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著名的笑话，一个老板玩电影赔了1个亿的时候，去问另一个老板说：“我已经赔了1个亿了，你告诉我怎么办？”那个老板说：“兄弟慢慢赔吧，我已经赔了10个亿了。”
刘仪伟：这跟卖杯子不一样，杯子可以处理卖，这个没法处理。
王长田：电影太容易赔掉了，包括我们合作的电影里边也有。但我们作为一个发行公司和投资公司，还能把握自己的风险，保证我们的利益，有的投资人，作为一个发起方和主要投资方，他没有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可能就真赔进去了。
刘仪伟：现在好多人都不了解，其实中国电影局统计，中国每年差不多要拍600部左右的电影，真正能够上电影院的只有20%。而且这里面也只有20%不赔钱。
谁在囧途
分级制度未定官商两方作难，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中国电影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是制度遏制了发展，还是从业者力不从心？浪潮过后话真知，两个资深从业者吐槽中国电影到底谁在囧途？
刘仪伟：从2012年一直涌到2013年，《泰囧》一次次刷新人们对它的预估时， 2013年头一天，《泰囧》就凭借3100多万的观影人数超越《阿凡达》荣登内地电影市场榜首。《泰囧》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不一定是徐峥的，可能是别的导演，只要真的做得好，国产影片15亿也有可能，20亿也有可能。
王长田：韩三平以前就说，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就能出现10~15亿的影片，我当时想不太可能吧？但现在果然就出来了。
刘仪伟：我觉得徐峥和你合作，对我们电影界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不是说你们赚多少钱，而是让中国观众再一次相信电影。
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评论，包括很多精英，以骂电影作为自己的情怀，一部电影大片出来后，好像骂它才能够显示自己的高明。电影又是没有售后服务的，不好看也不能退票，所以很多人老觉得中国电影在让他们上当。
我觉得《泰囧》提高了观众对电影的信心，这太重要了，不然观众没有信心，我们这行没法混了。就凭这一点，中国的电影界和中国电影历史应该记录这一段，当我们观影人次下降的时候，是《泰囧》把一些不看电影的人，再一次拉回到了电影院。
市场原来的主流声音是，在中国，要么拍大片巨片，要么拍最小成本的影片，几百万的，一千来万的。你觉得，巨片是要有多大投资？
王长田：1个多亿在中国算巨片了。那些大片风险也很大，但太小的话很难做出电影的质感，小电影的成功片子，往往是惊悚片或者小爱情片。
刘仪伟：对，去年一年的惊悚片，但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王长田：总体来讲，小成本的影片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偶尔出一部可能不错的，大家就以为是成功率很高，其实不是的。所以太小的影片我们也比较少拍，除非是用于培养新导演。
中等成本的片子才是构成一个电影公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有大也可以有小，但基础必须是这个，有足够多的数量，互相之间平衡成本和风险。像《泰囧》这个投资的话呢，应该在喜剧影片里面不能算小。
刘仪伟：喜剧电影投资比较高的就是冯小刚。但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也就是1000万左右，其他的都在1500万左右。
再往下发展，中国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大。但是现在迫切需要分级制度，谢飞（导演）老师那么大年纪都出来呼吁。
原来这事都是桌子下面来谈的，现在电影局也很好，可以公开谈，在媒体上也可以公开来讨论，那作为电影公司，你们会不会有一个集体的对分级制度的公开声明？
王长田：如果需要的话当然可以。作为个人或者我代表的公司，我们肯定是支持分级制度的，这会让所有跟电影相关的人，都找到一个依据。现在我们没有，所有的人都很痛苦。
电影局、制作公司、导演、演员都知道这是一个脓包，但就非要留在那儿，大家一块儿痛苦着。
刘仪伟：也可以理解，现在没有分级制度，我们就知道什么电影是不让拍的，一旦有了分级制，我要反过来拍一个色情片，就不能够说不允许我拍，但这又跟我们一贯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
王长田：我想中国会有一个过渡。中国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过渡，不会一下子就走到某一步，有分级制度的同时还有其他的指导。
刘仪伟：对，可以规定色情片不让拍，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色情片多火呀，后来没人看了，市场自然就没了。
王长田：有些东西也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认识。比如说博彩和色情行业，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能说允许的那些都是错的。
刘仪伟：对，你也不能说有这些东西的国家，道德就低级。
王长田：所以如果是全民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也会客观地推动事物发展。电影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跟政治体制、社会风尚、社会文化、管理体制等有关联的。以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的话，多数事情是要分布到位的。
当然我们现在电影工业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内容审查的尺度也不仅仅跟分级制度有关，比如民族问题就不是分级的问题，“文革”题材也跟分级没有关系，其实题材本身还是应该放得更开一些。
刘仪伟：包括有些类型片，比如警匪片，这在全世界都是中流砥柱的片种，可我们不能拍，但是反过来，我们引进很多美国的警匪片。他们的警察就可以是坏人，他们就可以这么去拍，这对我们内地创作者来说就很不公平。
王长田：没错，所以有些事情在好转，有些事情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内容尺度上面可能比过去还有一点退步，我们20世纪90年代拍的很多片子现在还不能拍了。
刘仪伟：可能是每一阶段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这段时间这个焦点比较敏感就不让拍，那个时代不太敏感，就可能让拍。
现在很多部门都能管电影。我曾经拍了部电影，电影局审查通过，教委不通过。有的片子民委要管、公安部要管、妇联要管，有的时候，外交部也要管、军队也要管。
我觉得有的地方管得莫名其妙。比如说教委老在说电影、电视剧戏说历史，让孩子们看完以后，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误解。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不质问一下教育呢？天天在上历史课，你没把孩子教好，一部电影、电视剧就让他们把历史给想歪了？这是教育的问题，不是电影的问题，电影开门见山就跟大家说这是假的，你们没教好，怎么能够怪电影呢？
王长田：我们电影有一个审查方面的13条，将这13条对照一下媒体的规定的话，就会发现是完全媒体化的，跟媒体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这也就证明我们是把电影当成媒体来管理，但电影是个娱乐产品，不能让一个娱乐产品承担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完全国家控制的，而电影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问题，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解决之后，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效率，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真的不会比别人的差。
刘仪伟：所以说千万别因为《泰囧》火了，大家又全把钱放在喜剧上。《泰囧》给我们的经验是，做一个规规矩矩的类型片。要是做惊悚片就规规矩矩做惊悚片，做爱情片就规规矩矩做爱情片。只要把规律找好，就能够做出好片子来。
很多人都跟我说，明年肯定一窝蜂都是喜剧。我就说不对，从《疯狂的石头》之后，喜剧一直是一窝蜂的，小成本的喜剧从来没被投资人和制作人放弃过。但是喜剧是最难写的，不是说你把黄渤请去了就有市场，包括葛优有时候演，票房也不是那么好，关键是靠剧本和导演能力，讲笑话不那么简单。
王长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难看到幽默，真正幽默的人本身就少，如果有这样的人就特受欢迎，朋友一大堆。你要拍一部没心没肺的电影，很容易拍，拍一部让人哭的电影也容易拍，但是喜剧呢，你让人笑非常难。
刘仪伟：高票房无疑是每一个电影投资者的期望，然而当下的中国电影一味追求高投资、大明星，却忽视一个好故事对于电影是何等重要。很多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编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加上目前电视剧市场繁荣，进而很多电影编剧选择写电视剧以求生计，这也导致了中国电影品质上的倒退。
王长田：对，所以我们得帮助他们一把，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搞好跟内地编剧的合作。我们以往的内地电影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吃亏在编剧上。我们没有一个编剧的体系，编剧的待遇又太低，这两年电视剧发展不错，大家又都写电视剧去了。
刘仪伟：到目前为止，徐峥有没有跟你商量，什么时候拍别的囧啊？会不会在别的国家还有下一个续集？
王长田：都没有最后定，我跟徐峥有个共识，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创意，宁肯这个片子往后放，不会为了拍而拍。如果明年我们能够找到好的创意，又来得及筹备的话，明年年底可能就有一部。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在后年。
明年我们可能会合作一部别的类型的喜剧。总之，我们双方的共识是要继续合作，至于拍什么东西，没有最后确定。徐峥说，要标准高，不能轻易损害自己的形象，还要出人意料。我想徐峥是有这个智慧的，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能够找到那样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徐峥现在有自己的定位了。一个好的导演，不一定说仅仅只能拍某一种影片，像李安啥都能拍，我是觉得徐峥要拍一个惊悚片一定特牛。
刘仪伟：我也觉得很少有哪个导演是完全局限的，冯小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张艺谋也是，几乎什么都能拍。让人期待是最幸福的事，我们都期待光线会有更好的作品、徐峥会有更好的作品，这种期待本身就已经是票房的某种保证了。
编导手记
录制本期节目当天，正好赶上一场新闻发布会，导演徐峥一脸心不在焉的表情，不知是因为《泰囧》大卖，刻意隐藏此刻的心情，还是这所谓的“成功”让他自己都莫名其妙。随后赶来的投资方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却一点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因为他等待这样的时刻已经太久了……
曾几何时，国产片意味着无人问津，好莱坞电影有着几乎压倒性的院线排片率。当“第五代”“第六代”中国导演斩获国际殊荣之际，中国电影市场却在不断萎缩。随着《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泰囧》这样类型定位准确、以小搏大的成功电影的出现，中国电影开始了一场反攻战。
《泰囧》的成功，就是中国商业类型片的成功，商业类型片一直是市场的主力，中国电影的类型片化、大制作化有助于追赶好莱坞。当前路明晰时，什么又是当前中国电影发展的阻力呢？出资方会首当其冲说没有好项目，制片方会说没有好故事，导演会说没有好创作环境，最后大家都认同的是，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电影举步维艰。
纵观好莱坞电影门类丰富，各个类型都有其发展的土壤，市场决定了哪一个类型的备受瞩目。如此类型如果放在现在的中国，那大部分根本在立项过程中就已惨遭腰斩。
听到一个小段子，制片方花费几十万元聘请了一位著名编剧，当剧本成型之后，制片方请了一个月薪8000元的策划来给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找月薪5000元的枪手修改剧本，当影片上映后，所有人都在诟病又一部烂片诞生了。大家无奈，只是因为，不论怎样的剧本，要想拍摄一定要经历一个审查立项过程。
电影审查制度一定会严重影响文艺作品的创作，从剧组扎堆“抗日神剧”的现象，到清宫戏大行其道，似乎只有在审查风向标的指向下，中国电影才能够勉强得以维系。从之前斩获国际大奖的地下电影从未在国内院线放映过，到导演娄烨因为“违规”参赛威尼斯电影节，招致停止拍摄电影五年的惩罚，中国电影在面对强手如林的国际电影市场之时，颈项上依然套着一根结实的链子。
节目录制中，当王长田和刘仪伟大吐苦水时，还是能看见他们眼中的期待，王长田曾说，几年前有人预测过中国会出现4000到6000万酬劳的演员，而如今的葛优就已经快达到了。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就在前方，也许我们都可以见到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并驾齐驱的一天。
（优酷《老友记》导演：张溪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