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贫困只是意味着生活没有了劳动或者失去了工作；而在中国，贫穷即使如果不是面临着饿死冻死的威胁，也意味着实实在在的饥饿和赤裸的生活。人们不难判断和估计，四万万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的物资极为匮乏，生活相当困苦。探讨他们是如何生活下去的，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难题。
有些人有时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非常富裕的。其实这种看法大错特错。确实，这个老大帝国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能，然而这些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其广大的民众仍然处在异常贫困的状态：那种贫困状态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把美国和与中国作一对比，那么，美国的人均财富占有量一定是中国人均财富占有量的许多倍。因此，同样是“贫困”两个字，在美国和中国的含义大不相同。在美国，当一个人每天挣的钱，比方说，只有两美元，却要维持一个家庭时，我们才说他很贫困；而在中国，一个每天挣两个美元的人将被视为不啻花天酒地中过生活。在美国，如果一个体力劳动者不能使自己和他的家人每天吃上两次肉，那么这家人就被视为度日艰难，陷入赤贫；而在中国，虽然肉类比在美国要便宜得多，可是在那里即使认为自己的报酬还相当不错的体力劳动者，他每个月也吃不上一斤肉。在美国，贫困只是意味着生活没有了劳动或者失去了工作；而在中国，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天没有饭吃。
当然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食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劳动报酬很低，维持劳动者生存和支持他们重复劳动的食品的价格也应该相应降低。不然，饥荒将会导致饿殍遍野。中国人的生活并不致太可怜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比较低。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生活在收入与资源允许的基础之上，量入为出，自娱自乐。尽管一些富裕的中国人穿着讲究，家庭装潢豪华，但与西方富人一样，他们需要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与气质，只是不同的风格体现。总之，中国与其他任何地区一样，量入为出是最基本的生活原则。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收入在 10 ～ 30 分白银之间，平均水平不到20分；非熟练工人，或者用中国的话形象地说是“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在 5 ～ 10 分白银之间，平均水平不会超过 7 分钱。中国既没有光棍，也没有老处女。中国人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我经常雇用固定的信使。他需要跑三十英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内地的船只经常雇用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全程达一百二十五英里，报酬是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那么纤夫再步行返还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许多中国人甚至以路边捡粪便为生。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这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贫穷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无数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一天失业找不到活干，就意味着要饿整整一天的肚子，得不到任何事物。
根据以上所述的一般劳动力价格，我们不难判断和估计，四万万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实际生活得相当困难。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对付下去的。他们的日常饭菜有米饭，以及加上过量的水煮的甘蓝。如果再有几块用浓盐水腌的生萝卜咸菜，那便是佳肴美味。买一点干西瓜子作为点心大嚼而特嚼一番，就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和乱花钱了。在夏季，他们经常的菜肴是黄瓜，生吞活剥，皮肉不存；秋天，他们吃萝卜、胡萝卜等；有时他们也啃西瓜，往往连皮也不会剩下。在帝国的某些地区，人们以小麦、燕麦和玉米代替大米作主食，以上物品便是大多数中国人全部的食物消费品，即那些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里终年勤奋劳作的普通人家的日常食品，至于那些乞丐和极其贫困者，则很难保证能够填饱肚子。
我曾有幸在一座佛教寺庙里过了一夜。这座寺庙位于离北京东去一百多里群山环抱风景优美的一个山谷之中。当时正是金秋十月，庙里的僧人虽然乐善好施，热情待客，却也拿不出什么美味的食物招待我。他们有的只是一些生板栗，还有从院子里一眼山泉中汩汩流出的清凉甘甜的泉水。当我谈起食物的寒碜时，那位负责寺庙事务的老僧长似乎很惊讶。他说：“可是您并不了解我们的板栗有多么神奇。它们可绝不是一般的水果。如果您吃上一斤，再多喝点泉水，那么肯定能使您的饥饿顿消。”他说的话倒是的确不错。
另外一次，我与几位同伴在中国的西部游历。在一个周六的傍晚，我们来到了一家山村小店。店里唯一能够提供的食物，是将面粉和水擀成面条，然后放到开水里煮熟。这种东西毫无滋味，硬如皮革，难以下咽和消化。但是，除此之外，店里已经一无所有。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搜求之后，一位古道热肠的当地人给我们提供了几个鸡蛋。村子里实际再也没有可供我们吃的东西。第二天，我们的仆人意外地发现街上有人在叫卖肉。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立即去买回了一些，因为我们确实已经饥不择食，煎熬得心急火燎。那肉已经煮过，于是仆人匆匆地热了一大块，端到我们的面前。那肉气味非常怪，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我们仅仅尝了一口，便足足够了，再也没有什么饥饿感，因为胃里直往上翻腾。我们于是询问仆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肉，但根据他的判断，好像是牛肉。他还说，当时卖肉的老人推着一辆独轮车，正在离小店不远的地方叫卖，肉便是从老人那里买来的。我们就去寻找那位老人，很快便找到了他。于是，我们与他进行了下面的交谈：
“您好吗，老先生？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真是好极了。早上我装了满满的一车肉出来，您看，现在卖得只剩下车上那几块了。”
“您卖的什么肉？是牛肉吗？”
“不，不是牛肉。我住在离这儿几里地的另一个村庄。我养的一头老骡子生病之后死掉了。可是我舍不得把它白白扔掉，就把皮剥下卖给别人，把肉煮熟，也卖得只剩下您看到的这一点了。”
还有一次，在中国的西北部游历时，我与另外两名同伴走迷了路。我们在前面先行，把赶骡人、行李和仆人等都远远地撇在了后边，结果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直到天黑之后，我们三人才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摸进了一家小客店。当时正是十二月份，天冷得滴水成冰，身边又没有仆人，真是狼狈至极。我们将随身携带的资金全部加到一块，正好有一百文铜钱，大约合十美分。我们要用仅有的这点钱支付食宿费用。那家客店倒是比一般的要好一些，当地出产什么可吃的东西，店里便有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在店里住了一宿，吃了一顿晚饭、一顿早饭。店家，甚至整个村子都倾其所有，对我们照顾得十分周全，我们也愿意为此而不惜代价。最后结完账时（包括我们给店里伙计的小费），我们的手里还剩下十二文钱。三个人的住宿和两次吃饭竟然花了不到九个美分！但是，实实在在地讲，店家收那些也就够了。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包括加上盐和水煮成的荞麦粥；另外，我们睡的是中国常见的用砖支起的土炕，上面铺着一张干净的席子。这种炕通过在另一端烧大量的煤，烟火通过其底部的通道而取暖。炕上没有任何被盖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所有出门远行者都是带着自己的铺盖卷。但是我们的却还在骡子上面驮着，下落不明。只好将就着把冰冷的套鞋权作枕头，和衣而睡，倒是也没有感到怎么的不便和难受。
以上三件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地区，各自相距几百里遥远。其中的两件发生在处于交通要道附近的村子里，每月都有成千的人在两家旅店里作过客。我们选取以上的事例是想证明上面的论述。即：在中国，那些比较贫穷但相对来讲情况依然较好的人们的食物也是十分贫乏，他们生活是极其简朴，极其节约，达到了非常苍白的程度。虽然是这样，他们还是必须一顿饭一顿饭地凑合下去。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可能胼手胝足也不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而与他同等地位的另一位美国人却能够买得起几千美元的公债券或者保险债券。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村镇，人们最常见的景象是，一名男子或者一名女子一手拿着三四文铜钱，另一只手里拿着几只粗瓷器具，一脸庄重威严地走在大街上，去购买家庭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他们的开支情况通常如下：木炭，一文钱；米或者面，两文钱；青菜，一文钱。手头比较宽裕时，他们也许会花一文钱买点食用油或者酱油之类；在特殊的情况下或者遇到盛大的喜庆节日时，他们会再花上一文钱，买上大约只有一汤匙的薄薄水酒，回家就着饭热热地喝下。
对于贫困的中国人来讲，他们的衣着与他们的饮食一样，朴素而单调。在夏季，他们的服饰包括鞋子和袜子。二者均用棉布做成；还有也是用棉布做成的单裤，再加上一棉布马褂或者大长褂子：这便是他们全部的衣着。但是，只要气温允许，马褂或者长褂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即光着上身的）。
在春季或者秋季，这些贫困的人们如果有能力的话，便将衣服加上一层衬里，以使其厚实一些；在冬季，当气候到了像纽约和费城的冬季那样寒冷时，他们也穿上填好棉花的棉裤棉袄，有的人甚至还穿羊皮袄，但是里面没有夹衣。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内衣，更谈不上穿。有一套衣服对来讲便万事大吉，因此他们干活时穿这身衣服，睡觉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对于中国那些“舒适的穷人”，也就是说，那些能劳动、有较稳定的收入和工钱的人，仅用三美元便可足足买齐他们每人整个夏季穿的衣服；而对于那些赤贫者，他们身上穿的破烂衫值不了二十五或者三十个美分。中国乞丐阶层的衣着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赤脚乞讨。一般乞丐的重要家当是一只碗，用它来接受人们施舍的食物和金钱；另外还有一双鞋子。一名乞丐可以没有乞讨的饭碗，但却不能没有一双鞋子。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赤着脚的中国人。
中国穷人的房子一般用土坯或者碎砖垒成。房顶有时用瓦覆盖。然而多数还是草秸上而敷上一层泥灰，然后再加上一层草。房子绝不会超过一层楼房那么高，一个五口或者六口之家一般也就凑合着住在这样的几间房子里。地板可能用砖铺一下，也可能就是泥土地，但从来没有用木板铺成的地板。窗户用纸糊一下便了事。门能够自由开合，通风透气，效果良好。屋子里没能取暖设施，谈不上什么烟囱。无论冬天和夏天都不生火，如果有点烟火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做饭烧火的产物。所有的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条凳子，有的人可能还买上一个衣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砖砌的土炕，炕上铺着一领粗苇席，这就是一家人的床。土炕底下砌有烟道。做饭时，烟火从中通过，这样便保存了少许的热量。在中国的南部省份，人们用竹子或者廉价的木材做成床，以取代土炕。
如果我们询问西方人，处在上述的环境条件下，生活还有什么没有意义和价值时，恐怕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所以，如果从这种极端的贫困状态中滋生出极端的自私自利，对别人遭遇的冷漠无情，以及以人性的漠视和不负责任等等，那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然而，我们必须公正地说，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正如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相对于各自的财富而言，是穷人而绝对不是富人更加乐善好施，更加慷慨无私地帮助那些比自己的境况更加不幸的人们。我们可以长篇大论，大书特书中国穷人生活中值得称颂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极端贫穷，所以他们特别宽容忍耐，特别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即使贫穷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对年老体弱者也要悉心照料，绝不会弃置一边。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正是从那些贫穷的布衣平民之中，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今天看，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政治家。这批人实际上一直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正是他们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至少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文化和历史值得中国无愧于世界民族之林。生活是一幅幅赏心悦目、丰富多彩的画卷。即使在中国那些缺衣少食的茅屋草舍里，我们也能够领略到某些生活的真谛。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她就几乎一直在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不断寻求节约劳动力的方法，发明节省劳动的机械。而最近以来，我们正在试图制造一种机器，使一个人能够完成十几个人的日常工作量。我们的这些努力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促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美国人在发明和制造各种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恰恰相反。早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中国就长期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大量的过剩人口，他们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将有限的劳动机会分配、再分配给所有的劳动力，以使大部分的人能够维持最简单的生存。我们能够想象，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使得中国人成为地球上最节俭的民族。如果从广义上说中国人缺乏独创性，那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就经济学这门艺术而言，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行家里手。
在中国绝对不存在浪费现象，即使一星半点的布角料也会被积攒起来，糊在一起，供做鞋底之用。对于一块半块的小木片碎板，人们也会很巧妙地将它们粘合钉连起来，做成大的板子或者柱杆之类的东西以供利用。在北京，有一半以上的房屋是用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碎砖残瓦建成的。那些砖瓦也许还要继续“服役”几百年。同样在北京，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红火的生意，就是用废弃的牡蛎壳、罐头盒之类的东西制造灯具。在乡下，妇女和儿童会认真地将田间地头以及路边长草的地方进行一遍又一遍的爬梳，从当中耙出干草来做燃料。玉米和其他作物的根也被小心地从地里拔起来，去掉土后，在太阳底下晒干，也被当做燃料来用。
按照我们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中国人的许多节约行为实际上是更大程度的浪费，对人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按照中国人的经济学评判，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节约行为。他们的劳动根本就不值钱。中国人的劳动力是市场上最低廉的经济要素。因此，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工作，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报酬，中国人都非常乐意接受。
中国的穷困阶层人人都必须劳动。只有小得还不能走路的婴儿例外。大人将他们背朝下，小心地安放了地上的席子上。只要婴儿们攥着小拳头，瞪着眼睛盯着太阳看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劳动任务。至于采茶、纺织等特种劳动则是妇女和孩子们的专利。她们一天能够赚1-3美分钱。中国北方有一个省份的妇女专门编织草帽。她们的工钱很微薄，每人每天一般不超过两分钱。我们戴的帽子便是用他们的草缏编织而成的。
在中国，政府虽然没有规定救济乞丐的任何条例，但乞讨被心照不宣地默许为一种合法的职业。因此，如果有一群五十到一百名老弱病残、破衣烂衫、肮脏不堪、几乎不成人样的乞丐围聚在一家商店或者官宅门前讨钱，那么最好还是满足其要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因为在这时警察也会熟视无睹、不管不问，警察在遇到此种情况时，他会说“他们要什么给什么得了，不就那么一点东西么。况且只要给了，他们就不会赖着不走。”这样的说法倒是不无道理。事实上，乞丐们从来不会成群结队地行动，甚至两人搭档的情况也很少见。他们每人都有固定的活动范围。只有受到冷遇或者虐待时，他们才会呼朋引类去为自己出气。乞丐们的要求从来不过分，每次最多只要一两文钱而已。但是如果你痛痛快快地满足了他，便犯了一个大错。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快就会再来做你的回头客。所以你必须让他在门外心神不宁地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把钱给他。如果你不仅不给钱反而将他羞辱一番，那是大错而特错地犯了傻；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同伴，样子一个比一个更加肮脏邋遢，来到你的门前继续乞讨。那样的话，你用半个美元是无法打发他们的；如果你还是拒绝他们，那么很快就会有一百多名或者更多的乞丐们将你的大门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样，你可能就要为此付出一百个美元的代价，而不是一开始第一个乞丐的要求的那一两分钱。
许多大城市里的商人和店家每月定期向乞丐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补助金。其具体数额一般要与乞丐们协商决定。与乞丐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之后，商人和店家就在自己的大门上画一个只有丐帮兄弟们才心领神会的神秘符号。这种符号表示，只有专门的“收钱人”才能在固定的日期上门“乞讨”，他在收取这种带有敲竹杠性质的钱之后，开出一份收据。除此之外，任何乞丐不得上门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则极少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就像东方的其他城市一样，北京城里也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对于许多人来说，乞讨就是他们的职业，是固定的行当。他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受到训练，其中的一些人乐在其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国，非常容易区分“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就像分辨骡子和马一样简单。中国的业余乞丐可谓是真正的乞丐，遭受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
北京的乞丐有固定的组织和领袖。他们的领袖有两位，一男一女。领袖由乞丐们选举产生。据我所知，京城的乞丐是整个中华帝国中唯一享有“选举特权”的群体。传说，乞丐组织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但是我有机会与北京的女丐主进行过一次交谈。老太太的衣着整洁而体面，令人肃然起敬。她的年龄大约在六十五到七十岁之间的样子。为了便于行动和管理，丐帮们把整个北京城严格地划分成许多小块区域，使每个各有专区，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们的“领地”。但是，正如其他任何行业一样，乞丐中也不乏一匹匹害群之马。有那么一类不属于丐帮、周游四方的乞丐，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有他们漂泊的影子。这帮人没有此疆彼界之分，不存我权他利之概念，闯荡到哪里便算是哪里。对于那些有组织把自己限定在一亩三分“责任田”上的丐帮兄弟看来，云游乞丐们是令人讨厌、无组织无纪律的恶棍。
在中国，有许多乞丐都特别擅长弄虚作假、佯装病残以博取人们的同情和施舍。我在北京时，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一名年轻的妇女所困扰。每当我出门，那名妇女就尾随而来，一只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还领着一个。她一边用令人听上去极不舒服的声音大声喊叫者，一边还和手比划着表示自己又聋又哑。两名孩子用很压抑的语调哀告着“可怜可怜给点钱吧！可怜可怜给点钱吧！”凭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我怀疑那名乞丐是一个正常的人，她的耳朵和嘴巴可能都没有问题。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有一天，当她比平时更加烦人地随着一大群人在我身后大呼小叫时，我突然转过头来，对着她说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如果她能够听到，会火冒三丈。结果，她立即用非常流利的汉语对着我就是一阵劈头盖脸地反骂。随后，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出了丑，于是赶紧走掉了。从那之后，每当我再次遇上那个乞丐时，她总表示得很友好，但不再向我乞讨东西。
我记得很清楚，在北京那些五花八门、可怜凄惨令人作呕的乞丐中，曾有一个人确实让我起了恻隐之心，同时也是一个使我几个月之后才释然的唯一例外。那个乞丐已届老年，穿着几件单薄的衣服，每天坐在大街上，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他把脚突出地伸在前面，皮肉正在腐烂化脓。那景象惨不忍睹，令人作呕，无法描述。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老人从原来的老地方消失了，他正在飞快地向家里走去。惊骇之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追上他，一看，原先那破皮烂肉的坏脚已经无影无踪了。
“怎么，”我与他并肩走着说，“您那双可怜的脚还能走路？”
“噢，”老人回答，“原先的那脚在我的怀里揣着呢。穿着它们回家可不行，那会弄坏的。”
接着，他毫不迟疑毫不惭愧地反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双塞满棉花的袜子。那双袜子是用粗帆布制成，装上棉花变得鼓鼓囊囊，再精心地涂抹上颜色之后，极像一双肿胀得变了形的脚：指甲正在烂掉，其他的部分血肉模糊，一团糟糕。在此之前的光天化日之下，我根本没有能够辨别出其真假。
明白了真相之后，我当然很生气，说：“我认为，像您这样年龄的老人用如此的方法去骗人，应当感到很羞耻。难道您没有工作，或者是过于懒惰而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挣口饭吃？”
对于这个问题，那个“可敬”的骗子回答得相当坦然直率，好像他最近的行为非常光彩，颇值得赞扬的样子：“不，我有工作。我本是修鞋匠。我早就想放弃这一骗人的行为，洗手不干了。因为我的脚太出名了，已经有些露出马脚；况且，我现在得到的施舍钱也不如以前多。整天坐在那里向人喊‘可怜可怜吧！’终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所以，我想我还是重操旧业，修鞋去。”
过了一两天之后，他要求在离我们的领事馆大门很近的街上摆摊设点，得到了批准。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工具和一条凳子出现在那里，修补了十年的鞋子。当他去世后，继承了这份产业的儿子要求我们出资帮助操办丧事。根据是他的父亲长期以来与我们保持了密切的友好关系，我们理应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