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府与企业一样，同样置身于愈加复杂的舆论环境中。现实的复杂性，舆论工具的快速传播性，导致突发事件在数量上突飞猛进，影响力也不断趋向重量级。尤其是具有强大催化作用的网络舆论的出现，更是加大了政府应对舆论的难度。鉴于网络舆论强大的功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网络舆论这一工具，制造新的危机，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借此实现“以危化危”，即制造新的危机化解原来的危机。即使是在政府部门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经过网络的发酵，也有可能会被催化为轩然大波。
2010年4月，一张“千人下跪”的照片出现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4月13日早上7时左右，数百名村民聚集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办公大楼集体上访，要求市长出面接待。市长拒绝露面，村民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持续时间约半小时。“千人下跪”事件引发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久庄河市市长迫于压力而辞职。
然而，有些政府部门现有的舆商还不足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他们不注意舆论处理的艺术，仍然在旧式危机管理中徘徊，试图以权力与突发事件硬碰硬。企业在处理舆论上所犯的错误，也经常在政府身上发生。
在政府官员头脑中存在一种惯性思维，即发生事情后抱有侥幸心理，走鸵鸟般的逃避道路，对事情能隐瞒则隐瞒。许多领导不了解现代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发达程度，还只是停留在电视、报纸层面，寄希望于找找关系塞一个红包就能将事情摆平。殊不知，社会化舆论因其受众面广、影响广泛且言论自由等特征，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隐瞒真相、推脱责任、反应迟钝等种种错误的应急方式延误了切割危机的黄金时间，导致危机蔓延。
2008年6月21日，少女李树芬在贵州瓮安城郊西门河跳河自杀。由于瓮安警方未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将跳水少女家属怀疑奸杀李树芬的3名嫌疑人释放，从而导致家属与当地警察的矛盾升级，也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少女溺水7天后，人们拉起“为民申冤”的横幅，组成游行队伍强行进入瓮安县公安局，游行人群与拿着武器的警察发生冲突。整个瓮安县城一片喧嚣，浓烟滚滚。直到上千名武警被急派到瓮安，混乱局面才得以控制。
不但政府部门在处理公共事件时要注意与公众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同时政府官员个人也应像企业家一样，注意自己的言行。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2010年10月8日，媒体上出现了一篇《风水惹的祸？重庆官员与开发商博弈》报道，称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要求当地一个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报道中还列举了王银峰不少与其政府官员身份不相称的言语，如：“你懂不懂风水？在这个地方你的建筑起来了，就挡了政府的办公楼。这里是衙门！你要建在这里的门口？”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王银峰信誓旦旦地否认媒体之前的报道：“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如果说他们说确实有，这两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录音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听一听。”没想到，开发商还真“听话”地把录音放在网络上了。在录音中，王银峰竟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在报道中，王银峰以一个毫不讲理的强势角色出现，既丢了其个人的面子，又丢了当地政府的面子。
政府官员更要洁身自好，言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偏离道德法则，甚至稍过激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满，引发大危机。的确，借助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官员个人的地位相对强势，他们拥有更强的话语权，也能动用更多的资源进行危机管理。同时，在功能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官员与企业家，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明白自己的弱势地位，官员说话就得悠着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下降。
2010年春节前后，一条“地震即将发生”的谣言竟“忽悠”了大半个山西。由于一条“家人们，明天早上6点以前太原地区有地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并转告身边的朋友们，切记！！！”的谣言短信，2月21日凌晨，山西省几十个县市出现成千上万人扶老携幼冒着严寒来到户外空旷地带“等地震”的“奇观”。尽管地震谣言发生后，山西省政府进行了辟谣，但并没有阻止谣言深入人心。
许多人宁可相信不明来源的短信，也不相信官方言之凿凿的澄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政府公信力下降，意味着政府的话语在老百姓心中没有了分量。那么，政府以后的执政与执法，即使是公正公平的，老百姓也有可能在心中画个问号。
“华南虎”事件、“钓鱼式执法”、“躲猫猫”事件一系列损害政府形象的突发事件，都在瓦解着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容不得瓦解和透支。公信力是政府执政的基础，一旦政府丧失了公信力，造成的不良影响是难以想象的，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醒。
而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舆商是重头戏。提高政府舆商的方法，与提高企业的舆商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政府要学会顺“势”而行，利用传统媒体、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在口径一致的原则下，充分与公众互动，表明政府的态度，公示政府采取的措施等，以提高公信力。
事实上，政府已逐渐认识到提高舆商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各政府部门正在大举进军“微博”这个新兴媒体。广东、河北、北京等地的公安机关于2010年开通微博听取民意、汇集群众智慧。不少政府官员也赶时髦开通微博，与公众进行更为直接、亲切的沟通。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几乎天天更新微博：“我很少看电影，但妻子听说《让子弹飞》非常好看，非看不可，我只好陪她去看。看毕，我问她：‘好看吗？’她却问我：‘你说呢？’我说：‘我不敢说不好看’”让人看到刻板、严肃的官员也有幽默、生活化的一面。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开通微博后表示：“网友的问题，不要过滤，原汁原味地抛给我，哪怕是骂我也行！”微博问政，越来越成为政府机构、官员与民众互动的有效媒介。
《名利场》杂志编辑大卫·弗雷德说：“以前，政府总是会倾向于控制信息，可是现在，普通人拍摄的照片突然之间改变了一切——普通民众似乎掌握了话语权。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你都要负责任，因为你会被人看到。”
通过提高舆商，政府能够改变错误舆论处理方式，以一种更为合理、和谐的艺术手法处理公共事件，维护官员个人形象和名誉。因此，舆商这门课，政府部门不能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