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义上，内耗是指机器、设备等本身消耗了不能对外做功的能量的现象，它经常用来比喻因组织内部不协调、闹矛盾等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消耗。与内耗相联系的词语是内讧、内斗、内乱、内奸、内应、内忧等。
对于内耗，虽然很多人可以从字面上了解它的一些含义，但并没有“内斗”这个词熟悉。对很多人来说，内耗就等于内斗，这其实是一种理解上的失误，只看到了表现最明显、最激烈的现象，而没有看到更多的内部自我消耗的内容。
有人分析过中国私营企业的常见发展模式：公司创办之初，合伙者们用感情和义气处理相互关系，制度和股权或者没有确定，或者模糊不清。企业做大后，制度变得重要，利益开始惹眼，于是大家开始“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企业内耗不断，分崩离析。
我想，在进入正题谈企业的内耗和避免、解决内耗的内容之前，如果能够用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解释一下内耗的表现以及危害，会更好一些。为此，我以代表盛唐转衰的“安史之乱”，为大家展现一下典型的内耗。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却几乎是在它最强盛的时期迅速走向衰败的。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在我看来，内耗才是关键因素。这里所说的内耗，不是简单的“窝里斗”，而是指唐王朝内部一系列的自我损耗行为，包括从领导者和决策者的盲目施政，到主要管理人员李林甫、杨国忠的争权夺利，再到皇帝、太子与权臣之间的互不信任、彼此争斗，加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分歧、地方藩镇的制度损耗、内战、战争中的争权、失误、内斗等等一系列由于自己人的人为原因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利益冲突与内部损耗。
为什么我把这些都当作内耗因素呢？具体如下：
据历史记载，天宝十四年时，唐朝的全国人口还保持着盛世时的总数，有891.4709万（《通典·食货七》），而到了肃宗乾元三年，这个数目一下子降到了293.3174万。人口的减少当然不是因为战死就是饿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开元时期的这个景象，自安史之乱起，再也没有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出现过。
刘昫在《旧唐书》中说：“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硃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司马光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渔阳窃发，四海横流。肃、代以降，方镇跋扈，陵迟至于五代，朝成夕败，有如逆旅。”
《唐鉴》卷大范袓禹评价道：“其（唐玄宗）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唐玄宗在位四十年，开始还知道革弊图治，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唐玄宗骄侈日甚，疏于理政又追求声色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杨国忠与李林甫等臣，以致朝政日荒。再加上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改变，终于引起安史之乱的发生。
首先，决策者如果不能履行好自己的权力，就是对组织赋予权力的浪费和损耗，更是对企业整体资源的损害。盛唐的内耗首先表现为决策者对现状的无知与不作为，这不是信息的缺乏，而是信息无法被决策者了解与重视，也反映了盛唐这个集团的信息内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中的腐朽力量正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厌于为治，游宴后庭，宠幸宠杨贵妃，于是祸胎宫掖。玄宗治绩大不如前。宫中供贵妃院，总锦刺绣之工，八七百人。妃之姊妹昆仲，奢侈尤甚。
唐玄宗即任既久，国内承平，天下晏安，玄宗不但纵情色酒，宠幸杨贵妃，并且花费无度，奢侈成风，任意赏赐，对杨氏恩宠备至，对大臣亦过于豪绰。生活如此奢侈豪华，渐渐造成入不敷出，于是冀望臣下进献，一时有进献者俱得高官，政治由此渐趋腐化。玄宗生活既趋糜烂，于是政事外则委之李林甫、杨国忠，内则交付官高力士，自此唐政转衰。
这其实与现实中无数企业的领导状况是一样的，无视现实，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是所有企业内耗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其次，组织高层决策者与管理者之间不能同心协力，甚至相互争斗与隐瞒，是对企业权力资源、人力资源和整体能量最大的破坏与损耗。盛唐集团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相互间争权夺利，并默契地欺瞒最高决策者以获取更大的信任和权力。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当然，也可以说，安禄山的反叛同样是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耗的表现，并且是最极端的表现。
第三，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组织最宝贵的资源，不能够发掘人力资源，不能把最有用的人力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是对企业人力资源的浪费。在企业关键的地方使用不能胜任的人，是对企业整体的损害，是由于人员任用不当造成的内耗。安史之乱前期，唐玄宗任用歌舒翰就是一个造成内耗的例子。
玄宗西哥舒翰率八万唐军去征讨安禄山，同时下诏让各地进军，共同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来因病不想答应，但玄宗不同意，又任命田良丘、萧昕等人为他的助手，令火拔归仁等率部听哥舒翰调遣，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这二十万的唐朝大军，全部交给哥舒翰指挥。
接手后，哥舒翰仍然坚持前任高仙芝、封常清的策略坚守潼关，但他因病不能料理军务，只得让田良丘来处理军政大事，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做重要决定，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在军队，军令具有最重要的位置，军令不行，将何以统兵？军令不统一，士兵又何以是从？加之哥舒翰用法严厉，有些不体恤士兵，所以唐军士气低落，大大影响了战斗力。
如此一来，因病难以全心投入的统帅、下面争权夺利的将军、军令不一的部队、士气低落的士兵，都使得军队内部目标不统一，内部耗费太多资源，难以全心投入征讨安禄山叛军的行动。
第四，任何组织的内部机构权力分配不合理，缺乏制约机制，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都会必然地导致企业资源的损耗和内部冲突。制度设置不合理，组织本身就存在隐患，这是唐朝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内耗。
节度使自睿宗时，仅是统领边防军镇的使职。玄宗为控制和防御周边各族，将节度使增为十个，他们除管军政外，又兼管本道民政及财政，权势积重。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败坏，中央军备空虚。天宝元年（742），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余名，边兵竟占四十九万。安禄山即在此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局面下起兵叛唐。安禄山于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历经十载，身兼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兵力雄厚。他洞悉长安朝廷腐朽、实力空虚的内情，又因与宰相杨国忠争权，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
第五，部门冲突，将相不和，前线军队与后勤支持不协调，这同样是导致盛唐集团能量损耗的内耗因素。还是用前期的歌舒翰做例子。与高仙芝、封常清等边将不同，哥舒翰参与了朝中大臣间的倾轧，比如他为杨国忠指证李林甫与阿拔尼有关等等。
唐玄宗确认安禄山造反之后，把安思顺（杜牧在《张保皋郑公传》中提过的安禄山的从弟）从朔方节度使改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接替他为新任朔方节度使。实际上，安思顺与安禄山并无太大关系，当他得知安禄山要谋反的时候，曾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这件事。因此在安禄山真的反叛时，玄宗对安思顺没有加罪。但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有矛盾，也一直与安思顺有仇，所以一旦得势，哥舒翰便寻找为难对手的机会。安禄山造反，这是天赐良机。古时谋反是十恶之首，往往株连九族，但依照唐朝的法律，兄弟在其他地方不知情的，可以不株连。安思顺虽然早先奏报了玄宗这件事，但玄宗还是难免会心存芥蒂。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又在潼关抓住这个人，交给朝廷，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杀了他。就这样，玄宗处死了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并流放了他们的家人到岭南。当时掌权的杨国忠虽然与安禄山有仇，但他却要救安思顺。可是，玄宗却按照哥舒翰的奏报将安思顺处死了，这样不管有没有求情，杨国忠都必然对哥舒翰产生一种嫉恨心理，因为杨国忠很担心有人会取代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如果说这件事是哥舒翰的无心之失，但也确实引发了哥舒翰与杨国忠之间的裂痕，导致双方难以齐心协力、配合无间，更谈不上相互信任。
部将王思礼悄悄地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这一次，哥舒翰没有答应。王思礼又请求率骑兵把杨国忠从长安劫持出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掉，哥舒翰仍然反对，说：“如此，乃相反，非禄山也。”唐书上则说哥舒翰心许之，未发。就在这时，有人将此消息透露给了杨国忠。杨国忠很是害怕，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危险，便上奏玄宗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玄宗同意，真的招了这么一支队伍。而后，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于灞上，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哥舒翰得知这件事后，意识到杨国忠可能会暗算自己。身在朝外的他，当然更害怕杨国忠的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这支军队也交自己指挥。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这使杨国忠更加害怕，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将相不合，将相互相猜忌，互相害怕，平叛就无从谈起。
再后来，有人报告玄宗，说崔乾祐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没有准备。唐玄宗便派人去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接到玄宗的命令后，回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又分析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己方则利在长期坚持，只要据险扼守住要害就够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上书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蔽之，不可轻出。”郭李二人主动提出去袭击敌人后方，而建议唐军在潼关的主力应坚守要塞。
但是，将相不和终于从内耗变成了结果。当时的情况是，洛阳失陷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与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讨安禄山，并号召诸郡响应。河北人民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自发组织队伍，多者两万，少者万人，抗敌自保。此时唐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出师河北，屡获胜利，河北的民众武装也参加到郭、李军中；河北十余郡多杀叛军守将，重树唐帜，切断了安禄山军队前后方的联络，使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军心动摇，安禄山甚至想放弃洛阳逃回老巢。眼看有讨平叛乱的希望，但杨国忠猜忌驻防潼关的哥舒翰，不采纳他关于据险坚守以待敌内变和由郭子仪、李光弼引兵北取范阳覆敌巢穴的建议，怂恿玄宗促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不久后，哥舒翰被迫出兵，结果大败，潼关陷落，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宠幸的杨国忠从妹杨贵妃。
当然了，如果从严肃的历史眼光来看，把内耗作为盛唐衰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原因，是有所偏颇的。但是，从一个组织的内部管理来看，以内耗来分析盛唐王朝的衰败，是有很大合理性的。毕竟，所有导致盛唐衰败的原因其实都是内部原因，并且是这个时期完全可以避免的。具体表现在唐玄宗这个决策者（相当于现在的总裁），对自己权力的不负责任，加上两大决策者与管理者李林甫、杨国忠（相当于CEO、总经理）的主要工作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争权夺利、打压异己，为了自己的利益，损耗整体的利益。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唐朝的衰败是种必然，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唐朝从安史之乱开始由盛转衰，则是由于一系列的内耗行为导致的偶然。盛唐的命运，可以为今天无数企业、组织的自我发展、内部建设提供最有意义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