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咸荣（1927-1993）虽然较早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文学与译介的贡献可以用几个“之最”来概括。最早介绍与海明威和福克纳齐名的一位小说大家亨利·米勒，探讨了米勒所受的褒贬及其生平、自传文体和他对后来作家的影响【1】；最早将严肃与通俗兼容，翻译了美国小说家塞林格——这位被称为“当代风格独特的文学天才”——著作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田》）和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当施咸荣去世后，人们感到美国黑人文学及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学术界为此于2004年11月召开了“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国内各大重要报刊以“难耐寂寞，后继乏人，出版短视，文学翻译现状亟待改观”等题目专门报道此次会议纪要。可见，施咸荣为现代文学翻译界所作的贡献及其译介的重要性。本章我们将对施咸荣的翻译生涯与译学思想在美国小说翻译中的体现进行要旨摭论。
第一节 敏锐理性：寂寞人生及译事活动
施咸荣，笔名方木，施映千，浙江省鄞县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1946年，他毕业于上海天主教会的圣芳济学院（八年制中学，相当于两年制学院毕业）。1947年，就读于上海临时大学农艺系。同年，又考入南京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英语基础好，免修了一些课程，他主动选修了当时著名作家李广田任系主任的中文系课程，他的中文水平也有了迅速的提高。在清华大学一年级时，他随同学们参加京郊土改后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六千字的报告文学，以显著位置刊登在当时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上。同时，他开始外国文学翻译，1950年10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短篇小说《最幸福的人》译作，被收辑在1952年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中。以后，他的其他译作陆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光明日报》《译文》等报刊上。这些译作被收集成两个短篇小说集《马戏团到了镇上》（1951）、《生命的胜利》（1952），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同年，他与叶维芝先生合译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也出版了。1952年由于院校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学习，这期间，他曾被借调到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做口译工作约半年。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同年8月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负责英美文学的审稿、定稿和编辑工作。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研究员。1990年担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担任《美国研究》杂志副主编。1993年5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66岁。生前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会副会长。
施咸荣的名字，可能不少人会比较陌生，但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众多译著很多人耳熟能详。最早把这些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就是施咸荣，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果卓著、贡献很大的文学翻译家和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其中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美国文学简史》《西风杂草》（合著）等论著；生前留下的译作与著述约八百万字。他主持编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外国通俗文库》《现代外国科幻小说选》等作品；他一生翻译了《土生子》（Native Son）、《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第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5著，1969译，译林出版社）、《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65）、《麦田》、《穷人、富人》、《战争风云》（合译）等译作四十多种，数百万字；发表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六十余篇，对介绍当代西方文化特别是当代美国文学，曾作出较突出的贡献。200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翻译家们探讨了施咸荣在文学翻译中多方面的成就，大家一致认为，从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来看，施咸荣最值得人们怀念的，正是他在翻译选材上的独到眼光，而这又植根于他观察世界文化的思想敏锐性。
1979年初，因为《译林》创刊号选稿，当时《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被美国人物传记研究所收入该所1992年出版的《国际杰出领导人物》，翻译出版家李景端想约施咸荣译一篇马克·吐温的中篇作品。他问：“这本刊物宗旨是什么？”李景端回答：“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窗口要对准当今的世界。”他刚与陈原等一行访问英国归来，看到彼时的英国与我们所想象的大不一样。他说办刊物，时效性很重要。马克·吐温作品可以介绍，但年代毕竟远了些，你们应该更多译介英美当代的新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今日真实的西方世界。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些话，确实令人开窍。这次他虽然拒绝了我的约稿，但却送给了我一份珍贵礼物：坚定了以译介西方当代作品为主的办刊信念。
60年代初期，我国要求少数出版社翻译出版西方重要著作并内部发行。因这批书封面均为黄色，后通称“黄皮书”。施咸荣也承担了选择翻译“黄皮书”的任务。他平时很注意学习，经常上北京图书馆借书看书，对英美当代的社会和文化情况比较了解。1962年我国还处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一般人对美国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纸老虎”的印象，但施咸荣似乎预感到，中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有必要让领导和更多的人了解今天真实的美国。
于是他首先选择翻译当时美国很有影响的小说《麦田》。它描写美国一批有反叛思想的年轻人，厌恶旧的传统，与现实格格不入，对未来又缺乏信心，于是出现了各种反叛、出格的行为。选择翻译这样的作品，这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的。
1963年出版后，由于是内部发行，加上这部作品的价值那时尚未为人所知，因此影响不大。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该书得以公开发行以后，才真正受到关注乃至益发受宠。经受长期禁锢，特别是曾被“文革”中的“否定一切”毒害过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也生成过怀疑，他们从阅读这本书当中，仿佛获得了某种宣泄的机会。尽管有疑问、有争论，但对许多读者的思想都有所触动。正如有的评论文章说，对美国青年那股思潮的演变趋势，读后至少有一种警示的作用。1983年在苏州开会时，李景端问施咸荣为什么想起译这本书，他说，战后年轻人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国也会受影响，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中国读者有批判地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历史证明施咸荣翻译这本书是成功的，这当中即使存在什么偶然的因素，都难以否定他当年翻译眼光的敏锐性。
《麦田》至今在中国不下5个出版社有中译本，有漓江出版社的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以及译林出版社的版本等。其中译林刊出的是由翻译家施咸荣1951年的译作。这既是五十几年前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版本，也是中国最早的中译本。20世纪60年代初，施咸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工作，负责英美文学书籍的编辑审稿。他与黄爱先生为了介绍研究西方当代文学的各流派，以“仅供参考”的内部书名义，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实，这些内部书的封面未必都是黄封面，有几本书也有简单的装帧设计。但因为发行量小，为了节省印书成本起见，便只用简单的黄封面或灰封面，后世人谓之“黄皮书”。这些书的版权页上不注明发行多少册，而标明了是以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可当时这两个出版社只是“影子出版社”，没有机构，也没有人员，不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牌子而已。出版内部发行的书籍，用国家出版社的牌子不妥，就用别的出版社的牌子。这一批书中就有赛林格的《麦田》。这些内部书后面大都有一篇“译后记”，按照当时的政治思维，先将那些现代派作品进行一番分析与批判。同时，也要介绍作家的背景，那一股艺术思潮兴起的经过，在西方文化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等。写这样的文章，必须阅读大量的西方报刊，认真研究这股现代派文学思潮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也使得施咸荣走上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1962年底，施咸荣动手翻译《麦田》。次年9月，此书亦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较偏爱此书，以为塞林格无论塑造人物性格、描写手法还是语言文字，均具有精湛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译书时字斟句酌，十分下工夫。仅为此书拟定书名，他便很费心思，原书的英文含义颇复杂，他本想将书名定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可觉不妥。后来，他偶然想起在海岛上看守灯塔的守望员，才改为“守望者”。如今“守望”一词已经广泛使用。他对这一词语的运用颇感得意，觉得是比较妥帖地表现了作者的原意。据说，后来此书在70年代初，曾经与《带星星的火车票》一起，在知青中被当成手抄本流传，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思想禁锢政策在一代年轻人中造成的文化饥荒现象是何等严重。塞林格的小说《麦田》是由施先生最早翻译的，至今无人超越。正是编辑、研究、翻译三者相辅相成，施先生留下了传世译作。
如果说施译《麦田》，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成分，那么，翻译荒诞派戏剧《等待多戈》，那就显示他在译介西方现代派作品上，有了更多理性的考虑。和《麦田》情况一样，《等待多戈》一书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引人注目的。在那个年代，曾经饱受“左倾”思潮的毒害，特别是经历过“文革”造成破坏的人们，迫切地等待和期望拨乱反正。这部作品正好适应了读者求变的心理。读者对“多戈”，可以有种种遐想，也会有很多期盼，而这种追求，无异就是一种开拓，一种动力，促使人们去着力改革，加快开放。所以，它不仅对戏剧改革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在促进思想解放上也生成了有益的影响。后来北京、上海出现一批先锋舞台剧，就是这种思想解放的结果。施咸荣没有留下什么材料解释他翻译《等待多戈》的动机，但仅从他那么早就能选择翻译该剧，其独到的眼光是值得称许的。
施咸荣翻译思想的敏锐性，还表现在他对待西方通俗文化上面。对外开放以后，我国翻译界曾有不少人，认为只能译介西方有定论的古典名著，根本看不起并公开排斥外国通俗文学，甚至1979年冬，还发生过一位外国文学老前辈因看到出版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向高层领导写信“告状”的事件。对此，施咸荣完全不以为然。他认为，随着西方社会商业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加强，人们阅读的形式和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体裁，其中固然有低劣媚俗之作，但也不乏健康、反映现实的佳作，在西方读者中有很大市场，因此不能一概排斥。他认为通俗文学虽然不被学者所重视，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占畅销书之大宗。同时他敏锐地察觉，我国转入市场经济时期后，文学作品也将成为一种商品，通俗文学也必将有很大地发展，认为真正优秀的通俗文学，并不比“纯文学作品”的艺术地位低。过去的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和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都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文学作家。而国外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都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却拥有很多读者。基于这个认识，他态度鲜明地为《译林》杂志介绍英美通俗文学出谋划策；为《光明日报》出版社主编《当代英美通俗文学丛书》；还为漓江出版社主编上千万字的《外国俗文库》。1988年，施咸荣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想乘此机会去多搜集一些资料，计划写一部《美国通俗文化史》。可惜他过早辞世，此事也就成了他未了的心愿。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文坛也有了新气象。人们开始注目欧美现代派文学及先锋文学，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以及黑色幽默、荒诞派文学以及新小说潮流等纷纷进行评介。一部分作家与评论家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不同看法发表在报刊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编选了“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收入了争论双方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施咸荣未参与争论，却写了很多客观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发表在各刊物上。他说，与其赶时髦参与争论，倒不如多译一些作品。出版了作品，读者自有公论。于是，他将《麦田》又经过一番校改，交付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部书出版以后，果然引起较大反响，1983年第一版即印了46000千多册。此书还给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青年作家以启迪，著名学者董衡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了塞林格的影子”。施咸荣的译本今仍不断再版。1983—1986年，漓江出版社三年就发行《麦田》6.2万册；译林出版社的版本至2004年已是印刷了13次，累计印刷35万册。2008年还连续两次印刷出版了配有插图的版本。历史已经证明，施咸荣翻译《麦田》是成功的。当年施咸荣与董乐山、梅绍武组成的“三剑客”堪称一个时代的辉煌。如今“三剑客”已经不在，但他们各自用译笔留下的影响却越来越久远。
无论是《麦田》的翻译，还是《在路上》，甚至是《土生子》，施咸荣在其译著中，均使用符合文本中主人公身份的语言，或者以生动的北方方言映衬原作使用的黑人英语。
以上所论述的有关施咸荣的翻译研究与贡献都是基于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对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小说的研究。期间他发表了“八十年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近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当代美国小说概论”，“应当正确评价当代外国文艺作品”，“《战争风云》是否新型传奇小说？”等研究论文。最具代表的是“近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一文。施文总结了中美建交后十年，美国文学在中国的繁荣：翻译出版作品的大量增加，研究工作的加强与专著的增多，学术论文与交流的繁盛。其中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翻译出版工作出现有序和计划性的发展态势。
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著名“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1957）和另一个与垮掉派有较深渊源的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即是我国文艺界了解国外文艺动态，有选择地翻译出版少量当代外国文学中其中有特色的两本。前者译者署名石荣（即黄雨石与施咸荣合译）。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陶跃庆和何晓丽的译本，1998年又出版了文楚安的译本，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王永年的译本。当然，这不是我们本文要论述的重点，读者有兴趣可以研究比照不同译本的特点，但至少可以说明该书的重译价值。改革开放那年起，《战争风云》便作为内部读物在我国翻译出版，后改为公开出版，立即在我国读书界引起轰动，在文艺评论界引起小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这样一本介于严肃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美国当代小说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尽管美国通俗小说的翻译出版在印数上占有优势，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受到重视的仍然是那些经典作品和当代有定评的严肃文学，只是学者对马克·吐温和德莱塞的研究热情转向了海明威和福克纳。1986年1月和11月分别召开的两次纪念海明威会议就能说明这一问题。中国学术界80年代陆续翻译出版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弥留之际》，中国作家与读者开始注意福克纳独具一格的哥特式怪诞和时空交错的“意识流”手段。施咸荣在文中也分析了为什么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到80年代中国才开始翻译介绍他们的作品。无疑这是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着密切关系。
对美国文学的翻译，学界还呈现多元性和即时性特点。前者体现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由研究英美文学专家朱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包括鲜为人知的女作家凯特·肖班、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等23位女作家的30篇作品；后者体现在1985年北京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威廉·肯尼迪的成名作《斑鸠菊》，该小说1983年在美国出版时就受到评论界与读书界的重视和普遍赞誉。施咸荣对美国文学翻译的介绍与总结，尤其是对小说的情有独钟无疑使得他自己对美国小说的翻译有着深刻的理解。
2004年11月的“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施咸荣的译介地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在写给该会贺信中说：“施先生是我最为敬佩的翻译家之一，认识先生后得以常常向他请教，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都从先生那里得到诚恳的帮助和有益的启迪。最后一次看他，告辞时先生双目微闭，一滴清泪潸然而出，彼情彼景，历历如昨。”他认为先生“学养深厚，特别对美国政治、文化有深入地研究；见地独到，晚年对美国通俗文学的译介，填补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尤为爱惜青年”。
施咸荣在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译介美国文学方面的成就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中国译协副主席李文俊说，施咸荣的翻译，数量多，门类广，效率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着手翻译美国进步文学，黑人文学、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等他都做过翻译，是一位多产翻译家。董衡巽说，施咸荣很勤奋，既搞翻译，又搞研究，发表过许多评介美国文学的学术文章。梅绍武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当时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施咸荣经常来借书，有时还开出美国新书目，推荐我们去选购，那么早他就开始研究美国文学了。朱士达以《麦田》为例，说明施咸荣在翻译工作中的远见卓识。对于这样一部反映美国反叛思潮的作品，施咸荣认识到有批判地介绍这种思潮，可以为阅读者提供积极的借鉴，因此在“文革”之前就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在当时，这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
施咸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十分敬业的出版家。老出版家孙绳武写了长篇书面发言，赞扬他说，新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文学巨著《莎士比亚全集》就是施咸荣负责编辑的，选择版本，校勘译文，找专家补译，直到为全集写序，都是他精心做的。今天，国人能读到有中文之美的莎翁全集，除却译者的笔力，相当一部分功劳归于施先生对译著的补充、润色与校检。此外，该全集的序也出自施先生之手，但是直至全集一版再版，施先生才署了名。“现在有人只编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就被炒得不亦乐乎。”学者资中筠感慨道。
任吉生补充说，精心编书、勤奋研究，是施咸荣当编辑的一个特点，他知识面广，有时连大学里的译者还要向他请教。1978年成立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社团，它促进了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协作，施咸荣正是这个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副会长，还承担了多期《美国文学》丛刊的编辑工作。这种学者型的编辑，是青年编辑的榜样。
81岁高龄的老翻译家傅惟慈在发言中谈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要研讨的不仅是施咸荣一个人，而应该是与施咸荣同辈的那一代翻译家。这一代翻译家通过自己的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外国古典的，特别是当代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现象，使禁锢了多年的读者看到了色彩斑斓的世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戏剧理论家、评论家杜高更以切身的感受说：“上世纪60年代，施咸荣就翻译了《等待戈多》，曲折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也为中国戏剧界推开了一扇门，正是施咸荣翻译的《等待戈多》，把西方荒诞派戏剧介绍到中国，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戏剧界，并由此在北京、上海出现了面目一新的先锋舞台剧，进一步推动了戏剧的改革。”由此可见，翻译家在对外开放中，起着思想先导者的作用。资深出版人李景端概括了以施咸荣为代表的这一代翻译家的三个可贵特点：对翻译事业的执著，不计较名利；专业功底深，外文中文都精通，熟悉几种外语，而且知识面广，有译德；与时俱进，思想开放，善于吸收新事物，视野开拓，有批判眼光。李景端说，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许多文艺形式，诸如意识流、时空倒叙、荒诞剧、先锋剧等，当年主要是经这一代翻译家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像施咸荣翻译《等待戈多》，董乐山翻译《一九八四》，梅绍武翻译阿瑟·密勒戏剧，李文俊翻译难懂的《喧嚣与骚动》等。李景端呼吁，要充分评价这一代翻译家的贡献，重视这一代翻译家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
施咸荣在《西方文学中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新手法》（《十月》1982年第一期）一文中说，西方文学刻画人物性格比较侧重心理描写。从莎士比亚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不断加深，但主要手法是象狄更斯、巴尔扎克那样，让作家充当“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像神一样任意进入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本世纪初，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说在西方流行以后，作家们描写内心世界时则更注意人物的下意识和潜意识活动，从而产生“意识流”的新手法，风靡一时。
施文认为，这种隐蔽心理描写手法在西方流行，与西方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新学说有关，如“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意识和精神世界是不可知的，只有透过行为，才能猜测到人的精神。有的文学评论者认为，这种新的心理描写手法更能适应今天西方读者的要求和他们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起了很大变化，他们对老一套长篇累牍地描写内心世界的方法感到厌烦，宁愿作家多作客观描述，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和体会隐藏于心灵的东西。同时，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时间紧，思想表达方式也日益简洁含蓄，因此也要求作家的艺术风格包括心理描写在内也简洁含蓄。
施咸荣曾在《讽刺、幽默、黑色幽默》一文中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一派—“黑色幽默”，作了如下的评价：幽默而称黑色，就寓有罪恶、死亡、绝望之意。尽管西方评论界对黑色幽默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大多认为它是一种荒诞的幽默，变态的幽默，病态的幽默，也有人称它为“大难临头时的幽默”、“绞刑架下的幽默”。它的产生和兴起，是有其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越发达，人的异化也越厉害，社会制度的残酷性、腐朽性和荒诞性也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标榜的人性、人道主义都丧失殆尽。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现实，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无法理解变幻莫测的社会，因而把客观世界看成是敌对的、荒谬的和丑恶的。到了八十年代，“黑色幽默”文学开始在西方衰落，今天看来，“黑色幽默”似乎更近于一种艺术特色和嘲讽手法。
我们在综述施咸荣的文学创作、理论思想与文学翻译贡献之后，发现他走上翻译塞林格、贝克特、赫尔曼·沃克等作家的作品并非其个人的爱好兴趣所致，也非其个人经历使然，而是他个人的敏锐的文学时代性与成熟的严肃与通俗兼容的艺术思想牵引着他，完成了值得今天深入研究的影响美国社会的当代文学翻译作品。
施咸荣译事活动：
1952年，《斯巴达克思》，叶维芝、施咸荣合译，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
1961年，《麦田》，塞林格著，译林出版社，施咸荣译。
1962年，《在路上》，黄雨石、施咸荣合译，作家出版社出版。
1965年，《等待戈多》，施咸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9年，《第五号屠场》，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5年著，译林出版社。
1979年，《战争风云》，（全3册）[美]赫尔曼·沃克，施咸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等待戈多》，[爱尔兰]贝克特《荒诞戏剧集》，施咸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土生子》，赖特（Wright，R.）著，施咸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流浪汉》，[美]肯尼迪著，王约西、袁凤珠译，施咸荣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