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俄罗斯译介：实现审美意象，再现社会语境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百余年来，前辈筚路蓝缕，后辈继往开来，数代翻译家和研究者历经曲折，终于铸就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辉煌，其成就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虽然目前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还存在些问题，如：带有总结性的，能集中展示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整体风貌的成果较少，缺少相应的基础工具书，尤其是大型专业工具书，无法满足相关人员的更高层次需求，但是2005年4月启动的《俄罗斯文学百科词典》编撰工作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译介、教学与研究在我国日益向纵深拓展。我们在本章节中要探讨的是浙江翻译工作者就俄罗斯文学翻译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周作人、周建人、郑振铎、胡愈之、草婴、叶水夫、冯岳麟和最早翻译高尔基作品的吴祷，翻译《我们二十六个和一个女的》的孙伏园、翻译《邻人之爱》沈泽民等的成绩显赫。
俄罗斯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历程出现过三次高潮：1920年初，我国新文学界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形成了第一个热潮，对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感受十分切近，译介颇为自觉；第二次，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开始，浙江译介以草婴为代表翻译了被称为俄罗斯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集大成者的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共12卷400多万字；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意识冲击学术界，“市场经济”的闸门打开了，出现对俄罗斯名著重译与新译浪潮。此时鱼目混珠，真伪难辨，令叶水夫先生发出失望和担忧的感叹。
中国的首次苏—俄文学翻译热可以以郑振铎（1898—1958）为代表。他原名木官，字警民，主要笔名有西谛、CT等，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郑振铎本人译述外国文学有明确的重点，主要是俄—苏文学。在俄—苏文学方面，据笔者统计，在1921-1936年，他通过翻译作品、撰写作家传记以及为他人的译著写序等形式，总共向国人推荐介绍了契诃夫、阿志巴绥夫、安特列夫、克雷洛夫、梭罗古勃、史拉美克、路卜询、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以及高尔基等13位优秀的苏俄作家作品。据有关资料【17】，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前后（1917—1929年3月），被着重译介到中国的俄—苏主要作家共计有21人，而郑振铎所译介过的上述13人均在其列，有的还是由郑振铎唯一作译介的，如史拉美克的剧作《六月》。这充分说明郑振铎的译介眼光，也为当时的俄—苏译介工作作出了贡献。至于郑振铎对于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作品的译介更是不遗余力，但不是本章节重点。显然，他的翻译是点与面的结合，是有计划的译介。郑振铎在谈到为何着重译介俄—苏文学的原因时指出：“俄罗斯的文学是近代世界文学的结晶。现在能够把俄国文学介绍来，则我们即可因所得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了。”【18】而且，他还把译介工作提升到对之作研究的层次。在自己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他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俄—苏文学研究的专著《俄国文学史略》即为明证。【19】与此同时，他提出独到的翻译思想，强调成功的文学翻译，“不仅是要译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的意义并表现出同样的风格与态度，并且还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ease）完全具有”【20】。
诚如冰心老人所言，郑振铎是她朋友中死得最仓促的人，是中国的爱国文化人永志不忘的人。老一代文学家，如：巴金、徐迟、胡愈之、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为其写过专门的评说。季羡林更是把他比作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憨厚。这些评价足以说明他的人格魅力与其文学翻译和研究风格一样夺目。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热主要体现在重译普希金的作品，是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热的第二次高潮。那年，草婴发表以普希金同名小说《暴风雨》为书名的译作集。这次的翻译热潮一直持续到1985年，为使普希金作品在中国得到普及，他翻译出版了传记丛书《普希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大量的翻译作品和不断出现的新译作证明中国文学界对现有译作质量并不感到满足。冯岳麟（1914-）和草婴是该时期必须提到的两位浙江籍翻译家。前者原名冯鹤麟，笔名苍松，文学翻译家，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华俄夜校。后为《时代》《苏联文艺》《时代日报》译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时代出版社编译，上海编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译有（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少年》，（苏）卡扎凯维奇《奥德河上的春天》、拉齐斯的《渔民之子》等。其中冯译本《罪与罚》被学界誉为改革开放后最好的一个译本。
我们知道名作翻译难，要译好托氏的三部曲，《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则是难上加难。耿济之在《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中誉托氏为“俄国的国魂”、“俄国人的代表”。草婴（1923-）翻译托氏三部曲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亦足见其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这是皓首穷经的工程。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说：“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草婴八十高龄不倦译事，他曾风趣地说：“我是在上海念的俄罗斯大学。”草婴走上翻译托氏之作即是其人生的奇缘，也是其人生的必然。200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草婴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上他谈到：“我为什么特别选中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普遍认为，对这样的作品翻译自然对译者有三方面要求。第一，它要求译者贵在整体把握。草婴以一个翻译家博大的胸襟和严谨的作风，数载寂寞，呕心沥血，追求着译文与原作并驾齐驱的完美。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人，1987年获前苏联高尔基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翻译家。托氏三部曲是托尔斯泰倾注毕生心血，历时六十余载酝酿写就的一部鸿篇巨著，内容博大精深，形式错综复杂，体裁丰富多样，气韵无可比拟。像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和把握，根本就谈不上再现原作的风采。第二，文体上采用形式上的神交。译文无论从句法的转换还是词语的选取都考虑要恰如其分地译出原文的整体效果，依据原文上下文内在的联系和在整体表现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寻找出与原文特点相称的表达方式。第三，语言上保持原作风格的体现。译文之所以能投胎重生似地再现原文的整体风貌，当然取决于译者驾驭双重乃至多重语言的深厚功底。译者译出的字字句句都体现了他对整个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他对原文作者的生活感受，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的理解和把握。草婴始终意识到自己是译者，而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忠实地用符合原文语言风格的语言来传达原文的信息整体。因此，译文在把握原文风格的基础上始终追求与原文语言特色相一致的语言形式来传达和再现。雅则雅，俗则俗，既无生搬硬套之痕，也无超然原文之上的艳装浓抹之“雅”，与原文的语言亦步亦趋；清新淡雅，诙谐幽默或生涩隐晦，交相辉映。草婴的译文无论从整体的把握和由此而决定的形式的转换，还是语言的融贯上来看，译出了托尔斯泰的风格，译出了原作的神韵，是近年来我国俄罗斯文学译介中难得的杰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草婴译本已成为一种品牌，是优秀译本的象征和标志。其译本之所以经典，除了他敏锐的眼光之外还在于他鲜明的翻译风格。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的感受。”
草婴把自己的翻译过程归纳为四个步骤：首先是熟悉原文。反复阅读原著，读懂原著，然后考虑怎样较好地表达原意，让人物形象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接着动笔翻译。忠实地把原句译成中文。然后仔细阅读译文。查看漏洞、误解之地，逐一加以改进。最后再从中文角度审阅译稿，务必使中文流畅易懂，有可能请朋友朗读译稿，改正拗口地方。这四步看似简单的翻译程序，但凝聚了草婴从1941年至今从不间断的翻译实践心血。50多年来他还翻译了《肖洛霍夫文集》中的“三部曲”：《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顿河的故事》。译文既保留原有的俄罗斯民族化风格：浓重恢宏、野性粗犷，又让读者感到风格雅致，音调铿锵。草婴喜欢其作品是因为他认为肖氏承继了托氏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魅力。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冯骥才盛赞草婴为托氏的“专职”译者，并说其能对高难度的长句驾轻就熟，绝非一日之功。读者可以查阅1988年《外国语》第4期刊登的李蟠“评《复活》的两个译本”管窥草婴译文的精湛之处。
总之，我们应该把80年代新时期俄苏文学译苑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归于草婴等老一辈翻译家的无私奉献和70、80年代加入翻译行列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更应该把这种盎然景象归于我国出版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在介绍俄苏文学方面也做出努力。
新时期的俄苏文学翻译正朝着全面、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到了第三次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让人不容乐观。1999年《出版广角》第九期刊登了《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李景端的文章。他认为找译者难，其根子在于翻译的重要性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至今缺乏追求以翻译为职业的社会舆论和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过去译坛出现过傅雷、朱生豪、汝龙，以及如今还健在的草婴、钱春绮等一批卓有建树的职业翻译家，他们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在他们之后，职业翻译家几乎“断种”了。理论上谁都知道，对外开放，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翻译是绝不可少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翻译又沦为只有赖于业余进行的“次要工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综合治理。
而早在90年代初，俄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叶水夫先生就开始担忧译坛前景。叶老一直关心青年一代翻译工作者的成长，1990年他主持中国译协以来，无论是1992年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上所做的题为《再接再厉，为进一步繁荣我国翻译事业而奋斗》的报告，还是1994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1996年首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甚至是1995年祝贺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叶老无不关心中国翻译事业的科学发展。就在叶老逝世前夕，他还与翻译界的老一辈联名发出“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国际译联把“翻译职业道德”定为2001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足见世界译坛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之前，叶水夫曾称赞《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出版工作，把它们称作外国文学名著翻译工作中的一项奠基性工程。称赞编委工作的严谨性，号召并激励青年译者努力进取，群策群力，为在新形势下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新贡献。事实上，叶老本人就是很好的敬业典范。1946年叶水夫先生翻译了《青年近卫军》的第一个版本，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该版本，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无法读到。1954年，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增订本问世，很快就风行于青年学生之中，因为当时的中国，正逢理想精神和英雄主义高昂的时代。由于叶老在翻译和研究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苏联莫斯科大学于1987年5月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叶老认为认识一个民族要从认识其文化开始，所以他始终坚持把这一观点落实到名著选择与翻译实践中。关于《青年近卫军》的两个版本比较，读者可以参考《俄罗斯文艺》（2002/02）杂志上李英男的文章。叶老的译著还包括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皮萨列夫《现实主义者》、普希金《驿站长》、乌斯宾斯基《遗失街风习》、葛罗斯曼《生命》、戈尔巴托夫《不屈的人们》、科涅楚克《赴苏使命》、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等。叶老一生笔耕不辍，文如其人，追求“自然”，顺其自然，自自然然。我们可以用16字概括：豁达平易、学养精深、治学严谨、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