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下定决心要征讨高丽的时候，突厥和吐谷浑相续衰败，使其征讨变为现实。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西巡狩，召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处罗借故不到，隋炀帝大怒。正在此时，附隶于处罗的西突厥酋长射匮遣使前来求婚，裴矩向隋炀帝献计道：“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愿厚礼其(指射匮)使，拜(射匮)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隋炀帝听后大加赞许，采纳了裴矩之计，所以经过裴矩的一番安排离间，射匮兴兵打败处罗，处罗逃入高昌境内。在隋的晓谕之下，处罗不得不入朝于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又“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从此，西突厥势力大衰，隋朝解除了西北方的后顾之忧。
对于吐谷浑，隋炀帝也采取了以夷制夷和武力攻击的政策。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隋炀帝遣安德王杨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接。宇文述率军至临羌城，吐谷浑畏其兵盛，不敢降，并帅众西遁，因而宇文述率兵追击，攻占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俘虏其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伏允被迫南奔雪山，吐谷浑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炀帝为了根除吐谷浑这一后顾之忧，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自西巡河右。四月，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以兵包围伏允所居之覆袁川，伏允惧歼而遁逃，六月，隋兵追至伏俟城。至此，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吐谷浑的一蹶不振，征西北诸族受到极大震动。伊吾吐屯设迫不得已向隋炀帝献西域数千里土地，处罗可汗和高昌王伯雅先后入朝于隋。
隋炀帝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彻底削弱了突厥、吐谷浑等北方各族力量，接下来，就以为有力量来对付高丽了。隋炀帝正是在此背景下三征高丽的。
三征高丽，这是一场给民众带来无法忍受的困苦与死亡的灾难，如第一次征高丽，出征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直接从役的计有三百万。连年过度的征发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于是旱疫交加，“苦役者始为群盗”“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有去无回，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饣侯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下诏征讨高丽时，曾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己推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图画！终于在以“无向辽东浪死歌”为号召的农民大起义中，隋炀帝与他的王朝一齐覆灭了。
如果没有隋炀帝对高丽的征伐，隋王朝的灭亡不会这么迅速。
上大将军杨义臣
隋炀帝不是个局囿隋境耽于守成的君主，他雄心勃勃志在四方，把眼光放到周围那些他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许多地方。一生之中，二平江南，三下江都，三巡突厥，一讨浑庭，三驾辽泽之外，还经略林邑，结好赤土，招抚流求，通使倭国，内政外交空前活跃，下决心要不计成败利钝地改变中国与东方的政治地图，在历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
林邑，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其北为交趾，两汉以来，一直在中原或南朝辖下。隋平陈以后，遣使来贡方物，其后朝贡遂绝。正好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交州俚帅李佛子之乱被大将军刘方讨平，于是又遣刘方为马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和舟师南进，大业元年正月至林邑海口。
林邑王梵志派兵守险，被刘方逼走。林邑军又在阇黎江南岸立栅防守，刘方盛陈旗帜，金鼓齐鸣，制造声势，林邑军溃逃。隋军渡江后行三十里，林邑王亲率其兵骑着巨象从四面攻来，隋军初战象军失利，因而悄悄挖了许多陷坑，用草覆盖，派兵挑战，梵志全军出动，隋军佯败，诱林邑军追逐，结果许多象跌入陷坑，一时惊骇军乱，刘方又命以穿透力很强的弩箭射象，众象负伤后退逃窜，林邑军阵脚大乱，隋军乘机反击，俘斩以万计。继续追击，屡战屡胜，经过东汉马援铜柱又南行八日，至林邑国都。四月，梵志弃城退入海中，刘方入城，获其十八尊金铸庙主，刻石纪功而还。平林邑后置三州，后改为林邑，郡、比景郡、海阴郡。但隋军退走后，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入唐仍朝贡不绝。由隋文帝发动到隋炀帝时结束的这次征战，军事上虽然胜利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不仅林邑兵卒损伤以万计，由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组成的隋军也付出惨重代价，归途中“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刘方本人也重演马援的悲剧，得病死在路上。制造南国可怕的瘟病的死神把凯旋的喜悦化为乌有。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使隋炀帝再没有朝这个方向用兵。
远使赤土
在中印半岛这个方向，隋炀帝在远征林邑之后，曾派出和平使者常骏等往赤土，那是七世纪初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赤土后称环王国，下辖有巨港、马六甲、宋卡(泰国)等说，还有以为赤土即羯荼国的异译，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一带，为马六甲海峡北端的重要港口。只能大致判断其地在中印半岛南端的马来半岛。
大业三年隋炀帝召募能通绝域的使者，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两位九品官表示愿冒险应募，隋炀帝非常高兴，各赐帛百匹与时服一袭，派遣他们出使赤土，带去绢帛五千段(约合六万米)赠赤土王。
当年十月从南海郡(治今广州市)出发，扬帆远航，二旬后过焦石山，傍林邑东南行，过师子石、鸡笼岛到赤土界，赤土王派婆罗门鸠摩罗率三十艘的船队隆重迎接，“吹蠡击鼓，以乐隋使”。又月余至赤土国都，王子那邪迦来迎，送金盘、金合香油、金瓶香水和白叠布四条供使者盥洗用。当天下午未时，那邪迦王子又驾象二头，持孔雀盖迎接使者入王宫，递交国书。以后接连数日宴请隋使，食物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种菜肴，金锺置酒，女乐助兴。
赤土王派那邪迦王子随隋使回访，回赠隋炀帝的礼物有金芙蓉冠、龙脑香和各种土产方物，派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欢送。海上走了十多天至林邑东南，循海岸北上到交趾后改陆行。大约在大业五年二月，那邪迦王子在常骏陪同下到弘农(治今河南灵宝)谒见，隋炀帝十分高兴地接待了客人们，给那邪迦及其随员封官和赏物。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交往。我们看到，在东南亚这个方向上，隋炀帝征伐林邑而结好赤土，实施着传统的远交近攻战略。在常骏出使前后的大业四年三月和六年六月，赤土国曾不断派使者入隋，两国保持着频繁的交往。
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在至少两千年的交往中，首先在唐代出现了高潮，而这是奠基于隋炀帝——圣德太子(公元593～622年摄政)时期的。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再度遣使来华，意在汲取先进的中国文明。魏明帝曹对此表示赞许，封女王为“亲魏倭王”，并派使臣回访，从此至于齐、梁，两国交往不断。大批汉人也带着先进的耕桑技艺，不断移居日本，三国时代迁去日本的三十六户，后来有些移居日本的汉人进入了大和国家的统治机构。
《新撰姓氏录》又记隋代迁去有五户，唐代二十二户，这些仅指成为日本蕃姓贵族高门的大户。官方通使更大为频繁，总数达二十三次之多。“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
另三批日本遣隋使，都是隋炀帝接待的。
大业三年，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大使和通事鞍作福利受倭王派遣来隋。
小野大使说明来访的用意：“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与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敬佛法”，但佛教是六世纪中叶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转传去的，时日未多，因此，想派僧人来求学。推古女皇选定的摄政圣德太子希望依靠佛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加强皇权，巩固统治。从隔了一年日本又派来了一批学问僧，可见，此事得到隋政府同意了。
小野大使呈送的国书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作为问候语，口气是友好的，但是从来日本都处在名义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从属地位，不过是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的二等角色，南朝刘宋时倭王还自拟“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头衔请求加委。这时圣德太子主政，巧妙地用外交辞令表达了与中国平等交往的合理愿望。日本君主想平起平坐的意思当然瞒不过细心的隋炀帝，尽管当面不好发作，背后对负责外事接待的鸿胪卿交待：“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让下面的人替他挡驾。
大业四年三月壬戌倭国遣使贡方物，四月，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一行十三人随同小野大使取道百济去日本。隋使到达筑紫的消息震动了朝野，圣德太子马上派吉士雄前往迎接，急命在难波(今大阪)为隋使修迎宾馆。六月十五日，裴世清一行到达难波，朝廷派出银装的彩船“饣芳船”三十五艘将隋使迎入新宾馆。八月三日隋使入京城时，女皇派在十二阶冠位中仅次于大德的小德阿辈台率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前去隆重迎接。而后又遣大礼哥多毗率二百余骑郊迎。八月十二日入朝，圣德太子和诸王大臣头戴金髻花，身穿锦绣绫罗出宫迎接。裴世清呈交隋炀帝致推古女皇的国书，在客客气气的褒扬中，仍透露出天朝大国天子凌驾于人之上的口吻。
推古女皇对隋使初次回访感到非常高兴，好像并不计较隋炀帝来书中说话的口气，反而对没有及早会见隋使表示歉意，诚恳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据说小野大使在返途中过百济时遭抢劫，丢失了一份隋朝的国书，所以回到难波后先行入朝述职，交代此事。群臣议其疏失，判处流刑。女皇以为不宜让隋室知道丢失国书之事，特地赦免了他。因此裴世清滞留难波五十天，女皇道了歉，接着又说：“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裴世清满口答应道：“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是推古女皇、圣德太子热衷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实质。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期的日本，急于借鉴中国文化政治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这是随即到来的大化革新的前夕，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三年前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完全是中国儒家“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类政治观念的再版，所颁布的十二阶冠位，直接以德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信条为名，依次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日本的统治者如饥似渴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治理他们国家的办法，由此可见一斑。
一月后，裴世清以“朝命既达，请即戒涂”，提出回国，日方设宴欢送。九月十一日小野妹子第二次被任命为大使，陪送隋使回国，随行的还有副使吉士雄、通事鞍作福利和八名留学生、学问僧等人。这便是大业四年来中国的第二批遣隋使。
这次圣德太子交给大使转呈的国书，是他用汉语写的，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首次以天皇名义致书中国，并东西对等，再次阐明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外交的意向。
重要的是第二批遣隋使带来的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那八个人。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是新汉人、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几乎都是渡日汉人的后裔，他们来留学的时间，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余年，直到唐高祖甚至唐太宗贞观中才回国。回去以后对推广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惠隐被延入皇宫讲经，南渊请安当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老师，高向玄理和僧担任了最高的政治顾问国博士，成为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开始的改新政治的主要设计人。他们带回去唐朝的律令制度，将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移植为日本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创了日本的“律令时代”。
大业五年九月小野妹子大使回国后，大业六年正月倭国又曾“遣使贡方物”。大业十年六月还派遣以大使犬上御田锹、副使矢田部造为首的第三批遣隋使来中国，”到翌年七月回国。这次一起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惠光、惠日、灵光、胜鸟养、惠云等。频繁的遣隋使活动成为更大规模遣庸使的先声，并且先期回国的直福因、惠光、惠济、惠日等则是派遣遣唐使活动的直接推动者，他们鼓吹以中国为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的“蓝本”的理想，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隋炀帝对先后入隋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给与了热心的关照，将他们安置在鸿胪寺四方馆中，特召著名的蓝田悟真寺开山祖净业和尚入馆担任他们的老师，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使他们都能生活安定，学习有成，负担起中日文化交流的重任。
求取经论固然是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宗教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更广泛的经济文化背景，这时中日双方致力开辟的，不仅是一条宗教之路，而且是一条代表东亚文明结晶的光耀千古的东丝绸之路，而在这条金光大道开通的早期，隋炀帝是一位积极的倡导人，在中日友好的历史长河中，他与当时担任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一样，是应载入史册的人物。
安州刺史鱼俱罗
自秦始皇起，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亲自巡行天下，以了解国情、民情，想统驭天下。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致亡国的丑行。他反其道而行之，“东行西幸，靡有定居”隋炀帝一生，曾八次巡游，其中四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巡江都。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在巡幸中，沿途供顿，劳民扰众。古代皇帝也有出巡，但没有像隋炀帝年年出游，而且出游耗费如此之大。特别是大业元年、二年，率后宫朝臣乘龙舟往返于洛阳与江都之间，劳民伤财，为亘古所未有。
有段记载大致将首游江都的盛况作了描写：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炀帝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来迎接。乙巳(十八日)，隋炀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洛口，乘坐龙舟。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比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规模稍小，但都装饰得金碧辉煌，没有什么两样。另有浮景船九艘，船上建筑有三重，都是水上宫殿。还有各式各样，名称各异的大船，如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
场、玄坛、板舟翕、黄蔑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而且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的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他们都身穿锦彩制作的袍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舟爰、八棹、艇舸等几千艘船供十二卫士兵乘坐，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自挽，不给民夫。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旌旗遍野。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出游队伍很宏伟，所需的耗费也非常可观，仅仅每天所需的食物数量就非常庞大。隋炀帝命令船队所经过的郡县，五百里内都得进献食物。多的一郡要献食百年，极尽水陆珍奇；后宫都吃腻了，将出发时，就把食物扔掉埋起来。
应该说，这段描述，详则详矣，然而未免舍本求末，只写出了隋炀帝这一次巡游的场面、气派，至于目的、意愿，那都未涉笔。看来这次巡游，隋炀帝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下令修运河。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出征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开始，引谷水、洛水循着东汉张纯所凿的故阳渠水道入黄河，经过一段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故汜水县东北的黄河南岸，由板渚引黄河水逶迤入淮水。还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扬子进入长江。通济渠宽四十步，渠两旁都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从一定程度说，这次巡幸与其说是游山玩水，不如说是视察运河沿陆。
第二，下令建造龙舟等大船。隋炀帝派黄门侍郎王弘等到江南采伐树木，建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类大船数万艘。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
第三，下令兴建离宫。所谓离宫，就是皇帝正宫以外的临时居住的宫室。这是指出巡时临时居住的宫殿。从长安到江都沿途设置离宫四十余所。
隋炀帝此次巡游江都的目的有三：
其一，加强控制。隋军灭陈时，没有遭到各地豪族的武装抵抗。对于江南豪族来说，政权属于陈氏还是杨氏，是统一还是分裂，并没多大意义，关键是他们能不能保持既得利益。当隋军深入陈境各地时，地方豪强受到“管约”，他们“顾恋巢窟”，并举兵反叛。开皇十年，江南士族和地方豪强如婺江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忄会等，起兵反隋，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一时间，温州、杭州、交州等都反了。当时的反抗带有强烈的复仇心。南方的动乱，严重威胁着隋王朝的安全。隋文帝派杨素等名将前往江南镇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平息了这场叛乱。那时杨广为并州总管，负有翼辅中央、巩固国基的重任，隋文帝因他有平陈统军的威望，将他从并州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他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江都不是很平静的。隋炀帝即位后，首先游江都，巡游规模如此庞大，气势如此之盛，多少有那么一点对江南豪强示威的气势。所以说，隋炀帝首巡的目的在于通过巡视宣扬“皇威”，加强控制新征服的地区。
其二，遵循古训。隋炀帝巡游江都，固然有享乐成份，但不可一概以享乐视之，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就无从解释，因为那些地方并不好玩。对于巡狩，他有自己的见解。开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向给事郎蔡征问道：“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说明，隋炀帝四次巡狩江都，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旨在能“长世”，尽管他也未能长世，但隋炀帝的这一政治动机不能忽视。
其三，留恋江都。在江都十余年，对江都不能不留下深深的恋情。当时的江都郡，虽然还不是一个繁荣的经济区域，然而确是一个区域辽阔、山川秀丽、物资丰富的地方。从遗留下来的隋炀帝咏扬州的诗文来看，隋炀帝喜爱江都，不仅是由于江都是个雄藩大郡，还在于江都的秀丽风光。他的《春江花月夜》的第一首曰：“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隋炀帝还作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四时白歌·江都夏》、《早渡淮》、《幸江都作》、《迷楼歌》等篇，虽然大多是称帝之后的作品，但从中也多少看出杨广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都是他的第二故乡，称帝后，首次巡幸去江都，有衣锦还乡的意味。
马邑太守王仁恭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十八日，隋炀帝出发向北巡视。
此次北巡的车队也是相当庞大的。出发时还特地颁布两条命令：一、百官不许践踏损害庄稼；二、遇到须开辟成道路的田地，主管官员要核算被占土地的收成，就从附近的仓库拨粮食赐给原占土地者，而且务必从优酬偿。
四月二十日，逗留在赤岸泽。在赤岸泽暂留期间，隋炀帝还用牛、羊、猪三牲祭奠已故太师李穆的陵墓。
五月九日，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隋炀帝。五月十日，隋炀帝下诏征调河北十余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从东向西，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五月十八日，突厥启民可汗又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接着，又派使者请求允许他亲自入塞迎接隋炀帝，隋炀帝没有答应。
隋炀帝巡游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十分精美，尔后隋炀帝抵达马邑，马邑太守杨廓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进献，隋炀帝很不满意。隋炀帝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而让杨廓到博陵去向丘和学习。这可开了一个坏头，从此，隋炀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互相竞赛，比谁贡献得丰富，献得奢侈。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的车驾停留在榆林郡。隋炀帝想要出塞去炫耀军威，径直进入突厥境内，前往涿郡。他担心启民可汗惊慌，反应过度，于是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传达他的旨意。突厥启民可汗接到隋炀帝的诏书，便把他所属的奚、、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杂草肮脏，打算让启民可汗亲自清除，用以向各部落酋长显示隋王朝之威严，于是指着帐前的杂草说：“此根大香。”启民可汗就急忙去闻闻杂草，提出异议说：“殊不香也。”长孙晟说：“如今牙帐内杂草丛生，是否有特别香味的缘故，才把它留下。不然，早该亲自洒扫，修整御道，以表对天子的至诚崇敬之心意。”
启民可汗此时明白过来了，说：“我的罪过！我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得到为天子效力的机会，怎么敢推辞呢？只不过久住边疆，不知道规矩，幸而得你将军教诲我们了，将军的恩惠，是我的幸运。”启民可汗说着说着便拔出佩刀，亲自去拔除牙帐中的杂草。启民部族的显贵和其他部族的人也都争相仿效启民可汗。
因而，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向东到蓟，突厥人都出动，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隋炀帝听说这是长孙晟所作的策略，对长孙晟特别赞许。
六月二十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到隋炀帝的行宫来朝见。此时，吐谷浑、高昌也都派遣使者朝见、进贡。
六月二十七日，隋炀帝登上北方城楼眺望渔民在黄河中捕鱼的情景，随后又宴请文武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觐见炀帝。太府卿元寿对隋炀帝说：“汉武帝出关，旌旗连绵千里，现在在御营外面，请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每军相距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前军的殿后和后军的先锋，遥遥衔接，千里不绝，这也是出师的盛大景观。”周法尚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这样不行。军队出动，绵延千里，而又不时地被山川阻拦隔绝，突然遇到紧急情况，队伍就会四分五裂。如果中央有事，则首尾不知道，况且道路险阻漫长，难以相救。虽然过去有汉武帝出关兵连千里的故事，但这是容易导致失败的办法。”隋炀帝听后很不高兴，便问周法尚：“卿意以为如何？”周法尚说：“军队不应分散，而可将军队列成方阵，四面向外防御，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倘若发生变故，就命令受敌的方面立即抵抗，然后从阵内派奇兵，冲出阵外奋力攻击。集合车辆。就是墙堡，阵线弯曲，就可互相掩护，这跟据守城池的战术原理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战胜，就调派骑兵追击，若不能战胜，就严密自守，我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策。隋炀帝听后连声赞好，于是就任命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这时，启民可汗又上表，其表曰：
“先帝可汗怜悯我，将安义公主嫁给我，供应种种物资，使我们不忧匮乏。我的兄弟很是嫉妒，集合起来想把我诛杀。我当时是走投无路，抬头只有天，低头只有地，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先帝。先帝怜悯我将被害死的苦情，收留抚养我，使我又活下来，又命我做了大可汗，还安抚了突厥百姓。现在陛下治理天下，仍像先帝一样养我育我，照顾我突厥部众，供应粮秣，从不缺乏。我身受圣恩，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现在已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装易服，同华夏一样。”
隋炀帝将启民可汗的奏表交给大臣们去讨论，公卿都主张依其所奏。隋炀帝认为不好。隋炀帝下诏说：“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一定要化诸削衽，縻以长缨，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玺书，认为，漠北并未平静，还须要征战，只要你们存心恭顺朝廷，何必变易服装呢？在这一点上，隋炀帝是做对了，既反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倾向，又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
隋炀帝打算向突厥人炫耀他的权力和财富，命令宇文恺制作一顶巨大的蓬帐，帐内可坐数千人。七月七日，在榆林城东张开大帐，隋炀帝来到城东大帐，仪队警戒森严，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表演各种歌舞及特技。各方部落的宾客都惊异欢悦，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隋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隋炀帝又下诏曰：“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遗，功格区宇，声教所以咸洎。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袭冠解辫，同彼臣民。是故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藩职。往者挺身违难，拔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余，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浙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令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藩服。启民深委诚心，入奉朝觐，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恒典。可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并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赞，其地位在其它诸侯王之上。
在巡游中，发现长城损坏严重，因此，隋炀帝又下诏征调男丁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隋炀帝不听，修筑了二十天便完成。这未免有点急功近利了，隋炀帝征集天下的歌舞演艺人员，太常卿高颎劝阻，隋炀帝不听。高颎退出后，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帝因为喜爱歌舞特技而亡国，殷的戒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演呢？”高颎又认为隋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所以又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在此隋炀帝比他的臣下们要高明，他是用厚赂来牵制启民可汗，稳定局势。高颎接着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颎说：“周天元的奢侈，跟今天的情形相比，今天岂不更为严重！”又说：“修长城的工程，实在不是今天的急迫任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在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的规模太奢侈。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隋炀帝。隋炀帝以为他们“谤讪朝政”，七月二十九日，高颎、宇文，贺若弼都获罪被杀。高颎的几个儿子被流放到边地，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为官奴婢。
事情还牵连到苏威，也获罪而被免官。高颎有文韬武略，对世务贤明，通达事理，自从承受重任以来，尽心尽力推荐引进忠诚贤良之士，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颎一手推荐的，其他建有功劳做成大事的人更不可胜数。他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非常敬重他，没有人有异议。隋炀帝将这“一代名臣”杀了，足见隋炀帝此次北巡之坚决，当然也反映了其容不得不同政见的弱点。
八月初八，隋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途经云中，溯金河而上。当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随驾的士兵有五十余万，马匹十余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隋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可以观赏风景，还可以移动的宫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宫殿既能拆开，又能组合，下边用轴轮承载，由人力推动，运转灵活，转瞬之间就能使它前进后退，或改变方向。又命宇文恺制作可以移动的城堡，将为“行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城墙，用布蒙上，再画上彩画，行城上观台、望敌楼，全都齐备。胡人看了大为惊叹，以为神仙降临，每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没有人敢不下马。启民可汗奉献庐帐以等待隋炀帝的到来。八月初九，隋炀帝驾临启前后“献”马三千匹，隋炀帝“赐”物万二千段及金瓮等，诸胡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隋炀帝又“赐”帛二十万段。这么大规摸的进献和赏赐，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官方商业贸易活动。
隋炀帝北巡，意在加强与突厥启民部的经济、军事联系。出巡前半个月，隋炀帝曾下诏：“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看来，这是隋炀帝首次北巡的初衷。出塞时，隋炀帝为安全考虑，结方阵，设行城，冒着风险，决非巡游玩耍。可以说，此次北巡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武贲郎将王辩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三月，隋炀帝第二次北巡。
此次北巡，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巡视长城。三月二十二日，隋炀帝到达五原。隋炀帝的行宫设置了木制的六合城，城上载启民可汗的营帐，启民可汗捧着酒杯为隋炀帝祝寿，跪伏在地上很是恭顺。突厥王侯以下的官员都卷起袖子，露出手臂，在帐前割取烤肉，没有人敢仰视隋炀帝一眼。隋炀帝非常高兴，赋诗曰：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肉，韦韦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皇后萧氏也亲自到义成公主的牙帐。隋炀帝赐启民可汗与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只，以及衣服被褥、彩色绸缎。特勒以下的官员也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隋炀帝返程时，启民可汗随从隋炀帝入塞，八月十三日，隋炀帝让启民可汗返回。
八月十七日，隋炀帝又进入楼烦关。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太原，下诏营建晋阳宫。隋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我打算经过你的家，你可以为我作主人。”张衡就先行飞马奔到河内，准备牛与酒等物品。隋炀帝上太行山，下令开辟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十里。九月十三日，隋炀帝到达济源，驾临张衡宅邸。隋炀帝喜欢这里的山水风景，特别留下来欢宴三天，对张衡说：“过去跟随先帝出巡时就想到此一游，可一直没有机会，直至今日才得以实现。”隋炀帝大为高兴，当即赏赐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纟采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张衡坚持谦让，隋炀帝又对他说：“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张衡又进献精美食物，隋炀帝让赏赐给公卿大臣以至于卫士，人人都得到了赏赐。九月二十三日，隋炀帝抵达东都。
这次隋炀帝亲巡塞北，意在镇抚。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从长安出发，经雁门到榆林郡，在那里会见并宴请来朝的启民可汗、义成公主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八月北渡黄河，出塞耀兵，亲莅启民牙帐。稍作仃留后，径由太原返洛阳。这次北巡时，启民可汗有枪车。每当行宫完成，枪车就把车辕朝外，作为外围，一字排列，车阵之内，散布铁蒺藜、铁菱角；再内则是强弓阵地，都用尖锐的钢锥插地，锥尖朝外，作为拒马之用，强弓装置旋机弩，用绳子系在弩的板机上，只要有人碰到绳子，弩机就旋转，马上向触动的方向发箭。在弩外周围又布置能弋射的短箭，并装设铃柱、木槌、石磐用来报警。
隋炀帝无时无刻不在营建宫殿，西京、东京以及江都，苑林庄园、亭台楼阁，虽然很多，时间久了，隋炀帝也都感到厌倦，他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觉得这些宫殿苑林都没有如意的，不知道如何才好。于是遍求天下山川图册，以寻求名胜之地建造离宫林苑。在这次巡游途中看中了汾水源头这块宝地，于是四月某一天，隋炀帝下令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接着又下令给突厥“优厚”政策。诏文说：“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其意是说，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廷的感化，想改变戎狄的习俗，能够在万寿戍建立城池，修建房屋，他们所用的帷帐、床褥等等物品，务必供应。
对于塞北的突厥，除了悉心镇抚外，隋炀帝还着力于修筑长城以加强防御。七月初十，隋炀帝又征调壮丁二十余万人修筑长
城，从榆谷向东。隋炀帝也不是单纯靠长城来防御，还主动挥师出击来犯者。隋炀帝施行离间术来解除边患，他派裴矩游说铁勒，让铁勒攻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跑，进入西平境内，派遣使臣向隋朝请求投降，而且要求救援。隋炀帝当即派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郡，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击伏允可汗。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人畏惧宇文述兵势强盛，不敢投降，伏允可汗就率众再往西逃跑。宇文述率领军队追杀，攻占曼头、赤水二城，斩获首级三千余，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获男女百姓四千人返回。伏允可汗向南逃亡，投奔雪山，他原来统辖的地域都丧失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为隋朝所有。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镇以及军事指挥所，所设郡有善阝善郡、且末郡、西海郡、河源郡，将所有犯轻罪的人迁到此四郡居住。
八月二十日，隋炀帝亲自到北岳恒山去祭祀。恒山，相传四千年前舜帝巡狩四方，至此见山势雄伟，遂封此为北岳。恒山西衡雁门关，东跨河北省，绵延数百里，横亘塞上。主峰在今山西浑源县城南，海拔二千零一十七米。分东西两峰，东为天峰岭，西为翠屏山，双峰对峙，浑水中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在恒山祭祀时，下诏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都集中到恒山，裴矩邀请西域十余个国家的使节都前来助祭。
这时隋炀帝仍然没有放松防御，他令左翊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任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的启民可汗联合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启民可汗没有到。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伊吾人开始以为隋军不可能来，所以都没有戒备，忽然间听说薛世雄军已越过沙漠的消息，大为恐惧，因而请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新城，留下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余名士兵戍守伊吾城，薛世雄率军返回。旗开得胜，对于隋炀帝来说当然是高兴的事。
右武卫大将军李景
这是第四次出巡了。时间是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初二出发，三月初八到达扶风郡杨家旧宅。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出临津关，渡过黄河，抵达西平郡，集合军队，举行阅兵大典，准备扫荡吐谷浑的残军。这是一次以出巡为名的军事行动，又是以军事行动为背景的巡视活动。
五月初九，隋炀帝在拔延山举行大规模的狩猎，长围竟达二十里。
五月十四日，隋炀帝进入长宁谷，越过星岭。
五月二十日，到达浩川，因为桥未建成，隋炀帝大怒，下令斩都水使者黄亘以及监工九人，延误数天之久，等桥建成，才继续西进。
这时，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部众据守覆袁川，隋炀帝分别命令内史元寿向南进驻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向北进占雪山；太仆卿杨义臣向东进驻琵琶峡；将军张寿向西进驻泥岭，形成四面包围吐谷浑之势。伏允率几十骑兵逃出，派他的一个王慌称是伏允，据守车我真山。五月二十六日，隋炀帝命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前往搜捕。张定和蔑视吐谷浑人少，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不穿铠甲，仍穿日常衣服，便奋不顾身，领先“挺身登山”，吐谷浑的伏兵将张定和射死。张定和的副将柳武建率兵进击吐谷浑，大破吐谷浑军。五月二十八日，吐谷浑汗国仙头王走投无路，率领部众男女十余万人，向隋投降。六月初二，隋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率军追击讨伐伏允，结果大败，梁默反被伏允杀死。卫尉卿刘权率军出伊吾道进攻吐谷浑，一直追到青海，俘获一千余人，乘胜追击，直追到伏俟城。
这次进攻吐谷浑之战，要不是张定和等人的轻敌，对隋炀帝来说，已觉得目的达到了，即解决了吐谷浑，安定西陲。六月初六，战事结束之后，隋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视四方，狩猎田野的礼仪。可是江东南朝的各位皇帝多为擦脂抹粉之辈，坐在深宫，不同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蔡征答曰：“这就是他们王朝寿命所以短促的原因。”有作为的君主贵在能及时总结历史结论，隋炀帝在平定吐谷浑过程中总结出了这样可贵的经验：帝王喜欢坐在深宫，只能败亡，要使国运昌盛，就必须巡视四方，相机施法。
六月十一日，隋炀帝西游抵达张掖。在隋炀帝将要出发的时候，命裴矩先去游说高昌王伯雅以及伊吾的吐屯设等，以厚利引诱他们，召他们派遣使者入朝。六月十七日，隋炀帝到达燕支山，伯雅、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路东侧拜见隋炀帝。他们都受命佩戴金玉、绸缎和毛织品，焚香奏乐，歌舞欢腾，十分隆重。隋炀帝仍不过瘾，又命令武威、张掖两郡仕女盛装修饰，纵情观看。车驾马匹充塞道路，人声沸腾，场面热闹非凡，长达几十里，展示了隋王朝的强大富有。吐屯设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隋炀帝非常高兴。六月十八日，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把天下的罪人流放到这里，作为戍卒守卫这些地方。隋炀帝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规模开发屯田，用来抵御吐谷浑，并保持西域道路的畅通。
这时，隋王朝共置郡一百九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有户八百九十多万，国土东西长九千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之强盛，此时已达到了顶点。
炀帝邀请高昌王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同登观风行殿，入席欢宴。其余的“蛮夷”使臣在殿下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隋炀帝命人演奏“九部乐”，以及鱼龙戏来娱乐，然后对各国来使，分别颁发赏赐。六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又下诏赦免天下罪犯。隋炀帝这样做，无非是要把少数民族的那些头领团结起来。
吐谷浑占据青海时，民间传说：把母马放到青海境内，可以得到龙种。七月，隋炀帝在青海设立牧场，驱逐母马两千匹到山川河谷，希望得到龙种，结果没有成效，只好停止了。
隋炀帝的车驾东返，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艰险，队伍只能鱼贯通行，正逢风雪交加，天色昏暗，文武百官饥饿难忍，衣服又全为风雪所打湿，饥寒交迫，深夜赶路，仍赶不到宿营地，士卒冻死一大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狼狈走失，跟军队士卒混杂在一起露宿于山间。九月十九日，隋炀帝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十三日，隋炀帝又到东都洛阳。
此次西巡河右的目的有两项：首先是为解决吐谷浑问题，安定西陲。其次是为了畅通丝绸之路，发展商业贸易，显然是实施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这两项目的，看来都达到了。隋炀帝在击败吐谷浑之后，特别派兵戍守沿途，使“道路无壅”，丝绸之路就畅通了。第二年元宵日西域各国贵宾毕集洛阳，“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繁荣在隋代便进入了新的高潮时期。
这次西巡，在归途中再过大斗拔谷时出了事，这次损失惨重，是飞来横祸。
隋炀帝此次西巡，不顾路途艰险，队伍十分庞杂，竟带着乐平公主及后宫一大批无用的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无谓的牺牲。在当时条件下，为沟通西域的交通，百姓的负荷无疑是沉重的，隋炀帝操办此事，又让人们付出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原王朝皇帝惟一的一次亲巡河西的行动，是一次卓有成果的行动，它最终换来丝绸之路的恢复与扩大，从而大大促进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历史就是这样：利在千秋之事，不一定就能利在当世。隋炀帝经通西域，亲巡河右，花出了巨大的代价，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甚至灾难，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此事还是该肯定，因为它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
大业六年(公元611年)三月初二，隋炀帝又驾游江都，这是即位后第五次巡游，也是第二次游江都。
自西巡河右归来后，隋炀帝一直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这段时间“盛事多”，究竟有哪些盛事呢？至少有四端：
一为户籍增。这一年，各郡总计增加了男丁二十四万三千人，新归附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隋炀帝对百官说：“前代没有贤才，以致户口罔骗冒充，如今户口都确实了，都是由于有了裴蕴。”隋炀帝对此甚为高兴，不久就提升裴蕴为御史大夫。实际上他赞扬的是自己的政策，政策明智，就人丁兴旺，劳力增加。
二为武器精美。这一年隋炀帝大规模地检查了军用机械，他盛赞器械、铠甲的精美，谓“甲仗为佳”，宇文述趁机说：“并云定兴之功也。”一听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隋炀帝就提升云定兴为少府丞。
三为各族关系和谐。在出巡前的两个月，各蕃部落酋长都汇集在洛阳，正月十五日隋炀帝在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人有一万八千人，乐声传播几十里，从黄昏至清晨，灯火照亮了天地，这热闹的场面延续了半个月。
四为流求归顺。此前隋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流求拒不顺从。隋炀帝派虎贲将郎庐江人陈、朝议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征调东阳兵一万余人，从义安渡海去进攻流求。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流求，张镇周当先锋，登陆前进，流求王渴刺兜派军迎战，隋军屡次击败流求军，于是就攻到流求首府。渴刺兜亲自率军出战，又被打败，退入营栅内，陈等人乘胜攻克了流求首府，杀死渴刺兜，获流求人一万余名返回。二月十三日，陈等人向隋炀帝献流求俘虏，隋炀帝赏赐百官，提陈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一桩桩“盛事”，使隋炀帝得意忘形、高枕无忧了，他觉得前几年劳累，现在可以轻松轻松了。看来，此时出游是要实实在在地游玩一番了。若把隋炀帝的巡幸分成两大类的话，这一次巡幸属于享乐型的，而以前几次则属于安抚型的。从他命令张衡监督营建江都宫可以想到。一开始隋炀帝就打算大规模地营建汾阳宫，他命令御史大夫张衡准备好图册奏报。张衡乘机劝说：“这些年来劳役繁多，百姓筋疲力尽，请皇上留意，稍微地减少一点劳役。”隋炀帝心里很不快，有一次，当张衡告退时，眼睛盯着张衡的后背，对侍臣说：“张衡自认为是全靠他的计谋，才使我得到天下的。”于是翻出老账，举出了过去齐王杨带着皇甫诩跟随隋炀帝车驾之事和前次到涿郡祭祀恒岳时父老等拜见者的衣冠很多都不整齐的事，谴责张衡作为掌管司法的官员而不能推举贤正，因此贬调张衡出任为榆林太守。后来，张衡监督营建楼烦城，因为隋炀帝巡游楼烦城，张衡才得以谒见隋炀帝。隋炀帝认为张衡应该忧愁恐惧而变得瘦弱才对，但张衡的体态同过去一样“不损瘦”，隋炀帝认为这是不知道悔改的象征。隋炀帝很是厌恶，当面对张衡说：“你胖胖的红光满面，还是回榆林郡合适。”于是又命他再返回榆林。不久，隋炀帝要进一步兴建江都宫，又命令张衡去江都监督营建。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为枉死。”杨玄感报告了隋炀帝，而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报，说张衡频频减少宫中的设备物品。隋炀帝很生气，命令把张衡用枷锁送往江都闹市，准备杀掉他，拖延了一阵，又释放了张衡。
在江都期间，隋炀帝下了四道诏令。
第一诏令，规定江都太守的官阶和京尹相同。这样一来，就把江都和京都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了。这里可能有经济上的考虑，即南方经济地位提高，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第二诏令，宴江淮以南父老，颁赐各有差。第三诏令，命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使龙舟可以通行无阻，并在沿岸设置驿马车站、离宫、草料堆放场。隋炀帝打算向东巡游会稽。由此可见他在享乐至上的道路上又滑行了一大步。第四诏令，下令随从车驾长途跋涉的人改穿服饰。文武官员中五品以上者，一律穿紫袍，六品以下者穿绯绿色的袍子，胥吏穿青衣，庶民百姓穿白衣，屠户商人穿黑衣，士兵穿黄衣。隋炀帝认为跟随车驾的百官都穿帛做的夹下衣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
也许这次游江都表面上是天下太平的情况下出巡的，所以，隋炀帝为了尽情享乐，在江都大建宫室，于城西七里大仪乡境内筑江都宫，中有成象殿，规模宏大，作为举行大典之地；于城北五里长阜苑内筑归雁、回流、松林、枫林、大雷等十宫；于城南十五里的扬子津修建临江宫，其中有凝晖殿，作为眺望大江、大宴百官的地方；在城东五里筑新宫。最豪华要算城西北旧观音寺蜀冈东峰新筑的“迷楼”。第五次巡游是隋炀帝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应该说，他原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现在开始走向享乐、腐化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原本存在他身上的享乐思想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左骁卫大将军段达
第六次巡游，也是第三次北巡。
隋炀帝在江都居留期间，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这是由于扬州的北方只有一线淮河，没有名山大川作屏障。汴水入淮的河口即北岸的泗州、南岸的都梁城是防守的重点。这里是多次战斗的焦点，一旦失守，敌军便可长驱直入。南限大江，没有回旋的余地，如一战失利，就要被压入长江，不保有江南，便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占领扬州，必须同时攻占镇江和南京，作为攻守的堡垒，否则孤悬的扬州将是危险的。镇江和南京解决之后，还有一个北方之敌的问题。这是隋炀帝在南巡时“常念”之事。
特别是在上次巡游塞北之时，隋炀帝到启民可汗营帐，正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的帐里，启民不敢隐瞒，就让他觐见隋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劝隋炀帝说：“高丽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曾经设立郡县，现在不肯称臣，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先帝很长时间就打算征伐高丽，然而由于杨谅无能，以致出师不利。现在正逢陛下盛世，怎么可以放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蛮荒之地呢？如今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隋朝，可以趁他这种恐惧心理，威迫高丽王派遣使者到京都朝见。”隋炀帝问道：“如何？”裴矩回答说：“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隋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隋炀帝的诏旨，此诏意思是说，朕因为启民诚心诚意地尊奉朝廷，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告诉高丽王：应该马上前来朝见，不要有所顾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义，朕会像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如果高丽王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去巡视你的国土。高丽迟迟“不朝”，隋炀帝觉察到高丽是在抗旨，由“明年当往涿郡”六个字看来，隋炀帝第三次北巡的计划早已有了。他乘坐龙舟，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仍下敕命，令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个部门的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被挑选的有三千余人，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这些人冻饿疲顿，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
这次北巡，隋炀帝是为了解决高丽问题而去的。
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
第七次巡游，也就是第四次北巡，这是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事。
八月初五，隋炀帝开始巡游北塞。
当初，裴矩认为突厥始毕可汗部众逐渐强盛，便向隋炀帝献策：“分其势”，即瓦解突厥可汗的势力。隋炀帝打算以宗室女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册封。始毕可汗了解此事之后大为反感，便对隋王朝产生了怨恨。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善于谋略，受到始毕可汗的宠信。裴矩诈称与史蜀胡悉做买卖，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将他诛杀，然后派使者向始毕宣布诏命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来投降，我已经帮你将他处死了。始毕可汗知其原因，从此就不再入朝了。
非但如此，始毕可汗还伺机袭击隋军。八月初八，始毕可汗率领数十万名骑兵策划袭击隋炀帝的车驾。义成公主先派遣使者向隋炀帝报告发生了意外。八月十二日，隋炀帝的车驾迅速驰入雁门城，齐王杨率领殿后部队进驻了崞县。八月十三日，突厥军队包围了雁门城，隋军上下惊恐万分，拆毁民宅，用木头铁器制造守卫城池的武器，城中有军民十五万人，而粮食仅能供应二十天。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经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雁门、崞县没被攻下，突厥军队对雁门猛烈攻击，流箭都射到了隋炀帝面前，隋炀帝大为害怕，隋炀帝“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眼睛都肿了，看来，这次被围，给隋炀帝带来极大的痛苦。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说隋炀帝挑选几千名精锐骑兵突围出去求援，纳言苏威谏曰：“据守城池，隋军的力量足足有余，而轻骑则是突厥军的长处，陛下是万乘之主，怎么可以轻率行动。”民部尚书樊子盖认为隋炀帝不能在危境中侥幸保全，不然，一旦处于狼狈的境地，则后悔莫及，不如坚守城池挫败敌军的锐气，据守在城中，征召各地兵马前来救授。陛下亲自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高悬奖赏，自必人人奋勇争先，何必担忧不能成功。内史侍郎萧认为按突厥的习俗，可汗的妻子一定参与军事机密，况且义成公主是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出嫁的，她肯定要依恃强大娘家的支援。假如派一名使者前往告知公主，即使没有什么益处，至少也没有什么损失。然而，将士们忧心的，倒是一旦免除了突厥的祸患，势将再去征伐高丽，假设陛下公开宣布赦免高丽的罪过，专心征伐突厥，那么大家心里自然安定，就会人自为战了。萧是萧皇后的弟弟。虞世基也劝隋炀帝加重悬赏，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的兵役，隋炀帝只得采纳了这些意见。
隋炀帝亲自视察慰劳将士，鼓励说：“你们要努力打击敌军，如果这次能够守住城池，凡是参加战斗的人都不愁没有富贵，我保证：一定不允许主管部门的官吏玩弄刀笔挑剔刁难，贬低你们的功劳。”于是，他下令说：“守城有功的人，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赏赐绸缎百匹，已有官职的人的级别和赏赐依次增长。”他派出慰问将士的使者络绎不绝，于是军心大振，奋勇杀敌，昼夜抗击突厥的猛烈攻击，伤亡惨重。
八月二十四日，隋炀帝下诏招募天下之士，郡守县令都竞相应召赴难。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十六岁应募从军，隶属于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他劝云定兴携带大量旗帜军鼓，发动佯攻，造成敌人的恐慌，说：“始毕可汗敢于举兵围困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之间无法立刻救援。因此最好是在白天展开所有的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锣声鼓声互相呼应。敌人一定以为隋军大批援兵到来，就会望风而逃。”不然的话，敌众我寡，如果双方全军出动，我军必定无法持久。云定兴接受了李世民的建议。
在下诏招募的同时，隋炀帝又暗中派使者绕道小路到突厥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向始毕告警说：“北边有急。”正在此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也都赶到达忻口。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解除包围，退走。隋炀帝派人出去侦察，发现始毕可汗真的撤走，山谷空无一人，连一匹战马都没剩，于是派出两千名骑兵在后面追击突厥军队，隋兵追到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两千人返回。突厥的突然进犯，给了隋炀帝一个警告：假如不认真处置此类矛盾，那么隋代的江山随时可能倒塌，可惜隋炀帝没有很快警觉起来。
九月十八日，隋炀帝返抵太原，苏威对隋炀帝建议，认为如今义军不能消灭，政府军人困马乏，希望陛下速返西京，巩固根本是国家的长久之计。隋炀帝开始满口答应，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是，宇文述又劝说道，跟从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在东都，最好是便道经过洛阳，从潼关进入西京长安。隋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月初三，隋炀帝到达东都，在街上左顾右盼对侍臣说，过去平定杨玄感的叛乱时，杀人还少。接着又议论到悬赏的标准问题，苏威认为悬赏规格太重了，应该再斟酌考虑。樊子盖一再恳切请求遵守先前的许诺，认为不应失信于将士。隋炀帝说：“你樊子盖打算收买人心。”樊子盖一听此言，害怕极了，不敢再答话。隋炀帝生性吝惜官爵赏赐，当初平定杨玄感时，应该论功授勋，升官晋爵的人很多，为此他就改变军队的职位级别：规定建节尉为正六品，以下依次是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依次降低一级。此次参加守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可是得到勋位的只有一千五百人，都是比照平定杨玄感事件时行赏的标准，打一仗得第一功的人晋升一级，此前没有军职的人仅授予立信尉的职位；打三次仗得第一功的人只作到秉义尉；那些虽在战场但未立功的人打四次仗晋升一级，也不赏赐物品。
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
第八次巡游，也就是第三次游江都，这是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的事。
隋炀帝是七月初十动身巡视江都的。他命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大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共同负责东都留守朝廷政务。
这次游江都也不是突然决定的，早在平息杨玄感叛乱之后就着手准备了。杨玄感叛乱时，龙舟水殿都被他烧毁，于是隋炀帝下诏江都重建龙舟水殿，共几千艘，规模比原来的还要大。这是他在奢华享乐的路上又远远地赶了一步。
在雁门受围以后，隋炀帝的日子不好过，大业十二年四月初一，洛阳宫大业殿西院起火，隋炀帝以为义军攻打进来了，惊慌地逃入西苑，躲藏在草丛里，等火熄灭后才回宫。隋炀帝自大业八年以来睡不安枕，“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他不听从别人的劝导，有意无意地激化各种矛盾，因此才会如此心惊胆战。
七月初，新造的龙舟陆续送到东都，宇文述劝隋炀帝按计划巡游江都，右候卫将军赵才见“四海土崩”，担心为社稷之患，因此规劝隋炀帝不要再游江都了，他说：“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义军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亿万百姓。”隋炀帝一听此言，勃然大怒，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怒气平息了，又将赵才释放。
朝中的大臣都不想让隋炀帝出行，但隋炀帝去江都的决心非常大，以致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金銮宝殿上被杖责致死。七月初十，隋炀帝动身巡游江都前，命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
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人共同负责留守东都。韦津为韦孝宽的儿子。大臣不想让隋炀帝出行，宫女大半也不愿随从，并“争泣留帝”，隋炀帝执意要下江都，给不随从他下江都的宫女用帛写了二十个字“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隋炀帝江都之行，隋炀帝震怒，用刀砍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处死。
当冯翊郡人孙华举兵之时，虞世基以“盗贼日盛”为由，请求隋炀帝派兵屯驻洛口仓，以备不虞，隋炀帝认为虞世基是文弱书生，必定还是害怕畏缩。当时天下大乱，虞世基知隋炀帝不可谏止，又因高颎、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宠，不敢忤意。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九月十四日，隋炀帝抵达巩县，命令有关部门把箕山、公路二府迁到洛口仓保护城内，并命令修筑城池，以防意外。隋炀帝抵达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求隋炀帝返回西京长安，隋炀帝杀死王爱仁后又继续南行。他到达梁郡，梁郡有人半路拦阻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一定要巡游江都，天下将不是陛下的了！”这是来自民众的既中肯又严正的警告，可惜隋炀帝听不进。他又将上书人杀死。这时，李子通占据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兵于六合，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几万人。这是直接危及江都之游的，所以隋炀帝急派光禄大夫陈率领宿卫精兵八千人讨伐各路义军，连连取胜。
隋炀帝一路上经历风风雨雨，艰难险阻，同时又碰上众多的官员的劝谏。对于劝阻江都之行的官员，大多以诛杀处置，扫清了前往江都的道路，总算到了江都。长江、淮河一带各郡官员前往谒见的，隋炀帝什么都不管，只问进献礼品的厚薄。礼物丰富者则越级升迁郡丞、县守，呈献礼物稍少者则恣肆地罢免官职。百姓外受盗贼的抢掠，内受郡县官吏课赋的逼迫，生计无着，加上饥馑无食，百姓开始采剥树皮、树叶充饥，有的人将草杆捣成粉末为食，有的煮土吃，等到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就互相格杀吞食。虽然官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是充裕如初，但是官吏们畏惧刑法，不敢取粮救济饥民。此时王世充还秘密地为隋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美女来进献，因此更加得到隋炀帝的宠信。
隋炀帝自从到了江都后，更加荒淫无度。宫内有一百多间房，每间的摆设都豪华至极，住有美女，每天以一房的美女做主人，宴请隋炀帝。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酒肉，隋炀帝和萧皇后，以及宠幸的美女一房挨着一房吃喝欢宴，酒杯不离口，随从的一千多美女，也经常酩酊大醉。事实上隋炀帝此时已看到天下大乱，心情烦躁不安，退朝后常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提着手杖，遍游宫里的楼台馆舍，直到半夜不止步，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惟恐没有看够。
隋炀帝对占卜相面也有所了解，爱说东吴方言，他经常半夜摆下筵席，抬头观看星象，对萧皇后说：“外间有很多人要害侬，不过，侬至少也会封为长城公，你至少也会当沈皇后的那个角色，我们不必烦恼，还是一起共享饮酒之乐吧！”然后，斟满酒杯，喝得大醉如泥。隋炀帝还曾拿着镜子自照，回头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同上)萧皇后惊异地问他为什么这样说，隋炀帝笑着说：“富贵贫贱，痛苦欢乐，循环更替，又有什么好伤感的？”
隋炀帝知道中原已经大乱，没有心思回北方，打算把首都迁到丹阳，以保守江东，一时拿不定主意，因而下令群臣在朝堂上议论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迁都丹阳是最好的计划，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竭力说此不可取，主张隋炀帝御驾返回长安，由此便与虞世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才愤愤退出。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可耕地太少，对内要奉养随驾的数万人，对外要供应三军，百姓无法承受，恐怕最后同样会起来造反的。”御吏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朝廷公卿大臣都曲意阿奉隋炀帝，迎合他的心意，认为江东百姓盼望圣驾巡视，为时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百姓，这可是大禹那样的事业。于是，隋炀帝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巡幸天下，本来应当说是好事。对帝王来说，有利于了解下情，有利于振兴国威，然而，如果出巡过频，也会使国家反受其害，而如果像隋炀帝后来把巡游看成是游山玩水，以此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那么，这样的巡幸就与原意背道而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