诸将进攻辽东，并允许诸将可相机行事。隋军用高空作战的飞楼、摧击城堡的撞车、攀登城墙的云梯，深入城中的地道，东征军从城池四面昼夜不停地发动攻势，但高丽守军在城中随机应变，竭力抗击。隋军攻城二十余天还未成功，双方都有大批人员阵亡。隋军所用的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人沈光爬到冲梯顶端，跨上墙垛，与高丽守军进行肉搏战。双方短兵相接，沈光杀死高丽士兵十余人，高丽士兵竟集中目标，攻击沈光，沈光从冲梯上掉下来，还没有掉到地面，正好冲梯的竿上有一根垂下的绳索，沈光抓住绳子翻了身，又向上爬，再攀登厮杀。隋炀帝亲临现场指挥，亲眼看到这一激烈的战斗场面，深感沈光的行为极为英勇，于是任命他为朝散大夫，经常留在自己身边。
辽东城久攻不下，隋炀帝派人制做一百余万个布袋，每个布袋装满泥土，想用布袋堆积成一条宽三十步、与城墙同样高的像鱼脊梁一样的坡道，让士兵们攀登攻城。隋炀帝又命人制做八轮楼车，楼车高于城墙，设置在鱼梁道两旁，战车上满装射击手，可以居高临下，俯射城中。隋军很快就要攻城了，城内高丽守军感到危在旦夕，十分忧虑。就在这时，杨玄感谋反的消息传到，隋炀帝大为惊恐，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为好？他把纳言苏威召唤到帐中，说：“杨玄感这个小子很聪明，恐怕要成为祸患了。”苏威认为一个人能辩别是非，判断成败，才可以说是聪明。杨玄感此人粗心大意，思考疏略，不必为他谋反而忧患，然而，只怕因此而逐渐成为动乱的由来。隋炀帝又听说达官的子弟都在杨玄感那里，越加忧虑。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就和杨玄感交情很好，杨玄感谋反，斛斯政曾与他一起谋划，杨玄纵兄弟逃回内地也是斛斯政暗地送他们回去的。隋炀帝要追究查办杨玄纵等党羽，斛斯政心里极为恐惧不安，六月二十日，他逃跑投奔了高丽。
六月二十八日，夜里二更时分，隋炀帝秘密召集诸将，让他们率军撤退。所有的军资器械、攻城之具堆积如山，营垒、篷帐、保持原状，一丝不动，全部遗弃。隋军军心惊惶恐惧，军队部置已乱，行军不成行列，士卒纷纷逃亡。高丽守城军对这种情况很快就觉察到了，可是不明真象，还不敢马上出击，只是在城内击鼓呐喊。到了六月二十九日中午时，高丽守城军才慢慢地派兵出城，四处远近地侦察，仍然怀疑隋军撤退是假的。过了两天，才出动几千名士兵在隋军后面追踪，但是仍然畏惧隋军人多，不敢逼近，两军一直保持八、九十里的距离。快到辽水时，高丽军才得知隋炀帝车驾已经渡过了辽水，才敢逼近隋军后部，当时隋军殿后部队还有数万人，高丽军就包抄袭击隋军，最后有几千名隋军老弱士兵被杀死。
当初，隋炀帝准备再征高丽时，曾再次问太史令庾质：“你现在认为怎样？”庾质回答：认为自己实在是愚钝迷惘，但还是坚持以前的看法。陛下如果是亲自率军征伐，那么劳费实在太多了。隋炀帝一听此言就大发脾气，怒道，我亲自率军征伐尚且没能取胜，只派别人去，难道会成功吗？这次隋炀帝从高丽返回后，他又对庾质说：“你以前不想让我出征，就是怕动乱的缘故吧。杨玄感能够成功吗？”庾质回答：“杨玄感的地位虽高，权势虽大，但他平时不得人心，他想凭借百姓之力，希望侥幸成功，如今天下一统，不是容易动摇的。”
隋炀帝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以最快的速度率军前往，当时乘驿站的传车征调各路人马讨伐杨玄感。来护儿率军到达东莱，听说杨玄感围困东都洛阳，他即刻召集诸将举行会议，商讨回师救援东都。诸将都认为没有皇帝的敕命，不应该擅自回师，都固执地不服从来护儿的命令。来护儿声色俱厉说道：“洛阳被包围，是心脏和腹部之祸事，高丽抗拒朝廷只不过是皮肤上之疥癣小病。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不能不去做。专擅权力的罪名，由我来承担，不关别人的事。有阻拦商议回师之事的，依军法诛杀。”来护儿即日回师。他同时派儿子来弘、来整驰马传诏上奏隋炀帝，隋炀帝当时返抵涿郡，已经下令让来护儿救援东都。隋炀帝见到来弘、来整，非常高兴，赏赐给来护儿的玺书中道：“你回师之时，正是我下令要你回师之日，君臣之间心意密合，虽然相隔遥远，却如同符契。”
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丽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不得不撤军，再告失败。杨玄感之叛看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一后院起火，也说明了隋炀帝远征高丽之不得人心，其征战遭败也是势所必然的。
第二次征伐高丽时，由于杨玄感谋反而撤军，当平息杨玄感叛乱之后，隋炀帝又准备第三次征伐高丽。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初三，隋炀帝下诏，令文武百官讨论出兵征伐高丽之事，说什么好呢？说支持出兵，是违心的，说反对出兵，又得遭诛杀，还是不说为好，因此一连几天竟然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隋炀帝大失人心，已到了这等程度。二月二十日，隋炀帝下诏再次征调天下军队，分百路同时进发。
三月十四日，隋炀帝前往涿郡，路途中士兵不断逃亡。
三月二十五日，隋炀帝抵达临渝宫，在野外祭祀黄帝，斩杀逃亡的士兵并将死者的鲜血涂在战鼓上。然而士兵的逃亡仍然无法禁止。从将相的哑然无言，到士兵的逃走，正好说明这场战争是怎么也打不下去了，隋炀帝却一定要出兵，真是逆来行事了。三月二十七日，隋炀帝抵达北平。
七月七日，隋炀帝车驾抵达怀远镇。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向各郡征调的士兵，很多超过了指定日期没有报到，而高丽也困顿疲惫。来护儿率军挺进到毕奢城，高丽派军迎战。来护儿击破高丽军乘胜南下，将要逼近平壤，高丽王高元大为惊恐，七日二十八日，派遣使者到隋东征军营，乞求投降，为了表示诚意，还把斛斯政关在囚车里押送而来，隋炀帝见了，大为高兴，他连忙派遣使者“持节”征召来护儿班师返回。来护儿召集各将领说：“东征大军三次征战，都未平定高丽，这次回去，就再也不能来了，如此辛劳，竟然没有一点功劳，我深感耻辱。现在，高丽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了，用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去攻击，不日可胜。我打算继续进军，直接包围平壤，俘获高元，凯旋而归不是很好吗？”于是来护儿上疏隋炀帝，请求出征，不肯马上接受诏书班师返回。长史崔君肃竭力反对，来护儿坚持不变，认为高丽已经支持不住了，皇帝完全相信任用我，我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此事。我在朝廷之外，事情完全可以自己独断独行，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处罚，放弃今天成功的好时机，以后就永远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了！崔君肃告诉大家：如果跟从元帅，违拒诏命，必定被人上奏皇帝，大家都得获罪。这么一说，诸将都很害怕了，都异口同声向来护儿请求返回。在此情况下，来护儿接受诏命班师了。
八月初四，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邯郸义军首领杨公卿率部众八千人，袭击隋炀帝车驾后面的第八队，抢到“飞黄上厩”骏马四十二匹之后，逃走。隋炀帝加强了防卫，下诏迅速回朝。
十月初三，隋炀帝返抵东都洛阳，十月二十五日，抵达西京长安，隋炀帝把高丽的使者及斛斯政送到皇家祖庙，祭告祖先。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上奏隋炀帝道：“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隋炀帝同意施以酷刑。先将斛斯政在金光门外处死，按照处死杨积善的酷刑来处死斛斯政，而且把他的肉煮了，命文武百官吞食，尔后又将斛斯政的骨骸收在一起，焚化后扬掉。在祭告太庙时，隋炀帝仍然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竟然不来。于是，隋炀帝又下令将帅们准备行装，打算来个第四次征伐，可是最后未能成行。
首先，从隋炀帝“承先旨”来看，并没有“灭亡高丽”之意。隋文帝的旨意是想恢复与保持早在北魏时即已形成的宗主和藩臣的关系。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不供职贡，无人臣礼”，并于同年公然“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隋文帝大怒，于是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并派汉王杨谅等率百万兵马讨伐高元。当杨谅等讨伐失败以后，高元亦害怕遣使上表隋文帝，并卑称“辽东粪士臣元”，还表示“谢罪”与信守藩臣之礼，于是隋文帝又对其“待之如初”。由此可见，当时出兵讨伐的目的在于维护同高丽原有的藩臣之礼。百济王昌获此消息后，深感对自己不利，因而向隋王朝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以求隋王朝再次出兵讨伐高丽。隋文帝想到高丽王一再上表称“臣”，就诏谕百济王：高丽业已“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由此看来，隋文帝对高丽讨伐不在于灭亡之，而是旨在维护藩臣之礼。隋炀帝一而再，再而三征伐高丽就是为了继续维护同高丽原有宗主和藩臣的关系。
其次，从隋炀帝的出征诏令来看，也没有“灭亡高丽”的言语。隋炀帝曾敕牛弘对高丽使者宣旨道：“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诏曰：“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又诏曰：高丽王“朝觐之礼，莫肯躬亲……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从多次的诏令可以看出，隋炀帝出兵高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灭亡高丽，而是在于维护同高丽原有的宗主与藩臣的关系。
再次，从隋炀帝的战场指挥来看，隋炀帝征讨高丽旨在迫使高丽称臣。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五月，隋炀帝告诫诸将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了解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当高丽军被隋军团团包围时，隋炀帝又命令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隋炀帝以高丽称臣为满足，只要高丽请求投降，便立即宣布安抚接纳，不得派兵进攻。
高丽早在北魏时，就已据辽东，至开皇时，它“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而且“常遣使人密觇消息”，与此同时，高丽还泛海同江南陈朝勾结，企图夹击隋朝。随着高丽的不断强大，因此变成了对隋王朝潜在的巨大威胁。陆知命指出：“四海廓清，三边底定，惟高丽小，狼顾燕垂。”但由于高丽与隋在辽东接壤的地段不长，高丽西南和隋朝相距又长，其间又阻隔着大海，高丽对隋王朝的直接威胁并未构成严重的边患，所以，对于来自高丽的危险可以“且慢一步”来解决。
隋王朝灭陈之后，引起了高丽和吐谷浑的强烈反响。如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由此可见，隋王朝统一之后所形成的军事威慑力量，正是高丽王和吐谷浑“大惧”和结盟的关键所在。高丽与吐谷浑原来为了抗衡中原王朝。就有密切联系，到隋王朝统一南北之后，他们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特别是到了隋炀帝时期，其联系更加紧密了。隋炀帝大业元年，契丹人入侵营州，隋炀帝下诏命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契丹人。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他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和高丽人做买卖，并严令有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杀，契丹人不加防备。这里意在说明韦云起借用突厥反击契丹的寇边，但韦云起“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这一情节，却揭露了高丽与突厥间所存在的经济交往的事实。说穿了，高丽和突厥之间的“交易”，就是高丽、突厥以及北方草原各族为抗衡隋朝的威胁而结成强大的军事联盟。
到了隋炀帝时，高丽更是变本加厉，竟“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之境。……萃川薮於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惟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当时，高丽还遣“私通使”前往突厥，合谋对抗隋朝，这是隋炀帝亲眼所见。当隋炀帝亲自去察看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正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可汗的营帐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只好让他觐见隋炀帝。隋炀帝看见高丽遣“私通使”前往突厥，当然心里升起一团怒火，可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于是裴矩献计道，高丽原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中国的郡县，如今却不称臣，先帝很长时间就想征伐高丽，然而由于杨谅不成器，以致师出无功。陛下你君临天下之时，怎能不征伐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荒凉野蛮的地方呢？今天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隋王朝，可以趁他恐惧时，胁迫高丽派遣使者入朝。隋炀帝接受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隋炀帝的诏令：“朕因为启民可汗诚心地尊奉隋朝，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时告诉高丽王：不要心怀疑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义，朕会像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然而假如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可汗巡视你的国土。”高丽王高元听了此话后很恐惧，但是迟迟没有入朝称臣。于是，隋炀帝决定出征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