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认识筱原已经十年了。
筱原是姓，他的名字叫筱原令，日本人。十年前，一个机缘，中国驻日本使馆的一个前任官员介绍我们夫妇认识了筱原，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那么浓烈，如果比作花，那绝不是桂花，而是百合，淡香，持久。
筱原在日本应当是有点路子，政商两界都有些熟人。那次是因为筱原和竹下登前首相的幕僚一起，联系了日本佛教传道协会为我们提供资金，拍一部关于中国寺庙的纪录片。因为他喜欢中国的文化，对我们的那位大使馆朋友也极信任，所以积极促成了这件事情。
纪录片一共拍了六集，总的题目是《中国佛教寺院一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为这部片子题写了片名。而参与创作的，大都是当时中国纪录片界的腕儿级人物，像陈汉元、陈胜利、康健宁、高国栋等，分别拍了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六个寺庙的从晨钟到暮鼓的一天。
片子拍的很成功，和筱原的友谊也得到了巩固。
现在还记得初见筱原，最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的中文那么地道，一般人听说话想不到他居然是个日本人。问起他中文的来源，更是一个传奇。
筱原今年57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那年，他16岁，正是半熟不熟的时候，也正是什么都感兴趣的时候。他偏偏对中国发生了兴趣。这时，一衣带水的邻邦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一场革命。筱原决心要当一名中国的红卫兵。没想到中国不许他们这一批狂热分子入境。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批准，筱原等人才得以领略中国的那场震惊世界的运动。
筱原决心学习汉语，但是中国还是不接受，他辗转到了新加坡学习汉语。一个意外收获是新加坡用的是简体字，所以，筱原比一些香港人和台湾人还要沾光的是，他懂简体字。
他可不是仅仅懂简体字。因为后来他上了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成后，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懂了广东话。娶了个韩国太太，又会了韩语。从此，中日韩三国，成了筱原驰骋的战场。
筱原尤其对中国的革命圣地感兴趣，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都去过，唯一的一个遗憾是西柏坡没有去。我告诉他，现在的西柏坡，实际上是个复制品，因为原件已经被修水库埋在水底了，这他才少了些许遗憾。最近，他又醉心于中国文化圣地，一直在动员我同他一起去大同看云岗石窟。
他在工作之余，居然写了好几本书，例如《北京土话》，成为许多日本人的一本汉语工具书，其中许多北京土话相信连正宗的中国人也有些看着眼晕。他还有一本书，叫《朋友要交中国人，娶妻要娶韩国人》，如果说后者是因为他有一个韩国太太而有切身体会的话，那么，前者是他在中国几十年的经验记录。
的确，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上到京城里的头面人物，下到贩夫走卒之流。筱原好交朋友，为人诚恳。前不久，一个中国人对我讲了筱原的一段故事：当年和她一起在中国工作时曾吵过一架，因为筱原在一个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时，要付给施工方钱。我的这位中国朋友不同意，筱原坚持要付，说，人家干了活儿，就应当付给人家钱。
有这样的性格，当然朋友不会少。
这些年，筱原一直从事中日之间的交流，从经济到文化，不光赚钱，他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有时，我听到他的观点也忍不住击节称好，因为这是一个日本人站在客观角度的一个观点。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这也是正常的，一个民族也常常如此。但是，其实也应当看看别人的观点，从中找出合理的内核。如果根本不听对立一方的意见，也许就会出偏差。更何况对立方往往不是铁板一块。
筱原常常对我描述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小泉内阁有许多问题，安倍内阁表面上有了改变，但实质没有变。而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两国关系方面，都在不断的失误，比起老一代领导人来说，许多做法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为中日两国关系目前的状况担忧，尤其是看到日本街头书店里充斥着反华读物，看到在日本，凡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往往受到排斥，他总是忧心忡忡。
这就是筱原，一个普通的又很特别的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