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章先阐述中国居民收入的基本状况，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与对策；再分析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及其各个时期的特点。
第一节 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8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仅为398元；2000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则达到了718元（1985年的价格），在这15年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提高了80%左右。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快速增加相比，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有着更快的增长，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从1985年的739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1764元（1985年的价格），增长了140%。
一、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乎10年的不断扩大的过程。到1994年达到最高水平，差距比率接近2.6。从1995年起，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几年的下降，城乡个人收入比率在1997年下降为2.21，相对于1994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然而，在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开始下降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随之上升，2000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比率比1997年升高了25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数据为基础的。这两个收入概念与国际标准的住户可支配收入的定义仍有一定的距离。相对于住户的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定义都有低估的可能。在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程度。如果将实物收入和补贴考虑在内，中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要比上述数据所反映的大得多。可以想象，如果把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加悬殊。
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虽然各种研究不尽相同，但各种估计所得到的基尼系数都反映了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稳步扩大的趋势。（李实，2003）除了城乡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之外，中国的地区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逐渐拉大。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0.35和0.30；到1990年则变为0.33和0.30；但是2000年这两个指标则分别上升到0.38和0.36。由此可见，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有拉大的态势。
2003年中国内地31个数据可得的省（市、区）中，当年价格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46718元/人、31613元/人和25874元/人。除去这三大直辖市之外人均GDP最高的四个沿海省区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的水平分别为19730元/人、16990元/人、16796元/人和15006元/人。一些落后省区的情形则与这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省区市形成鲜明对比。2001年当年价格人均GDP最低的四个省区贵州、甘肃、云南和广西分别为3601元/人、4984元/人、5647元/人和5964元/人（中经网的分地区数据）。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3倍，浙江的人均GDP是贵州的5倍。除了各省市之间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之外，由于落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
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将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主要基于下面三个原因：一是卡尔多假说，即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于穷人的边际储蓄倾向，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用于投资的部分越多，经济增长越快。二是投资的不可分性，即许多投资项目，特别是创新或新兴工业的创建，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资项目的完成，又往往要求财富的集中。三是不完全信息和激励，每个劳动者都得到相同的工资显然会大大地挫伤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与此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分配平等才真正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例如T odaro（1997）曾经详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由于富人的非生产性投资，不平等将阻碍社会生产性投资的增加；不平等将不利于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穷人的低人力资本水平；不平等将会影响产品的需求模式，使得需求偏向于地方性产品（Local Goods）；不平等还将会引起群众的政治抵制，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环境的不稳定。据此，他得出了收入分配的平等将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结论。
Aghion，Caroli and Garía-Pealosa（1999）也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有三个：（1）不平等减少了穷人的投资机会，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与富人相比，穷人的投资报酬率往往较高；（2）不平等提高了借款者归还贷款的道德风险水平，这会减少人们对财富积累的激励；（3）不平等导致了微观和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财富再分配就可以通过提高穷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们积累财富的激励和降低微观和宏观经济的波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减少广大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阻碍其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分布在农村，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阻碍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杨俊等（2002）利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跨省横截面数据研究了收入分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收入分配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降低我国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我国的消费需求。这会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权衡等（2002）在分别对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与基尼系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无论是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还是城镇基尼系数与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当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边际消费倾向也较低。由于收入差距的增大，有效需求对GDP的贡献份额逐渐下降，从而对GDP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制约性。此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消费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不匹配，即一些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些产品需求不足。消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不匹配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如果社会不能保持稳定，甚至发生骚乱——一些非洲和南美洲国家的情形，将导致经济会发生严重衰退，更不用说经济保持长期增长了。作为转型国家，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此，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中迅速出现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两个迥然不同的年代，从而在思想观念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对人们的承受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贫困人们对社会的仇视和不满，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严重的话可能引起社会骚乱，不利于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只有社会保持稳定，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才有动力进行投资和生产，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实现。社会的不稳定会使得投资风险变大，投资需求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不稳定可能会引起我国大量资本的外逃。在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外逃会提高资本的相对价格，进一步抑制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此外，社会的不稳定会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不稳定而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会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
第二节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与对策
一、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近年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显著提高成为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主要原因。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影响，因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李实、赵仁伟，1999）如果将18年改革期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划分为1978—1983年，1984—1988年，1989—1991年和1992—1995年四个阶段，收入分配的变动都是与该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密不可分的。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有农副产品的价格、非农就业的收入、税费，我们主要讨论农副产品价格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税收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经济政策，如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几年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例如，在1995—1997年，城乡收入比率两年中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相对于1993年来说，1997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比农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高出近90个百分点。
经济制度，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流向城镇就业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另外，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又有助于压低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价格，这也起到了缩小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这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出现长期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所在。
另外，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农民工成为当代城市中收入最低的阶层，并且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政策不改变，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这意味着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将继续扩大。实际上，即使从现在起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平等地对待农村和城镇居民，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矛盾，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也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也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税收制度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因此，税收制度也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但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点在城乡之间的个人税负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对农村居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镇居民。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不难看出，国家的税收实际上起了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
与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基本相同，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演变也是引起我国农村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农村中集体平均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的取消，导致了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非国有部门的迅速扩大，为一些年轻力壮或素质较高农民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由于非农就业机会的报酬高于农业就业的收入，所以非国有部门的迅速扩大加上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不同农民在非农就业机会上面临差异，从而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不但基本上是无效的，反而成为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各种税费的征收基本上按照人头分摊，或者按照土地面积征收，其结果往往是穷人和富人以不同的税费率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额。对穷人来说，税率是高的，而对富人来说，税率是低的。也就是说，农村税费具有很强的累退税性质。这样的累退税的再分配效应无疑会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另外，农村没有对贫困人口实行统一的、规范的税费减免政策。对他们来说，过高的税费率不仅加重了他们的贫困程度，而且也拖延了他们的脱贫进程，这也进一步造成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对城镇企业开始实行放权让利，尤其是城镇企业承包制的推广，由计划体制统一制定工资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了，企业自行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机制将会偏向于“效率优先”的考虑。这也就意味着工资和奖金的分配更多地与职工的实际工作贡献联系起来。这会扩大职工工资的不均等程度，从而扩大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
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对城镇内部收入分配产生的效应更加显著。非国有部门内部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导的，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自然会高于国有部门，这会扩大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此外，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国有企业的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这自然会造成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实际上，许多的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都内生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了通过牺牲农村来补贴城市，国家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农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并且还对农村征收大量的税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但是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所以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农产品价格；城乡分割的格局仍旧没有被打破，对农村征收大量的税费仍然存在。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尽管我国逐渐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加速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因此扩大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但是，我国只有完全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完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以市场机制来决定工资，才能最终消除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综上所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赶超战略尚未完全消除，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没有完全采纳。
当前中国内地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的目标，政府就必须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另外，由于中西部省区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所以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1】
二、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对策
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赶超战略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有放弃赶超战略，逐渐建立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各个层面上得到改善，从而顺利地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伟大目标。
由于建立比较优势战略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在逐渐建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需要实施一些短期的政策，从而降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的实现。
第一，改进与完善税收体系。这包括尽量免除向农民征收税和费，提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及奢侈品的消费税等，从而完善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由于从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来看，对农村居民来说这一比例远高于城镇居民，所以为了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我国应该尽量免除向农民征收的税和费。另外，为了缩小我国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应该提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及奢侈品的消费税等。
第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需要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时，不仅要重视收入上的再分配，还要注重教育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把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和补贴的发放与各种技能培训结合起来。只有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技能，才能在根本上解决其收入低的问题，从而缩小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第三，改革粮食流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粮食大市场。粮食的价格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逐步改革我国的粮食流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粮食大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决定我国的粮食价格。这可能会减少我国粮价的波动，提高粮食的价格，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第四，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拆除城乡壁垒，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隔绝的一项基本制度，是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产物。我国现在已经逐渐建立起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产品市场的竞争制度基本确立，要素市场的竞争制度也应随即建立，改革户籍制度应该是时候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我国消除二元城乡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地区的收入差距。
第三节 居民消费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即1950—1978年，1978—1991年，1992—至今。1978年以前，我国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消费具有超稳定性；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已画上句号，我国基本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告别了短缺经济；而其间的1978—1991年是双轨制时期，即过渡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本节分三个部分，分别介绍这三个时期中国人的消费状况。
一、1952—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一种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消费者的外部环境和消费行为呈现出相应的一些特征。
1.消费者的外部环境
（1）消费价格非弹性，某些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价格由于政府补贴或免税而固定在低水平上；同时，一些商品和劳务由于税率高于平均水平而维持高价。价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起不到有效调节供求的作用。
（2）消费者受流动约束限制。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没有流动约束，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都没有受到限制。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是不存在的，劳动市场也是不存在的。消费者自身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国有企业也不得随意解雇职工，父母的工作职位甚至还具有一定的继承性【2】。
（3）城镇居民都是有保障的，不仅就业有保障，养老、教育、医疗也都由国家统保。农村居民由于户籍政策被束缚在土地上，养老、医疗基本上由个人承担，生育子女成为农民养老的一个主要手段。
（4）收入分配平均化，居民收入差别不大。除了银行存款，消费者没有其他的储蓄途径。同时，住房福利、包就业以及对病残伤亡事故全方位的保险，使人们形成了稳定的无风险预期，形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心理。
（5）通货膨胀以隐蔽的形式出现。由于商品价格是刚性的，不能变动，因此商品的稀缺程度是由排队长度和为购买该商品的“走后门”程度来体现的。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发年货，由于年货一般是平时在市场上看不到的商品【3】，所以就是领到年货也要排很长的队。当时有一句笑话是“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在给我们发工资”，说的就是隐性通货膨胀和隐蔽失业。
（6）基本消费品支出是消费者生活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食品开支更是占到总消费支出的50%以上。在基本消费品的分配形式上，城镇和农村存在较大的不同。政府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的是定量低价供给，而农村消费者基本上是自给性消费。在收入形式上，城市居民是低工资、高福利，农民以非货币收入为主，较少的福利。城镇消费者的收入基本上不受工农业产品比价变动的影响，因为不论国家征购农产品的价格怎样变动，农产品对城镇消费者的销售价格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村消费者的收入受到工农业产品比价变动的影响，在比价有利于农产品时，其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相反，在比价有利于工业品时，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综上所述，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消费水平处于“吃饱穿暖”阶段，消费者是被束缚的、近视的、原始的消费者，消费者的行为也是被动的短期行为。居民过去的消费对于现期消费具有一种“稳定效应”，即消费者过去的消费行为影响消费者以后的行为。由于收入差距小，消费能力没有拉开，并且那时的经济目标仅是维持生存。为保证每个市民能够维持生存，国家按人头定量供应粮食，而且不同省份各自的定量有所不同。
2.居民消费的主要特点
（1）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都很低，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购买食品除了支付现金，还必须支付粮票【4】。为维持城市居民的吃饭需要，政府对居民食品定量供应。每个城市居民的定量根据所在省份的农业发展程度而有所不同。如西安市每位市民粮食定量27斤，其中细粮占70%的比例（内含大米），剩下的是粗粮。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其粮食定量是29斤。工种不同，粮食定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热加工的工人粮食定量要多些，如铸钢工人的定量可达到50多斤。由于冬天蔬菜稀缺，政府会给市民发放过冬菜，如洛阳市民每人每月10斤萝卜，30斤白菜。列的数字还是好年景时的供应量，至于差年景的供应量还要低。从1952到1978年，我国平均每人食品消费量没有多大增长，粮食、植物油、牛羊肉的人均消费量还有所下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商品，更是以单位的名义凭票供应【5】，就是在经济情况较好的1978年，城镇居民每百人的基本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也很低，而农村居民就更低了。
（2）这一时期，我国存在着消费的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前两个差别目前仍然存在，因而比较容易理解，都显示了这两种差别的存在。第三种差别现在已不复存在，相对较难理解。在1978年以前，脑力劳动者曾被人轻蔑地称为“臭老九”，要接受一般工人的改造。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羞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倒挂。知识分子的工资低于普通干部甚至是工龄长一点的工人，相应的知识分子的消费水平也较低。
（3）这一时期，我国的消费水平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消除了经济波动的影响。实际上，经济波动的规模和程度从某个角度来说更为可怕。因为经济计划是少数人制定的，如果该计划极不契合实际，那么经济整体上就会遭受巨大的波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人祸加天灾，中国饿死了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口。1962年全国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比1957年有大幅度下降。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经济发展一度停滞。在农村，由于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低。农村经济处于半自给经济状态，实物收入和自给性消费的比例很大。并且由于户籍政策，农民不能轻易得到城市谋生，而是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状况更加恶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很低，消费增长速度很慢，消费差别较大。经过27年发展，全国居民的消费指数只是从1952年的100增长到1978年的177。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对较高，不仅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初始点比农民高，而且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也比农民高。1957年、1965年、1978年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形势较好的年份，因而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增长速度较快。因为1957年我国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65年我国基本克服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1978年我国最终摆脱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二、1978—1991年的双轨制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中国的改革是所谓的渐进式改革【6】，在1978—1991年期间，新旧体制并存，相应的，消费者消费的外部环境和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特点。
1.消费者的外部环境
（1）消费者选择相对自由但未真正自由。行政命令和市场手段并存。为了克服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有时还要求助于行政命令。1978年以后，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有所扩大，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之间的“示范效应”强化。
（2）流动约束和预算约束逐渐松动。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村里的农民，还是城市里的工人，几乎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有所上升，相应的，居民储蓄日益增加，消费者行为逐渐由单期过渡到多期。随着市场因素的增大，老的经济体系逐渐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系尚未建成，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消费者为了应付日益扩大的不确定性，在扩大消费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储蓄。
（3）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和票证管制。1978年以前，消费品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调整的次数很少，且这些调整是由国家统一进行的，相邻两次调整之间的价格是固定的。1978年以后，消费品价格方面的改革趋向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通过调整使消费品的计划价格逐步接近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放开价格。1985年初放开了城市蔬菜价格、肉类等主要副食品价格；1986年8月底，放开了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1988年7月下旬放开了13种名烟和名酒价格。随着消费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出现的短缺，也不得不对某些短缺商品实行财政补贴，补贴导致消费品价格的逐渐提高和强迫储蓄的发生。
（4）1978—1991年，城市居民资产存量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稳定上升，1980年超过实物资产，1991年已占其总资产的四分之三强，表明城市居民资产存量的流动性增强；与此相反，同期农村居民资产存量中，实物资产所占比重稳步上升，1983年超过金融资产，1991年已占其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三强，表明农村居民资产的流动性减弱。
（5）与1978年以前相比，在1978年以后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以前，人们穿衣戴帽都受到舆论的监督，如果男同志把头发留得长一点，女孩子把头发烫一下，可能会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以后，消费观念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要小得多。
2.居民消费的主要特点
过渡时期消费者的行为开始从被动的短期行为向主动的长期行为过渡。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收入较多的消费者率先享用某种耐用消费品，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消费水平，也对其他消费者产生“示范”效应。这一时期的居民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1）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渐趋改善。从1980到1991年，我国人均食品消费量有大幅度增长，在这一时期，我国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居民的饮食结构从吃饱转向吃好。粮食、食糖消费量增长幅度较小，鸡蛋、牛羊肉、酒、家禽等口味较好的食品消费增长幅度较大。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大大增加。如城镇居民电风扇的人均消费量由1982年的53.17台，上升到1990年的135.5台，而价值较大的电冰箱的消费量由0.67台上升到42.33台。这说明，在城镇居民一般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得到普及。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如电风扇由1985年的9.66台增长到1990年41.36台。比较昂贵的电冰箱的消费量由0.06增长到1.22，而属于娱乐品的照相机也出现在统计中。
（2）居民消费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农村居民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有很大幅度增长，但还是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你出生在国有企业职工家庭，由于国有企业办社会，那么你从出生到上高中，甚至上大学、读研究生的费用主要由国家负担，个人仅承担一小部分生活费。如果你和你的子女有病，由于国有企业职工有公费医疗，吃药住院的费用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当然，国有企业员工的福利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些福利机构的质量。个人福利水平并不完全由个人手中持有的货币决定，与非国有企业员工相比，同样的货币收入，国有企业的员工所享有的消费水平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员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农民，那么许多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如医疗、养老，农村居民你就享受不到。农民如果要脱离农门，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和工厂招工等少数几种途径。非农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消费比由1979年的2.7下降到1985年的2.2，这是由于改革初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所致。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农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消费比再次上升，1991年已经上升到3.1，比以往任何年份都高。
三、1991年后的中国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市场和计划的争论得到了解决，市场经济得到了合法化。经过了1978-1991年这13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消费者的外部环境和消费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
1.消费者的外部环境
（1）1991年以后，我国城市居民已经初步具备新古典消费者的特征，随着公费医疗、就业、退休等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人们开始理性计算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不断调整收支结构，如在1988年，中国城市居民储蓄动机排在前三位的是“购买耐用消费品、子女教育和婚丧嫁娶”，而1997年排在前三位的是“子女教育、应付疾病和急用、防老”。人们理性地计算了进一步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不断调整收支结构，有效配置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割。由于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行为得到强化，居民的储蓄倾向变大。
（2）票证管制已彻底废除，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消费者可以完全自由地购买消费品。市场商品种类丰富，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基本上能够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
（3）预算约束仍然存在，但较过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居民把一部分价值量转换为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国的资本市场取得长足的发展，民间借贷市场达到相当的规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消费信贷（如赊购、购买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在近几年达到相当规模。人们已经开始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由于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人们越来越多从市场上得到收入，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成正比。
（4）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甚至倒闭，而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家族企业、个体企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主要力量。
2.居民消费的主要特点
1991年以后，中国城市居民已经初步具备新古典消费者的特征，人们开始理性消费，精明的、有远见的、理性预期的消费者已经形成。
恩格尔系数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的。他对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一些居民家庭的收入与食品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总支出在食品上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这一规律被称为恩格尔法则。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相应的，人们收入水平较低，食品开支占生活费用的比重一直很高，从1981年到1983年，恩格尔系数还一度有所上升，但从1985年后逐渐下降。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低到不足40%，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降低到不足50%。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已由吃饱吃好向营养保健方向转变。鲜菜、植物油、猪肉、牛羊肉、鸡蛋的消费量有所增长，而富含营养的水产品、鲜奶、水果的消费量有较大幅度增长，而粮食消费量小幅下降。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我国人均住房面积迅速增加。城镇居民的人均建筑面积从1991年的14.2平方米上升到2002年的22.8平方米，上升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8.5平方米上升到26.5平方米，上升了1.43倍。1993年，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统计增加了地毯、家用三轮车、录像机、游戏机、组合音响、钢琴、中高档乐器、家用冷暖风机、空调器、淋浴热水器、吸尘器等耐用消费品。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的统计又增加了家用汽车、影碟机、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移动电话等新型耐用消费品，去掉了家用三轮车、黑白电视机、家庭冷暖风机已经饱和或淘汰的耐用消费品。2003年我国已不再统计地毯、毛大衣、大衣柜、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等已经普及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仅统计家用汽车、影碟机、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移动电话等新兴耐用消费品数量。1978年以前，老三大件电器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20世纪80年代，老三大件电器是“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现在这些家用电器已经基本普及，人们的新三大件是“商品房、小汽车、电脑”。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新型耐用消费品中手机、电脑、小汽车、空调消费量增长显著。仅仅三四年时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手机拥有量从1999的7.14部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62.89部；空调拥有量从1990年的0.34台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51.1台。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别墅、赛马、游艇、贵重金属首饰等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还会走进中国居民的消费统计当中。
与市民相比，农民的增长相形见绌。对于城镇居民已经饱和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村居民还没有饱和。数量的差距背后还掩盖着质量的差距。农民的一台彩电也许只是18寸的小彩电，价值不到1500元，并且收不到几个电视频道；而城镇居民的一台彩电却可能是28寸大彩电，带有组合音响和DVD，价值超过1万元，能收到卫星频道。农民的洗衣机可能也就是个单缸的，价值不到500元；而城镇居民的洗衣机可能是全自动的，价值超过2000元。
1949年以来，城乡差距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户籍政策，农民被束缚在其土地上，从贫穷的农村迁徙到较富裕的城市非常困难。1978年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城乡差距又急剧扩大。城乡差距以1985年为最低。尽管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要多得多，但在1978—1985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居民收的增长速度。自1989年开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大大超过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除了中国的户籍政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村出身的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往往就脱离农村，到城市工作，不愿意回到农村；而在农村办企业致富的人，往往在城市里购买住房，然后把子女接到城市。这样，农村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很难得到积累，最后，只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低的人在农村沉淀下来。再者，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政治地位相对较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所有这些造成了目前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非常严重，成了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
从消费结构来看，2002年城市居民家庭在各个方面比1990年有很大增长，其中涨幅较大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居住，涨幅均超过了8倍；而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和杂项涨幅较低，均不超过4倍。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说明原有的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公费的项目现在要个人承担了。2002年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8177.40元，其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7702.80元，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6029.88元。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2475.63元，其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1467.62元。通过计算可进一步得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单个项目的花费以及各种花费的相对份额。与市民相比，农民在居住和食品上的支出比例要高，在其他方面要低。相比耐用消费品的增长，尽管我国城市居民在医疗保健项目上花费巨大，但是从每万人口床位数和每万人口医生数等具体指标上看，从1989-2002年增长并不大。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有才能的人们施展其才，知识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体现，脑体倒挂成为过去。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主要力量。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毫无疑问是改革的牺牲者。一些家庭几十年长期都在国有企业工作，许多人形成了对政府、企业的依赖，丧失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丧失了其固有的企业家才能，许多有一技之长的人不敢走出企业，自己创业。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名词：下岗，即失业的一种委婉称呼；轮岗，就是两个人以上共同干一份工作；待岗，即先让职工回家休息，等工厂形势好了以后再回原单位上班。自1999年以后，随着大批国有企业的倒闭，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三大差别中的脑体差别消失了，但是地区差别出现了，并且呈现扩大趋势。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体制不完善、地区不平衡发展、收入差距拉大等原因，经济犯罪活动也大幅度上升。从1989-2002年，治安案例数从197.2万件上升到433.57万件，上升了120%；刑事案件数也从1997年的300.38万件上升到2002年的519.7万件，上升了73%。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整体上来讲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各项改革的难度加大。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都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继续扩大。尽管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上升，消费结构优化，但是，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
第四节 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和展望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49年解放，1978年改革开放；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发展中国家，1948年独立，1991年经济改革。俄罗斯、越南在1991年以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国家，但俄罗斯实行的是休克疗法，越南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香港是中国的发达地区，文化上同根同源，而土耳其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与中国文化差距极大。因此，将中国与上述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迅速，但是绝对数字还很低，不仅远远低于香港地区，还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迅速增长，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6年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已经做到了，而“共同富裕”的目标仍需努力。中国在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是0.28，到90年代末期就变为0.403。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而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1年为0.459，2005年已经超过0.465，逼近0.47。照这个速度，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措施控制基尼系数上升，那么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安定团结，其进一步扩大必将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国从1989年到现在，食物热值、蛋白质含量和脂肪含量均有明显增长。这三个指标均从1989—1991年的低于世界平均值到2000年高于世界平均值。同期，转型国家俄罗斯的三个指标呈下降趋势，越南的三个指标呈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年）第572页。
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支出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用于食品饮料上的花费过多，用于住房燃料的花费过低。与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相比，花费在食品的比例较高，但是和印度相比，花费在食品的比例较低，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水平在印度之上，而在墨西哥之下。可以预期，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饮料和服装的比重将下降，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体育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从1990到2001年，中国电视机、有线电视和个人计算机这些信息产品的拥有量显然有大幅度增加。电视机、有线电视的拥有量目前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电视机、有线电视数量将达到香港地区的水平，而个人计算机拥有量至少达到俄罗斯世界水平。
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自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成功到1978年，我国经历了22年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的实质变化。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又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我国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消费结构趋于合理。但是，居民收入差距导致的居民消费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思考题
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
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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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来源于林毅夫、刘培林（2003）。
【2】有个名词叫“接班”，意思是父母退休后，子女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这对于子女在农村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3】年货一般是带鱼、羊肉、猪腿、木耳、香菇等现在很常见的商品，但在当时市场上很稀缺，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按定量购买。
【4】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粮票又分为可以在全省通用的和仅在某个县市流通的。
【5】一个企业或事业单位每年可能按单位人员的多少分配几张票。公正的单位领导人用抓阄的方式分配票证，但大多情况下要通过“走后门”得到票证。
【6】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有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形象的说出了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和实质，即改革是走第一步，然后研究下一步如何走，在事前并没有一个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