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鲁迅译介：两“迹”相印，两“图”相合
鲁迅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翻译家，“开辟了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源流”【21】。1928年7月，他在《〈奔流〉编校后记（二）》里写道：“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需如此骄傲，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因此，鲁迅毕生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他一生留下300多万字的译著，包括德法俄三国文学作品。他是我国最早译介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如随笔《哀尘》（1903），是鲁迅的第一篇译作；他翻译的德国作品如下：海涅的两首小诗，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凯尔沛来斯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巴林的《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毗哈的《海纳与革命》，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德语是鲁迅熟练掌握的两种外文之一；鲁迅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译坛的一件大事，《死魂灵》也是鲁迅翻译的唯一的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巨制”。据此，我们将鲁迅译介单列加以评述，通过其德法俄文学翻译和研究界对其译作的认识与理解分析，说明作家的创作和译介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等在内的多种因素。鲁迅的翻译思想概言之是两“迹”相印，两“图”相合的互动过程：投身翻译的足迹和其思想的心迹相印，鲁迅翻译实践地形图和其精神的地形图相结合。1930年代鲁迅主编的《译文》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1950年代茅盾主编的《译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间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茅盾在50年代为《译文》写的《发刊词》中重点提及的老《译文》，审视鲁迅的翻译观念和实践；另一方面，鲁迅的译文序跋中，蕴涵丰富的理论。它们虑远思精，鞭辟入里，启人疑窦。译文序跋之观点与鲁迅翻译专论之结合研究，能使我们深刻理解鲁迅冷静的纯学术思考与完整的翻译思想。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22】。翻译这种“文化政治实践”始终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鲁迅的翻译之路尤为明显。他是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高潮译者中的领军人物。鲁迅希望通过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来唤醒沉睡的国民，号召大家起来抵抗列强，扶助弱小。在给江绍原的信中，鲁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英美的作品我很少看，也不太喜欢”【23】。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窃来了俄罗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时，就多次提到俄罗斯文学，其中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对于苏俄文学的喜爱是因为鲁迅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欲将这些外国的先进文艺为我所用，改造社会。重视输入革命思想，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利于新文学的建设，催进和鼓励创作是鲁迅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
鲁迅翻译的雨果《随见录》中的《芳梯的来历》便显然受到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译者附记》中，鲁迅表现出当时对雨果其人其作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引用雨果《水夫传》（今译《海上劳工》）中的一段话说明雨果小说创作的主题指向及社会意义：“《水夫传》叙曰：‘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而三要亦存是：人必求依归，固有寺院；必求成立，固有都邑；必求生活，固耕地、航海。三要如此，而为害尤酷。凡人生之艰苦而难悟其理者，无一非生于斯者也。故人常苦于执迷，常苦于弊习，常苦于风火水土。于是，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作者尝于《诺铁耳谭》（今译《巴黎圣母院》）发其一，于《哀史》（今译《悲惨世界》）表其二，今于此示其三云。’”【24】鲁迅初涉译坛便选中雨果作品并非偶然，这与当时社会情境相契合，与鲁迅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困境之认识相一致，与鲁迅文学翻译的责任意识相融合。
《文化偏至论》是反映鲁迅早期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该论文在介绍了从古希腊罗马至世纪末的西方文化之后，接着便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兢集而迫锣，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因此，“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右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其要义便不是单纯为了介绍外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流派，而是为了与中国文化、文学形成比较。20世纪20年代，鲁迅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交流，用文艺架设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谊桥梁。他曾主持专收翻译文章的“未名丛书”，后来由韦素园接手发展成以出版译作为主旨的未名社。30年代，为了打破闭塞，加深对世界的认识，鲁迅与茅盾共同创办《译文》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不仅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还非常注重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注重从理论上对翻译问题进行探讨。“鲁迅早年热衷编译、改译，甚至乱译，后来提倡直译，到晚年又时不时轻声呢喃着‘意译’。”【25】他的“直译”、“重译”、“复译”理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便开始奠定了鲁迅“直译”的风格，在随后几十年的翻译里，鲁迅便一直信奉着这样的一种直译意念。瞿秋白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实质”领导人，鲁迅曾录写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送给瞿秋白，但是他们就“直译”问题上有过相当大的分歧。鲁迅的下段文字是其至死前最后一篇讨论翻译方法的文章，就翻译观问题上，并不因瞿秋白的批评而与之妥协或让步。他写道：
还是翻译《死灵魂》的事情。？？动笔以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26】
鲁迅所提出的文句上的“直译”，甚至“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翻译方法时，背后隐含着对中国语文的一种理解，就是汉语极不完备，无法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内容。鲁迅说过：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27】鲁迅认为，语言不够精密，人们的思路也会变得不够精密，“脑筋有些糊涂”。为了输入新思想，从而拯救国家，首要的任务便是要改良和创造新的语言。
鲁迅1903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斯巴达之魂》最能体现其意译观念。在鲁迅当时心目中，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分野毫不重要。我们所读到的鲁迅刚开始文学翻译实践的作品，尽是林纾等意译的成果，待到他自己要着手翻译时，完全受制于晚清的意译风尚，是毫不为奇的。鲁迅曾说在“翻译”《斯巴达之魂》的时候，受到“当时的风气”影响，相信“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是好文章，他甚至说到连用词上也受严复的影响。【28】晚清翻译以意译为主，有它的时代及政治等因素。【29】鲁迅的意译法的使用亦在情理之中。他采用意译，并非“自作聪明”，而是与时俱进的翻译手法罢了。
鲁迅翻译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时期：从1903年他开始翻译到“五四”运动为第一期，代表作是《域外小说集》；从“五四”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第二期，该时期鲁迅移译了不少东欧和北欧的作品，有《说幽默》《苦闷的象征》等；从1927年到1936年他逝世是第三期。这是鲁迅译事的辉煌时期，代表作有《思想·山水·人物》、《小彼得》、《毁灭》、《艺术论》（卢氏）、《死魂灵》等。【30】韦努蒂曾在《不光彩的翻译》（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中论述鲁迅翻译策略转变所受的影响。【31】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受林纾、严复的影响。鲁迅在青年时期曾满怀激情地阅读了由他们翻译过来的哈格德与赫胥黎的著作；第二，受歌德和德国哲学家希勒尔玛卡（Schleiermacher）的翻译策略的影响。后者在“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的演讲中说道：“译文越贴近原著，就会让读者越感到它是外来的东西。”鲁迅的这种异化翻译策略的转变是想建设一种现代文学，并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矛盾来对它进行质问；第三，对读者群的划分，《域外小说集》的深远意义在于表明了鲁迅的异化策略已在中国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它也标志着鲁迅的翻译实践已由中国文学的边缘地位转向中心地带，影响着许多年轻的作家，并开始追随他们的文体创新。
鲁迅的翻译观与他的文学观是分不开的，他对文艺与政治的论述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鲁迅在翻译文学中的政治取向：
？？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32】（p.934—937）
基于对文学与政治的理解，才有了鲁迅于1930年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提出的广为后人引用的关于翻译的精辟比喻：人往往以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鲁迅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因此，对鲁迅翻译的理解从“直译”、“异化”观是远远不够的，应与鲁迅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取向结合。鲁迅在《“硬译”》坦言，“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印出好书来”【33】。鲁迅致曹靖华、董永舒、瞿秋白、姚克等人的书信中一再坦陈“重译之后，错误当然更加不少”，并真诚希望更多的译者从原文直译。
国内外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从20世纪最初十年的末期开始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滥筋和初步发展，经年代的高峰，又经历以后的递进、挫折、复苏、开拓，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在这一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鲁迅研究的论著，从未间断过发表与出版”【34】。至今国内有关鲁迅翻译家的专著已经有三部，分别是：1989年出版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系的伦德伯格博士（Lennart Lundberg）撰写的博士论文《Lu Xun as a Transaltor》，2004年月出版的刘少勤著《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和2005年出版的王友贵教授的《翻译家鲁迅》。他们的研究路径是描述性的，以译文为心，通过大量翻译作品的分析，试图考察鲁迅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鲁迅思想和文学观之间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