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终于面南背北，成为九五之尊，他上台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巩固政权的首要措施就是稳定朝中文武百官，令他们可为赵宋王朝出力效劳。
一朝天子一朝臣，话虽然如此讲说，但赵匡胤毕竟棋高一着，他未采取简单而极端的方式，将原后周旧臣全部清出门，而是采取了安抚的手法，封后周末代皇帝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在生活上尽力给予优待和关照。郭氏、柴氏的后代，也被封官进爵。原来的文武百官，一般原封不动，照旧录用，范质、王溥仍任宰相。如此，便减少了由于人事大幅度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同时，对于拥立自己荣登大宝的功臣们，赵匡胤自然没有忘记，给他们加官进爵，授以实权。但是，如果这些人居功自傲，也不放纵姑息。一日，京城巡检官王彦升半夜二更敲开宰相王溥的大门，要宰相接风慰劳，他的目的不过是想借机敲诈一笔钱财。王溥也不是好惹的，喝酒可以，钱财则分文不给。翌日还到皇上面前告了王彦升的御状。赵匡胤经查，其事的确属实，毫不客气地罢免了王彦升的职务。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使留用的后周旧臣，感到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因此对新政权由心存狐疑观望转为衷心拥护。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拥戴有功之臣敲响了警钟，必须戒骄戒躁，否则决不姑息。于是，朝中秩序速迅安定下来。
接着，赵匡胤又开始安抚地方上的那些节度使。当赵家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便遣出很多使节，前往各地，传达新朝廷的诏旨。但是，要使那些拥有实力的节度使们俯首贴耳，恭顺地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则要比驯服朝廷内的那些手无兵权的文官们复杂和困难得多。
各个强藩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原本就和赵匡胤关系很好，如正在北方巡边的镇安节度使韩令坤，重兵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的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都是赵匡胤的好朋友，他们接到新皇帝的诏书后，自然都十分高兴。还有一部分人，对赵匡胤建立的新皇朝持观望态度，但他们信奉的信条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心存犹疑，也不会贸然反对，于是就承认了既成事实，接受了赵匡胤的统治。
至于另外一些人，同后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重兵在手，自然不会对赵匡胤俯首称臣，于是便明里暗里同新建立的王朝作对，甚至公然起兵反抗，企图取赵匡胤而代之。李筠和李重进就是这样的人物。对于这样敢于以鸡蛋碰石头的顽固分子，赵匡胤也便毫不手软，断然诉诸武力。李筠，原名李荣，因避世宗讳改名李筠，在后周时任昭义军节度使，辖有潞（今山西长治）、泽（今山西晋城）、沁（今山西沁源）三州之地。李筠在些镇守八年之多，依恃自己是后周开国功臣，骄横跋扈，截留中央赋税，招纳亡命，扩充军队，其拥兵自重已非一日。就连世宗柴荣也没放在眼内。柴荣念他是郭威旧臣，不和他计较。现在，出身低微的赵匡胤，竟然也穿戴衮冕坐起龙庭，要他俯首称臣，自然是十二分的不情愿。对于这点，赵匡胤十分清楚。所以在即位之初，就拜他为中书令，企图用高官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勋旧元老。然而，李筠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实力雄厚，能够同赵匡胤较量一番，并且有希望取胜。
这天，赵匡胤派出的专使来到潞州，李筠心中不快，竟要将使者拒于门外。后经过左右幕僚的竭力劝说，才免强接纳了使者，跪拜新皇帝的诏书。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随后，照例要摆酒设宴，庆贺新皇帝登基。李筠心情烦闷，没有心思喝酒，正在大家欢宴的时候，李筠突然吩咐手下，拿出郭威的一幅画像，高挂于堂前，自己则呜呜咽咽哭个不停。满堂宾客，个个大惊失色，急忙对使者解释说：“令公饮酒过量，酒后失态，切莫见怪！”此事不径而走迅速被北汉统治者刘钧闻之，北汉看到李筠和赵匡胤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感觉此乃天赐良机，便暗中修书一封，密约李筠联兵攻宋。李筠接到来信，非常高兴。只是左右大都不赞成他起兵反对中央，李筠恐怕隐瞒不住，便将书信送到朝廷。其实，赵匡胤对李筠的私下活动十分清楚，只是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于是亲笔写了封回信，将李筠大大安慰了一番。
李筠的长子李守节，却同他父亲持有不同政见，多次地劝说李筠，希望他放弃同朝廷对抗的念头。但李筠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赵匡胤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于是李守节被任命皇城使，以瓦解对方的力量。李筠也乘机派儿子入朝，观察朝廷动静，了解朝中虚实。赵匡胤在宫中接见李守节，开口就问：“太子，你远离朝廷到此干什么？”李守节大惊失色，急忙叩头：“陛下何出此言？看来是有人离间。”赵匡胤说道：“李筠命你前来，只不过想让我将你除掉，他便以此为借口举兵反叛。你回去告诉他，在我未做天子时，任由他随便怎么做。但如今我已做了天子，难道他就不能让我一点么？”李守节返回潞州，将赵匡胤的话一一转述。但李筠却未有悔意，他见阴谋已经败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公然和朝廷对抗起来。
建隆元年（960）四月，李筠正式举起了反宋的旗帜，他发布宣战檄文，历数赵匡胤的罪状，将赵匡胤派来的监军周光逊等人扣押，向北汉称臣纳款，请求遣兵援助。与此同时派兵袭击泽州，擒杀宋将张福，占领州城。北汉刘钧听说后颇感高兴，亲自出马同李筠商议联兵事宜。行至太平驿（今长治西北），李筠已亲率僚属迎候在路旁。刘钧立即封他为西平王，赏赐很许多马匹珍玩。而李筠见刘钧仪卫单薄，认为刘钧没有帝王气象，心中不免有些懊恼。而刘钧闻李筠口口声声不负周氏旧恩，而后周同北汉又是世仇，心中自然不太高兴。李筠回去后，刘钧又派卢赞前往泽潞监军，更加引起李筠反感。于是，双方在开始联合时便没有多少诚意，同床异梦，各怀鬼胎。
李筠起兵造反之后，有三条计策可用。一是利用天然的山险。由于潞州地处宋与北汉之间，地位险要。其南面的泽州有天井关，关南便是太行山。若李筠固守潞泽，作持久作战的打算，先将对方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待机反攻，事尚有可为。较之这一保守的计策，幕僚闾丘仲卿提出了更为积极的建议：“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但是狂妄的李筠，并未采纳上述正确的建议。他对当时的情形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我本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都是老相识，闻我大军前往，必定临阵倒戈，前来归顺。况且我手中有猛将儋圭，日驰七百里的骏马拨汗，又何忧不能得到天下呢？”于是草率决策，留李守节守潞州，自己亲自率领三万兵马南下，企图直捣开封，一举将宋朝歼灭。
但实际上，李筠的想法只不过黄粱美梦而已。他之起兵，本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只以讨伐叛逆作旗号，但此时原后周军队早已控制在赵匡胤手中，所有将领也都是赵匡胤自己人，所以，李筠的号召，在朝廷内得不到回应，就是在其他藩镇中，公开响应的也廖廖无几。北汉虽不非常可靠，毕竟是可以借重的力量。可是因为双方矛盾重重，北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主力逗留在太平驿，根本没有随李筠一起行动。况且李筠集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部属们对反宋，意见不一，支持者有，不以为然者也为数不少。所以，李筠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其下场早已注定，必败无疑。
李筠磨刀霍霍，这边赵匡胤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反击。赵匡胤即召集文武臣僚商议讨伐李筠对策。枢密使吴廷祚认为：“潞州地势险要，若李筠固守不出，那么短期内极难将其一举歼灭。但李筠狂骄无谋，我只要快速出兵，他必定会恃勇主动迎击。这样，只要他离开巢穴，我便会将其击败。”枢密直学士赵普也认为：
“李筠以为国家新建，不会轻易动用军队。我如果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一战而胜。”赵匡胤也深深认识到，此举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扑灭李筠的反抗，否则迁延日久，定会影响新政权的稳定。于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石守信、高怀德率兵为西路，由孟津直趋天井关，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策应，一举将叛乱平息。
石守信、高怀德率领前锋先期出发。临行前，赵匡胤指示：“不能放李筠下太行，下太行等于放虎归山，应快速引兵控制关隘，阻止其南下，如此就必定击败李筠。”石守信遵照指令，自孟津渡过黄河，经怀州（今河南沁阳）疾驰，抢先控制了要地天井关。李筠率兵三万屯于泽州之南。半个月后，在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与石守信部宋军遭遇。宋军大胜，歼灭叛军二千多人。
接着，自己率军出发，路途远，五天后到达河阳（吟河南孟县），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赵匡胤下诏亲征，留赵光义等人坐镇开封。山路狭窄，崎岖不平，大军行动迟缓。赵匡胤身先士卒，将挡在路上的大树砍去了，群臣和众将士立即跟着行动，嶙峋险恶的山径，变成平坦通道。不久，赵匡胤同石守信会师，在泽州南面将李筠主力击败，杀死北汉监军使卢赞，毙敌数千人。李筠连遭败绩，力量不足，被迫退入泽州、婴城固守。宋军随后追至城下，开始攻城。
泽州攻城战进行的非常激烈。赵匡胤亲自督阵，指挥各军攻城。但泽州城虽然不大，却坚固异常，宋军列栅围攻，十多天不见成效。由于宋军的猛烈进攻，导致李筠集团的分化，潞州将领王全德、王延鲁先后出城投降，削弱了李筠的力量。李筠围守泽州，危在旦夕。李筠爱妾刘氏，见城已不可守，就对李筠说：
“孤城危蹙，破在俄顷。不如率领心腹，突围而出，胜过坐而待毙。”李筠觉得言之有理，遂准备在晚上率众突围。部下有人认为：“若率众出城，有人劫持令公投降，将悔之无及！”李筠本来有勇无谋，毫无主见，认为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于是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准备顽抗到底。
李筠坚守不出，宋军开始对泽州发起最后的总攻。将领马全义率领敢死队数十人，率先登上城头。手臂被箭矢击穿，血流如注，马全义仍然面不改色，拔出箭矢，又投入激战，部下深受鼓舞，终于攻入城内。李筠拒绝投降，投入火中自焚而死。翌日，赵匡胤乘胜进攻潞州，李守节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李筠叛乱，至此平定，前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扬州的李重进闻听李筠起兵，他也蠢蠢欲动，企图和李筠南北呼应，将宋朝政权推翻。
李重进是后周手握重兵的宿将，又是郭威的外甥。世宗时同赵匡胤两人，分掌内外兵权，那时已是貌合神离。宗训登基之后，李重进被赶出朝廷，到扬州做了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知道是赵匡胤从中做梗，心中对他充满怨恨。赵匡胤将其的兵权也剥夺了，也对李重进心怀戒备。李重进知道赵匡胤对他不放心，因此对新政权首鼠两端，不怎么死心踏地。赵匡胤在加封他为中书令以示安抚的同时，又罢免了他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兵权。李重进心中包藏祸心，请求入朝觐见，以试探赵匡胤。赵匡胤自不希望看到这个包含敌意的危险分子来到京师这个是非之地，便婉言加以拒绝。当然，复信的措辞，出自名家手笔，理由也正正当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李重进从婉约的辞令中，看到自己终将不会见容于新王朝，自己也不会再有什么前途可言。于是在扬州筑城浚壕，招兵买马，伺机反抗。
李筠在潞州起兵的消息传来，李重进简直欣喜欲狂，感觉良机已经到来，便派幕僚翟守珣火速前上，企图同李筠联系，南北夹攻，共同打击赵匡胤。
李重进那里想到哪知身受重任的翟守珣，却是一个早就同赵匡胤有联系的人物，也能够说是赵匡胤的“卧底”。因此，他在去了潞州之后，又偷偷溜至开封，面见赵匡胤，将李重进的情况向赵匡胤作了汇报。此时赵匡胤同李筠交战正酣，在获得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于是决定对李重进施以缓兵之计，先稳定南方，待集中力量干掉李筠之后，再回头收拾李重进。
所以，赵匡胤一面厚赐翟守珣，让他回到扬州后，想尽办法劝说李重进“稍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分我兵势”。另一方面又“赐重进铁券”，表示对李重进的信任，以解除他的疑虑。李重进相信了翟守珣的话，迟迟未采取行动。以致错失了大好时机，使赵匡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赵匡胤平定李筠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对付李重进了。先来一个调虎离山，下令重进改领平卢节度使，移镇青州今山东益都。赵匡胤明知李重进不会俯首听命，但表面上仍然派遣陈思海做特使，赐给李重进铁券。这一套欺世盗名的做法，只不过是要让天下人尤其是后周旧臣知道：“我对周室旧臣无所猜忌，重进不体谅我这番苦心，心怀叵测，自寻死路，那就怪不得我赵某心狠手辣了。”正如赵匡胤所料，李重进不愿离开扬州，将陈思海拘禁了起来。并派人到南唐搬请援兵。这时南唐国势日衰，无力出兵，不但将李重进的请求拒绝，还劝说李重进：“大丈夫因失意而造反，屡见不鲜，只看时机是否恰当罢了。在宋建立之初，李筠作乱，人心未稳，应该趁机起事，阁下没有乘机而起。如今大宋人心已定，反想以数千乌合之众，对抗天下精兵，那简直是就是痴人说梦。我即使是有兵有粮，也不敢资助你去干这种毫无希望的蠢事。”但李重进反意已定，听不进劝告，决定起兵抗宋。
南唐拒绝援助，李重进只能依靠自己，孤军奋战了。不过，李重进来到扬州没有多长时间，根基未稳，所统辖的淮南，正是当年被他征服的南唐臣民，必定也不会跟着他冒抄家灭族的风险。李重进本人富可敌国，对待部下却“刻薄寡恩”，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未尝有觞酒豆肉及其士卒”，招致部下的离心离德。在扬州监军的安友规，看到李重进有反叛之意，就和几个亲信逃出扬州。李重进大怒，马上逮捕了几十个平日对他不服气的军校。这些人愤愤不平，大声抗议：“我们本是为周朝来此屯戍，公若尊奉周室，何不让我们到阵前效命？”李重进听不进去，一气之下将他们统统杀掉。这样，李重进不但外无盟友，内部也失去人心，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赵匡胤闻之李重进造反的消息，之后赵匡胤立即部署征讨事宜，命令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为副，李处耘为都监，率领禁军南下扬州平息李重进叛乱。扬州地区，地势平旷，除淮河之外，无险可恃，易攻难守。李重进“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李重进注定失败，但赵匡胤仍决定速战速决，以避免叛乱的扩大和蔓延。于是，赵匡胤再次御驾亲征。
征讨李重进的大军，大军从京师出发，乘船东下，经宿州、泗州。然后舍舟登陆。一路上浩浩荡荡，鸣鼓前行。半个月后，赵匡胤抵达扬州北面的大仪镇。此时捷报传来：“扬州破在旦夕，愿车驾临视”。赵匡胤连忙下令启程，马不停蹄赶赴扬州城下之后，马上发动攻势，当日就攻拔扬州。扬州陷落，李重进全家自焚而死，李重进反叛至此遂告平定。
赵匡胤平息二李叛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用二李的结局来告诉那些拥兵自重而又心中犹疑不定的那些节度使，妄图反抗，只能自找死路，只有老老实实服从大宋王朝，才是唯一明确的选择。于是地方局面很快稳定下来。接着，赵匡胤又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军政措施，逐步将地方上的兵权、财权、政权收为中央，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赵宋政权得已稳固。
内部反抗势力顺利而快速的平定以后，赵宋王朝得到初步巩固。于是统一全国的问题，就提到了赵匡胤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时，赵宋政权虽然承袭了后周统治区域，拥有 111州、96万户，但号令所至，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在其南面，还有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在其北面，还有辽和北汉政权。分裂的状态仍存，割据的局面依旧。要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并非一件易事情。其中，重要的便是战略方针的选择和制定。
赵匡胤面对“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形势，刚即位时便经考虑此问题，他为此常常辗转床头，整夜难以入睡。
隆冬时节的一个晚上，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银妆素裹的开封城失去了往日的喧闹，沉睡在一片银白色的冬夜里。大街上。行人早已绝迹，躲进了温暖的被窝里。赵匡胤拥被坐于龙床，苦思用兵方略，久久不能入睡。于是干脆爬起床来，穿上貂皮大衣，悄悄走出宫门，来到赵普的门前。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赵普从睡梦中惊醒。待他打开大门，只见皇上伫立在风雪之中，已经变成了一个雪人。赵普大吃一惊，急忙将赵匡胤迎入府中，燃起火炉，摆上几碟小菜，为赵匡胤接风祛寒。君臣围坐炉旁，亲密无间。夫人和氏亲自把盏，殷勤劝酒。酒过三巡，颊红耳热，赵普才开口问道：“夜深寒甚，陛下为何冒雪出宫？”赵匡胤回答：“除了睡榻之外，均是他人的地盘，我又怎能安然入睡？心中焦急，因此特来找你商议对策。”不待赵普接话，赵匡胤继续往下说：“我的打算是先收复太原。你以为如何？”赵普默然良久，才缓缓回答：“陛下要先伐北汉，微臣没有什么好说的。”赵匡胤知道这是赵普委婉地表示反对，便问道：“为何呢？”赵普思忖片刻：“太原位于西北二边，若一举而下，那么，辽军南下的祸患，就要由我朝独自抵挡了。臣以为不如暂留北汉不攻，等到平定南方各国之后，再转兵北向，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赵匡胤哈哈大笑：“爱卿不必再说，我已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也正是此意，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我说要先攻太原，无非是试探试探你的反应罢了。”一席长谈，确定了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
当然，一个关系到赵宋千秋大业的战略方针，不可能便如此轻率而富有戏剧性地制定出来。而是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反复求证，才最终形成的。早在赵匡胤即位不久，便开始“密访策略”，就统一方针问题广泛征求臣僚们的意见。当时的官员大都不赞成先攻北边，而主张应兵锋南指。正是由于他们的建议，才促使赵匡胤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的出笼，根基于赵匡胤君臣对当时各方实力的冷峻思考。战争，首先是交战各方军事力量的竞赛。宋王朝建立之时，神州大地依然是四分五裂，政权鼎峙。宋和辽虽然均是力量最强的政权，但就辽和宋的力量对比而讲，辽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显然占据了优势。仅从军力方面讲，辽有军队 30万，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力；宋初军队只有 19.3万人，其中步兵占据大多数。在燕山以南华北的旷野平原上作战，辽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兵种构成上，均处于有利地位。再看北汉，兵力不多，却十分精悍，又有辽朝作为后盾，也不是可以轻侮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将兵锋北向，但没有取胜的把握，弄得不好，还有可能损兵折将，动摇新建宋王朝的根基。对此，赵匡胤不能不仔细考虑。
战争，还是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保障，要支撑长期战争，完成国家统一，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赵宋政权虽有后周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但中原地区自唐中叶以来，兵连祸结，战乱不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财力，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到的。而这个时期的南方，虽然也有政权的更迭和军事上的冲突杀伐，但是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有些地方甚至几十年干戈不及，对社会经济未有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加上因为累朝的人口南移，地力开发，经济重心转到南方，南方的经济实力胜过北方。尤重要的是，南方各政权政治腐败，军力衰弱，容易攻取。柿子拣软的捏，在上述情况下，赵匡胤选择了南方，不过是顺理成章，也是形势使然。
先南后北的战略，并非赵匡胤集团的发明创造。早在周世宗未去世时，因为“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阶阻声教，未能混一”，命大臣各自撰著策论，大臣王朴就提出了先南后北、一统江山的方略：“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若先取南唐，“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几可平矣。惟河东（北汉）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后来世宗南征北伐，便是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身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他平时就佩服王朴的才学，夺取后周政权后，曾感慨地说，若王朴在世，恐怕自己难以身穿龙袍，坐上龙庭。不知怎样才能得到王朴那样的人做宰相？所以，王朴提出的这个著名的策略，自然会给赵匡胤带来颇深的影响。当然，赵匡胤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予了丰富和发展。
那么，先南后北的战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赵匡胤本人对此作过较为完整的表述，他说：“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攻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储藏才能富饶。北汉与辽接壤，如先攻取北汉，那么辽国之患，便会由我独自承担，还不如先让他苟延残喘，作为我们的屏障，待我财用富饶后，再攻取它，为时不晚。”经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也就是先易后难，北守南攻，待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当然，任何战略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随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赵匡胤在实施此战略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视当时的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
战略已经制定，余下的问题便是怎样付诸实施了。荆湖地区的武平和南平割据势力，成为赵匡胤牛刀小试的初选对象。
“二李之乱”的平定和“先南后北”统一方略的确立，令宋太祖腾出手来，全力以赴解决一统全国的重大课题。宋太祖登基的第四年（公元 963年），终于迎来了天赐良机，拉开了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的序幕。
宋太祖统一战争的第一枪，是从攻灭荆湖打响的。在当时荆湖地区盘踞着南平和武平两个割据政权。南平政权为后梁时期高季兴所建，后唐时高季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南平王，据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偏居江汉一隅，地狭兵弱，为五代十国中实力最差的一国。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高保融病死，其弟高保勖即位，宋朝封其为南平节度使。高保勖荒淫无道，常常召妓入宫与强壮的士兵相互嬉戏，他和妻妾则躲在帘后观赏取乐。他又极尽土木之能事，大造亭台楼榭，致使民怨沸腾。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十一月，高保勖去世之后，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即位。
武平，原为唐末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在湖南建立的割据政权，后梁时期马殷被封为楚王，后唐时又被封为楚国王，俨然成为了一个小朝廷，至后晋时，已发展为“传国三世，有地数千里，养兵十万人”。后周时不管南唐所灭，马殷部将刘言、周行逢又起兵打败南唐，侵占了湖南 14州，周行逢被周世宗封为武平节度使（治朗州，今湖南常德），后又被宋朝加封为中书令。周行逢出身农家，为政清廉，但他为人冷酷，滥施暴政，臣民偶犯过失，不管大小一律格杀勿论，以至其妻严氏不肯同他一起住，而宁愿独自一人回乡种地。临走前给丈夫留言道：“你如此暴虐嗜杀，必将丧失人心，迟早要大祸临头。我准备住在偏僻的乡下，也许能幸免一死。”果然时隔没多久，严氏夫人的预言便不幸而言中了。
建隆三年（公元 962年）九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弥留之际，他向几位心腹大臣交代说：“我出身于庄户之家，与我同时当兵打天下的 10人之中，现在大多都已去世，只剩下了张文表一个人。我去世之之后，张文表必定会造反，当以杨师瑶伐之。万不得已之时，可归附大宋朝廷，而不能落入张文表手中。 ”不久，周行逢病死，由其年仅 11岁的儿子周保权即位。
十月，张文表闻讯后，果真起兵造反。此时正值周保权派兵更戍永州，路过衡阳时，张文表便胁迫这些士兵发动叛乱，让所有士兵穿上孝服，伪装去武陵（即朗州，今湖南常德）奔丧。途经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乘其不备夺取了潭州，并且扬言要兵发朗州取代周氏。
周保权闻讯后大为惊恐，立即双管齐下，一面令大将杨师瑶率兵前往平叛，一面急遣使者向宋朝求援，企图与宋朝联合起来一举将逆臣消灭。宋太祖闻之此事后大悦，立即决定趁机以“假途伐虢”之计，一举歼灭南平和武平，于是宋太祖当即答应了武平的求援请求。他紧急召见了宰相范质，与其商议道：
“江陵（指南平）四面临敌，四分五裂。我们可先向其借道进攻湖南（指武平），回师时趁其不备，再顺路一举歼灭荆南（指南平），必将大功告成。”
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正月七日，宋太祖一边向南平提出借道要求，并且诏令其派水军 3000人助攻潭州，一边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安（今湖北安陆）、复（今湖北天门）等 10州兵马会师襄州（今湖北襄阳）后，立即南下“援助”武平，号称讨伐张文表。
对于宋军借过江陵的要求，昏庸的南平国主高继冲竟然满口答应，还派其叔父高保寅带着牛肉、美酒前去犒劳宋军。二月九日，李处耘代表宋军在荆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将其挽留在宋军营中住下。当日晚上，宋军主帅慕容延钊又大摆宴席，为高保寅一行接风洗尘。同时，李处耘已暗中亲率数千轻骑，火速赶往百里之外的江陵。高继冲惊闻宋军已兵临城下，赶忙命令将士部署防务，自己则打马出城迎接宋军，以期为城中争取一些准备时间，在距缄 15里处遇见李处耘。李处耘与其稍事寒暄，便让他在城外等候慕容延钊大军，自己则率领将士冲入江陵城中，迅速占领了城中要冲。待高继冲伴随慕容延钊回到江陵时，惊异地发现城中局势已完全在宋军的掌控之中。无奈之下，高继冲只好向宋军奉表归降，献出所属 3州 17县的土地和 143300户人口。至此，宋军以借道为名，乘南平游移观望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就首先消灭了南平割据势力。
二月十日，宋军攻取荆南之后，加紧征调南平精兵万余人，与宋军合兵一处，昼夜兼程向朗州进发。周保权惊慌之下，急召观察判官李观象商讨。李观象道：“此前我国向朝廷求援，只是为了讨伐张文表。今张文表已死，而宋军不肯班师回朝，其意在占据湖南，如今南平已经降宋，朗州无力独自抗击宋军，不如俯首称臣，或许可保荣华富贵。”而指挥使张从富等武将对降宋则坚决反对，周保权最终决定进行抵抗。慕容延钊遣丁德裕前往招降，被张从富等人强硬拒绝。张从富严阵以待，积极准备抗击宋军。
于是，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同进讨伐武平：水师东指岳州（今湖南岳阳），陆军取道澧州（今湖南澧县），直指朗州（今湖南常德）。二月，武怀节率水师从江陵沿江而下，在岳阳城北的三江口将武平军打败，缴获战舰 700余艘，歼敌 4000余人，乘胜攻破岳州缄。
三月，李处耘率领的陆军前锋在澧州城南与张从富率领的武平军遭遇，还没有交战，武平军便望风而逃。李处耘乘胜追击，一举拔取敖山寨。为恫吓敌军，李处耘下令把所俘湘军中的肥胖者数十人煮熟后，分给宋兵做下酒菜，与此同时又故意在全部俘虏中的少壮者脸上刺字涂矾后放回朗州。这些士兵逃回朗州后，纷纷散布这一令人恐怖的消息，所闻者无不闻言色变。武平的士兵们害怕落此悲惨下场，便纵火焚烧了朗州城，然后四处洗劫财物，弃城而逃。三月十日，慕容延钊率宋军长驱直入朗州城。张从富逃至西山下，被宋军追兵擒杀。周保权在大将汪端的保护下，躲入长江南岸的一座寺庙中，被李处耘部将田守奇生擒。至此，武平割据攻权又被宋军快速剿灭，湖南得以重回宋朝怀抱，共获 14州 1监 66县及 97388户。
攻取荆湖，是宋太祖一统全国中的第一战，也是宋太祖精心筹划的得意杰作，表现了宋太祖卓越的军事才能。其首战告捷，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并令宋朝的势力伸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荆湖地区“南通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了这一长江中游的战略要隘后，宋朝便切断了后蜀和南唐的联系，西可攻蜀，东可制唐，南通南汉，为此后入川灭蜀、东灭南唐和进军南汉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太祖获取荆湖之后，后蜀的东面和北面大门洞开，宋朝对后蜀已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于是宋太祖积极筹划入蜀作战主事。
后蜀为后唐时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公元 934年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有两川、汉中 45州，其中心为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后蜀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财物充裕，但孟昶即位后日益腐化堕落，荒淫无度。他任用王昭远、韩保正等奸臣掌握军政大权，这些人胡作非为，将后蜀搅得乌烟瘴气。
宋太祖决定伐蜀之后，密切关注着后蜀的动静，时刻准备伺机出兵。他时常召见从蜀中回来的密探，详细询问蜀中的情况。有一个密探报告说：“近段时间成都市民纷纷传诵朱长山的《苦热》诗：炎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 ”宋太祖闻之龙颜大悦道：“这说明了蜀中百姓已受够了孟氏的残暴统治，而希望王师出兵帮助他们。”翰林医官穆昭嗣曾久居江陵，经常往来于荆蜀两地，宋太祖数次召见他询问蜀中的山川地形。穆昭嗣向太祖献策道：“荆南为西川、江南和广南的交汇之地，今荆南已克，则可水陆并进直捣蜀国。”听过这个计策后，宋太祖即决心出兵伐蜀。
早在乾德元年（公元 963年）四月，宋太祖即开始部署伐蜀部队。华州团练使张晖为风州团练使，兼任西面行营巡检壕寨桥道使，负责前期侦察川陕地形，尽得后蜀之山川险易，以备从陆路进攻。与此同时又在开封凿池引入蔡河水，大肆建造战舰，加紧操练水师，准备从水路沿江入川。
在宋太祖加紧备战之时，后蜀内部也乱得一团遭。宋太祖一举吞并荆湖二国，极大地震撼了后蜀上下，君臣们在对宋的和战问题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休。主和派代表为宰相李吴，他向孟昶建议：“臣观宋朝建立以后，所作所为与后汉、后周都有所不同。天下百姓对战乱已经十分厌恶，宋朝很有可能借此机会统一全国。不如及早向中原朝廷纳贡称臣，以长久保持蜀中的安定局面，使黎民免受战乱之苦。”但这一观点却遭到了主战派代表枢密使王昭远等人的坚决反对。孟昶也不愿俯首称臣，便采纳了王昭远坚决抵抗的意见，命令王昭远加紧备战。王昭远立即派兵屯驻三峡，并在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招募“棹手”，积极扩充水师，准备以武拒统。
当时，后蜀山南节度使判官张廷伟向王昭远献计道：
“阁下平素未建尺寸之功，如今位高权重，如不建立盖世之功，又如何令人心服？不如遣使通好北汉，劝其举兵南下，我则从黄花（今陕西凤翔北）、子午谷（今西安市长安区南）出兵响应，与北汉两面夹击宋朝，即能把关右地区据为我有。”王昭远出身小吏，平时最怕别人轻视他，一听此言正中下怀，便极力鼓动孟昶依计而行。乾德二年（公元 964年）十月，孟昶遣枢密院大程官孙遇、兴州军校赵彦韬为特使带着蜡丸帛书秘密前往北汉，企图与汉联合起来一起抗宋。不料偷越宋境行至开封时，赵彦韬却中途叛变，偷取蜡丸帛书献给了宋朝。正在焦急等待时机的宋太祖见此蜡丸，顿时龙颜大悦，连声笑道：“这下西讨后蜀师出有名了！”宋太祖根据赵彦韬报告的后蜀山川地形和兵力部署情况，绘制出一份非常详尽的军用地图。
十一月二日，宋太祖调遣精兵强将，下令大举攻蜀，兵分两路：北路军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西川行宫凤州路正、副都部署，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步骑兵 3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军以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匡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步骑兵 2万出归州，沿江西上。两路攻蜀大军分进夹击，相约会师于成都。同时任命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负责征蜀大军的后勤供应。
当月三日，王全斌、刘匡义等人辞行，宋太祖大设酒宴为诸位将领饯行，广赐财物，并将入蜀方略和军用地图授给王全斌等人。宋太祖指着地图上的夔州（今四川奉节东）对刘匡义说：“此处江上设有坚固的锁江浮桥，夹江配有大炮封锁江面，所以你切不可先以水师与其决战，而应首先趁其不备以步骑从陆上对其袭击，等到夺取浮桥和两岸阵地后，再用战船水陆夹击方可取胜。”
宋朝上下对伐蜀胜利充满了信心。伐蜀之前，宋太祖即下令在开封右掖门南汴水畔，为蜀主孟昶建造宅第 500余间，所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以待俘获孟昶之用。伐蜀主帅王全斌信心十足地向宋太祖庄严承诺：“这次出兵，蜀国指日可平。”宋军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也极其轻松地对太祖说：“虽说蜀道难于上青天，但那西川如在天上倒也罢了，既在地上，大军一到即可将其铲平，请皇上尽管放心！”
十一月三十日，蜀主孟昶获悉宋军大举来攻，慌忙调兵遣将予以抵御宋军。他任命枢密使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洋州节度使李进为正、副招讨使。由王昭远、赵崇韬率兵 3万扼守广元、剑门要隘；韩保正、李进变幻无常领数万兵马进驻兴元（今陕西汉中），互为犄角，以阻止宋军南下。孟昶对王昭远说：“宋军来伐，都是你招惹的。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为朕抗敌立功！”王昭远虽然野心勃勃，熟读兵书，但志大才疏，华而不实。他大言不惭地对孟昶夸口道：“此行何止战胜宋军，我还要率 3万精兵将中原一举拿下！”
十二月十九日，王全斌率领的北路军连克乾渠渡、万仞及燕子寨等据点，攻破兴州（今陕西略阳），击溃蜀军 7000余人，缴获军粮 40余万斛。兴州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西县为入川的咽喉之地，后蜀招讨使韩保正闻知兴州已破，就放弃兴元移师西县。韩保正本欲固守西县，但是当宋军前锋史延德率兵追至城下时，他却畏敌如虎不敢出战，只是派兵数万出城，依山结营以图自保。史延德先以重将城外蜀兵打败，然后挥兵攻破西县城，将韩保正和李进生擒，获粮 30余万斛。后继而至的宋将崔彦进和马军都监康延泽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嘉川（今四川广元东北），直杀得蜀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蜀军余兵被迫烧毁栈道，退保葭萌（今四川剑阁东）。
在北路宋军势如破竹的同时，刘匡义率领的东路末军也取得了节节胜利。十二月下旬，宋军攻入巫峡后，连破松木、三会、巫山诸寨，击杀蜀将南光海，歼灭敌军 5000余人，生擒后蜀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等 1200余人，缴获战舰 200余艘，后蜀水军 6000余人被杀或者被俘。宋军溯江西上，进抵夔州锁江浮桥 30里处时，即依照宋太祖事先所定“切勿以舟师争战，当先遣步骑潜击”的妙计，弃舟登岸夺取浮桥后，再令战舰沿江而上，进至夔州城下。
宋朝大军已兵临夔州城下，而后蜀的夔州守将之间却争执不休，莫衷一是。宁江节度使（治夔州）高彦俦认为：“宋军远道而来难以持久，我军不如坚守城池，以待宋军师老兵疲之时，再伺机破敌。”后蜀监军武守谦却不以为然，极力主张对城下之兵迅速出击，而不能避战不出，怯懦怕死。两人争执不下，不欢而散。十二月二十六日，武守谦独自带领部下数千人出城迎战。刘匡义派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率兵与武守谦战于猪头铺。武守谦被打败，仓皇逃向城中，张廷翰尾随追击，突入城中。高彦俦奋力拼杀，因守兵逃散殆灭而寡不敌众，身负重伤 10余处，只好逃回节度使府。节度判官罗济劝他突围，高彦俦慨叹道：“昔日秦川之战我战败弃城，今日又未能守住夔州城，即使皇上不忍杀我，我也无脸再见蜀中父老了！”罗济改劝他降宋，高彦俦又道：“我全家老幼一百多口人都住在成都，如果降敌将会葬送我全家人的性命，落到今日这步田地，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言毕即将兵府印信全部交给罗济，然后重整衣冠，面朝西北跪拜，登楼自焚而亡。攻破夔州即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宋军自此沿江而上，一路上势如破竹，万（今四川万县）、开（今四川开县）、忠（今四川忠县）、遂（今四川遂宁）等州城蜀军纷纷献城而降。
因为入蜀栈道被烧，北路宋军一时没有法行进，王全斌遂采纳了崔彦进部将康延泽的兵分两路之计：自率主力绕行嘉川东南的罗川小道，迂回南进；崔彦进另率一部修复栈道后，攻破小漫天寨，王昭远、赵崇韬收残兵退保大漫天寨，两路宋军汇集于大漫天寨之间的嘉陵江畔深渡渡口。蜀军集中精锐部队，依江列阵抵御。宋军夺得桥梁之后，兵分三路夹击大漫天寨，连拔大漫天寨等蜀军诸寨，生擒义州刺史王审超、监军赵崇渥及三泉监军刘延祚。蜀军主帅王昭远引兵来战，三战三败，宋军追至利州（今四川广元）。王昭远惊惶失措，只好弃城渡江而逃，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十二月三十日，宋军进占利州，获军粮 80万斛。
前方宋军捷报频传，后方的宋太祖也加紧展开心理攻势。他命令西川行营发布公告：所有州县的原蜀中官员和将士，凡是逃往民间藏匿者，一月之内自首后赦免其罪刑；前线阵亡的蜀中将士，由宋朝当地的官府负责收葬，切勿使其尸骸暴露野外；凡作战中受伤的宋军将士，一律由朝廷颁发缯帛，以示抚恤。
当时，京城开封突然间天降大雪，宋太祖正坐在讲武殿内身着貂皮衣帽视理朝政，忽然想到千里之外远征后蜀的宋军将士。他对左右道：“我穿戴怎能厚，尚觉寒气逼人，那些顶风冒雪的西征将士，又如何受得了此等寒冷！”言毕当即从自己身上脱下貂皮衣帽，遣使火速赐予王全斌，并让他向全军将士晓谕皇上的殷殷关爱之情。
剑门“凭高据险，界山为门”，自古就是成都的天然屏障，这一天险的得失关系到后蜀的存亡。远在成都的孟昶闻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便赶忙以重金招募了 3万士卒，令其子元戊领兵前往增援剑门。但是元戊对军事一窍不通，一路上带着成群的妻妾和伶人游山玩水，日夜嬉戏，而置十万火急的战事于不顾。援兵出发时天下着小雨，孟元戊怕彩绣军旗被雨淋湿，就下令将旗解下，等雨过天晴后再将旗挂上。结果不小心却将几千面旗帜，全部倒挂在旗杆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庞大的马戏团，使沿途百姓无不掩嘴偷笑。
王全斌自利州进攻剑门，进占益光（今四川昭化）。王全斌见剑门关及其险峻，且有重兵把守，情知难以强攻，便召集诸将商议击溃敌军之策。他说：“剑门天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诸位可畅所欲言，各述破关之策！”部下向韬献计道：“我听降卒牟进讲过，从益光江东越过几座大山，有条名叫‘来苏’的小路，出剑门南 20里至青疆店，即可同官修大道汇合。我军如绕道走此路挺进，即可避开剑门天险。”部将康延泽则提议：“蜀军屡战屡败，大降士气，可急攻而下，但来苏小道狭窄难行，大军通行困难，不宜主帅前往，只需派一偏将前去即可。若走来苏小道的部队能如期抵至青疆店，就能配合大军，对剑门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王全斌认为此计非常稳妥，便自率主力从正面进攻剑门，而派史延德领兵一部，操来苏小道绕过剑门关，跨江架设浮桥，如期抵达青疆店。宋军南北呼应，夹击剑门。
王昭远得知后大惊，匆匆引兵退守汉源坡（今剑阁东北 30里），仅留一员偏将驻守剑门关，被王全斌一举攻破。两路宋兵一齐杀到将蜀兵合围于汉源坡。王昭远顿时慌乱成一团，不敢出战。赵崇韬跃身上马，布阵迎敌，不料蜀军早已经丧失斗志，一触即溃，1万余人被歼，赵崇韬也被宋军生擒。王昭远见势不妙，狼狈逃兵，后也被宋军所俘。王全斌乘胜攻破剑州（今四川剑阁），斩杀蜀兵万余人。而前来增援的孟元铖部，一路游山玩水，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东）时，听说剑门已破，遂计议退保东川。次日，听说宋军已到东川，就仓皇逃回成都。
蜀主孟昶闻剑门天险失守，又见太子元铖逃回，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慌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后蜀老将石奉颧献计道：“宋军远道而来，难以持久，不如聚兵坚守城池，宋军师老兵疲必定退兵而去。”孟昶哀叹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父子以锦衣玉食养兵四十年，谁料一旦用其，竟不能为我东放一箭，现在即使坚壁自守，又有谁肯为我效命呢？”乾德三年（公元 965年）元月初，北路宋军进逼成都城下，东路宋军也逐步逼近成都。元月七日，孟昶眼看大势已去，只得接受宰相李昊的建议，让李昊起草降表，遣使送至宋营，王全斌随即率兵进入成都城。
元月十三日，王全斌在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依亡国之君的礼仪，孟昶脱光上衣，用绳子将双手傅上，负荆向宋军请罪。王全斌以朝廷之命为他松绑，免其罪过。一面派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迅速入朝报告后蜀投降的喜讯，一面遣康延泽赴成都会见蜀主，安抚成都军民。孟昶带领全家老幼以及后蜀百官顺江东下，经江陵、襄阳到达开封，果然住进了宋太祖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府第之中。自王全斌从京师出兵至孟昶投降，前后仅 66日，共得后蜀 46州，240县，534029户。
灭后蜀之后，宋太祖信心倍增，刚刚崛起的大宋王朝终于狭小的中原地区冲出，向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将指日可待了。与此同时正如宋太祖所料，果然从富庶的蜀中获得了大量财富。据史书记载，宋太祖下令将这批财宝分批从水陆两路运回开封，耗费几年时间方才运完，从而大大增强了这一急需输血的新王朝的实力，也进一步激发了宋太祖的征服欲。
宋军平荆湖之后不久，即攻下了南汉的郴州（今属湖南），威震南方。当时南唐、吴越等国皆表示臣服，宋太祖也劝南汉臣服，将夺占楚国的十四州献上，但南汉主刘长不从。宋太祖从郴州俘获的南汉内侍那里得知，建都广州（今属广东）的南汉，因久无战事，士兵不认识旗鼓，人主不知道存亡，加上南汉主刘长荒淫无道，国内宦官当权，通过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来维持统治，所以政治极度黑暗混乱，人心愤怨。但此时宋太祖正集中兵力灭后蜀，无暇他顾。待到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之后，宋太祖又把矛头指向北方发生内乱的北汉身上亡，但在两次大规模攻击未能得手时，就再次调头南下，按既定的先南后北之统一方略，决定乘南唐、吴越被慑服之际先灭亡南汉。
开宝二年（ 969年）六月，宋太祖命荆湖转运使王明调集物资，作好南下准备。开宝三年（ 970年）九月一日，潭州防御使潘美被任命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道州刺史王继勋为行营马军都监，十州兵马自郴州向西，避开位于湘粤交界的骑田岭、萌渚岭险道，直捣入南汉中部地区。
二十九日，宋军攻克富川（今广西钟山），将南汉的数万余人歼灭，继又占领白霞（今广西钟山西），进围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南汉宦官掌握重兵，防务懈怠，突闻贺州被围，大为惊恐。十月初，南汉主刘长急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帅万余人，出西江，沿贺水（今贺江）北上救援。二十日，潘美侦知南汉援军将至，令全军佯退二十里，设伏于南乡（今贺县南）。第二日晨，南汉援军方离船登岸，猝遭宋军袭击，死亡过半，伍彦柔被俘杀。宋军复围贺州，随军转运使王明率百余辎重兵及数千名了大，挖土填堑助战，贺州守军遂降。
贺州大战之后，潘美想诱南汉军主力北上，寻机歼之，便扬言要顺贺水东下进攻兴王府（今广东广州），以调动南汉军西上，乘虚而入东夺位于溱、溪两水汇流处的粤北重镇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汉主刘张果真非常惊恐，起用宿将潘崇彻为马步军都统，统兵三万（一说五万）进驻贺江（今广东封开东北），以阻截宋军南下。潘美为解除侧翼威胁，先攻取昭州（今广西平乐西）、桂州（今广西桂林），转而向东攻占连州（今广东连县）。这时，潘崇为保存实力，观望不战。十二月，潘美遂率宋军直逼韶州。刘长为保韶州，急遣南汉都统李承渥领兵十余万列阵于莲花峰（今广东曲江南），集合军中象兵布于阵前，每头大象驮载十余名武士，各执兵器，向宋军推进。潘美严阵以待，命宋军用拒马（可移动障碍物）设障，集中强弓劲弩猛射象阵，大象中箭惊跃，向后狂奔，骑手全部从象身上坠落，南汉军阵势大乱。宋军乘势冲杀，将南汉军主力打败，斩杀数万人，攻占韶州。开宝四年（ 971年）正月，宋军连克雄州（今广东南雄）、英州（今广东英德）。扼守贺江口的南汉大将潘崇彻见大势已去，不战降宋。
前方败报频传，南汉主刘长却对左右侍臣说：“这些州本来便是湖南之地，宋兵得此即已满足，不会再南来。”但出乎其意料，宋军接连攻拔韶州、英州等地，南汉的北大门洞开。南汉主刘长无计可施，只得勉强收拢自前线溃败下来的士卒，加上其他部队，凑成六万兵马，再令人把郭崇岳、植廷晓统率进至距离兴王府才百余里的马迳（今广州北马鞍山）筑垒，以阻击宋军潘美率宋军乘胜沿北江南下，经泷头（今广东英德南）、栅口，于二十七日进至马迳，攻占广州之西的双女山，逼近南汉军阵地。潘美数遣游骑挑战，郭崇岳避不出战。南汉主刘长见形势危殆，就将妃嫔和金货宝物分装十余艘海船，准备逃到海岛上去避难，却被宦官将船盗去。刘长只得再命共弟祯王刘保兴率兵增援郭崇岳，抵御宋军。二月四日，南汉大将植廷晓率所部兵马据水列阵，潘美指挥宋军涉水进攻，植廷晓败死；宋军遂连夜对南汉军用竹编成的栅垒实施火攻，大败南汉军，南汉大将郭崇岳死于乱兵，刘保兴逃回兴王府。
当夜，陷入绝境的南汉主刘长下令将府军号宫殿焚烧。翌日，宋军兵临城下，刘长被迫出城投降。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征战，宋军终于如愿以偿地灭亡了南汉割据政权，占领了整个岭南地区。
是年四月，潘美遣人将刘长等南汉君臣送去京城开封。五月一日，宋太祖在用布帛系刘长之颈去太庙举行献俘仪式后，于皇宫明德门前历数南汉君臣之罪，斩南汉执政大臣龚澄枢等人，而赦免刘长，不久又授予刘长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其弟刘保兴也被授于官取。
有一天，宋太祖去讲武殿设宴请群臣，刘长先到，宋太祖随手就将一杯酒赏赐给他。由于刘长在南汉时，通常将自己看不惯的大臣用毒酒毒死，所以现在看到天子独赐自己饮酒，不禁大为惊恐，跪下哭道：“臣继承父、祖之基业，抗拒朝廷，劳动王师远征讨罪，其罪固当一死，陛下不杀臣，令见天下太平，为大梁（指开封）一布衣。愿苟延旦夕之命，以成全陛下不杀之恩，臣未敢饮其酒。 ” 宋太祖待明白原因后笑道：“朕推赤心以待人，怎会有此事？”就让侍从把酒杯拿来，一饮而尽，再斟酒赐刘长，刘长大窘，顿首谢罪。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刘长被改封为卫国公。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宋军北征北汉，宋太宗在长春殿设宴饯行，刘长与其他降王等陪席。刘长就对宋太宗说道：“朝廷威灵远及海外，四方降王今日尽在座中，旦夕太原刘氏又至，臣因率先来朝，愿得以执鞭为降王之长。”宋太宗哈哈大笑，赏赐给他很多财物。刘长就是依靠这种所谓的诙谐，不断取欢于天子，而得以善终。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刘长去世，被赠官太师、南越王。同被宋太宗用毒药毒死的南唐国主李煜相比，刘长可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宋朝将南汉彻底歼亡后，势力延伸到了珠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江北地门，令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处在宋的三面包围中，处境危如累卵。
南唐是十国中吴将李昪建立的政权，据有江淮，定都于金陵。到了李璟统治时期，“属中原多故，卢文进、李金全、皇甫晖之徒，皆奔于景”。东灭蜀。西灭楚。辖有三十六州，势力空前强大，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周世宗的南征，江北之地尽失，双方只有一江之隔，后周始终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璟被迫去掉帝号，向后周俯首称臣，国势从此日益衰落。宋建立后，李璟自感不是宋的对手，继续对宋进贡称臣，还将都城从金陵迁往南昌，直到后来在那里去世，即位的便是著名的后主李煜。
李煜的词，人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其中《虞美人》一首，更是千古绝唱，将一派哀惋凄绝的愁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往日的一国之君，突然沦落阶下之囚，自然会有一番亡国之叹，沧桑深浮之怨。但是，既知今日，何必当初？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李煜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弱者、败者、悲者，人们在叹其命运之惨、哀其亡国之痛的同时，又不断地责其误国误己之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确，李煜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他的悲惨结局完全是他自己缔造而成的。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称钟仁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透过他的名号，能看见一派文人骚客儒雅清逸的习性，他是一个颇为出色的文人。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却把他深深地卷进政治斗争的狂波骇浪，抛入刀兵水火的漩涡之中，并最终把他吞灭，令他最后吟出亡国之音。
公元 961年李璟去世，李煜是其第六个儿子，文才出众，工书善画，尤长于诗词歌赋。他从小无心政治，却有志于“思迫巢许，远慕夷齐”。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个个均是上占远国事、避纷争，躲避政治与现实的所谓隐士。但因为太子李冀和几个兄长均已离世，即使他百般地不情愿，国主的桂冠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既然历史选择了他，尽管他不很情愿，也必须担负起此重担。李煜登基之后面临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国库空虚，兵力衰弱，内无良臣辅佐，外有强国虎视，这的确需要超人的才智才能渡过难关。李煜，天资聪明，其若将兴趣转移到治国上，必定会有所作为。使人遗憾的是他从不关心国事依旧是我行我素，奢侈享乐，宫中有销金红罗帐，镶饰白金、玳瑁，以珍奇宝物、奇花异草装饰殿庭，题名“锦洞天”。他宠爱的周后，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曾经整理演奏盛唐时的霓裳羽衣曲，又作“邀醉舞”。
“恨来迟”等新曲。周后去世不久，李煜又看上她的妹妹是谓小周后，宫外流传着他“衩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李煜曾经为小周后在万花丛中筑亭，上覆红罗，在上寻欢作乐。宫中有一女窟娘，体态轻盈，能歌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曲形如新月，在六尺高的金莲花上翩翩起舞，素袜纤足宛如水仙凌波，所谓“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导致妇女争相效仿，以缠足为美，这就是后世妇女缠足，并称之“金莲”的由来。
李煜岂止是一介书生，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国事上不如意的时候，更想在佛法中寻求解脱，小周后自幼喜欢佛教，她深深体会到李煜内心的压抑主导悲苦，所以大力支持李煜虔诚敬佛，于是李煜更加荒废了政务，与小周后一起，整天在佛法祥韵中寻求心理的平衡与安宁。李煜不惜重金在金陵城中以及皇宫内院，大造寺院佛塔，供养了数以万计僧尼。“南唐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谓是生动的描述。
早在李璟还在世时，便对宋的威胁惴惴不安。李煜即位之后，荒殆政务，更是无心进取，只求苟且偷安，委曲求全。他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下令贬损仪制，更改官职名称。他如此奴颜卑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将这个小朝廷保住。所以对宋称臣纳贡，贡献的珍宝财物不绝于途，希望以此讨得赵匡胤的欢心，表明自己甘为藩王、乐做附庸的心迹。
赵匡胤在消灭南平、武平、后蜀和南汉之前，对李煜倒也很好，一直对他采取安抚政策，以求暂时稳定南唐。公元九六零年，也就是赵宋建立的当年，南唐杜著、薛良因犯罪至到开封，献取南唐策，赵匡胤将社著斩首，将薛良流放。李璟去世之后，李煜上表宋廷，希望追尊帝号，赵匡胤慨然允诺。此时南唐发生了饥荒，赵匡胤还拨粮给予救济。宋军攻大南汉之前。李煜还写信劝说刘长投降。虽然双方各怀异心，彼此心照不宣，但总的来讲，双方的关系还算融洽和睦，没有什么不愉快。
宋朝逐渐将其他割据政权平定，统一在即。赵匡胤的眼光又瞄上南唐的版图。他也慢慢撕下了和善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李煜遣弟从善入朝时，被赵匡胤留在开封。李煜再三请求放他回国，赵匡胤均未应允。同时，赵匡胤积极谋划，准备大举攻唐。
首先，实施离间计，除掉南唐名将林仁肇。林仁肇原是南都（今南昌）留守，能征善战，在南唐威望颇高。宋攻南汉时，林仁肇向李煜建议：“宋在淮南的戍兵不多，不久前灭蜀，今又攻岭南，劳师的袭远，兵将疲惫。臣请率数万兵马，自寿春北渡，将江北失地收复。宋必定派兵来援。臣据淮南抵御，他也无奈我何。为了避免连累朝廷，我起兵时，便对外宣扬我反叛。事情成功，则有利于社稷；若失败，那么由我一人承担后果。”但是遭到了李煜的拒绝。赵匡胤素闻林仁肇骁勇，对他颇为顾忌。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除掉林仁肇。赵匡胤收买了一个林仁肇的侍从，偷到一幅他的画像，悬挂在一间房子里，故意让南唐使者看到，并说：“林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物。”又指着一座空房子说；“我将把此屋赐给林仁肇。”令者大吃一惊，急忙送信回国。“想不到林仁肇外表忠诚，内心却这样奸诈，实在是可恶！”李煜心中愤怒，没有经过仔细调查，就命人杀掉林仁肇，李煜擅杀大将，中了赵匡胤的离间计，替敌人消除了心腹之患。
公元九七三年（开宝六年）四月，为了侦察南唐的虚实，了解南唐情况，赵匡胤以“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南唐诸州”为名，派卢多逊出使江南，索取各种有关地理材料。卢多逊果然不负重望，漂亮的将任务完成了。李煜拱手将江南各地的山川形势，兵力部署，人口分布等等重要情报，献给宋朝，为以后的用兵作战打下了良好基础。
长江自古号称天堑，南北相争历来以渡江为难。怎样顺利渡过长江，是灭亡南唐的关键。正当赵匡胤为此绞尽脑时，一名叫樊若水的人出现了。樊若水，本来是南唐一个落第的士人，因为对南唐的统治不满，便想投奔宋朝，谋个一官半职。当然，宋廷的官职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需要奉上一份重厚的见面礼。樊若水闻宋正准备渡江南下，于是划着小船在采石江面上，以钓鱼为名，牵引丝绳，往来于南北岸之间，丈量长江的宽窄，测量水的深浅。经过了几十次的往返，终于得到了准确的数字。樊若水动身北上，来到开封，上书说江南可取，并请建浮桥渡江。赵匡胤龙颜大悦，当即派人到荆湖，大批制造战舰，以备建造浮桥之用。当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江阔水深，自古没有浮桥渡江之先例发生。 ”但赵匡胤力排众议，按原来计划执行。赵匡胤慧眼识英雄获得了丰厚回报，浮桥的建成对后来保证宋军主力迅速渡江，直指金陵，起了重大作用。樊若水而建立功，开始时被赵匡胤任命为右赞善大夫。后来宋军南下时又作为向导，攻克池州后担任了知州，一番心血没有白废，终于获得回报。
渡江作战，必须有水军。赵匡胤在后周时，亲自参加了淮南战役，深知要想将南唐击败，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所以在即位之初，使十分注意水军的训练。赵匡胤在吞并荆湖时，从当地的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通造船技术和水战的人才，送至开封，安插在造船务里，教练水战。又招募几千名军人子弟，编成“水虎捷军”。他还嫌造船务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朱明门外，挖了一个大池，引入蔡河水，在那里特造楼船百余艘，专供水军练习水战。此水池，后来叫作“讲武池”。赵匡胤经常光临于此，观看士兵们的演习，有时还亲自下场指导战法。仅在开宝七年（公 974年）一年的时间内，赵匡胤亲自检阅水军操练，前后便有五次以上。在赵匡胤的亲自监督下，一支强大的水军，终于也建立起来了。
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出兵远征，更为重要，赵匡胤对此也不会忘记。从公元九七二年冬至第二年春，先后任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兼淮南、湖南、岭南和荆南、剑南水陆转运使，又特地设置川蜀水陆转运许度使，提前进行大举用兵的物质运输准备工作。经过上述紧锣密鼓的准备，宋军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赵匡胤下令了，便可以扬帆出征了。
宋军正在磨刀霍霍，形势已经是咄咄逼人。对此南唐小朝廷也早有察觉。他们在外表上臣服恭顺的同时，暗中也在募兵准备作战，所谓“号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李煜采纳了手下大臣陈乔、张洎的建议，决定采取坚壁固守战略方针，通过旷日持久地消耗、疲惫宋军，以求得一线生机。为此，将兵力部署在长江中下游南岸各要点，重点则屯驻于湖口（今属江西）、金陵和润州（今江苏镇江）。除此之外，设法争取外援还致书向吴越王求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企图怂勇吴越合兵一同抗宋，但遭拒绝。
赵匡胤南下决策已定，但南唐对宋恭谨驯服，一时找不到借口对南唐征讨。而赵匡胤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每次出兵又总是要“师出有名”，这便有点难办了。不过，赵匡胤总是有办法的。
开宝七年（公元 974年）九月，赵匡胤“欲伐江南而无名”，就下令李煜到开封觐见，与此同时，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率兵十万分赴荆南江陵等地待命。南唐大臣陈乔、张洎立刻将赵匡胤的用心识破，认为一旦北上，势难回国，后果不堪设想。李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称病拒绝北上。赵匡胤再次派李穆为使节南下，对李煜进行赤裸裸的战争恫吓和威胁。李煜还是不肯答应北上，同时又低声下气地哀求：“我侍奉朝廷小心谨慎，只是希望得以苟且偷生。如像这样逼迫，我也只有拼死一搏了。”李穆回答：“朝与不朝，由国主自己决定。不过朝廷兵多将广，财力雄厚，恐怕很难抵挡。望国主三思而行，以免后悔莫及。”李煜的态度依旧很强硬，如此就给赵匡胤造成了“倔强不朝”的口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此罪名，南唐自然不服。李煜派徐铉为特使，来到开封，当面指责赵匡胤：“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又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偿有过，为什么要兴兵讨伐？”赵匡胤不紧不慢地答道：“你说我同李煜，犹如父子，那么你听说过父子可以别籍异财分家而居么？”徐铉无言，只得灰溜溜回到江南。没过多久，徐铉再次衔命北上，见到赵匡胤，反复争辩：“李煜事奉朝廷，礼仪周全态度恭顺，只因有病没能前宋朝谒，并非故意违抗诏令。”赵匡胤对徐铉的唠叨极其厌烦，手按剑柄勃然大怒：“休得多言。江南是没有什么罪过。卧榻之畔，能容他人鼾睡吗！”真是一语中地。赵匡胤志在一统江山，绝不会允许南唐继续存在下去，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宋军大举南下的步伐了。
赵匡胤把曹彬以下将领召至开封，部署进攻南唐事宜。曹彬率荆湖水军自荆南顺流而下，进攻目标是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率领步骑军集结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准备自和州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间渡江而过，会合曹彬军东下直攻金陵；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取道扬州入长江，会合吴越军攻取润州，然后进攻金陵；以吴越王钱洎为升州（即金陵）东南而行营招抚制置使，统率吴越军五万从东面攻取常州（今属江苏），配合宋水军夺取润州，合攻金陵；以黄州（今湖北黄岗）刺史王明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检战棹都部署，进攻武昌，牵制江西唐军，阻江西唐军东下增援。这一部署是以曹彬、潘美所率的水、步、骑兵为主力，主攻方向选择在和州和采石之间，强渡长江进围金陵；东路为助攻，西路为牵制。五路大军都由曹彬节制，一举击灭南唐。
兵分五路。鉴于平定后蜀的时候杀降卒激起反抗的教训，赵匡胤告诫曹彬：“平定江南的事，全委托给你了。切记要严明军纪，用恩信争取民众，不要滥杀无辜，不要抢掠民财；并尽力迫使南唐投降，不要逞匹夫之勇急于攻城，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即使是迫不得已而攻城，城陷后不能加害李煜及其家属。”并赐给曹彬一口尚方宝剑，当众宣布：“自副将以下，有不服从命令者，格杀无论！”潘美以下众将，无不相顾失色。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荆湖水军出发。而在京师的水师，则乘坐战舰，从开封东水门东下。赵匡胤登上汴水河堤，目送舰队解缆起航，陆续向前方进发。
曹彬率部拖着预作浮桥用的舰船，从荆南出发，沿长江北岸一侧顺流而下。长江南岸唐军各驻守部队，以为宋军不过是例行巡江，只是闭垒自守，不闻不问，没有加以阻止，更有愚蠢透顶的竟奉酒肉前来犒师。及至发觉情况不对，已经来不及抵御，只得束手就擒，或者望风而逃。宋军未受到任何抵抗，顺利通过南唐屯兵十万的要地湖口。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间渡过长江，袭占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水陆并进，向池州扑去。池州守将弃城而逃。宋军占领池州之后，在石碑口（今安徽安庆西九十里）按照樊若水的计策，将巨舰大船连接起来，试搭浮桥，一举成功。然后挥师东下，连克铜陵、芜湖、当涂，进至采石。采石与和州隔江相对，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金陵西方的门户。南唐深知此地重要，南唐在此地驻兵二万多人，曹彬挥军进击，将唐军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乘胜夺占采石。
十一月中旬，宋军将预制的浮桥从石碑口移至采石，三天后完成，潘美率江北骑兵步兵由浮桥过江，如履平地。当宋军在采石架设浮桥的时候，南唐认为迄古至今，无有先例，宋军此举不过痴人说梦而已，绝难成功。所以未引起南唐的重视，反派郑彦华和杜真分率水步兵各万人到采石迎击宋军。由于兵力薄弱，曹彬将南唐水军击败，接着步兵也被击败。宋军主力在击败南唐水步兵后，迅速经过浮桥跨越长江。
宋军主力从江渡过以后，立即向唐军发起猛烈进攻。自 11月下旬起，连克金陵西南的新林寨、白鹭州和新林港口。公元九七五年（开宝八年）元月八日，攻占金陵南的漂水（今属江苏），歼灭唐军万余人。元月十七日，宋军开始向金陵发起进攻。南唐水陆军十余万人，面对秦淮河（经金陵城西南），背靠金陵城列阵迎敌场。这时南唐军立足尚未稳定未稳，为了抓住战机，潘美不等渡河船只备齐，就下令步骑涉水发动进攻，将南唐军击败。曹彬还令李汉琼率领部分舰船，载着芦苇，向唐军水寨冲去，靠近水寨的时候点燃芦苇，使唐军水寨变成一片火海，将南唐军数万人一举歼灭，直逼金陵城下。不久，又攻克金陵外关城，唐军多次出击，多次败兵，宋军在金陵城郊三面扎营，形成了对金陵的包围态势。
在主力部队进展顺利的同时，其他各路宋军也捷报频传。西路王明军先后将南唐军击败，攻克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池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及袁州（今江西宜春）。东路吴越军和宋水军将常州、江阴攻克之后，进逼润州。
宋军压境，兵临城下。这时的李煜又在忙什么呢？他把国政委托给陈乔、张洎等人，将军权交给皇甫继勋，自己则躲在后宫中，同和尚道士们讲易诵经，将国家大事抛置在脑后。主持军政的皇甫继勋，本是袴纨子弟，少年骄贵，既无能，又贪生怕死。大敌当前，他不是设法御敌，而只是想快点投降。他不时在军中散布悲观论调：“宋军强劲，谁能敌之！”听说南唐兵败，便喜上眉头：“我早已知道难以取胜。”后来竟让其子到宋营商议投降事宜。君如此，臣如此，国不亡，怪哉。
李煜纵情声色，迷恋佛事，致使南唐国政荒废，纲纪败坏，这些行为，急坏了朝中正直之臣，他们冒死上谏，萧俨便是其中一位。萧俨冲破禁卫，到宫中面见李煜，李煜正在下棋，对他不理不睬。萧俨怒发冲冠，掀翻其盘，李煜怒斥“尔等如此大胆，欲做今日魏征不成？”萧俨亦不示弱：“老朽不敢以魏征自比，陛下也非唐太宗转世。”李煜倒也宽容，没再说话。
金陵城北据大江，南连重岭，虎踞龙蟠，地形险要。宋军已将金陵包围，身在深宫只顾礼佛的李煜仍蒙在鼓中，一无所知。直到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九七五年五月，李煜在宫中闷得发慌，要到城头上看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待到登上城头，看到宋军列营城外，旌旗遍野。方知宋军兵临城下。李煜大为震惊，立即把皇甫继勋捉拿问罪，就地正法。然后遣使前往湖口，调大将朱令赟率所部十万军东下救援，并遣刘澄前往润州加强东面的防卸。
润州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又是金陵东方的门户，其得失至关重大。但是奉命加强润州防御的刘澄却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手下将领请求乘吴越营垒未因时出兵突击，他坚决反对，始终不肯出兵。卢绛带领八千水军从金陵突围前来援助，刘澄觉得他是块绊脚石，不利于他伺机投降，于是想方设法将他打发回金陵。到后来，干脆开门投降。吴越兵占据润州后，迅速西上，同主力会合，围困金陵。
这时，李煜唯一的希望是朱令赟增援，所以多次飞书敦促朱令赟率部东下。但朱令赟受到来王明部的牵制，迟迟不能脱身前去东援。直到十月，朱令赟才开始动身。他率领号称十五万的大军，乘着可容千人的大战舰及大木筏顺江而下，企图将采石浮桥焚断，救援金陵。时值冬初，长江处在枯水期，舰筏过大，只能依次前进，所以军队行动非常缓慢。这时王明部驻在独树口（今安徽安庆附近），见南唐救兵将至，立马飞骑入奏，请求赶造战船三百艘，以拦截唐军。赵匡胤说：“远水难救近火。等到三百艘战船造成，朱令赟已经解了金陵之围了。”于是授给来使锦囊妙计，让王明依计而行。王明按照赵匡胤的指示，在洲浦间树立很多长木，远远看去就像是帆樯桅杆一样，作为疑兵，以迷惑朱令赟。朱令赟见状，误认是宋军拦截，犹豫不决，停止前行。曹彬得知南唐援军南下，急派部将刘遇援助王明。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刘遇、王明率兵急攻，朱令赟一看来势凶猛，难以抵挡，下令放火焚烧宋军，谁料风向突然逆转，火焰反扑自己的舰船，南唐军立即溃败，宋军乘势猛攻，朱令赟见已定败局，跳入火海中自焚而死。
这时，金陵已被围九个多月，形势更加危急。南唐老将已死伤殆尽，如今手握重兵的都是新进少年，以功名自负。天天踊跃陈说计谋方略的有十几人，但一旦出兵抗敌，则不堪一击。自幼擅长诗文，工于书画，沉溺于吟咏游宴的李煜，“几曾识干戈”？面对此种阵势，慌了手脚，乱了方寸。没奈何只得听从陈乔的建议，下令广招募民众为兵，如将平日赛舟竞渡的使船青少年尽数拉来充军，美其名曰凌波军。百姓除老弱病残之外，凡可拿动兵器的，组成军队，命名曰“排门军”。如此等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如此的乌合之众，本来就毫无战斗力可言，一上战场，自然是一触即溃。
曹彬自围城之后，谨遵赵匡胤的指示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使自归顺，不须急击”的方针，不断向李煜施加压力，迫使李煜降宋。“宋兵百道攻城，昼夜不休，城中斗米万钱，人病足弱，死者相枕”。金陵城中的情况越来越糟，与此同时，再三致书李煜，进行劝降。并明确宣告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总攻，希望李煜早日投降，但被遭拒绝。
李煜为表示至死不投降的决心，命人在宫中堆积柴草，声称“如金陵城破，那么将全家自焚而亡”。
曹彬见李煜态度强硬已经不可能将其劝降，便决定对金陵发动攻势。为切实贯彻赵匡胤不要妄杀无辜的指示，曹彬在二十五日这天，佯装病倒。将官们听说主帅得病，纷纷前来探望。曹彬乘机对他们说：“我这病是心疾，药物是难治好的。只要诸位遵照皇上的诣意，城破之日不妄杀一人，我的病可不治而愈。”众人一听，便焚香立誓，决不乱杀一人，曹彬这才放心立即起床，部署最后攻城事宜。
二十七日，宋军按时发动总攻，迅速突入城内。此时，李煜正在深宫内与小周后赋诗填词，小周后为他磨墨，一首《临江仙》刚起首句“樱桃落尽春归去”，便被冲进宫内的宋军士兵所打断，再也没了下文。李煜此时已经把早先兵败自焚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打开宫门，向已到达宫门外的曹彬纳头便拜，奉表投降。曹彬环视了一番美仑美奂的皇宫，意味深长地对他讲：“归朝后俸禄有限，恐怕经不起你这样挥霍，你还是回到宫中，收拾好金银细软，准备北上吧。”众将劝阻道：“私自放他回宫，万一出现什么差错，那责任可不小。”曹彬胸有成竹，微微一笑：“诸位尽管放心，他既然出降，保住了性命，又怎会轻易舍生就死呢？”真被曹彬言中了。第二日，天色灰暗，细雨朦朦，李煜带着家眷及大包小包的金银财宝，登上北上的战船。船至江心，回首遥望石头城，不觉悲上心头，潸然泪下，泪眼朦胧中默默吟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阁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到离歌，垂泪对宫娥。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宛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一路之上，李煜面对失去的江山，身受颠簸劳累之苦，整日以泪洗面，凄凄惨惨地来到开封，李煜白衣纱帽跪于明德楼下，举行投降仪式。赵匡胤封了一个难听的名号“违命侯”。比起往日那位“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来，这位李后主表现得倒是好一点，面对囚徒般的生活。除了缅怀过去“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辉煌外，便是愁苦哀怨，以泪洗面，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中，打发着凄凉无趣的日子，直到被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将其毒死。
赵匡胤经过 10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次第削平了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只有北汉和吴越，还没有最后纳入宋的版图。
赵匡胤在位期间，曾 3次出兵攻打北汉，虽然未最后将其灭亡，但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给对手以沉重打击，为后继者灭亡北汉奠定了基础。
至于吴越，本是唐节度使钱俶建立起的割据政权，首府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全省及太湖东北部、东部和南部，一直奉中原各王朝为正朔。宋朝建立的时候，正是钱俶统治时期。钱镠对宋也是大献殷勤，承认宋的正统地位。赵匡胤也投桃报李，授予钱俶“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称号，对其进行安抚和笼络。举兵南唐前，赵匡胤特地带信给钱俶，要其勿听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谣言，助宋共伐南唐。钱俶于是率兵 5万，攻常州，下润州，对宋朝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南唐被灭之后的第二年春天，赵匡胤召钱俶入京朝圣，并表示见面后定会将其放回。钱俶因有南唐前车之鉴，自然不敢违抗。就携带家眷，到开封庆贺赵匡胤的生日。钱俶北上，令吴越小朝廷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人们都以为此去是肉包子打狗，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他能够平安归来，臣僚们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建造了“保俶塔”。赵匡胤对钱俶的到来龙颜大悦，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最后，赵匡胤果真没有食言背信，如约将其放回。只是临走时赐给他一个黄色的包裹，嘱咐他在归去的途中打开。早已迫切希望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宝贝的钱俶，打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这哪是什么宝贝，原来全是宋朝臣僚要求扣留钱俶的奏章。赵匡胤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宗师，他此举的目的，一是要表示自己对钱俶的信任，同时又委婉地警告钱俶，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必将大祸临头。不用说赵匡胤的目的是达到了。钱俶对赵匡胤既感激涕零，又心怀恐惧。于是，对宋便更加服服贴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赵匡胤要将吴越划归自己的名下，已是探囊取物，轻而易举了。所以，到赵匡胤去世时，全国统一的大局已定。除了辽和边疆少数地区外，中原和南方的广大区域，又汇集到了一杆大旗之下。
回顾过去的历程，统一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它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唐中期以来，长期的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导致社会的严重动荡，将人民的膏血耗尽，所谓“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县，靡不凋残”。战火所经，田园荒芜，白骨横野，流离载道，丁日锐减。社会在战火中颤栗，民众在苦难中挣扎。饱受战争之害、流离之苦的广大民众，渴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
频繁的战争，带来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广大劳动人民被迫远离家园，脱离生产，直接破坏了劳动生产；各个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阻碍，妨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交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例如在后周时，将原来属于营田务的田地、耕牛和农具等都赐给佃户，并减免赋税，所以出现了“葺屋植树，敢致功力”的景象。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交流也随之增加。尽管分裂割据造成了人为的阻隔，但各地的商品交流仍然在进行当中，而且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汴梁为中心的商业网。经济的发展最终必定要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各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和交流的加强，必定要打破分裂割据的僵局。
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要求结束割据状态，而且为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统一已成为时代潮流，势在必然。但是，“若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要将此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位伟大的人物。即所谓“帝王之道，必崇经略，有其时无其人则弘济之功阙，有其人无其时则英武之志不伸。至于能成帝王业者，惟人时合也”。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若未有这样的人物，它便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后周尤其是世宗时期，加强集权，整顿军队，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出现了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并已着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周世宗英年早逝，没有完成这一统一大业。“但是倘若我们将此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现的”。果真不假，赵匡胤应运而出，凭藉所掌握的兵权，在“主少国疑”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
登上皇位的赵匡胤，未辜负时代的期望。他接过了柴荣的大旗，凭靠后周所奠定的基础，“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凡所措置，规模宏远，造成了更大宏大的统一之势。其所作所为，使久经离乱、迫切要求稳定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如担任后蜀宰相的李吴所说：
“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南汉大臣也曾多次说：
“天下乱久矣，今闻真主（指赵匡胤）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赵匡胤众望所归，“应天顺人，体元御极，战无不胜，谋无不臧”，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宏伟大业。
赵匡胤之完成统一，既是客观时势使然，又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同他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息息相关。
赵宋建立之初，面对的是“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形势，措置略有不当，不但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丧失统一全国的最佳良机，且有可能重蹈覆辙，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短命王朝。在统一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战略方针是不是得当就成为统一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赵匡胤同诸位大臣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即先易后难的方针：先用取荆湖，继取后蜀，次及南汉、南唐。此是符合当时形势要求和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也是形势的使然。结果，“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宋朝经济实力由此大为增强，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贯彻先南后北战略的时候，赵匡胤又正确地运用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南方各政权承平日久，积弱不振，然而他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忽视。而赵匡胤登基之初，兵力只有 20万人，除去防卫辽、北汉以及党项外，能南下作战的兵力不过只有数几万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南方各政权本来是唇齿相依，利害攸关，但因为统治者缺乏远见，难以同舟共济。于是赵匡胤巧妙地利用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用政治和外交手腕，进行离间分化，以配合军事进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当中，赵匡胤每战均注意周密计划，进行充分准备，尽力做到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进军荆南之前，派卢怀忠前去了解“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从后蜀降将赵彦韬那里知悉四川地区的地形地貌，派卢多逊出使江南侦察南唐各方面的虚实。这些令赵匡胤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在战争中能够指挥得当，用兵如神，所向克捷。
宋承五代之后，时当一统，地处必争，统一战争无庸质疑是进步的。但人厌干戈，渴望和平。顺乎民心要求，赵匡胤在战争中实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尽量减少流血，避免伤亡。为此，实行优待降者的方针，给予各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以出路，依旧保持其富贵，再加之以兵威，军政兼施，又打又拉，拉拉结合，分化瓦解。从而将统一战争的阻力减小了，加速了统一战争的步伐。
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五代割据军阀为了获取士卒的支持，对士兵姑息放纵，竭尽人民膏血以填充其无底欲壑。所谓“今四方诸侯皆悬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赵匡胤毕竟要高人一筹，他清楚地认识到，改朝换代，“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为此，必须申明军纪，严禁部队烧杀抢掠，残害无辜的性命。他郑重宣布：“朕固不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灭蜀时，听说有一军官割掉一民妇乳房后将其残杀，赵匡胤大怒：“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置法以赏其冤”，所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将此军官依法处斩，悬头示众，以示惩戒。再如平定南唐时，多次派使者告诫曹彬，约束部下不要妄杀无辜。在统一战争中，“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周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赵匡胤一反近世帝王的做法，申明军纪，严禁杀戮，所以大取民心。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赵匡胤实现统一的可靠保证。所谓“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
与赵宋政权蒸蒸日上的情况相反，当时的各割据政权，全部都是昏庸腐朽。如后蜀孟昶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南唐李煜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南汉刘长整天与波斯女游戏宫中，全然不知世事变换。他们浑浑噩噩，玩物丧志，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君既无宏图，将也无守志，武备废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宋军一到，就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此种局面给宋的统一提供了良机。所谓“彼未尝誓死以守，此未尝喋血以争”，“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完成了统一使命。
统一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使然；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完成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可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然而，这并不抹煞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个人的作用。“发展的加速或值得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便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赵匡胤的作用正在于运用他个人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军事上的老谋深算，并经过艰苦的努力，结束了长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推动了统一的实现。赵匡胤卓越的才能，是统一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一的完成，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 200年长期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令饱受战争灾难的广大民众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外部条件。
公元九六零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回师开封称帝，将后周政权夺取，建立宋朝，当时在北方和西北，还有辽、北汉和党项族政权，与宋对峙。
辽是契丹族建立起来的。契丹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原来是鲜卑族的支裔，长期于辽河上游酉喇木伦河一带游牧，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强盛起来。公元九零七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将契丹各部统一，并用武力征服和控制了女真、室韦、吐谷浑等部族。公元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时候，从后晋叛将石敬瑭的手中取得了北方燕云十六州，令辽的疆域大大扩展，东起海滨，北至西伯利亚，南界雁门山、滹沦河一线，在中国北方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
党项，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北地区羌族的一支。唐朝时期，居住在今宁夏、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归附于唐朝。唐朝末年，党项族的首领拓拔思恭，曾经率领参与镇压过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嘉奖他的战功，他被唐朝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管辖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西）、绥（今陕西绥德西北）、宥（今陕西静边）、静（今宁夏灵武）五州之地。五代时期，中原内乱，夏州李氏僻居西北，采取了保全实力的政策，对先后出现的中原各王朝，名义上俯首称臣。但暗中却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割据独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中原各王朝，因为本身根基不稳，自无力西征。对李氏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对他称霸西北、割据一方的局面也默认了。
北汉是由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首府太原，辖境十州，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刘崇在后汉时期任太原尹，郭威代汉建周之后，他即割据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刘崇及其后继者刘承钧、刘继元都对辽俯首称臣，自称侄皇帝、儿皇帝，依靠辽的支持，同后周对抗，是一个威胁不大，但是却不得人心的敌人。
赵匡胤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进行统一战争，首先将矛头指向南方各割据政权。然而，对于辽、汉，也不能视而不见。若它们在宋军南下时饮马黄河，那么就会造成宋后院起火、腹背受敌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尽力预防此种可怕局面的出现，以免影响统一战争的进程，令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此点，赵匡胤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在实行先南后北的同时，并未顾此而失彼，只顾南而不顾北。而是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加强和巩固边防，保证北方边陲的安全。
选用宿将，驻屯重兵于边防线上，便是赵匡胤采取的诸多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赵匡胤任命李汉超率领马屯驻关南，韩令坤镇守常山（今河北正定）马仁璃守卫瀛州（今河北河问），贺惟忠守卫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今山东惠民），防御辽朝；以郭进控扼西山，李谦博守卫隰州（今山西隰县）武守琪戍守晋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今山西长治），防备北汉；姚内斌守卫庆州（今甘肃庆阳），赵赞屯驻延州（今陕西延安），董遵诲屯戍环州（今甘肃环县），王彦升守卫原州冲甘肃镇原），冯继业镇守灵武，防备党项。
赵匡胤为了让这些将领尽心尽力，忠于职守，可谓是绞尽脑汁，想尽了所有办法。“但授缘边巡检之名，不加行营部署之号。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建功者厚加赏赐，其位都不至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容易控制，不变更其职务则边事尽知。”久任责成，让此些人长期担任边境防务，不轻易更换。如此他们便可熟悉边境形势和敌情，并且在此基础上杀敌立功。与此同时，在官职上予以适当控制，以便造成尾大不掉，难以驾驭的局面。这些均是赵匡胤驾驭边疆守将的办法。
赵匡胤驾驭边将的手法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在经济上给予优惠，妥善安置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允许他们自由支配当地的财政收入，还让他们从事商品贸易，并且免除赋税，以便让他们用赢利所得“招募骁勇，以为爪牙”。赵匡胤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领会我的意图，我必会优待他的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所属州县税利，听任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他们财用一旦丰饶，必能成事。我便是削减后宫人数，极力勤俭节约，省吃俭用，也在所不惜。”此外在感情上加以笼络，每当他们来京时，都亲自接见，嘘寒问暖，设宴款待，厚加赏赐。在使用上则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允许他们便宜行事。下面这几件事，能够充分说明赵匡胤驾驭边将的手段确实是非常。
李汉超任关南巡检使，在防卫辽朝时表现倒也很好，没有什么纰漏，只是平常所作所为时有犯法犯禁之事。一次，一位百姓到京师控告李汉超，借贷钱财不还，还将其女抢走做妾。赵匡胤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是对李汉超的不法行为，也不能纵容不管。于是，赵匡胤把此一百姓召入便殿，热情款待。酒酣耳热之时，赵匡胤开口问道：“自从李汉超到关南之后，辽军入寇一共有几次？”百姓具实以报：“尚未有一次。”赵匡胤循循善诱：“过去辽军入寇，边将不能率军抵御，北方的民众，每年都遭到抢劫，家破人亡的不胜枚举。若是在那时候，你能保住你的家财子女吗？如今李汉超借贷你们的钱财，和辽军抢劫的相比谁多些呢？”这个人若有所思。赵匡胤接着再问道：“你家一共有几女，嫁给的又都是些何人？”百姓又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奉告。她们都嫁给了庄户人家，“既然她们所嫁的，都是村野莽夫。那么像李汉超，则是一位封疆大吏，我的贵臣，由于对你的女儿喜爱，才娶了她，他必不会亏待你的女儿。和嫁给一个村夫比起来，哪样更加富贵呢？”百姓无话可说，满怀委屈而来，至此高高兴兴回去了。若事情到此为止，赵匡胤也就显不出自己的高明了。对于李汉超，他也并未放任自流，专程派人前去警告李汉超：“你需要钱，为何不告诉我而向平民百姓借贷呢？如此的糊涂事再也不要干了。并赐给李汉超银数百两，你自己去将借的钱如数归还，消除他们对你的反感。”李汉超感戴赵匡胤的恩德，从此痛改前非就发誓以死来报答赵匡胤的浩荡皇恩。
担任西山巡检以防御北汉的郭进，御众严明，部下整肃，每每率军进入北汉境，九个克捷，少有失败。此点应该值得肯定，但是军法过于严酷，部下小有过错，便有可能遭来受杀身之祸。赵匡胤既能用其长，对其短处也可加以宽容。每当调戍兵前往西山隶属郭进时，赵匡胤总是再三叮咛：“你们应当小心谨慎，遵纪守法。不然，即使我宽容了你们，郭进也会将你们杀死。”曾选拔身边的亲卫军官三十人归郭进麾下，时逢宋军同北汉军交战，其中有些人临阵退却，被郭进斩首十余人。消息传来，侍卫部队中议论纷纷，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得看主人。郭进竟连皇上身边的亲信军官也敢擅自斩杀，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面对此种情况，为了安抚众人，赵匡胤也不得不作出一番姿态，以平息众怒。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大声说道“此些侍卫官都是千中选一，小犯过错，郭进便把他们处死，那么即使是人再多，也不足让他杀戮。我决不轻饶他。 ”同时，又暗中派宦官到西山对郭进说：“这些人自恃是我的宿卫亲近，倔傲不驯，不听从你的指挥，杀掉是应该的。”赵匡胤的手腕确实让人钦佩，这一举动不但让郭进感激涕零，对郭进的部下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违犯军令，郭进所率部队战斗力更强了。赵匡胤曾经下令在京师为郭进修建府第，其规格同亲王、公主的住所相同。有人曾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与制不合。赵匡胤说：“郭进竭忠尽智，使我无西顾之忧，我对待他难道不能像对待我的子女？又有何不应该的呢？只管照办就是了。”郭进的一位部下犯了过错，害怕受到郭进的惩治，逃到开封，诬告郭进同北汉暗中勾结，图谋不轨。赵匡胤大怒：“贼子胆大包天，竟然敢诬害我的忠臣”，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就让人将他捆绑起来，押送给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置。郭进倒是表现出了大丈夫的气度：“是条好汉，应该在战场上见分晓，不应在背后整人。若你能攻取敌人一城一寨，我不但免你死罪，还将请皇上赏你一官半职，便看你有没有这个本领了。”一年后，此人果然用计攻取了北汉一座城池。郭进言而有信，将他本人与一封反映他功劳的书信一起送到开封，请求皇上赐给他官职。赵匡胤却是不依不饶：“你诬陷我的忠良，本当处死，虽然立功，只能赎罪，至于奖赏吗，那便免谈了。”然后又将此人送交郭进。郭进不死心，再次请求：“言必信，行必果。我身为朝廷将领应对自己的话负责，若失信于人，说法不能兑现，那么以后就再也不能让部下听我的指挥了。”赵匡胤于是赏给这人一个官职。
还有镇守环州的董遵诲，赵匡胤早年穷途落魄的时候，前往随州投奔他的父亲董宗本，希望找一口饭吃。董宗本对待赵匡胤倒还说得过去，让他与儿子遵诲交个朋友。可是董遵诲却是狗眼看人低，自恃武艺高强，才华出众，对赵匡胤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交往过程中盛气凌人，小不如意，便肆意欺辱。赵匡胤对此难以忍受，只好另谋高就。后来两人间殿为臣，董遵诲却投在赵匡胤死对头韩通门下，继续同赵匡胤作对。果真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董遵诲哪能料到赵匡胤时来运转，竟然荣登大宝，而韩通却是死于非命。赵匡胤自然不会忘记董遵诲，继位之初便召见了他。董遵诲以为死罪难逃，就要自杀。可是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也不晚。万乘之主，岂会鼠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说不准因祸得福呢？”董遵诲一听此话颇有道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事已至此，硬着头皮，活一天算一天，就将自杀的念头打消了。身着平民装，惶恐不安地来到宫中，叩头请死。赵匡胤大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不过你勿害怕，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我今赦过赏功，继续录用你。”说完叫左右将他扶起，并摆酒设宴，教待董遵诲。席间忆起昔日的情景，不禁开怀大笑，董遵诲感激涕零。不久，董遵诲的部卒联名揭发罗列了他十余条罪状，赵匡胤不予追究，并专委他方面之权，还设法把他的母亲从辽统治下的幽州接过来。董遵诲上任之后，赵匡胤授予他自辟幕僚，选择精兵的权力。董遵诲对此更是是感激得无法表达，从此以后洗心革面，对赵匡胤忠心耿耿，在任上“申严边候，镇抚蕃部，号令如一”，“党项清羌，畏威惕息”，“安抚一面，夏人悦服”。
赵匡胤表现出一代君王宽阔的胸怀，似董遵诲如此遭遇的人不只一人，这一点，赵普和赵匡胤相比，却有天壤之别。据说赵普名登显贵之后，便露出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将他贫贱时仇家的名字，全部开列在一张名单上，要求赵匡胤全部铲除。赵匡胤必定不会答应。他说：“假如总教人们从芸芸众生中发现天子宰相，以免奉迎拍马，那么人人都像挖掘宝藏那样去寻觅，任何事情也不用做了。”开国帝王豁达的胸怀和超凡的气度由此可见。
赵匡胤的苦心未白费，他重视选将巩固边防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令北方边陲得以稳定，北方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为“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募死士，使为间谍，洞知边境情状。每寇至必豫为之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吊民代罪，千西蜀，复湖湘，下岭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盖世。良由得猛士的守边，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西北边防的巩固，令赵匡胤的后顾之忧消除了，令他能专心致力于东南，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
赵匡胤巩固边防的另一条重要措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因国制宜，针对不同的对手，采取不同的策略，对辽朝实行积极防御，对北汉坚决打击，对党项睦邻友好，令边防得以稳定。
辽朝乘中原内乱之机，不断举兵南侵，“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以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抄。自涿州至幽州北里，人迹断绝。 ”而中原地区一些野心勃勃的割据势力，为了达到卑鄙目的，也以辽为靠山。石敬塘为得到辽的支持，在自称儿皇帝的同时，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此后，辽以此为跳板，更加频繁的对中原入侵，给中原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石敬塘死后，后晋与辽关系恶化。辽帝耶律德光一怒之下，率领大军攻入开封，将后晋歼灭。面对辽军的烧杀抢掠，中原各族人民奋起抵抗，“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耶律德光惊叹：“不知中土之人难治如此”，只得率兵北撤，在归去的途中去世。辽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发生内讧，继任的耶律述律腐化堕落，昏庸无能，但辽雄厚的实力仍在，对中原的侵扰也没有停止。公元九五一年，辽兵五万会集北汉兵打到晋州（今山西临汾）。公元 952年，辽兵进扰冀州（今河北冀县）。公元九五二年；辽兵再扰镇、定两州。周世宗不再言忍辽的肆意侵扰，于是率领兵马北伐，收复了益津关、瓦桥关、游口关和瀛、莫、宁三州。
宋朝建立之后，辽的威胁依旧存在。边境冲突，经常有发生。为了保证统一南方战争的顺利进行。赵匡胤在选用宿将、屯驻重兵于边防线的同时，采用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此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是：在同辽的斗争中，不卑不亢，不逞强不示弱，以“保境息民”为宗旨，“不欲生事”，即不主动挑起事端。但是对辽的入侵，则不能听之任之，姑息纵容而是以牙还牙，给予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做到有理有节，适可而止，不使事态扩大，即“来则掩杀，去则勿追”。让辽朝清楚，宋朝不是好惹的，若举兵冒犯，将会得到应有惩罚。
公元九六五年（乾德三年），辽兵南下侵扰易州（今河北易县），掳掠人口。赵匡胤并未妥协退让，马上还以颜色，如法炮制，下令将领率兵进入辽境，活捉了与辽兵所掠人口数目相同，直到辽将掳掠的人口释放回来之后，向辽士兵将活捉的人口释放。次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赵匡胤下令关南及雄、霸等州，集中兵力在幽州辖境内跃马扬威，警告辽朝不要轻举妄动。开宝三年（公元 970年）十一月，辽兵六万骑入侵定州，赵匡胤令田钦柞领兵二千人抵抗，并指示田钦柞：“敌众我寡，难以力拼。只须背阵列阵，以逸待劳，敌至即战，不要问它互相追逐。”田钦柞受命而行，在蒲城同辽兵激战，辽骑兵不敌，向后退却，田钦柞乘胜至遂城。在激战当中，田钦柞的马，中箭倒地，手下的骑士把自己的战马交给田钦柞，田钦柞腾身上马，宋军士气复振。从清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杀敌甚众，夜晚入据遂城，被辽兵围困数日，田钦柞看到城中粮少，整顿军队，打开城南门，突围而出，全军毫无损失。这一战，宋军以三千人对付二十倍于己的敌人，大获全胜，战果辉煌，所以边界盛言“三千打六万”。
因为措施得力，宋边防日趋巩固，守战斗力也日益增强，辽看没有可乘之机，只得放弃南侵念头，并派来使者，要求与宋通好。开宝七年（公元 974年），辽涿州刺史耶律琮，写信给宋雄州知州孙全兴：“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分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孙全兴派人把信送至开封，赵匡胤立即表示同意。次年，辽遣使者克慎思等十二人，带着辽朝国书来到开封。还未进入宋境，赵匡胤就派郝崇信率人前来迎接。到了京城后，又亲自接见辽使，并赐宴长春殿。临别归国，赵匡胤再次接见辽使，同辽使话别，宋派郝崇信出使契丹，于是两朝交聘使节，开始了友好往来。这是五代以来辽同中原五朝第一次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得来真是不易，它是赵匡胤经过不断努力，巩固边防，增强自身实力的结果。正如赵匡胤自己对宰相所讲的那样：“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遂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景慕而至，乃时运使然，非凉德能致。”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只有挨打，这是一条千古不变之真理。
偏处西北的党项李氏割据政权，在五代时期对中原各王朝保持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之后，其首领彝兴继续承认宋的宗主国地位。赵匡胤认为，党项暂时不能够对宋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对北汉也是一种牵制，所以，对李氏割据政权采用了睦邻友好的政策。在重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冯继业、王彦升等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的同时，又极力拢络李彝兴，以稳定边塞环境。冯继业在任时，不时出兵劫掠羌族羊马，赵匡胤知道之后，害怕引起羌人的反抗，只得将他内调，另任段驻守恭知灵州。段知恭到任后，较好地贯彻了赵匡胤的意图，于是“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因为对党项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所以在赵匡胤在位期间，同党项接壤地区不但少有争端，且争取到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同盟军，在几次攻打北汉的战争中，都得到党项的大力支持和出兵配合。
对于边疆其他少数民族，赵匡胤也采取对待党项相同的政策。例如秦州附近一带，居住着许多吐蕃族人民，他们赖以生存的，便是当地茂密的森林。高防知州事时，在这里设采造务，开采砍伐林木，每年砍伐大树十万棵，运至开封，引起了吐蕃人的不满和反抗。高防出兵镇压，把其中带头闹事的四十人悉数捉拿。赵匡胤得知消息之后，将高防撤换，停止砍树的行为。五代时各政权的统治者，为了补充军需马匹，诱使边境地区的市井无赖，出境偷盗少数民族饲养的马匹，然后由官府作价收购。赵匡胤对此非常反对，他认为对边境各民族，都应当“敦信保境”。于是便下诏书：
“沿边诸州，禁止民众出塞侵盗，以前所盗窃的马匹，应该如数归还。”这样，化解了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各民族的冲突大大减少。边境相对安宁。
北汉割据政权局处一隅，虽土地狭小，出产微薄，但城坚地险，民风剽悍，并仿效五代后晋皇帝石敬瑭臣服于辽的做法，向辽称“儿皇帝”、“侄皇帝”，以换取契丹铁骑的支持，才得以立国。曾跟随周世宗在高平和北汉军激战过一场的宋太祖，对于北汉这一老对手，想来心中一直不能忘怀，特别是反宋势力如盘踞潞州的李筠，如割据四川的后蜀主孟昶等，皆曾联络北汉，威胁宋朝河南、关中等腹心地区，这让宋太祖更为愤怒。所以，宋太祖屡次想将北汉作为首要目标，拔除这一颗毒牙，但终因时机没有成熟而作罢。
建隆元年（ 960年）七月，宋太祖欲借一战消灭李筠之余威，乘势进攻出兵援助李筠反宋的北汉。为此，宋太祖询问宿将张永德的看法，张永德却认为如此做对自己不利，建议道“应每年多遣游兵，骚扰其农事，并派间谍离间北汉与契丹之关系，以断绝其外援，然后可取也”。宋太祖对此十分赞同。此后，宋太祖确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攻打北汉的打算放弃了，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之前，对北取守势，不断派遣兵马向北汉城寨出击、骚扰，破坏他们耕作，削弱他们国力，积极防御北汉出兵南下，以消除其对正全力经营南方的赵宋王朝之威胁，与此同时也为宋朝日后削平南方诸割据政权之后顺利攻灭北汉提供了条件。
开宝元年（968年），北汉国内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变乱七月，北汉主刘钧去世，刘继恩即位，刘继恩刚愎自用，并且又怯弱无能，因愤恨宰相郭无为独揽朝政，多次想将郭无为除去，却终因怯懦而迟迟不敢下手。郭无为先下手为强，于九月间让供奉官侯霸荣等十余人持刀闯入刘继恩的寝宫，将刘继恩杀死了，侯霸荣等人见大事已就，准备逃走，谁知郭无为又暗中遣兵跟随在后，将侯霸荣等人一起杀死，使自己成为斩杀弑君凶犯的大功臣，与此同时一手将刘继元扶上了皇位。侯霸荣曾于战斗中被宋军所俘，后被放回。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他实是宋太祖派到北汉的间谍，由此可见郭无为也因宋朝显示出统一天下的趋向。
故与宋人暗中交往，以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宋太祖同时派遣的间谍还有惠磷等人，在郭无为的安排下，惠磷在北汉也成了供奉官。当时，惠磷见侯霸荣败露，准备逃到宋的境内，谁料途中被北汉兵抓获，送回太原。郭无为设法释放了惠磷，但是知晓惠磷底细的北汉将校李超一再要求依法处置，郭无为干脆把李超给杀死了。郭无为种种所为，引起了北汉主刘继元等人的愤怒，令北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宋太祖认为此乃良机，即不顾“先南后北”的既定战略，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被任命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进为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率河东诸州精兵分潞州和汾州两路北征太原。刘继元刚刚登基，宋军已进入北汉境内，连克北汉军寨，直逼太原城下，夺取汾河桥，烧毁延夏门。
宋太祖再次施展软硬两手，在宋军兵临太原城下的同时，又遣使臣持诏书晓谕刘继元出降，并且约定投降之后授予其平卢节度使之职；并且赐郭无为以下四十多位北汉大臣诏书，许诺授予郭无为安国节度使，其他诸人也都以高官厚禄相酬。郭无为得到诏书后，心为之动，就将其他诏书藏匿起来，只拿出给刘继元的那份诏书，并因此劝说刘继元降宋，但是被刘继元拒绝。
当时辽国和北汉矛盾颇深，但却不愿袖的旁观，从而使辽、宋之力量对比朝对自己不利的方面发展，因此在接到刘继元的求援请求后，即命将率军驰援。十一月，久攻太原城不下的宋将李继勋等得知辽军前来援助，担心腹背受敌，引军而退。北汉兵乘机联合辽军，入寇晋、绛二州，大掠一番后满载北还。
宋太祖对首次北征太原无功而返心有不甘，打算亲征北汉，曾经特意向大臣魏仁浦征求意见，魏仁浦认为“欲速则不达”，劝皇上还是按既定的先南后北之统一方略进行。但是宋太祖决心已下，于开宝二年（ 969年）二月下令御驾亲征，并先遣曹彬、党进等人率军杀奔太原，再派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赞为步军都虞候，率精兵随后跟进，然后亲自率领大军而行。
鉴于上次征讨北汉因契丹援兵南来而导致失败，故为保证此次御驾亲征的成功，宋太祖又任命韩重赟为北面都部署，率兵防备契丹骑兵乘虚南下进攻河北，何继筠被任命为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部署，屯兵阳曲，以阻击辽军自幽州方向西进增援太原。
在韩重赟出征之前，宋太祖授以锦囊妙计，说：“契丹知我亲征，必率军来援。彼以为河北镇州、定州一带无备，将由此路而入，卿可为朕领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果然被宋太祖说准了，辽军南下定州侵扰宋境，遭到宋军的突然痛击，狼狈而逃。
宋太祖虽然将亲征北汉所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并安排了对策，但还是未料到天气也会与自己作对。当时，宋太祖率领宋军主力进入潞州地区，却因阴雨连绵，停留了整整十八天。有一天，宋军抓住了一名北汉间谍，宋太祖亲自审问，以了解太原城中情况。那间谍答道：“城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车驾，惟恐其迟来耳。”从此后情况发展来看，那个间谍当是为活命而撒了谎，但宋太祖听后，却信以为真，一扫郁积心中多日的烦恼，传下命令三军立马启程，杀奔太原。三月，宋太祖来到南关，接连收到前方传人的捷报，故催兵进逼城下，四面围攻太原城。宋太祖登上城外高坡，经过仔细考察地形，立即征召数万民夫来城下挖壕立栅，号长连城，命令李继勋、赵赞、曹彬、党进四将率兵分攻太原城四面：李继勋在城东，赵赞在城西，曹彬在城北，党进在城南。宋太祖还分派诸将四出，攻打北汉其他州县。
但宋军的凌厉攻势，却遇到北汉大将刘继业率领的北汉士卒的顽强抵抗，一时很难有进展。刘继业即后来的杨家将之杨老令公杨业，能攻善守，颇有谋略。在此之前，刘继业曾经率军前往团柏谷抵御，失利而还。宋军进逼太原，与北汉士兵为争夺入城要道汾河桥发生激烈交战，北汉军死伤一千余人，逃归太原城内。北汉主刘继元为此一度将刘继业停职。至此，北汉军乘夜色从西门突出，偷袭赵赞所在的城西宋寨。赵赞率领兵马迎击，被流箭射小脚底，宋军一时无法支持住。因汾河桥在战斗中被毁，宋太祖下令将军李谦溥率部采伐太原西山林木重建汾河桥。此时李谦溥听到战鼓声响，急速率部赶来，和赵赞合兵，才把北汉军击退，刘继业又率精骑数百人突袭东寨，被党进领兵击败。刘继业退到城下，狼狈地攀着绳篮缒入城中，才避免成为俘虏。不过便是这样，北汉守军依然防守严整。
一日，宋太祖又纵马来到城外高坡，俯视太原城。此时左神武统军陈承昭进言说：“陛下自有百万雄兵在左右，为何不用？”宋太祖不知道他所言何意，陈承昭便以马鞭指着远处的汾水。宋太祖恍然大悟，随即命令陈承昭率众筑堤蓄水，要引汾水灌淹太原城。宋太祖也时常手持宝剑，赤露手脚，坐在黄盖之下亲督进度。
四月，辽朝接到北汉的求救，派兵分道南下，一路入寇河北定州，被宋将韩重贽击溃，一路欲经石岭关西进增援太原，也遭到了宋军何继筠部的阻击。据听说何继筠出发前，时近夏日，宋太祖特命人做了一碗麻酱粉，亲自递给何继筠，说：“明日中午，朕在此等候捷报。”何继筠倍感荣宠，吃完，上马即行。何继筠到石岭关列阵，在阳曲之北与辽军大战，辽武州刺史王彦符等百余人和战马七百余匹擒获，斩首上千级。为了将北流军的斗志瓦解，宋太祖命令将宋军在石岭关一战中斩获的首级和缴获的铠甲陈列于太原城外，但是太原军民仍旧严守不降。经过围城打援之后，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宋太祖见时机已到，下令破堤放水灌城，顿时太原城内外汪洋一片。在大水的漫灌与浸泡之下，太原南城的一段城墙崩塌，宋军乘着小船发起猛攻，甚至将面城门用火烧毁。不料处于绝境之中的北汉将士尤为顽强，拼死抵抗。辽朝派来太原的使臣韩知瑶也被困孤城，他深惧刘继元出降，使自己成为宋军俘虏，因此日夜亲临城头督战，待契丹军队的再次赴援。望着豁口越来越大的城墙，宋军争先恐后朝那里冲击，却都被北汉将士死命抵挡住，北汉军队还设法用柴草堵死缺口，随之将崩踏的城墙修补好。宋、汉双方均伤亡惨重，宋军骁将王廷义、石汉卿也在攻城时身中流矢，先后毙命。宋太祖大怒，督军围攻更紧。
此时，北汉宰相郭无为再次劝说刘继元出降，并在刘继元大宴群臣时拔出佩剑装出要自杀的样子，说是以太原孤城抗击百万大军，何异于以卵击石，与其被俘受辱，不如一死谢先王，但为刘继元所劝阻。一计不成，再施一计。郭无为不久又在刘继元面前做出要与拼死一博的样子，请求让他率军出城夜袭宋军。刘继元对他已经非常不信任，但看在他是扶持自己登基的老臣分上，还是选出一千精兵让他率领，却又派大将刘继业、郭守斌为其副将，以便暗中监视。郭无为率兵出城时天气晴朗，忽然风雨大作，行至北桥。他才发现刘继业已借口坐骑伤足引兵回城，郭守斌也因为迷失道路而失去了联系。郭无为本有裹胁众将士降宋之意，这时见身边只有数十人骑，自忖以这些人马降宋大概很难得到宋太祖的厚赏，只得无奈地转回了城内。宦官卫德贵早已对郭无为不满。至此向北汉主刘继元揭发郭无为的阴谋，刘继元为稳定人心，下令把郭无为缢杀于太原南城城头，向宋军示威。
经历四个月的苦战后，宋军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而且潮湿炎热的环境也令宋军中痢疾流行，士气不振。宋太祖对此颇感进退两难，亲征太原是宋太祖在消灭李重进反宋势力之后首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亲征割据政权，如以失败告终，大大有损天子的威名，但督师强攻恐怕也一时难以奏效，这时又传来了辽军再次发大军陆续赶来增援的消息，形势的发展渐对宋军不利，于是太常博士李光赞不失机地上论事，他在找了一大堆客观理由后。建议宋太祖退兵，宋太祖在和宰相赵普商量后，决定采纳李光赞的建议，部署撤军。但是一些渴望建功立业的殿前司武将叩头请战，愿以死效力，已萌生退兵之意的宋太祖可不愿意让自己的精锐卫兵无端送死，就阻止说：“汝曹皆我亲自训练，九个以一当百，因此用来卫护我左右，休戚与共。我宁愿不得太原。也不能驱汝曹冒锋刀，去必死之地！”宋太祖在赢得众将士们的感激涕零之后，裹胁太原城外的一万余户北汉百姓随自己一起班师南还。
宋军撤退之后，北汉主刘继元立即派人将城内积水排除。太原城墙因浸泡时产过久，待积水下落后，接连有多处崩塌。契丹使者韩知瑶见状说：“宋军引水浸城，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先浸后涸，则太原城将会落入宋人之手矣。 ”此语如若被宋太祖闻之，不知久经战阵的宋太祖作如何想。
宋军北征时浩浩荡荡，至此撤军时便有一些狼狈、匆忙，沿途遗留下大量辎重、粮食、布匹等，仅落入北汉手中的粮食便有三十万斛。北汉于兵火之余，得到这些物品之后、才得以稍解困窘。但北汉经此一战，国力更为凋敝不堪，实力大大减削弱。
亲征太原的失利，令宋太祖重新回到“先南后北”的既定方略上来，等到宋军攻克全陵，灭亡南唐，大体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之后，宋太祖再次把予头指向了太原城。开宝九年（ 976年）八月，宋太祖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督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被任命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匡义为都虞候，骁将郭进为河东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分兵五路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会攻北汉：郝崇信、王政忠率一部出汾州，阎彦进、齐超率军出沁州（今山西沁县），孙晏宣、安守忠率一部出辽州（今山西左权），齐延琛、穆彦璋率部出石州（今山西离石），郭进率部出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九月，宋军一路进展都很顺利，党进率领末军主力抵达太原城下，将北汉军数千人打败。然而就在此时，宋太祖在“烛影斧声”这一千古疑案中神秘去世，接替皇位的宋太宗下令撤军，使得此次北征太原，又一次无功而返。
宋太祖三次北征太原，虽没有达到灭亡北汉的初衷，但还是给了北汉沉重的打击。当时北汉所属十一州中只剩下军兵三万，人口大约三万五千户，“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北汉的灭亡已成定局了。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宋太宗在初步稳定了自己统治，并且最终解决了南方割据政权以后，再次集中兵力，派大将潘美等分兵四路进攻北汉，将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以往宋太祖两次遣军出征北汉，均因契丹增援而无功而返的教训，特派勇将郭进驻扎在白马岭，击败契丹援军，契丹大将耶律敌烈战死。是年四月，宋太宗亲至太原城下督战，筑起长围，断绝太原城中一切物资供应。五月，孤立无援的北汉主刘继元计穷力竭，开城出降；至此，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历史全部就此结束。
燕云十六州其中包括幽（今北京）、蓟（今河北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邱）、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此地区西起山西与内蒙交界处，沿河北和北京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地势险要，有很多关隘控扼南北交通要道。在这一地区以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中原王朝一直依赖这一地区的燕山山脉和长城作为屏障，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南下。所以，这一地区的得失，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任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公元 936年，石敬瑭为换取辽的支持，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辽，使立国于东北的辽政权不战而获得此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将边界向南推进到雁门、滹沱河一线。辽对飞来的横财自是不会轻易放过，对燕云十六州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幽州改为南京，云州改为西京。并以此作为基地，动辄扬鞭南下，牧马中原。
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言，自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河东方面，云、朔等州以南有雁门关等要隘，相当于现存的内长城一线，尚算有险可守。而在河北方面，燕山山脉历来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南下的天然屏障，加上构筑在其上的长城，更是骑兵很难逾越的障碍。可现在，燕山山脉已经完全处于辽的控制之下，幽州更是成为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辽骑兵从此出发，迅速就可饮马黄河，直逼中原腹地，对中原王朝造成极为直接而又严重的威胁。
赵匡胤本人对这有着痛切的体会。公元 947年辽兵大举南下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华人百万，皆没于契丹。”此惨剧，给予年已 20岁的赵匡胤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永远难以忘怀的。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虽迫于当时的形势而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但是对燕云十六州却是没有一日之忘，从未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打算。公元 963年（乾德元年） 12月，军校上书“献阵图，请讨幽州”，赵匡胤给予了奖赏和鼓励。一次，赵匡胤拿出一张幽云地区形势图，同赵普商讨。他问道：“你说曹翰能否攻下这个地区？”赵普反问：“曹翰可以攻，谁又能够守？”赵匡胤答道：“既然他能攻下，便让他来守吧。 ”“哪么他死后谁又能接替他呢？”赵匡胤知道赵普内心颇不赞成，又不好公然反对，以此来对付自己，所以沉默良久，只好暂时取消北攻燕云的念头。公元 976年（开宝九年），也便是赵匡胤统治的最后一年，群臣要给他上尊号，名叫“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赵匡胤却是好意心领，拒绝接受，他的理由是“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可乎？”
赵匡胤图谋燕云的想法是一以贯之的。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言语上，他还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和措施。此便是设立封桩库，从统一荆湖地区开始，便把所缴获的金银财物收藏其中。后来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赢余部分，也存入库中。要来何用呢？赵匡胤本人说得十分清楚：“石敬瑭为了一己私利，割让幽蓟地区以贿赂契丹，令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对他们甚感怜惜。准备等此库中蓄满三、五十万，便遣使同契丹交涉，若可把此地区的土地民众归还，我就拿出库中所藏当作赎款，以补偿辽朝。若契丹不同意归还，那我就散尽其中钱财，召募勇士，用武力攻取。”他还讲：“辽兵数次侵扰边境，若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只不过十万人，总共只需花费我二百万匹绢，而辽兵就会被我消灭殆尽了。”
后世在评价赵匡胤这一构想时，多有非议。有人认为此是反对使用武力，采取了怯懦的贿赂政策，表现出软弱妥协的精神。事实果真是如此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动用武力，进行战争，首先必须得具备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在此方面，宋朝不只没有任何优势，反之，与辽相比，还处在劣势。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所辖人口只有 96.7万户，兵力不足 20万人，部队以步兵为主。至于财力，“帑藏空虚”，难以支持时间持久而规模巨大的战争。辽朝的情况又怎样呢？其疆域东临黄海，西抵阿尔泰山，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今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人口大约 400万，总兵力大约 30万，其中精锐部队 10万左右，辽军骑兵众多，剽悍轻捷，长于野战，在平原旷野之地更利于发挥威力。在此种情况下，若赵匡胤贸然行事，首先把矛头瞄向辽朝，以硬碰硬，其胜算非常有限。在此种情况下动用武力，只有精神有毛病的才会干出这等蠢事，而赵匡胤却不是。
武力或者是战争，毕竟只是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手段，而并非唯一手段。只有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动用此法宝。所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战争作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终极手段，暴烈而残酷，与之相伴的是大量的物力消耗和人员伤亡。退一步讲，即使赵匡胤可以用武力夺取燕云，付出的代价也将是非常惨重昂贵，决非三、五十万或三、五百万匹绢帛的价钱能比拟。所以，赵匡胤企图用收买的办法赎回燕云十六州，是对战争的严重后果有着透彻了解后的明智之举，决不能说是懦弱软弱。
况且，以和平的手段收复燕云十六州，只是赵匡胤文的一手，同时，还有武的一手，也便是用武力收回。只是这必须在平定南方后，人力物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当赵匡胤晚年统一南方之后，人口增至到 309万余户，军队增加到 37.8万人，具备了同辽一比高下的条件。所谓财大气粗，赵匡胤的腰板也硬了起来，能够中气十足地说：“若辽不同意交还燕云十六州，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所以，我们认为赵匡胤图谋燕云的构想，值得肯定，无可厚非。只是因为赵匡胤寿命不永，还没有把他的构想最后付诸实施，就与世长辞了。到后来，他的弟弟赵光义大举北伐，只是因为指挥失误，才功亏一篑，功败垂成，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赵匡胤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
宋太祖建宋之后，即因后周之旧定都开封。尽管开封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多优势，但考虑到它在军事上有致命缺陷，所以宋太祖曾经想迁都洛阳或长安。
开封是我国的一座历史名城，春秋时期郑庄公始筑此城，起名开封，含有“开拓封疆”之意，后又历称大梁、陈留、浚仪、汴州、汴梁、东京。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及金，都曾以此为都，故素称“七朝都会”。
开封地处华北平原的南端，为中原地区的腹地。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作为联系黄、淮两大水系枢纽的开封，就慢慢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开封不仅有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渠等四条河流可供漕运，并且恰处作为南北水运干线的汴河中游，西接黄河、渭河，直达洛阳、长安，东连江淮、两浙和荆湖，可辐射岭南、川蜀等广大富庶地区，正所谓“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而进。”开封所以而成为经济繁华的一大水陆都会。
以开封为都，尽管具有政治、经济上的许多优越之处，但是在军事上却有致命缺陷。除一条黄河之外，再没有山川之险，陷入四战之地。早在战国时期张仪即对魏哀王谏道：“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没有名山大川之限。魏之地势，故战场也。”在燕云十六州为辽所占的情况下，一旦宋军略有闪失，辽兵即可突破宋军防线长驱直入，饮马黄河，直逼开封城下。正是出于此种军事上的长远考虑，宋太祖平定南方之后即提出了迁都问题。宋太祖力主迁都，认为迁都长安是最好的选择，迁都洛阳为中策，仍属开封为下策，所以他提出了“两步走”的迁都方案：先暂时迁都洛阳，后永久迁都长安。这样一来，就可“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此战略意图充分反映了宋太祖非同凡响的长远眼光。
洛阳处于河南西部、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因为居洛水之北而得名。它北依邙山，可达幽燕，南临伊阙，可通江汉，西控渑崤关中，东邻齐鲁江淮，交通地位优越，地理形势险要，故有“九朝古都”之誉，长期以来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周武王灭商之后，常常为筹划怎样统治天下而夜不成寐，最终决定在黄河以南的伊洛一带建立行都雒邑（即洛阳），令周成王长居此地，以加强对东方诸部的控制。至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为重新振兴周室，就毅然把东周迁都于此。其后，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等“一代名帝”都曾经以此为都。虽经“安史之乱”战火的空前浩劫，但五代时朱温在此称帝后，洛阳又逐渐繁荣起来。
而长安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名城，号称“十三朝古都”。它地处富庶的关中平原中心，地处渭水之南、秦岭之北。此地具有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北有宛如巨蟒的条条山脉和黄土高原，南有似若游龙的秦岭山脉。除了此些环抱长安的天然屏障之外，其间尚有渭、泾、浐、灞、滴、涝、沣、殉等“八水绕长安”，因此赢得了“秦中自古帝王都”的美誉，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中心。唐末之后虽然屡遭战火洗劫，加之经济重心的南移，长安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具有控扼西北、屏蔽中原的重要战略地位。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老之将至的宋太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早日能够衣锦还乡。宋太祖之所以准备迁都洛阳，除“欲据山河之胜”外，还饱含着此股浓烈的怀念故土之情。于是，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四月，平定南方之后不久，志得意满的宋太祖终于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洛阳。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他触景生情，备感亲切，流连忘返之余就毅然迁都于洛阳。
但是，宋太祖的迁都决议却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起居郎李符上奏了八条不宜迁都的所谓“理由”：洛阳凋敝、宫阙残缺、郊庙未修、百官不备、畿内民困、军食不充、壁垒未设、千军万马盛暑难行等，宋太祖对这不置可否。回到洛阳已近一月，在完成了一系列祭祀活动后，宋太祖仍然未有丝毫动身返京的迹象。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又苦苦相劝：“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宋太祖回答说：“权且迁都洛阳，久当再迁长安。 ”晋王赵光义见众臣没有办法将宋太祖说服，只好亲自出马。宋太祖对他解释道：“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再三叩头苦谏：“在德不在险。”宋太祖闻听此言后默然良久，在群臣的纷纷反对下，最终只得将迁都的宏伟计划放弃，满怀遗憾离开了洛阳，重返故都开封。诚然，治国安邦的关键“在德不在险”，山川形势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它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长安、洛阳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开封却有足以致命的先天缺陷。定都开封，势必造成其周边重兵云集的局面，重点“守内”的结果，必然导致边防空虚的巨大隐患。定都开封对赵宋王朝的负面影响，目光短浅的宋太宗未看到，而深谋远虑的宋太祖却早已预见到了。宋太祖被迫放弃迁都宏伟计划之后，曾意味深长地对近臣道：“定都开封后不出百年，将会耗尽天下民力。”此后发生的史实，充分验证了宋太祖预言的正确性，宋朝果然为这付出了沉痛而惨重的代价；宋太祖去世之后不久，宋真宗即被迫与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最终金兵的铁骑又迅速踏平了开封，将徽、钦二帝生擒为阶下之囚，令天下志士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