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广告，每个男人都会有一种万宝路情结，说人家多么多么牛X，而我们呢，整个一个农业社会的感觉，可人家也是西部牛仔的形象和创意呀。不过现在好多了，“鬼子进村”后已经到了小县城——客观现实就是这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嘛，你看一台洗衣机进村之后，还不是全村人都欢呼雀跃；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无绳电话，还把人乐得像白痴似的，坐在抽水马桶上都拉不出屎来了。更不用提那些关爱呵护女性的这个垫那个贴了，看得男人都恨不得垫一个什么在那里，因为舒服呀因为惬意呀因为乐呀——有人说这都是男人的创意策划，所以才会有如此脱离生活的浪漫。
是的，广告起码创造了一种浪漫。现实中的人，也只有在广告的世界里，才会得到诸如温馨享受之类的待遇。比如说，那里面的亲情，为了一包感冒药而跑进风雨中，因为一瓶酒一盒保健品而让年迈的父母笑得合不拢嘴，或者因为某一样厨具某一件调味品而让全家老少都乐呵呵。你想想，世界上哪里还有如此的春药和毒品能让人们忘记烦恼忘记下岗忘记性生活的不快？
惟有广告。
也怪不得在吃奶的孩子都喜欢看广告，我们也就是那些个吃奶的孩子，一直长也长不大。起码在广告人眼里，我们跟白痴没有什么区别。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广告人的意思。他们是在做生意，讲得好听一点，是在艺术地做生意，他们也在每天进步一点点。他们在制造快乐，或者说制造快乐的泡沫。我个人认为，像“做女人挺好”这样的一语双关，是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想不出来的，只是不知道汉语课本上有没有收进此类的例句。一语双关，这是广告语的一个秘诀，你要想流行，要想成为一个社会的通用货币，那就一定要一语双关。你想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小到大的关系，不做男人一手掌握的女人……仅仅是丰乳的广告，最后还带出了女权意识。
广告制造流行，而且还引导消费。最新的手机款式，从手机中的战斗机到生活需要激情，花样迭出；至于喝什么酒，穿什么西服，感冒了吃什么药，广告都会告诉我们，离家的游子啊，广告就是你的父母和情人，就是手中线和身上衣。记得有个西服广告说，男人需要享受。光穿某种品牌的西服就是享受了，当然不是，起码也要挽个美女跳跳舞。至于说到感冒了吃什么药，那更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自从封杀了PPA之后，那些不含PPA的药便大行其道。真不知道哪一天，说又查出了PPB，那让我们老百姓还活不活了？这个时代的疯牛病，真不知道会疯到哪一种地步。你仔细想想，艾滋病还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不知道叫什么病的病，在日常食用品中就带着此种病菌，那不是又一部《卡桑德拉大桥》吗？流行，是的，比广告更流行的一定有其他什么东西，它一旦出现，你就没法不让它流行。
广告还倡导一种生活理念，它会告诉你，应该吃什么或者不应该吃什么，这个“吃”同样还可转换成“玩”、“购买”什么的。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简单的道理，不用报纸不用单位的头也不用老师来告诉你，广告会告诉你一切。有的时候广告就成了真理，起码是那种貌似真理的真理，或者就是真理的代用品和消费卡。你到真理的酒店用餐或桑拿，只要听广告的安排就行了，它会给你搞定一切。同时，广告还是一种提前消费品，是一种止痛药和麻醉剂，比如看房产广告，无论是纸媒体还是电视，它能暂时让人忘却口袋和存折的疲软，有一种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火柴时的幻觉。
广告还明星的温度计，它是娱乐圈某种人气指数的一种折射。你只要演几部戏，有个所谓的名导在捧你，那你就成了国际巨星。至于你是不是捐钱给希望小学，至于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服用某种药，那就属于生活和艺术的界限问题了。广告中的明星，是演员本身，还是成了一个“角色”——越来越多的纠纷，包括广告价位包括广告的副作用，都是娱乐圈内争论的泡沫。至于谁该不该拍某条广告，早些年好像还有这样的争论。现在好了，即使那些特型演员，也还是像马戏团演员似的走南闯北，靠那个被克隆的母版赚人民币。
好了好了，有关广告的话太多太多。面对广告，让我们想起苏芮同志的一句歌——是你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真的不知道，打死我也不说。
读书超市
人生糊涂读书始
之一：人生糊涂读书始（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
[彷徨]
语出鲁迅的同名小说集。另一有影响的是《呐喊》。搜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名，感觉要像外国作家作品那样形成一种价值判断的少之又少，这可能是跟句式的长短也有关系。但这是不是说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的作品就缺少一种价值呢？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式的价值。应该承认，与青春期的“呐喊”相比，梦醒之后的“彷徨”则显得更真实，真实得如同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文人）的命运，如同另一个小说名《伤逝》，爱情是需要的，而面包（生存）则更迫切，而在“彷徨”之中的生存无非两种，一种是撞得头破血流以图烈士之名，一种是苟且偷生以待来日写忏悔，确切地说，是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偷生，让四分之一的余生来回忆，你可以说这都是不由自主，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即使像今天这样到了世纪末，彷徨的情结应该是更具有普遍性了，除了人文的东西之处，还会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湖畔]
四个四重奏，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和冯雪峰的合集。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湖畔，在杭州这个城市，这还是我们能过上一种安逸生活的先天条件。当硕果仅存的汪静之先生晚年在湖畔给弟子讲诗歌的剪裁艺术时，一路过的小青年把汪老当作一名老裁缝来看待，此裁剪和彼剪裁实在是一回事，而当时此类的裁剪班也是方兴未艾。我们要回顾的当然还有《尝试集》，这一切应该都是那个时代尝试的结果。自由恋爱只有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显出份量来，而稚嫩的白话诗也只有在挣脱格律的镣铐过程中才算得上有诗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抛弃意义的层面，仅仅在湖畔喝喝茶聊聊天，不也是一种人生的诗意吗？有意思的是，四个四重奏的命运，两人成了烈士，一个成了文坛领导，而姓汪的“老裁缝”退休之后则为“湖畔诗社”的恢复而奔忙，西湖边仍有层出不穷的诗人，有做领导的，却没有再做烈士的，不知这是不是西湖和诗人共享的一种福气。
[沉沦]
读《沉沦》要18 岁读，18岁读你身心都有可能会“沉沦”一把，而唯有体会过堕落，以后写回忆录和升华起来也特别厉害。一个富春江边的好人家子弟，为了爱情也为了正义，最后命殒爪哇小岛，难道说这还能叫“沉沦”吗。中国现代史上，精英分子的旅日和旅欧成为两大景观。旅欧的成为革命家众，旅日的成为文学巨匠者多，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后者的代表。去时是准备学理工医等实用技术的，但不知怎么最后都是以文学救国了，可以明白的是，在异国他乡“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是杭州满觉垅的“迟桂花”，都不能磨灭一个赤子的救国爱国之心，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主旋律中有一点点“沉沦”的的欲罢不能，有一点点诗人式的颓废，那才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
[莎菲女士日记]
私语写作或身体写作的妈作俑者。在另一种语境下，莎菲可以叫作安娜或曼娜或小川秀子什么的。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感情纠葛自然会成为爱情小说的母题。我们不仅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看出丁玲女士当年的风采和才华，在延安时期所谓的“知识女性”也是既要知识又要有性的。而在今天的市场上，像类似波伏瓦的女权可能还为时过早，于是便流行一种私语化写作，更通俗的也有“绝对隐私”。据称，70年前的“隐私”是一颗掷向封建社会（礼教）的炸弹，而70年后的今天，“隐私”则成了商业社会转动的润滑剂。所以今天的女作家一定要长得靓，也一定要学会明星包装的那一套，否则在这个隐私可以赚钱的社会里就会落伍，当然现在喊喊女权的口号也还有人响应，莎菲在今天可以很简单地跟韦弟或凌吉士拍拖，而至于结婚，那是一个多么古老的话题啊，还会碰到诸如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老问题。丁玲的晚年，因为一本先锋文学期刊《中国》的停刊而再次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只是对于一个已经永远沉默的老人，你再怎么欲说当年，对于她都是不公平的了。包括与另一位作家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都是老照片了，谁知现代文人又犯贱，就是喜欢这等事，还美其名曰——怀旧。
[稻草人]
语出叶圣陶同名童话集，曾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有这一句话就够了，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也不管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多么有名，但人家铁臂阿童木、狮子王说来就来了，更可气的还是在中国题材上敲敲打打，弄出个亲吻皇帝的花木兰，我们也只好以《宝莲灯》来照应一下。但是叶老的《稻草人》还名闻遐迩，现在只要你随便逛个街，就能碰到好几家很休闲的“稻草人”服饰。虽然早没有了童话气息，但那种精致、那种情调，或者说叫格调，好像让人生活在童话中似的，当然你最好还是别开口问价，否则会破坏了某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据考证，这也是从海峡那边吹来的风，是同那种乡间民谣、校园歌曲、卡通衫连在一起的。如果能换一种眼光看，那真正插在稻田中赶麻雀的稻草人，也是有一种稚朴情趣的。现代社会中，不要说少男少女，就是徐娘徐爷们也恨不得“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眼睛……”
[啼笑因缘]
语出张恨水同名作品。一个连水都敢恨的人应该对水性杨花似的女人有很深刻的了解。但在鲁迅先生看来，此人此书用一三角形即可概括。不过其流派名称还是好听的，鸳鸯蝴蝶，不一定就比太阳社创造社来得逊色，时下也总有流行歌手不断推出新鸳鸯蝴蝶歌，可见三角形也可不断推陈出新，搞出诸如多边形这类的。爱和不爱，爱和被爱，有不少错进错出的东西，问题是到不到位，用港人说法是出不出位，无名小卒首先要学着搏出位。当然因缘这种东西今天的市场是越来越大，对爱情的期望越来越大失望，便也越来越深。所以凡事都得讲个缘字，成与不成都是一个缘字，那么什么问题都可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哭哭笑笑。而对小说编导来说，就是要把故事编得好看，至于价值取向，对不起了，从来就像有独善其身和达济天下那样，爱情至上和听天由命都是说得通的。
[大波]
语出李劼人同名（未完成）小说。辛亥革命家三部曲之三，前两部分别是《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李劼人之名 先是在文学史讲义上见到，后在30年代中华书局所编的作者通信集看到，有讨钞票（预支稿费）等轶事。而一旦读到小说，好比刘宗敏见到陈圆圆，眼睛都直了。只可惜第三部才开了个头李先生就脑溢血死在重庆市副市长（民主人士）位上（文革前即暴风雨前），真是大材小用。
重读〈大波〉时，我们已经历了第三次浪潮和国内的许多风波，茅盾和巴金的长篇也早已读过，相比之下，都无法及得上辛亥革命和李劼人。如硬要比较，只能搬出法国大革命和左拉。另，波在粤方言中又有球的意思，打波即打球，赌波即赌球——踢出一脚世界波，即踢出一脚有世界水平的球。而另地语义上的“大波”、“波霸”等，即为胸脯丰满之意。
[围城]
语出钱钟书的同名小说。后来经电视剧的演绎，名气渐大，或者说获得了应有的名声。据说钱老生前一直坚拒《东方之子》的采访，此花絮在某种语境下成了知识分子骨气的一部分。而中年一代的余秋雨等“传媒知识分子”则是在媒体的大树下攀援生长的。
回到围城的本义，关于一只鸟飞进又飞出的话我们听得多了，听得多的便成了真理，真理便是可以无限止被引用的。在这种语境下，爱情是不值一谈的，爱情最多就是那只飞进又飞出的鸟，而鸟笼就是围城，围城就是家，家就是坟墓，我们应该做那掘墓人。据《羊城晚报》载，1997年的离婚比率是百分之十三，像北京上海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在如此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下，那只错进错出活蹦乱跳的鸟一直是语焉不详的，这也是小说本身的一点缺憾，也是大众传媒的致命点。既然大家都生活在人生边上，通俗一点或高傲一点都属正常，飞进来和飞出去也属正常。
[半夜鸡叫]
在远离安徒生和阿童木的年代里，我们的所谓欢乐，大约一半就来自于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另一半来自于《小兵张嘎》）。那时对“鸡”的理解当然就是“本鸡”的概念。而对地主老财的认识，再也没有比周扒皮更形象的。那时我们还不会唱“早晨起来公鸡叫，喔喔”，但是阶级的意识也如“闪闪的红星”，像潘冬子恨胡汉三那样在大地上扎下了根，而这种根也如春笋冬笋一般，一到季候就会破土而出。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滋养，甚至是一种传统，而且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狼奶”。一直到几十年后，有一个市的市长对干部说要学习半夜鸡叫（作家高玉宝就是该市的人），我们才看出这周扒皮也是有点身先士卒的味道。但这年头翻案文章多了，连《收租院》都有了不同的版本，不知是人们以前搞错了还是现在的观念变了。还是让我们保留那一份童年的感觉吧。
[艳阳天/金光大道]
语出浩然同名小说，也都改编拍过同名电影。最著名的台词是，马小辫慌里慌张闯进院子的头一句——姐夫姐夫，乡里来人啦！不过两个书名可矣，时代氛围都出来了。作家浩然在一番笔战之后，也开始写回忆录了。此种心境，用罗大佑的歌来套，就是——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不过正如恶梦醒来绝对不会是早晨一样，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还要想想别人。写过《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后来居然生产了成吨的文字垃圾。只想想想，1976年后的反思者，哪个不是“反”思者？真正的启蒙者早就如遇罗克张志新般黄土一抔。所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窦唯也就敢把他的第2张个人专辑命名为《艳阳天》。是啊，我们现在的大道虽有叫西湖大道还是什么的，但你能说就不是金光大道？
[重放的鲜花]
用比较老的说法，只能想到梅开二度、枯木逢春等，还容易想到女人，如风韵犹存的徐娘。后引伸为把逝去的青春夺回来，还让人相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重放者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方之、流沙河等。花名虽不同，却都一概被称之为鲜花，且结集重放，背景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在春天里花应该开放，但我们社会的“速冻冷藏”技术之好，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即使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还能在今天撒点野。在香花还是毒草这样的语境中，一篇小说要做到反党完全是可能的。问题是一旦鲜花重放之后再要保鲜就难上加难了。因为不断有新的鲜花初放，不断有新的处女地被开垦。十年二十年后看重放者的命运，也并不因为57年那点“胎记”而殊途同归。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确有把香花错划为毒草的，但也有混入鲜花丛中的毒草，她们共同妆扮我们这个春天。当然究竟有没有毒，这也要听听李时珍这样的老先生的话，所谓以互攻毒，何况中草药还一直是我们的国宝呢。
[晚霞消失的时候]
语出礼平同名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有一个叫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上感叹：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难？有一个叫北岛的诗人则断言：其实难以想像的/不是黑夜，而是早晨。当时笔者正值另一启蒙时期，对异性的生理特征颇感惊异，所以见书中男女主人公不停对话，毫无（或很少）身体语言极为不满。一直到后来买得滚石唱片《我们有话要说》，这才一解疑惑。有话要说，要支支吾吾曲里拐弯地说，这才能熬过晚霞消失之后，曙光初现之前的那一段漫漫长夜——当然，度夜里有比交谈更好的、或者说有更好的交谈方式那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我们从人生之路难，到处车到处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再到摸着石子过河，真切感觉蒋大为一曲《敢问路在何方》之底蕴。自此往后，少说多做才是真谛，身体语言列具形象思维。比如XX一号消除身体垃圾之后一中年男子从坐便器上站起身来，一脸爽相地咂着嘴，还真让人觉得他在厕所里品尝一道美味佳肴。
[今夜有暴风雪]
语出梁晓声同名小说及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不过时至今日，今天夜有没有暴风雪，既不在8点档的连续剧，也不在7点半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而在两者之间，白岩松或方宏进的好坏张焦点访谈的脸。温室效应之后，暴风雪反倒成了祈求，不管臬，总比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的水灾要好。水要结成冰雪，看来除了气候，还要一点点时间，比如评职称开会感叹生不逢时，兵团战友联谊会则无悔表春。拖儿带女在炎炎烈日下疾走，难免眷恋“今”夜的暴风雪。
所以——恕我们对青春不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句格言，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是，说过算过呢，还是说完以后还用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开动脑筋，甚至来个急转弯，倒过来四海放之，比如说，聂卫平和马晓春，一个龙江哥儿，一个江南小生，暴风雪，黄梅雨，对照反衬，两三万字也收不拢。其实，不多不少，二又四分之一子。
[人到中年]
语出谌容的同名小说。也是这位作家最有影响的作品。后被拍成电影，那忧郁女人潘虹演陆文婷，一双大眼睛颇为传神，达式常饰其丈夫，是任劳任怨的另一半，印象反而不深。当然任何小说都有它的时代印记，此“人到中年”说的是知识分子的困境，身心俱疲，虽想低头好好拉磨作奉献，无奈连起码的饲料都不足，其潜台词还是夺回损失。因此它的影响显然也是让更多的人呼吁“提高”、“改善”云云。但就是饲料足了，跟要不要把XXX夺去的青春夺回来也没有关系，人到中年难道就没有普遍问题了吗？奇怪的是，湛容一写过就无人再敢提人到中年，而在公众印象和通俗媒体上，中年的形象则趋猥琐，男的色迷迷，女的则是往往是一只泡菜坛子的形象；据观察家言，中年走进性保健品商店者最多，他们肚子腆起，而肚子以下的则越来越不灵光，或者说欲望比希望要多；另据调查公司言，中年人的离婚率较青年还高，而且早有拉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的民间小曲；即使在官场也是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虽然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消息，中年要到59岁才开始算起，这就印证了谌容老太太“减去十岁”的英明论断，不过要一下子与国际接轨也难，何况联合国的话现在也越来越不灵光，所以大家只好再耐心等一等，林子祥包装出来的叶倩文一遍又遍地唱道：红尘呀滚滚，何不潇洒走一回？
[心有千千结/几度夕阳红]
语出琼瑶同名小说，这样的名称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如果要说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内地影响最大的书，还应该是出自金庸和琼瑶这两位笔下的。金庸已被搬进文学圣殿，而琼瑶则一直逍遥。光是看看琼瑶的书名和主人公名字，就可知道多有吸引力，一种古典和现代的诗意，具有商业流行的多种元素，一些名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书店、时装店、玩具店甚至蛋糕店名都可以（与“稻草人”同理）。而我们最早从银幕上年看到的秦汉秦祥林和林青霞，也是纯得一塌糊涂，衬衫领角是尖尖的，又长又大的喇叭裤，说话声音也怪怪的。这大概也能看出当年台湾经济复兴时的面貌。有人也曾说过，口袋里有点钱就可以搞搞新意思了，比如搞搞摇滚搞搞探索电影等，而琼瑶的厉害之处在于以不变应万变，变成电视剧更是这样，一个还珠格格，即使你插一个钟头的广告，也还是把观众胃口吊得牢牢的。这么一比，三毛就有点亏了：一是亏在性命上，二是亏在写作风格上，三毛也有一批女生拥趸，老看窗外会觉得不过瘾，便把目光投向撒哈拉沙漠，但生命中毕竟不会碰到那么多大胡子，于是婚后又改弦易辙，直到心态渐渐老得像个老太太，有老太太喜欢就有巨大的市场，这也能证明这么一点：在中国你伺候不好老人那准得完蛋。这已超出了孝的范畴。
[人生]
语出路遥同名小说。高家林和巧珍的故事，在中国农村应该有很多版本，也感动了无数人。而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当时也无非是求学、当兵或以其他方式抽调至城市。这就带来这样一个问题，爱情需不需要远离家乡的那个“黄脸婆”，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有定论，且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这大概也是“人生”的主要内容。最厉害的遣责莫过于来自秦香莲们的舆论，不过将高家林等同于陈世美即使在80年代也略显迂腐了。新潮的观点是，与其跟“黄脸婆”若即若离而又苟合于新欢，那还不如与前者一刀两断，虽然这会给入党提干升级涨薪分房等都带来障碍，因为按照祖宗的惯例，私生活也还是公务的一部分，一房不扫何以治天下这样的“真理”我们也听得多了，但翻开祖宗的账簿查查，大人物的私生活却是烂的比较多，隐讳即淫秽也。当然来自传统的声音也还是很响亮，据说作家路遥本身也就是夹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活得苦写得更苦，像旧时秦地一带的作家似乎都有这个特点，贾平凹便是一个代表，这与湘鄂作家形成鲜明对比，南方作家血液中的那种反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好在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生”的层面被大大拓展了，不知道高家林的问题是不是还在困扰着我们。可惜的是新的典型形象，如打工者、三陪小姐还未被创造出来，所以也无从比较。可能新新时期的文学是不需要典型一说了。
[玩的就是心跳]
语出王朔同名小说。王朔的小说名已经有了不少流行的元素，像赛车、蹦极等运动都可称之为玩心跳。有人称王朔为痞子文学，这就对了，痞子总有他们的口头语，有的跟真理极为相似。从玩主出发，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再到1999年浮出水面的看上去很美，王朔不断地为传媒提供新词汇，另一号人物就是其搭档冯小刚，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等都是可以说说的。只是真正能玩得心跳的小说已经不多了，昔日的痞子已摇身一变成为雅皮看上去很美，这或许也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如果痞子永远成为痞子，那痞子和准痞子们还有什么希望。同理推论，如果这个社会喜欢摇滚的人多于喜欢刘德华和王菲，那反而是不正常的。问题是雅皮和痞子应该是各行其事相互包容而不应该相互攻讦。玩的就是心跳和看上去很美，应该也是各有市场。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之二：人生糊涂读书始（外国文学部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所谓蒙昧无知的童年，这样一本以“专业”为名的书是翻也不会去翻的，而后来与她的不期而遇，就像是冬妮娅在车站邂逅保尔一样，也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因为只有在无书可读、无人可爱、无真正的名人名言可供座右铭的时代，我们才会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在课堂上一遍遍地背诵：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从“怎样”变成“这样”，几乎是所有教科书的模式，而教科书又往往是漠视青春的，虽然它在某一章节会教导我们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而每一个爱上冬妮娅的少年实际上跟保尔都是同病相怜的。当中国式的保尔一个个成为教科书时，我们已长大成人，不再把目光停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个小站上，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作为”还会回到“钢铁”的本义上，凡是在重大事件面前，总要有钢铁工人站出来说话，其次是纺织工人，这几乎成了几十年的一惯模式。这个时候，不要说记忆的被移植，只要记忆不丧失，人就会恍如隔世。就像回到初恋时光，风雪中的冬妮娅款款走来。你想不好，是跟她拥抱呢，还是仅仅吻一下她的手。都说女人是一所好学校，不投进去好好炼一炼，怎么能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呢？
[等待戈多]
名出贝克待戏剧作品。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外省人虽未见过此剧的上演，但凡读过作品或未读过作品者都知道这是荒诞派的名作。也知道戈多同志最后还是没有等到。尼采说上帝死了，大家欢欣鼓舞；现在我们等戈多他竟敢不来。人们不禁要问：戈多是何许人也？其实戈多是何许人也许并不重要，他可能是恋人、是一辆出租车、是白粉客、是发工资的日子、是一场久旱未遇的大雨，或者什么也不是。重要的是等待，它是跟时间一样重要的生活内容和形式，时光的流转，青春的流逝，这都是戈多给予我们的一部分。戈多自己不来，他派“等待”来折腾我们。笔者被折腾得再厉害的一次，是北京申奥等待“判决”的那个夜晚。不过那个夜晚戈多还是来了，他对全世界说，2000年他要到澳大利亚悉尼看看。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又要为下一次申奥而等待戈多。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等待的不止是戈多一个人，但戈多不来，其他的等待又有什么意思？
[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以存在主义而闻名，一个以女权而闻名，萨特和波伏瓦的故事，一开始成为经典，而后成为一种自私的版本而到处流传。一时间就像萨特的另一部作品名称那样——恶心。所以伟人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看，更不可跟他生活在一起。而当两个伟人像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那真不知道是床上干净呢，还是在书中干净。媒体引用“死无葬身之地”时，实在并不关存在主义何事。我们只是感慨这位老先生已帮我们想好了百年后的事。倒不是作恶多端（秦桧这厮也有个地方跪跪），而是寸土寸金，市内的公墓是没有位置了，而仅有的不是论资排辈，就是要凭海外关系。不过实在没办法也只好“住”到郊外去了，据说在海外富人是住在郊外而穷人住在市中心，生前不能做富翁，只有死后过把瘾了。土地少得可怜。政府的宣传口号颇有几分道理：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但存一分地，留与子孙耕。不过人的想象力总是会在大自然面前碰壁的，照笔者看实在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只要地球不爆炸，我们的子孙说不定哪一天会住到月球上去的。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人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尊严。陀斯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警示不在于一个美轮美奂的题目，而在于一种人道的关怀精神，即所谓现实主义的力量。当打黄扫非越来越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三陪女”成为一个流行词，而人的欲望深处是不满足于左手摸右手的，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人道的东西，就是衡量这个社会有没有良心的标志。这个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制度，但如果没有作家、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这个社会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至于说话的途径那完全可以不必拘于一格。当所有的媒体都把当事人的眼睛“虚”掉之时，正是作家可以进入灵魂的时候。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小报上关于“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大多站在警方和社会治安的面上，少了一些深层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小报这样那样做，但是你应该对作家有所期待。同理，写大学生犯罪如果能到《罪与罚》的程度，那么此种“罪与罚”应该由谁来承担就不用多说了。
[勾引家日记]
几年前有一种叫“作家参考丛书”的，其中就有一本供人“勾引”的书，它的作者是丹麦的克尔恺郭尔。此人是可以排在萨特后面的哲学家兼文学家，所以其书中主人公对女孩的勾引过程，竟然是经历了人生的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勾引”能到如此境界，真也是羞煞我国人也。而我们所熟知的“勾引”大都是小打小闹，诸如“痛说革命家史”、“跳跳舞，谈谈情”，或者去唱唱歌洗洗头泡泡温泉，根本就懒得再写什么日记，再多煲煲电话就搞定了。文字时代和图像时代的最大区别大概就在于此。在这个时代，可以出现勾引但不会诞生勾引家，因为一旦成“家”，即是有了职称，要评职称，就得有著作，起码得有日记才行。记得《南方周末》曾披露一车管所头头的“勾引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相好女子的林林总总，并逐一为她们取上诸如金陵十二钗的外号，可见其文学品味之高，不知是否受克氏的影响。克氏的另一本书名也很有意思，只是书未见到过，叫《非此即彼：生活的一个片断》。大概现在已不给作家们“参考”什么了，你们自己去深入生活吧。诗人说生活像海洋，稍有联想的人都知道生活里有生猛海鲜，哪怕是去勾引；而离开了生活，你成了正人君子，那得到的只是烂鱼烂虾。
[恋人絮语]
又名“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这同时会让恋人和作家都上一当，罗兰·巴特害人不浅。一些人不会写文章了，一些人不会谈恋爱了，而受益者只是个别人，他们的写作风格差不多就酷似外国作家了。其实外国之大，我想肯定不止罗兰一个文体家，而谈到“解构”也只是少数人的权利，我们只有看的义务。包括看报纸。报上关于恋人的新闻，最绝的不过是1999年7月13日《都市快报》上的一则，引题为“接吻时女友说，你不像个男人”；大标题为“硕士一冲动两刀杀死她”。这个标题基本上把人物关系和案情给交待清楚了。而至于细节，那报纸是不会详细登的，何况红颜已逝，一些基本的东西也搞不清楚了，如为什么不像个男人，是不会接吻还是不会做其他的，女友凭什么说他不像个男人，男人应该是怎么样的，除了能考上博士之外，还要具备什么素质，这都是通过各种调查也调查不出来的情况。不过以以肯定，此硕士生肯定是没看过罗兰·巴特的书，否则他不会如此冲动，他完全可以把那一句话看作是恋人絮语，而接吻是完成这种絮语的润滑剂。
[伤心咖啡馆之歌]
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仅凭题目就让人想起略萨的《酒吧长谈》，都是很好看的作品。以前看电影不太懂，恋爱和失恋的人怎么都要去吧馆坐坐，老板去舞女也去，政客去警员也去，黑道去白道也去，当然狗仔队也要去，除了其敬业精神（如哪位国脚又在泡吧，哪位戴安娜又红杏出墙）他们本人也有私生活。有人真搞不懂那马尿有什么好喝、那骰子有什么好玩的。后来看书识字才明白这叫格调，叫生活品质。这是一种交流，借助物质（酒、烟、眼神、手势、肉体的某一部分）以沟通精神，抚摸心灵，是释放、放肆、发泄、窥视，一种不脱衣服的赤裸，一种渴望灵魂脱衣舞的表演。人坐在那里会想入非非，而故事的每一个要素都可能隐藏在这里，如开端、发展、结局等，地点不变，而时间可以得到延续并触摸，甚至不出国都会有时差的感觉，有人希望此类酒吧永远也不要打烊，这可以用某酒吧门口雕刻着的一句莎士比亚的话作为证明：人短暂的一生都被睡眠所困扰。
我们续个狗尾，可以说，人醒来的时候又被酒精所困扰。
[情人]
杜拉斯那近乎巫婆一样的文笔，迷倒了众多的读者，包括“广岛之恋”。加上法国少女和梁家辉的演绎，后来再加上王小波所推崇的王道乾的译文，这一切就像湄公河的波浪一样，使“情人”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一部小说不会亡党亡国，也不至于礼崩乐坏。即使不看小说，也照样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炒股）。民谣不是谣传，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信与不信都不妨一听。而全民性的情人潮并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来势凶猛，只是大家都心平气和了，认为有没有情人已都属正常情况，前提是不来插足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离婚，家庭的分崩离析，这与情人不一定成因果关系的。不过就作家的创作来看，既有像杜拉斯那样生活和艺术不太分得清的，也有像王朔那样从一点正经都没有，到一点点崇高起来的。而作为常人，也不妨当花边来听，大可不必当真。毕竟，人们的“物质生活”才是重要的，而“情人”也正是“物质”的一部分。这正如杜拉斯的另一部书名。
当然写情人最多的怕是劳伦斯了，我们知道的就有《儿子和情人》以及那争议颇大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傲慢与偏见]
奥古斯汀（奥斯丁？）这名字一听就好像特别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是女性，那么才可能写出如此不朽的作品。女作家长得怎样已不可考了，照今天的眼光看，长得靓还是走娱乐圈为好。长得不靓才去爬爬格子。如既是美女，又是作家，这样的人一般都写不好自己的生活。作家能写出人性中的两种成分，这已是多么不易。而对今天的读者来看，傲慢与偏见都是可以用钱这个物质原子弹攻破下来的。只有存在贵族与平民这样的分野，才有可能存在傲慢与偏见。今天的女子，你要让她傲都傲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做女人挺好”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究其根本还是为了取悦男人。所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你要想女权也是做不到的。因为物质不到这一步，要产生偏见都特别难。我们讲志同道合，门当户对，然后是建五好家庭，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所以只能平平庸庸地活着。活着，如余华所写的那样，就两个字——哪容你傲慢与偏见？
[当代英雄]
莱蒙托夫把白手套扔给对手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到普希金。老普200岁了，我们纪念他却还把她的妻子给挖了出来，讨论她对丈夫忠不忠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么看的。一是忠不忠看行动，红杏到底有没有出墙，这只有墙才能看到；二是从来就可以是诗人对妻子不忠，而不允许妻子也来一下移情别恋的。朦胧诗两员大将顾城江河的妻子都命殒黄泉，不能不说是巧合吧。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普莱两员大将实在不必拔得太高。再说“当代英雄”毕巧夫实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好像每个时代都出这样的人，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层面，这种多余的人就显得矫情。矫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如以为此类人物就是英雄，那就大错特错了。
[忏悔录]
如果说每个女作家都有一点自恋情结的话，那么男人的忏悔实际上都是有所保留的，包括卢梭在内，因为忏悔即是一种救赎形式，而我们却是无神论者，每个人心中最崇拜的是自己而并不是上帝。所以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那就叫作家一忏悔，上帝就发笑。而此类作家一般就是指老作家和红卫兵作家。
我们习惯叫反思的，人家叫反省，这也是区别之一。卢梭老先生把孩子一个个丢到“育婴堂”里，而我们的忏悔虽然如往身上割肉，但绝不伤其筋骨。所以为么些年来，所见的只是这个派那个说的，唯其缺乏的还是真诚。真诚不是喊口号树大旗，也不一定是血淋淋地自我解剖。半个世纪来，我们所见到的忏悔模式仍是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即以小见大的初中生腔调。腔调一旦成惯势，不管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还是他们的老师，都无法摆脱。同理可以推断出，没有忏悔又哪来的救赎。你喊一万遍的“救救孩子”，其音响效果如空谷回音，听得如痴如醉的还是你自己。但是这不排斥隐私可以开胃佐餐，只要不涉及体制观念的冲撞，在真实的招牌之下，各色年轻女子的“忏悔”还是蛮好看的，如报刊上常见的“口述实录”、“情爱话廊”等，所以当有人说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时，因为文学只具备了躯壳而远离了精神。
[交际花盛衰记]
巴尔扎克的作品名。妓女和诗人的故事，应该是各个时代都有，不过今天没有。今天的国情是妓女不叫妓女，叫暗娼；诗人仍叫诗人，只不过要想嫖娼狎妓既国法不容又道德遣责又囊中羞涩。所以最多只好跟文学女青年交流一下创作体会。不过巴黎的忧郁诗人从来就不缺乏，只是老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部小说几十个、几百个人物谁受得了……如果说“人间喜剧”是一条历史长河，那我们只要取一勺水就不会渴死了。早年我们看诸如德莱塞的《珍妮姑娘》、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真是搞不懂那些好女人为什么要做妓女（到现在也搞不懂），不过答案总是有的，比如生活所迫、爱慕虚荣、笑贫不笑娼等，想必都有道理。但都没有道理。为什么那么多为生活所迫、那么多爱慕虚荣的女子又不走此道呢？我们现在很想看看今日的“交际花盛衰记”，而不仅仅是“昨日警方又破获一卖淫嫖娼案”。看样子作家脱离生活是如此厉害啊。
