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工作之所以能够在目前如此大规模地推开，也与我国新一届政府所推行的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有着关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城乡一体化工作同样也具有非常深刻广远的政治背景。
我国城乡一体化工作所蕴含的政治背景，是我国政府行政理念发生质的飞跃之后产生的一种行政环境和氛围，其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本主义”。不可否认，把“民本主义”理念注入我国政府的行政过程之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要受到政府行政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外界的强烈刺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去年发生的肆虐全国的“非典”正好给我国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一种外部刺激，也正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行政理念才真正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并且由此构成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工作的政治背景。
6.3.1 在施政理念上由发展价值优先向生命价值优先转变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政府将人民的健康和安危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生命则只有一次。在危机时刻，在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之间，政府作出了明确的抉择：为了保护生命，宁可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在中央政府的明确要求下，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各行业管理层也把各自的利益暂时放置一边，以生命为重。这些反映了政府施政价值取向上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政府将发展经济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政绩的惟一标准，为了发展经济不顾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不顾生产的安全条件，甚至保护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生产。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将发展经济作为优先价值的施政理念是直接相关。
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发展权相对于生存权而言是次级的权利，发展本身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因此，任何权利和价值体系都是围绕生存权建立的。生命价值在所有价值中是最高价值，这是无法用经济或其它东西来衡量的。无论是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剥夺一个合法公民的生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国家的第一职能。
文明是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每一种价值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现代化的建设过程是提升文明的整体价值的过程，而不是追求某种单一价值的现代水平的过程，事实上，这样一种单一价值的追求也是不能实现的。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大量严重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政府有必要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反思，而首先要反思的正是潜藏于这种发展模式和政府职能角色背后的施政价值理念是否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只有在施政价值理念重新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制度、组织体制、管理模式、权力配置等等的全面变革，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6.3.2 在利益关系上由利益服从向利益兼顾转变
“非典”尽管是一场几乎波及全国各省市区、各个阶层和行业的危机事件，但其影响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就地域来说，大陆地区主要集中于广东和华北五省市；就行业来说打击最大的主要是餐饮、宾馆、旅游等服务性行业；就阶层来说承受能力最薄弱的是农民、下岗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政策，一味地要求受损害的行业或个人为了全局利益作出牺牲，而是一方面迅速无条件地拨出大批资金，免除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治疗费用，从而被媒体称之为“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对受损的服务性行业作出了减免税收的规定。这些措施体现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更加重视社会的利益差别和社会公正的维护。
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占有全部社会资源、承担全部社会责任、利益格局一体化的情况下，政府施政往往采取无差别对待的做法。要么由国家全部包揽，要么在局部服从全局、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下，要求个人和群体为国家利益作出无偿牺牲。这样一种不顾社会差异的无差别施政原则在表面的公平之下，实际上造成了大量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如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严重不公），同时也导致大量国家侵害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事件。虽然这种不公平和侵害是为了一个总的目标——在资源缺乏的国家集中社会有限资源投入到某些关键性的领域以早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实际上造成的是公平和效率双亏的结果，一些资源被国家强制性吸取的行业和部门丧失了发展的潜力，得到国家特殊照顾和保护的部门、行业丧失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变成官僚化的衙门。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规模分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各阶层、各群体、各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益追求则是调动积极性的主要手段。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必须尊重各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也决定了政府施政的职能重点应由组织社会生产、发展经济转向在现有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制定能达成公平和效率最佳统一的分配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干部的观念并未随着国家和社会利益关系的转变而转变，一些人只知道有国家利益而不知道有个人和群体利益，使得基层社会生活中个人和群体权利与利益被肆意侵害，由此引发大量社会冲突和上访事件。近年来，国家虽然建立了赔偿制度，但经常出现赔偿资金被占用或未发放出去的情况；经常听到国家防洪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宪法有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却缺乏保护私有财产的相应规定，等等。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政府施政从利益服从向利益兼顾的治道变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6.3.3 在管理模式上由权力主导向权利主导转变
进入4月份以后，出现了“非典”向全国蔓延的严峻形势，党和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承担起组织和动员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责任。同时，对于“抗非”不力的失责官员进行了迅速而严厉的处罚。根据新华社5月8日的报道，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将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故处理过程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反映了政府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对干部承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不容任何含糊的要求。政府在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的决策过程中，第一次大范围地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反复强调抗击“非典”要依靠科学。中央政府针对前一阶段信息披露和采集不够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社会恐慌的情况，迅速建立了有效的信息采集和发布机制。以上这些反映的正是对施政模式由权力主导向权利主导转变的强调。
所谓权力主导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和全能的。由此建构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在权力配置上，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在权力关系上，强调社会对政府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即层层节制的指挥——服从关系；在决策机制上，强调核心层的集中决策（这种集中决策在日趋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由于决策者的知识和信息不足而只能是经验型决策）；在信息管理上强调信息控制，有选择发布；在监督体制上强调内部监督、自我监督、上级监督；在责任追究上强调行政责任追究，忽视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经济责任追究。所谓权利主导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为维护公民的权利服务的，因此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管制型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无限政府；是一个责任政府，而不是一个权力政府；是一个法治型政府，而不是一个人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不仅要有服务意识，而且要求政府职能围绕为社会自主发展提供服务建构，即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政府的责任不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而是为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自主活动提供社会自身无力提供的服务。有限政府要求政府不仅在职能、能力、规模上是有限的，而且在权力上也是有限的，政府权力不仅要受到其它权力的制约，而且要受到社会权利的制约。社会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法律对政府权力配置、作用方式和结果的种种限制。因此权利主导的政府又必须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政府，由此建构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在权力配置上，强调权力的分散和权力制约；在权力关系上，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服务，强调在维持科层制的层级节制关系的同时，要求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特点，使各个层级具有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在决策机制上，强调分散决策和自主决策，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透明决策；在信息管理上强调公民的知情权，强调信息的公开透明；在监督体制上，强调外部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在责任追究上，强调建构多元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强调依法依制追究，各种追究不能相互取代。
显然，权利主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现代民主政府的一种目标模式，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责任政府的构建。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解决“责任”这一问题，所以，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政治。如何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是我国政府治道变革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由权力主导型管理模式向权利主导型管理模式的转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政府职能日趋专门化，权力运作日趋民主法制化、行政决策日趋科学化。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变革过程仍然未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必要责任追究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以至于在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管理中，重大决策失误、野蛮行政、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掩盖重大事故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有关机构的调查，权力腐败已成为民众关心的第一位的问题，这表明努力贯彻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建设任务，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政府治道变革已成为一个关系民心向背和社会稳定，关系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
在应对“非典”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在动员、组织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集中的管理体制要优于民主型的权力分散的管理体制，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第一，健全的民主体制因为克服了官僚化的弊端，同样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尚且如此（如美国对9.11事件的应对），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更容易达到。第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不能与常态模式混为一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权力的适度集中，以保证全社会的协调统一，使政府获得更高的能力应对挑战。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在非危机时期也应具有同样的权力和能力。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社会，社会主体的自由自主是其创造性发挥的前提，社会主体的自主创造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它要求政治民主化、政府职能简约化与之相适应；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是一个被组织社会，计划经济社会是一个资源和权力集中的科层制社会，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把全社会组织得像一个工厂一样生产”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府的全能化与之相适应。这两种形式的社会对政府的治道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正是政府行政理念发生了这种重大的变革，目前我国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构造了我国的政治环境，从而大大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具体表现在：
第一，“政治文明”由党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把“政治文明”纳入“修宪内容”。2004年3月，“政治文明”被写入《宪法》。把“政治文明”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一大进步，标志着政治文明由党的理论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政治文明建设有了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发展党内民主”从高层启动。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搞好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以此推进人民民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并率先由高层做起。胡锦涛主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订立了政治局“议事规则”，提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要“接受监督”，破例将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主动对外公布，接受监督。十六大以来至今，政治局召开的20次会议和14次“集体学习”都即时通过媒体公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员会作了具有“述职性质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媒体认为；”这一举动开创了党内民主新局面，向世人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从高层启动的明确信号。“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
第二，全面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有了时间表。依法行政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与标尺。为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它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施行作出了全方位的规范，将政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行政许可法的颁布，称得上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为配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订出了10年打造”法治政府目标的时间表。
第三，“官员问责制”正式启动，责任政府呼之欲出。启动于“非典”时期的“官员问责制”；一年来迅速得到推进，有关官员问责制的规定、条例相继出台，问责制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2004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进一步强调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原则。国务院加大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官员的问责力度，上半年，媒体公布的被问责和受到查处的大小官员就达200多人。7月1日，我国首部“官员责任制”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第四，重视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多样化、制度化。提高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监督政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化，各级政府和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继上海市去年6月3日在全国省级政府中率先推出政府发言人之后，一年间，全国已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此外，还有13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也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4年初，湖北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又率先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变化，对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保障公民知情权，实现有效监督政府，推进政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维护宪法权威，“违宪审查”纳入启动程序。维护宪法权威、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02年12月底，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首度公开讲话的内容就是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集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003年，中国出现了民众对某些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立法审查的强烈呼声。回应这一呼声，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设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据悉，该项工作原来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负责，现在交由专门成立的机构负责，这表明对法规的违法违宪审查工作更加明确，力度加大。成立专门机构审查地方法规是否“违法违宪”，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还是首次。尽管这仅是我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一个“前期试验”，但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与评论。有关法学专家认为：“法规审查备案专门机构的设置，使违法违宪审查进入规范化、可操作化渠道，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成为一种可能”。
第六，立法为民、修宪为民，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大。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保障人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全民动员预防“非典”、禽流感，到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从简化婚姻登记手续，到基层普遍推行直接选举，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大，人权保障水平得到持续提高。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载入宪法。人权保障入宪、完善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理念。媒体普遍认为，2004年的“修宪”，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实里程碑，标志着当代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
第七，专家学者频频走进中南海，民主决策气象新。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以来，坚持定期举行“集体学习”，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为政治局委员讲解学习体会，自2002年12月至今，政治局举行14次“集体学习”，已有40几位专家学者走进中南海，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与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交流。新一届国务院也举办了“学习讲座”。温家宝强调：国务院通过定期举办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和现代管理等知识，是一项重要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中央领导不耻下问，频频向专家“问策”，建立“学习制度”。充分反映了高层对科学民主决策的高度重视。2003年一年，国务院就先后3次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并认真听取专家对“经济形势和公共卫生建设”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央的示范下，各级政府加强了“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建设。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按照要求组建了咨询专家库、智囊团，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一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新型决策机制正在形成。
总而言之，我国之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形成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战略共识，并且把这种共识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都是与我国目前所具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上述三个方面的宏观背景表现得越充分扎实的区域，其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也就越有基础，而且也越有成效。
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一种大背景，我国整个社会的城乡一体化工作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新机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完成经典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到第二现代化（知识化、信息化）阶段。我国追赶战略的成败，与城乡能否协调发展关系紧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在新时期加速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全面加速转型期。这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的积累效应，也是新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政策效应的初步显露。
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成就相对比较突出的省份，在全国城乡一体化工作迎来战略新机遇的情况下，浙江省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更是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首先，相对发达的经济社会总体水平为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提供了基本保障。2003年，浙江GDP总值已达9200亿元，人均收入达到了社会转型所必需的12500元的临界值，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这些都意味着浙江具备了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基础和实力。其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省、市、县几级政府都为此专门制订了各处相对独立但在总体上高度协调的城乡一体化工作规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