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申生是晋献公〔1〕之子，为人厚道，没有野心，晋国大夫多与之亲近。但晋献公从骊戎国娶来骊姬后，宠爱不已。骊姬想立己子为君，一再给献公吹风。献公受其影响，想把申生废了，苦于找不到借口。于是在骊姬的导演下，一场又一场针对太子的阴谋出笼了。先是骊姬说服献公，让太子驻守曲沃（当时晋国除国都之外最大的都城），为将来加害于他提供借口。接着又让太子担任“下军将”之职，命其带兵攻打非常强大的东山皋落氏，明知不可行，硬要他把敌人消灭干净。申生感到不妙，问手下人：
“我是不是快要被废了？”
手下人有的劝申生战死，有的劝其逃走，后因狐突之谋躲过一劫。一天，骊姬跟太子说：
“昨晚你父亲梦到你生母了，你快去祭祭她吧！”
太子祭毕，将祭品呈献于国君。骊姬趁献公田猎在外，在祭品中下了剧毒。晋献公回家后看到祭品，骊姬要他试了再用。结果，用祭品洒地，地面开裂；喂狗，狗倒地而死；喂小臣，小臣当场毙命。骊姬呼天抢地，哭道：“太子真是太狠心了；为了早日即位，多等一天都不愿意；连生父都敢下毒手，将来我们母子可怎么活啊”，云云。晋献公恼羞成怒，杀了申生老师杜原款，申生逃到了新城。
晋人都知道这事是骊姬的阴谋。有人跟太子说：
“既然不是你干的，何不找你父辩解呢？”
申生说：
“君父没有骊姬，吃不香，睡不稳。他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忍心让他不开心呢？”
“那你为何不逃走呢？”
申生说：
“那样，他更认为是我干的。”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戊申，太子申生缢于新城。
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九月甲子，晋献公卒。晋人连弑二君，骊姬的两个儿子皆死于非命，此后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内乱一直延续到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归国执政后才真正平息。
像骊姬这样工计进谗、害人终害己的人，在历史上和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乾隆手下的和珅、《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属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见，类似的现象还是不少的。所以孔子一生教育学生言行要敦厚踏实，多做事、少说话，尤其反对巧言令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他曾说，人品憨厚、实在的人不喜欢专做表面文章，所以往往拙于言辞（“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而那些能言善辩、花言巧语之徒，往往人品不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有些人为讨好权贵，昧着良心说话，与世俗同流合污，最为可恨（“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有些人没有主见，喜欢道听途说，实不可取（“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有些人表面一本正经，肚子里空空如也，与小人也没啥区别（“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
世风之狡诈多端，
到底忠厚人颠扑不破。
（《围炉夜话》）
别看世道陵夷、人心狡诈，最终成功的还是忠厚之人；莫叹风俗败坏，人们夸富竞奢、争相炫耀，回头想想还是清贫淡泊的时光趣味深长。
趋炎虽暖，
暖后更觉寒威；
食蔗能甘，
甘余便生苦趣。
（《菜根谭》）
趋炎附势，虽得到了一时好处，但说了那么多假话，做了那么多违心事，事后想想，难道心中不觉凄凉？不如立志于清贫中发展、在淡泊中追求，这样反而会少一份世态炎凉的感叹，多一份人生意义的体验。
孔子又说：
浸润之谮，
肤受之诉，
不行焉，
可谓明也已矣。
（《论语·颜渊》）
所谓“浸润之谮”，就是利用长时间与某人的亲近关系，有计划、有预谋地去影响对方（如骊姬之影响晋献公、和珅之影响乾隆、王熙凤之影响贾母），一点一滴地把自己的动机渗透到另一个人心中，以便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效果。这是指有的人心机过人，深知直截了当地说话别人接受不了，采取迂回的办法慢慢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肤受之诉”，告诉别人自己的切肤之痛，极尽夸大之能事，把自己说得很惨很惨，以便博得他人同情，或让人站到自己一边。有些人，为了讨好当权者，用尽了心思，使尽了伎俩。所以孔子说，做人要有智慧，要能够洞察小人，不受其误导，可谓“明”矣。《中庸》中说舜有“大知”，理由之一是说他“好察迩言”，这说明舜能洞察身边人说话的目的和意图，不受谗言的影响。《孟子》认为人有什么样的用心，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因此，知其心自然能知其言（《孟子·公孙丑》）。清人金兰生所编《格言联璧》上的如下几句尤值得玩味：
轻信轻发，
听言之大戒也。
愈激愈厉，
责善之大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