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捐赠者的慈善捐款发挥杠杆作用，去吸引更多的捐款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传统，由来已久。许多捐赠者——个人、基金会乃至政府的捐赠机构——都用过这种办法。不过，其中有好几种不同的具体做法，有必要分别加以说明。
从历史上看，有一些预想不到的、可以称之为“带偶然性的”杠杆作用的例子。1638年，约翰·哈佛（John Harvard）把他的一个藏书400余册的小图书室，连同375英镑，遗赠给了在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新注册的一所大学（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这所大学成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已拥有5亿美元左右的捐赠基金。
在19世纪后半期，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铁路巨头、州长和后来的参议员——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公民”。1884年，在他的财富和影响如日中天之时，他16岁的独生子不幸去世。深受打击的斯坦福参议员和他的妻子，化悲痛制订了一个计划：建立一所大学，以儿子的名字命名。1885年，他们率先捐款500万美元，办成了这件事。现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已成为同哈佛大学比肩而立、西海岸一所声望与资产都在最前列的大学了。它的捐赠基金已超过2亿美元。
1829年，一个名叫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的英国人（他从未到过美国），留下11袋金镑硬币（当时值50万美元）让人转交给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盛顿特区创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院，“为了积累和传播知识”。美国国会断断续续地辩论了10多年，才同意接受这笔捐款。而今天，史密森博物院已成为包括15所重要的博物馆、9个重要的研究中心以及公园和其他设施的庞大联合体。为了支持这一伟大事业，联邦政府现在每年给它拨款3亿多美元，另外还有大约同等数量的研究项目投资和个人捐赠等。
无需说明，上述任何一个捐赠者，都不可能预见到美国人口和财富的惊人增长、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巨额资助，以及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也能成为国内文化、科学的中枢等。然而，所有这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却使得上述捐赠行为的杠杆作用爆炸性地发挥到了极致。
除了以上带有偶然性的第一种杠杆作用外，还有更多捐赠行为的杠杆作用是可以事先安排并加以说明的。所以第二种，是由捐赠的附加赠款及其所要求的条件促发的杠杆作用。在作出捐赠的同时，捐赠者要求受赠者也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同捐赠者已捐的数额相比，从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如能达到一定比例（如1∶1或2∶1或更大比例），则受赠者可再得到相应的一笔附加赠款作为奖励。这种办法，现在在私人捐赠者和基金会以及像国家艺术基金会之类的政府机构的实践中，已经十分通行。这样给受赠机构某些“杠杆”去寻找新的捐赠，对它们自然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这附加的要求太过分，或者准备受赠的机构不具备筹集资金的能力，那就会使它们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甚至只好就此罢休了。因此，捐赠者要采用这种办法，需三思而行。
捐赠行为的第三种杠杆作用，可以称之为“策略性的”，办法是为一定的捐款规定与之匹配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只是单纯促使受赠者从其他渠道为原定项目引来更多资金，而且更是为了实现另一些重要目标。安德鲁·卡内基对他的公共图书馆的捐赠和朱丽叶斯·罗森沃尔德对南方地区学校校舍的捐赠，就是这方面的两个很好的例子。卡内基在进行捐赠时，除了要求当地社区也拿出与他捐款额不相上下的捐款外，还特别要求其承诺对他资助建设的这个图书馆持续作出实际的支持，并保证让所有市民参与其事，人人享有图书馆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承担维护它的义务。同样的，罗森沃尔德在捐资兴建学校的过程中，在向当地社区提出相应捐款要求的同时，也特别提出了一些思想上的要求，希望其对于兴办公立学校这一思想主张的实现真正树立起责任感，并大力进行宣传。在卡内基、罗森沃尔德那个时代的公益事业中，他们的这些思想观念都是非常先进和影响巨大的。
卡内基在创建他的教师保险与年金（TIAA）协会时，也许是无意间，才发现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杠杆——企业杠杆。在1914年时，他的意图很单纯，就是为了给退休教师支付养老金。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笔开支将要大大超出他的财力资源。于是，他重新制订了方案，创造了新型的教师供款的退休金和退休保险。由此产生的非营利保险公司，就是现在美国排行第五的保险公司和最大的养老金基金。它自给自立，参加者有1400万人，拥有的资产总额达百亿美元，使23万退休者长年受益。
TIAA在推行针对全体美国人（而不只是针对教师和非营利机构员工）的养老金计划，并使之更加完善和灵活的过程中，是一股极富创造性的力量。这是一个在规模上只有哈佛和史密森的创造能与之相比的“杠杆”样板，也是一种顺乎潮流的思想力量的戏剧性展示。这一个案的最不寻常之处在于：一是卡内基在创建它时的行动；二是极少见到美国其他大商业企业家在非营利领域准备（或只是尝试）去做一番与此相当的创造性事业。
另外，还有两种有趣而重要的慈善杠杆：私人捐赠和公共基金的互动作用；广泛引发捐赠者自身连锁反应的“一连串”奉献。
玛丽·拉斯克和她的基金会在推动政府投资庞大的医学研究与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作用，可以作为第一种即互动性杠杆的例证。再如芝加哥的欧文·哈里斯（Irving Harris），一个长期从事公益事业、成绩显著的捐赠者，也曾有效地调动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支持他在城市住房建设中援助儿童和贫困家庭的项目。还有其他的例证，如20世纪60年代卡内基公司的创意导致公共广播公司的创建；福特基金会的捐赠促使政府在六七十年代不断改进与贫穷作战的方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农业研究方面的努力促使美国政府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作为，让各地政府之间有更多的合作，等等。
应该承认，基金会的这一类杠杆作用，有时被它的赞赏者和评论者有所夸大，但有不少像上面这样一些令人难忘的事例是无可否认的。
另一类杠杆作用，是由某些特定的慈善项目那令人鼓舞的及时性、吸引力及其成果的多种多样所产生的。这方面最有趣的例子，是纽约的成功企业家尤金·兰（Eugene Lang）不久前发起的“我有一个梦想”项目。尤金·兰是一个贫困移民家庭的儿子，在纽约上过公立高中。多年以后，1986年6月，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校友，应邀回校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当他走上讲台，看到面前的年轻听众大都是黑人和西班牙人时，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要给他们所有的人提供全额奖学金——只要他们坚持上学并完成学业。
他果真这样做了，这在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地方乃至全国的注意。这件事的发生，几乎是出于无心；但它发生的时候，全国公众正在为城市中少数民族居住区学生的辍学、犯罪、吸毒以及绝望情绪蔓延而日益担忧。尤金·兰的捐赠行为，似乎直接击中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因此他成了全国英雄。他的“我有一个梦想”项目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如野火般在美国许多新的百万富翁中间传播开来。从那时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男女富豪先后发起、赞助了157个此类项目。其结果，有超过1.2万名“梦想者”走进了大学。
与前面叙述的那一类带偶然性的杠杆作用一样，这类捐赠的扩大和增长也不是事先计划的，甚至是难以预期的。然而它表明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现象：一个应时而至的火星，可能点燃一大片美丽的篝火。
最后有待说明的是最为切实可行的一种能够最大限度扩展慈善捐赠效益和影响的杠杆作用，这几乎是所有认真的捐赠者都可能在其公益事业的实践中运用的。具体地说，就是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时间、才智、经验和精力——连同他们的金钱，一起奉献出来，投入进去。
这类杠杆作用，有三个最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那就是：弗雷德里克·罗斯（Frederick Rose）和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以下简称林肯中心）；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和纽约历史悠久的卡内基音乐厅；李·艾柯卡（Lee Iacocca）和他对记忆犹新的、有争议的集资运动的领导——为了修复自由女神像和重建埃利斯岛移民中心，重现这两座历史纪念碑的原貌。
弗雷德里克·罗斯
弗雷德里克·罗斯，是东海岸一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作为一个慈善家和市政服务雇员，他的事业也同样成功。早年，他在犹太教的和非宗教的慈善工作中，都干得相当出色。后来，他成为高等教育方面的慷慨赞助者，并成为一些著名机构（如耶鲁大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纽约首屈一指的文化综合体林肯中心等）的董事会成员。
罗斯在每个董事会都十分认真积极。他对林肯中心最近一个项目的领导生动地证明了：当捐赠者把自己的精力、经验和才能同金钱一起投入所从事的事业，将能使自己的捐赠产生怎样的杠杆作用，取得何等巨大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