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说的是酉鸡与太阳的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华章，还为酉鸡同星宿的结合写上一笔：“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
古人观星，常常将几颗相邻的星视为一组，称为星宿。用线联结这些星，进而将其想象为一物。于是，夜空中有了恒星组成的金牛、织女，有了苍龙的角（宿）、心（宿）、尾（宿），有了方形的井。
古人在周天选择二十八个星宿，它们围成一圈，用来做观察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标志。二十八星宿成为刻度，天空上就有了丈量日月五星运动的标尺。“宿”的意思是停留。《论衡·谈天》：“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吏廨矣。”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二十八正可四方均分，每方七宿。七宿一组，又有磅礴的想象：东方像龙，西方似虎，南方如鸟，北方如龟蛇。四组合称四象，也叫四神。汉代张衡《灵宪》说：“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坐北朝南为正，故“前”就是南，“后”就是北，“左”为东，“右”为西。
苍（或青）、白、朱、玄（即黑）四方四色，体现了五行的方色。其实，苍龙未必色青，朱雀也非红色。东方属木，主春，万物生发，所以取植物绿。南方属火，主夏，方色选热烈的火红之色。
四时更移，四象代谢，东汉高诱以此解释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描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轮转：“东方少阳，物去太阴，甲散为鳞。鳞，鱼属也，龙为之长。”北方玄武主冬，为太阴，玄武之龟披甲。春来了，“甲散为鳞”。龙为鳞长，所以东为苍龙。夏代春，“盛阳用事，鳞散而羽”，“羽虫，凤为长”，所以夏为朱雀——南方朱雀与神鸟凤凰，很难在两者间划清界限的。夏之后为秋，“金气寒，裸者衣毛。毛虫之属，以虎为长”，所以西方白虎当其时。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淮南子·时则训》：“其虫介”。高氏注：“介，甲也，象冬闭固。甲虫龟为之长。”所以又回到冬——龟蛇所象征的北方玄武之象。然后冬去春来，甲再散为鳞，开始新一轮的轮转。
四象所辖星宿，分别是：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二十八宿起源的地点和时间，一直是中外天文学史讨论的课题。其起源，以中国说和印度说影响较大。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中、印二十八宿同源，印度的二十八宿是由中国传去的。根据天球赤道古今的不同，竺可桢曾作推算，结果是前4510年至前2370年期间，二十八星宿与天球赤道相合者较多。后来，他将所推定的时代后移，认为“在周朝初年已经应用二十八宿”。1976年，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又说，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前7世纪。
此后十年，湖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一成年男性骨架左右两侧有用贝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这是一座有殉葬人的墓葬。墓主人头南足北，左侧塑龙，右侧塑虎，脚下方以贝壳和两根人的胫骨摆塑北斗。墓平面所呈现的，东苍龙、西白虎，斗柄指东，俨然一幅天文图画。将其与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漆箱盖上的星象图相对比，苍龙白虎，颇为相似。碳同位素测定，濮阳蚌塑的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这一发现，显示了前40世纪，先民们观星测历的天文学水平。将星宿组成四象，大约先有东龙西虎，南北两象是后来完成的。
在那非常遥远的史前时代，那以陶器为文明旗帜的时代，华夏先民就如此生动地将动物（包括想象中的动物：龙）与星空联系起来。谁能说创造青龙白虎的思路，不可以产生创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的构想呢？
这便有了两套表示刻度的圆周系统。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画卷上，既画着二十八星宿围成的圆，又画着十二辰将周天分为十二份那样一个圆。天宇间这两个人为划定的“圆周”，它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十二辰用地支为标志号，十二支又有生肖配属，于是，就产生了十二生肖同二十八星宿的关联问题。宋代朱熹注意到这一点。据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记，朱熹曾谈到：
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它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
朱熹所对照比较的，就是二十八星宿和十二生肖这两套系统。十二辰中辰之位在东，辰为龙，四象中苍龙为东宫之象；十二辰丑的方位，同二十八宿里的牛宿大致相吻，丑属牛。因此，朱熹讲“唯龙与牛合”。白虎七宿在西，十二辰寅的方位正相反；朱雀七宿居南，鸡为鸟属，鸡所属配的酉却方位在西，朱熹称为“舛之甚者”。
朱熹评论两套系统“合”或是“不类”，立论不甚严谨，因为他用来同十二生肖做对比的，时而为四象、时而为二十八宿，他的对比举出四项，其中只有用来比照丑牛的牛宿，是从二十八宿的角度；其余三项涉及的龙、虎、鸟，均从四象角度，是以苍龙对辰龙，以白虎对寅虎，以朱雀对酉鸡。然而，不同的比较角度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同是与十二生肖做比较，以二十八宿去比，可以取其中任何一宿；以四象去比，便只能以七宿所组成的一象为单位了。
这就提示我们，进行这样的对比，应该分开两个层次。
以十二生肖对四象，相合者仅一，即辰龙与苍龙都居东，其余三象与生肖“不类”。以十二生肖对二十八宿，仅丑牛与牛宿相合，剩下二十七宿全都不沾边。这也难怪，因为二十八宿里的多数星宿，本来并不独立地以动物形象出现。实际上，二十八宿的命名，只有牛宿是十二生肖所含的动物，而这唯一的牛宿恰恰与丑牛的方位相契合。这种一发而中的，似乎在隐含着什么；但这隐含的东西，却又难以招架反证的冲击。反证是，四象的全部形象，取于五种动物，却只有苍龙可与辰龙相对应，其他四种与生肖“不类”。就十二生肖而言，没有把置于南的巳蛇放到北方，去合玄武的蛇；也没有把与辰龙同处东方的寅虎移到西面，去合西宫白虎；而鸡，也只肯让其属酉，无意南迁，投奔展翅南天的朱雀。这又说明，十二生肖并未曾理会四象二十八宿，是自行其是的另一套系统。
确实，在此意义上讲，二十八宿并未对十二生肖施加多少影响。以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为背景，它们是各具渊源的两套系统。
倒是十二生肖更具有扩大影响的张力。在自己完备的系统存在了漫长岁月以后，十二生肖将自身的整体形象，借二十八宿系统，进行了成功的复制。这便是二十八星宿神像。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引明代大学士王鏊的话说：
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则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榆，亥也；奎木狼，娄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觜火猴，参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午也；翼火蛇，轸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龙，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纪十二辰，而以七曜统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二十八星宿神是以二十八种动物来配二十八宿。其同十二支存在对应关系，比如酉：“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酉也”。由生肖酉属鸡，一变三，扩展为三种动物；并且，雉、鸡、乌，取象大致相类。每一名称用三字，首字是星宿名；中间用金木水火土五星及日月，即王鏊所谓“以七曜统之”；末字为所取的动物。王鏊认为，二十八宿神为“十二肖之所始”。本末倒置，是缺乏依据的。
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引李长卿《松霞馆赘言》，谈二十八宿神与十二生肖的关系，另有见解：
二十八宿之属，其义何居？曰：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亢金龙，辰宫也，角木蛟附焉。蛟，龙类也。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类也。尾火虎，寅宫也，箕水豹附焉。豹，虎类也。牛金牛，丑宫也，斗木獬附焉。獬，牛类也。虚日鼠，子宫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类也。室火猪，亥宫也，壁水榆附焉。榆，猪类也。娄金狗，戌宫也，奎木狼附焉。狼，狗类也。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雉、乌，鸡类也。觜火猴，申宫也，参水猿附焉。猿，猴类也。鬼金羊，未宫也，井木犴附焉。犴，羊类也。星日马，午宫也，柳土獐、张月鹿附焉。獐、鹿，马类也。翼火蛇，巳宫也，轸水蚓附焉。蚓，蛇类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宫皆二，而四宫独三。
《松霞馆赘言》作者认为，二十八宿属配动物“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不过是十二生肖增倍而已。他的评述，用“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雉、乌，鸡类也”的句式，也体现了这一主张：先有十二生肖作为基础，凑齐二十八种星宿动物的途径，是靠“附焉”——以相类似的动物附加上去。二十八并不是十二的整倍数，子、午和卯、酉受到优待，每支三宿。十二地支中，子午拉开南北轴，卯酉扯平东西线，它们被视为经天纬地的“二绳”，较之另外八支更受到重视。所谓“日月所出之方”、“天地一定之位”，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对于七曜的安排，“两绳”似乎也优先，请看：
“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
“虚日鼠，子宫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
“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
“星日马，午宫也，柳土獐、张月鹿附焉。”
整齐划一，特点很是明显。处于“两绳”上的四支，所辖十二项，正当其位的房日兔、虚日鼠、昂日鸡，星日马，均含太阳，所附的八项中，四项拥着月亮，另四项摘得土星。日、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五行之中土色黄，位居中，也是有别于金木水火的。
以动物属配二十八宿，想象瑰丽，构思奇特，古人该是颇费斟酌的。然而，其先天性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即它是附会十二生肖而凑成的。
神话的年代一经过去就再不会有神话产生了。新创作的产物，只可能是仙话故事、鬼怪故事或民间传说。情同此理，形成四象和十二生肖的时代既已久远，不管怎样巧妙地拼合出一组动物，也难具备四象的磅礴气势、十二生肖的奇特阵容。为二十八宿配上二十八种动物的设计，不能说安排得不周全。但正是这用心良苦的谋划安排，暴露出太多人为的痕迹。翻版的痕迹较浓，证明它不是首创之作。因是对旧有物的发挥，对老段子的敷衍，虽经精雕细刻，终欠浑然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